范弘之

《晉書·儒林列傳》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為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

石階藉門廕，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台，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勛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議，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眾，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眾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縻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

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

案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

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為國典，仍多敘溫移鼎之跡。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為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為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箋曰：

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啟闢為首；咎繇謨禹，以侃侃為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眾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強弱。與浩年時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為之犯時干主邪！

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為名賢之首。後人用舍，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系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為也。世人乃雲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己，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群下者也。

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雲。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為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幕之遇，托以廢黜昏暗，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子明辭。漢之霍光，大勛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為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籓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奸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

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強臣，中宗、肅祖斂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贊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見足下答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系，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節義為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奸雄，志達千載，此忠貞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幕府之小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階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溫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

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為其吏，於時危懼，恆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嘆，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嘆，憤愾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

弘之詞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年四十七。

東晉安北將軍范汪之孫，名儒范寧之侄。父范康，早卒。襲祖范汪爵武興侯。弘之雅正好學，精通儒業，為太學博士。性不畏權貴，時人稱他正直。遇事敢直言不隱，頗有乃叔范寧的遺風。為此，激起桓、謝兩世家大族的憤恨，使他長期不得升遷，最後死在餘杭令任上，時年四十七歲。他以儒家思想，提倡忠君、節儉和禮、義、廉、恥。反對世家豪族聚斂無度、淫糜奢侈以及在其位而不謀其政的官員。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388），衛將軍謝石死。因封建時代人死後按其生前事迹評定褒貶，確定稱號，朝廷下令禮官議論。弘之認為謝石曾統兵抵禦前秦，賴侄玄及劉牢之等取得淝水大捷，以及他開建學校等，是有功績的。但他身居高位，不見忠君謀國的主張，只是“守職容身”，不能算作事君；他酷好財貨，聚斂無厭，不能算是礪身；大興土木，用盡心機追求奇巧，糜費財物用在婢妾和歌舞作樂上，不能算是惜力。他提出，為杜絕這種人人交相爭利，“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的弊端，應該從根本上著眼，才能“以絕其流”。他提出的辦法則是：嚴刑執法，樹立正道，生者依據過錯予以懲處；死者則貶其所惡。今按謚法規定，因事有功稱為“襄”，貪財敗官的稱為“墨”。他主張對謝石應謚為“襄墨公”。事後，他曾寫信給會稽王司馬道子說：自己與謝石“生不相識，事無相干”，為維護國體，才無法計較以弱犯強的危險。他還主張應該為桓溫所攻訐而遭受罷官的殷浩贈謚。並嚴辭指斥桓溫在太和六年（371）十一月改立簡文帝，以大司馬握兵權鎮姑孰（今安徽當塗），專擅朝政。致使上至天子，下至百官，無不畏懼。並脅迫袁宏作九錫，文件赫然尚存，可謂鐵證如山。使“先皇受屈於桓氏”。現在王□以下的官員，卻認為給殷浩贈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足見王□是報桓溫“提拔之恩”。而自己與殷浩的關係，則是“世不相及”與己無關痛癢。所求的是盡到臣子之節，事君“惟思盡忠而已”。弘之的這些言論和主張，雖然符合事實，但此時桓、謝兩大家的勢力依然極盛，尤其是桓溫的宗族。當時任尚書僕射的王□，便是桓溫所龐信的故吏。這樣一來，造成桓、謝、王三大家對其交怨，這便是外調弘之為餘杭令，而且終身沒有升遷的主要原因。所著有文集六卷。清人嚴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有校輯。請入學主講，亦辭不就。閉門講道，雖塵幾破帷，然危坐室中，處之泰然。其文世人傳誦。為學貴自得之遺經，自稱“膚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其意，不孑孑俗趨慕耳”（《宋元學案·范許諸儒學案》）。主要弟子有虞唐佐、、柴□、陳九言、邵侗、高梅、張龜年等。其學重視治心養氣。他認為，“天降衷曰命”，人受之為性，性之所存為心。惟心無外，惟性無偽。偽而有外曰意，意乃人之私。善利之念起於心，其始甚微，然得失相去甚遠，猶天壤之差。雖舜一罔念而狂，跖一克念也可為聖人。故要治心，其途徑為學。人生而有知，但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然有知，猶無知也。學而不正，其禍生，甚於不學而愚。故君子以正為貴。人受命於天，本具有正性。古之人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而其要，則先正其心。所謂學即覺，而覺由於心。心之不存，何有覺。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而終於盡性，養心莫善於寡慾”。只有心盡空洞清明，然後才能知道性即是天理。存心之奧，在於至靜，所以古立學者必慎獨，做到不□不聞。為治心，他還提倡內省悔過。認為，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應有過而悔，侮而改。古之聖賢，沒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孔子悔，故曰“於予與改是”；子路悔，故人告之以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同時，他還強調在“人倫日用”中體現“至理”，在“履踐”中“盡性至命”。指出孔子無常師，大而師天地，小而師萬物，上而師古聖賢，下而於人無所不師。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在，即師之所在。喬梓，父子之師；常棣，兄弟之師鳴朋友之師；羔羊跪乳，有禮之師；蛾子時術，進學之師；石泉潛流，慎獨之師；勁松凌寒而秀，乃后操之師；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有是物則必有是理，無不是吾師。

