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會戰

一戰後，日本在華擴張受到了英美列強的遏制，中國的北伐 戰爭使日本在華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吞併中國東北地區的步伐；20世紀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發生，日本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陷入極端困境，並導致政治危機，在內外交困情況下，日本法西斯勢力決意衝破華盛頓體系對日本的束縛，趁英美忙於應付危機，蔣介石大規模“剿共”之際，奪取東北，以擺脫困境，並圖謀爭霸世界。

1938年初，日軍為了打通津浦鐵路，連接華北與華中戰場，擴大侵略，採取南北對進的方針，夾擊徐州。南京失陷后，日軍約8萬人自鎮江、南京、蕪湖三地渡江北進，沿津浦路直奔蚌埠。行至明光一帶，即為國民黨守軍所阻。雙方激戰逾月，大出華中敵指揮官煙俊六所料，遂從南京調集援軍，傾巢來犯。國民黨第五十一軍布防於淮河北岸，憑險拒敵越河北進。雙方在淮河一線展開拉鋸戰，形成隔淮對峙的局面。津浦北線，擁兵8萬的韓復榘在日軍進攻面前不戰而退，棄守濟南、泰安、曲阜等地。1月13日，敵華北方面軍第五師團與先期登陸的日本海軍陸戰隊聯合侵佔了青島。敵第十師團沿津浦鐵路南下，第五師團沿諸城、莒縣向臨沂進攻，齊頭並進，企圖會師台兒庄，打開進入徐州的門戶。

1937年12月，侵略華東的日軍侵佔南京后，第13師團北渡長江，進 至安徽池河東岸的藕塘、明光一線；侵略華北的日軍第10師團從山東青城、濟陽間南渡黃河，佔領濟南后，進至濟寧、蒙陰、青島一線。日本大本營為打通津浦鐵路（天津-浦口），使南北戰場聯成一片，先後調集8個師團另3個旅團、2個支隊（相當於旅團）約24萬人，分別由華中派遣軍（1938年2月18日由華中方面軍改編）司令官畑俊六和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指揮，實行南北對進，首先攻佔華東戰略要地徐州，然後沿隴海鐵路（蘭州─連雲港）西取鄭州，再沿平漢鐵路（北京-漢口）南奪武漢。中國軍隊由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先後調集64個師另3個旅約60萬人，以主力集中於徐州以北地區，抗擊北線日軍南犯，一部兵力部署於津浦鐵路南段，阻止南線日軍北進，以確保徐州。

1938年1月26日，日軍第13師團向安徽鳳陽、蚌埠進攻。守軍第11集 團軍第31軍在池河西岸地區逐次抵抗后，向定遠、鳳陽以西撤退。至1938年2月3日，日軍先後攻佔臨淮關、蚌埠。9～10日，日軍第13師團主力分別在蚌埠、臨淮關強渡淮河，向北岸發起進攻。第51軍與日軍展開激戰，傷亡甚重，12日向澥河、澮河方向撤退。第五戰區以第59軍軍長張自忠率部馳援，進至固鎮地區，協同第51軍在淮河北岸地區頑強抗擊日軍。同時，在淮河南岸，以第21集團軍第48軍固守爐橋地區，第7軍協同第31軍迂迴攻擊定遠日軍側后，迫日軍第13師團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第51軍乘勢反攻，至3月初恢復淮河以北全部陣地。第21集團軍和第31軍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雙方隔河對峙。

2月下旬，日軍第2集團軍開始分路南犯。東路第5師從山東濰縣（今濰坊）南下，連陷沂水、莒縣、日照，直撲臨沂。第3軍團第40軍等部節節抵抗。第59軍奉命馳援，3月12日到達臨沂北郊的沂河西岸，協同第40軍實施反擊，激戰5晝夜，重創日軍，迫其向莒縣撤退。西路日軍第10師長瀨支隊（相當於旅）從濟寧地區西渡運河，向嘉祥進攻，遭第3集團軍頑強抵抗，進攻受挫；瀨谷支隊（相當於旅）沿津浦鐵路南進，3月14日由鄒縣（今鄒城）以南的兩下店進攻滕縣（今滕州）。守軍第22集團軍第41軍英勇抗擊，傷亡甚重，苦戰至17日，該軍守城的第122師師長王銘章殉國，滕縣失守。滕縣之戰，中國軍隊以7000之兵對付裝備精良的日軍數萬之眾，不惜重大犧牲，阻止日軍南下，延緩了日軍南侵的腳步，為調集軍隊守衛台兒庄的戰略部署贏得了時間。