范浚之學對當時與後世均產生一定影響，朱熹取其《心箴》注《孟子》。全祖望評其“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私。范香溪生婺中，獨為崛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朱熹）取之”（《宋元學案·范許諸儒學案》）著有《香溪文集》二十二卷。-401年）字武子，晉南陽順陽（今河南淅川縣）人。父汪，東晉簡文帝為相時，曾任安北將軍、兗二州刺史。寧幼年篤學，博覽典籍。初任餘杭令，在縣興辦學校，供給生徒食宿，並率先垂範，“潔己修禮”，志行之士遠近莫不宗仰。一年之後，“風化大行”。當時全國都在崇學敦教，而名氣之大，寧在首位。在職六年，升為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不久，召拜中書侍郎。深為孝武帝司馬曜所賞識。朝廷有疑難問題，經常向他諮詢和徵求意見。他直言不隱，能指斥朝臣的過錯，也因此得罪朝臣權貴。受到排擠，他便要求出補豫章太守。寧在郡內又大興學校，改革舊制，並以私祿資助生徒。建學堂，讀《五經》，馳名於時。江州刺史王凝之上，書說他自立家廟，波及所屬十五個縣。又私改城門，奪人居宅，耗費大量人力和物力，因此被免官。他居家丹楊，仍埋頭鑽研經籍，直到六十三時死於家中。他從鞏固統治者的地位著眼，看到荒郡民眾紛紛外出逃荒求生，遠者余干餘人，近者只有數百。但所有的徭役租賦，都由他們負擔。如果有違期限，便要犯法坐牢。民眾不堪其苦，只有鋌而走險，叛為盜賊。如此下去，荒地越來越多，刑獄愈來愈甚。過去的徭役，一年之中不過三天，現在服徭役，一年裡幾乎沒有三天的休息。老百姓生下兒女不能撫養，鰥夫寡婦不敢嫁娶。好比在著火的柴草上睡覺，國家的危亡就在眼前。現在邊境上雖然沒有戰事，國家倉庫里卻空匱無物，財政更沒有儲存。可是有些人終日樗蒲博戲飲酒，一席菜肴，糜費十金；服飾的耗費，更是難以計算。歌舞滿堂，奏淫靡之樂；錦衣玉食，連犬馬都穿華美之服。他們終日講不著邊際的空談，卻不問田地荒蕪和國家的前途。范寧主張對這些人應該收集“鄉黨”的反映，考察他們的所做所為，檢驗他的施政的優劣，然後確定對他們的升降。只有如此，才能使“賢人”接踵而至。他從維護儒術出發，極力反對王粥、何晏的空談誤國。認為他們對封建倫理．綱常名教的破壞以及享樂、腐化、虛偽，比桀紂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指斥他們“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致使仁義淪喪，儒業受到摒棄，社會倫理道德陷於崩潰，中原文明遭到傾覆，古人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少正卯“五惡”的兩種），便是對他們真實的寫照。從前孔子殺少正卯於魯，姜太公殺華士於齊，就是因為他們亂政。桀紂殘暴無道，造成國破身亡，可為後世的借鑒。王粥、何晏二人，仗恃富貴而高傲放誕，貪冒聲譽，畫精怪以為巧。倡導邪說，危害邦國。所造成的惡果，不僅危害一代，甚至波及歷代

所以主張除惡務盡。所著有《穀梁集解》、《晉書》本傳稱此引書“為世所重”。同時期人徐邈又為之作注，並受學者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