日軍佔領滕縣后，驕狂之極，儘其所有，直赴台兒庄。日軍兵力 4萬餘，坦克車七八十輛，山野炮和重炮百餘門，並以大批飛機助戰，3月23日，衝到台兒庄北泥溝車站。24日凌晨，日軍以猛烈的炮火轟擊台兒庄防禦工事，隨後以坦克為前導，衝進城內。台兒庄一帶宅室多為石頭建築，故每一房屋皆為一堡壘。守軍據房為壘。至死不退。日軍猛攻三晝夜。與守城將士發生激烈巷戰。戰鬥持續到4月3日，守城將士傷亡已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陣地己為日軍佔領。台兒庄守軍仍據守南關一隅，拚死不退。日軍再次調集重炮、坦克猛轟、猛衝。李宗仁一面下令堅守，一面急令湯恩伯軍團火速南下增援。次日黎明時分，台兒庄北面炮聲隆隆，湯恩伯軍於日軍背後出現，日軍撤退不及，陷入重圍。台兒庄守軍全線出擊，殺聲震天。血戰經旬。敵軍己成強弩之末。狼狽突圍逃竄。除一部分突圍至嶧縣城固守待援外，日軍遺屍遍野，坦克車被毀30多輛，遺棄的各種車輛、彈藥、馬匹遍地皆是。台兒庄一役連同徐州南北各戰場共殲滅日軍10000餘人，中國軍民取得了抗戰以來國民黨正面戰場一次最重大的勝利。

中國最高軍事當局令第五戰區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準備再次聚殲 日軍。1937年由王耀武第51師合編而成第74軍，74軍不久參加淞滬會戰。經過補充74軍先後參加徐州、蘭封會戰。日軍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牽制對方，主力向西迂迴，企圖從側后包圍徐州，殲滅第五戰區主力。日軍第10、第5師分別從山東嶧城（今屬棗莊）和臨沂西北的義堂地區南進，對守軍第2集團軍和第20、第3軍團及第27軍團第59軍實施牽制性進攻。守軍頑強抗擊，至月底，將日軍阻止在韓庄、邳縣（今邳州）和郯城一線。日軍開始從南北兩個方面向徐州西側迂迴包圍。在南面，第9、第13師從蚌埠地區分別沿北淝河、渦河西岸北進，至13日，陷蒙城、永城（屬河南）后，向江蘇蕭縣、碭山（今均屬安徽）進攻；第3師由蚌埠進入大營集地區，向宿縣（今宿州）進攻。在北面，第16師由山東濟寧渡運河，至14日，連陷鄆城、單縣、金鄉、魚台后，向江蘇豐縣、碭山推進；第14師從河南濮陽南渡黃河，陷山東菏澤、曹縣后，直插河南蘭封（今蘭考）；同時，第10師將韓庄、台兒庄地區的作戰交由第114師接替后，在夏鎮附近渡過微山湖，向沛縣（屬江蘇）進攻。5月中旬，前方越來越慘烈的戰報不斷傳到武昌國民黨軍委會蔣介石的案前，徐州突然面臨的嚴重危機，使他那因台兒庄的勝利沖得有點暈乎乎的大腦一下冷靜下來。蔣介石突然意識到：日軍的意圖是要圍殲徐州中國軍隊主力。蔣介石立即叫來何應欽、白崇禧、陳誠、封裔忠等人一塊研究策劃。日軍的企圖已經暴露，再死守徐州已不現實，何應欽等人亦主張趕緊突圍，決定放棄徐州。蔣介石口授給李宗仁的電令令其部力避決戰，撤離徐州，火速突圍。

16日，第五戰區命令各部隊分別向豫、皖邊界山區突圍。中 國軍隊且戰且退，陣形不亂，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軍阻一處，中國軍隊沖一處，無所不破，大軍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結，各路都相繼衝出重圍。為避免與優勢之敵作消耗戰，當各路敵軍向徐州步步合圍時，李宗仁令所部各路守軍，作稍事抵抗后，即相機撤向山區、湖沼地區，進行“化整為零”的游擊戰，與敵人糾纏了月余。李宗仁與長官部官兵一應人員700餘人，乘夜色經宿縣、蒙城，越過敵之包圍圈移駐潢川。留守徐州城的劉汝明部在蕭縣一帶伏擊日軍第9師團，對日軍造成重大傷亡。日軍見中國軍隊大部已走，企圖於徐州城圍殲劉汝明部。劉汝明部佯作死守狀，及見各路大軍撤盡，根據蔣介石的命令，放棄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軍數十萬大軍的重圍，安全轉移。敵軍不但沒有擊潰劉汝明部，甚至連一個上尉也沒有捉到。日軍的華中派遣軍的13師團一路殺來，發現李宗仁唱了一出空城計，又令一心想爭功的華北方面軍大感挫折，日軍傷亡了萬餘人的代價，得到了一座空城。

1938年5月，日寇漸迫徐州，徐州機務段的鐵路員工不 甘做亡國奴，他們駕駛機車分津浦、隴海兩線南撤。在南撤軍中，機車擔當了運輸軍事物資和遣送難民工作。因日軍不斷南侵，他們先後轉戰粵漢、湘桂兩路繼續為抗日運輸軍事物資服務，這期間經歷了武漢陷落及長沙、衡陽等各大戰役。廣大員工在戰鬥中盡忠職守，出生入死，顯示了鐵路工作特別能戰鬥的革命精神。8年抗戰中，有186名津浦鐵路員工為國捐軀。

5月下旬，各路大軍按命令的路線，全部安全撤抵皖西、豫南地區。日軍沿隴海鐵路西進佔領開封。1938年6月9日，為阻止日軍前進，蔣介石下令在鄭州東北花園口附近炸開黃河大堤，河水經中牟、尉氏沿賈魯河南泛。日軍被迫向黃泛區以東地區撤退。會戰結束。

龐炳勛第3軍團

龐部已傷亡殆盡，龐炳勛致蔣介石密電稱“總計戰鬥兵，現不滿千人”。結合徐祖貽致李宗仁電“龐軍兵力損失過巨…已失戰鬥力”，即便考慮到龐有保存力量誇大傷亡的因素，按龐部戰鬥兵萬人計，亦可約略看出龐部傷亡當在8000人以上。

張自忠第59軍

劉景岳和於麟章在回憶文中稱，該軍在最初三天（3月14、15、16日）的激戰中，大量斃傷日軍，但自身“傷亡也不下六、七千之多”。顧相貞證實此說，至17日晨，該軍統計傷亡人數，“第三十八師自投入臨沂戰役以來，傷亡近四千人，第一八0師也傷亡了二千餘人”。《山東省志。軍事志》採信此說，稱“至17日，（第59軍）傷亡7000餘人”。郭汝瑰《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一書亦採信此說，稱“至17日上午，第59軍已傷亡6000餘人”。迨至21日臨沂戰役第一階段結束，於麟章稱“傷斃敵軍約六千人…我軍傷亡人數也在八千人”，顧相貞稱第59軍“傷亡官兵近九千人”。第59軍戰鬥詳報則證實了此數據，24日，再次增援臨沂的第59軍在城西北一帶集結時，全軍可戰之兵僅有1.3萬人，而該軍一戰臨沂前卻有戰鬥兵員2.1萬人，減員8000。

通過下屬單位的傷亡也大略看出第59軍傷亡之慘重。原第38師第113旅旅長李致遠在回憶文中稱，僅在15-18日的劉家湖戰鬥中，“第二二八團原有兩千餘人，損失半數以上；第二二四團也傷亡近半數。59軍成建制戰死者計有第26旅第678團（團長崔振倫，在進攻朱陳鎮戰鬥中，該團另有一營人犧牲過半）第2營，第113旅第226團第6、10連，114旅227團第12連。時任第59軍軍部參謀處作戰科少校參謀的王丕廉在回憶文中稱：“經過三晝夜的激烈戰鬥，我方僅連長就傷亡一百餘員，士兵傷亡五分之二”。

考慮到第59軍傷亡過重，徐祖詒即建議該軍撤出戰鬥，轉往郯城修整，被張自忠拒絕。

第2次臨沂戰役后，於麟章稱第38師“減員萬餘人” ，張自忠遂決定將該師合併編成一個旅，約千人，歸軍直接指揮。據180師39旅參謀長楊遇春回憶文稱，該旅“只剩下200多人，其餘3000餘人皆傷亡。”楊作為旅參謀長，提供的本旅戰鬥傷亡人數數據應該是可信的。

關於第59軍兩次臨沂戰役的傷亡，張自忠本人在致李宗仁電也曾透露，“傷亡達萬餘人”。這個數據彈性很大，不少著述乾脆直接引為1萬人。不過，通過相關資料來推算，第59軍的傷亡要遠超過1萬人。

3月25、26日張部第38師在解救龐炳勛部的三官廟、桃園之戰中，傷亡2000餘人；又張自忠29日4時致電李宗仁稱，27、28兩日以來傷亡兩千餘人。二者合計就是四五千人。另據劉景岳、於麟章回憶文章稱：“先後兩次臨沂作戰，我（59軍）傷亡各級官佐八百餘員，士兵萬人以上。”如果參照張自忠19日14時致李宗仁電中所列官、兵傷亡比例：傷亡軍官209人、士兵3273人，則第二次臨沂戰役結束時張部軍官傷亡800餘，士兵傷亡應在13000人左右。

這樣，第59軍在兩次臨沂戰役中傷亡數約在1.3萬-1.4萬之間，加上在淮河阻擊戰中傷亡的2000人，整個台兒庄戰役，第59軍傷亡約在1.5萬人以上。

孫震第22集團軍

張宣武在回憶文中稱：“第四十一軍守城部隊自第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以下傷亡5000餘人，在滕縣以北界河、龍山一帶作戰的第四十五軍，自一二七師師長陳離以下傷亡亦達四五千人。這次戰役，共斃敵2000餘人。”41軍124師741團第2營營長熊順義也稱，從3月9日至18日，川軍保衛滕縣“犧牲、負傷萬餘人”，其中第45軍“從一二七師師長陳離、一二五師七五0團團長姚超倫（原文誤，應為745團。750團團長為陳士俊-筆者注）以下傷亡的營、連、排長等官兵四五千人。”

能證實上述數據的還有李宗仁致蔣介石密電，稱第22集團軍在滕縣之役中“傷亡官兵不下萬人”。

而第22集團軍代總司令孫震在滕縣戰役戰鬥詳報中卻稱“是役…我陣亡官兵3000餘人，負傷官兵4000餘人；四十一軍占傷亡總數四分之三。”時任該部少將參謀處長鬍臨聰在回憶文中也稱，滕縣戰役守衛滕縣城與外圍的第22集團軍共傷亡8000餘人（陣亡五千餘人，負傷三千餘人）。

但通讀孫震戰鬥詳報全文，戰役起止日期為3月9-17日，且主要是敘述14-17日的滕縣城戰鬥。胡臨聰文章類似。孫、胡的數據顯然未含3月9日之前第2集團軍傷亡，而該集團軍第45軍早在1938年1月即已入駐滕縣並與日軍發生過數次戰鬥，如在2月中旬的郭山、兩下店戰鬥中，第125師第750、745兩團即傷亡約千人。

因此，第22集團軍在整個徐州會戰前期總傷亡在萬人左右，還是較接近實際的。

湯恩伯、封裔忠第二十軍團

在3月16、17、18日最初三天的作戰中，僅第85軍2個師即“陣亡營長三員，傷二員，傷團長一員，傷亡連排長廿余員，士兵二千餘人。”同期在沙溝阻擊日軍的關麟征部第2師第6旅傷亡不詳，但李宗仁在19日致蔣介石密電中曾說：“我（第6旅）第十一團傷亡甚大”。

台兒庄東北方戰鬥中，第85軍與第52軍夾擊坂本支隊，予敵重創，“五十二軍與八十五軍各傷亡1300餘人”；第20軍團突破坂本支隊所據之小王莊、劉庄等陣地，並與敵發生肉搏戰，“第85軍第4師兩日來傷亡約千人”。

湯恩伯在致電李宗仁稱：“（台兒庄）當面之敵經我關（麟征）、王（仲廉）、周（碞）各軍徹夜猛攻，肉搏十餘次，斃敵三千餘人，俘獲正在清查。我軍傷亡亦大。”湯的電報內容雖未指出所部具體傷亡數字，但從當時中日兩軍戰鬥力及“我軍傷亡亦大”一語來推測，湯部傷亡即便比敵方少，也應該不會差距很大。

湯部部分將領的回憶文章中有所部整個徐州會戰期間的傷亡數據，而未提階段戰鬥傷亡。作戰部參謀長封裔忠率領第110師在徐州會戰後到達河南唐河整編時，只剩下一個旅的兵力，“在這次會戰（指整個徐州會戰）中傷亡了五千餘人。”自3月中旬開赴魯南以來，經過一個多月連續不斷的作戰，第52軍兩個師都有很大傷亡，特別是鄭洞國第2師，“有作戰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來人數的一半。”其中，第2師在台兒庄戰役期間的嶧縣北大窯附近戰鬥最為激烈，敵我雙方一度展開白刃戰，第2師多處陣地曾數度得而復失、失而復得，是役敵我都有很大傷亡。師長鄭洞國甚至在3月30日上午攻打嶧縣城東一帶時，被敵炮彈擊中，只因彈片為其衣袋內銀元所擋，鄭才倖免傷亡。

以上相加，湯恩伯第20軍團及臨時轄屬各部總傷亡在萬人左右，應該不會誇大。

孫連仲第2集團軍

李宗仁即致電軍令部封少君參謀長：令“廿七師現僅余戰鬥員約二千名，卅一師一千四百餘名”，另，台兒庄守軍6日傷亡亦“在二百名以上”。至日軍從台兒庄退卻時，第30師師長張金照稱所部“全部兵力只剩下四千多人”。也就是說，台兒庄戰役結束后，第2集團軍所轄第27、30、31三個師所余戰鬥員僅七八千名左右，加上獨立第44旅，最多也就在萬人左右。該集團軍損失應在1.4萬人以上。

其他部隊傷亡

池淮阻擊戰中，劉士毅第31軍、于學忠第51軍合計傷亡近6000人，孫桐萱第3集團軍之谷良民第56軍（1938年3月縮編為第22師，隸屬孫桐萱第12軍）參與的濟寧戰役，“自進攻到退卻，歷時約半個月，我軍傷亡約2000餘人，但亦予敵以重創。”

綜合以上，在徐州會戰期間，中國軍隊傷亡合計6.5萬餘人。

池淮阻擊戰

自1938年1月24日起至30日，在歷時7晝夜的池河之戰中，第31軍殲敵近2000名，其中在池河真殲敵三四百人；在三河集、馬家崗兩處殲敵二三百人；在明光方面殲敵約千餘人。

第31軍自池河撤退後，於2月上旬配合第48軍對劉府、考城、蚌埠之敵攻擊，“經劇烈戰鬥之後，斃敵千餘”。

淮河阻擊戰，于學忠率領的51軍與企圖渡河日軍第13師團殊死鏖戰，殲敵數千（一說3000，一說9000）。

日軍傷亡約6000——1萬人。

滕縣戰役

孫震在戰鬥詳報中稱“是役斃傷敵軍官佐320餘員，擊斃士兵1500餘名，擊傷士兵5700餘名。”]以川軍武器裝備而言要取得如此戰果，是不可能的，且當時進攻滕縣之敵亦不過數千人，若孫震的數據屬實，無疑是全殲日軍。孫的殲敵數據顯系誇張。

第122師代師長王志遠在戰鬥詳報中稱所部“擊斃敵共約千餘名”，第124師370旅旅長呂康稱所部“斃敵約七八百人”，372旅旅長曾甦元稱所部“斃敵寇約六七百人”，三者相加，與張宣武所說的“這次戰役，共斃敵2000餘人”相近，但應為擊傷而非擊斃日軍數據。

加上3月9日之前第45軍殲敵數，則日軍在整個滕縣戰役中傷亡不下2500人。

兩次臨沂戰役

第一次，張自忠致電李宗仁稱，臨沂戰場“敵（日軍）傷亡達四千餘名”。而一些著述如韓信夫《鏖兵台兒庄》則認可“此次臨沂作戰，殲敵3000餘人”。

第二次，中國軍隊共殲敵2000餘人，俘虜1人。

臨沂戰役，日軍傷亡應在5500人以上，加上之前龐炳勛部與沈鴻烈海軍陸戰隊殲敵數，日軍傷亡應不下6000人。

台兒庄戰鬥

中共《新華日報》1938年4月7日、8日報道殲敵萬餘人；日方數據為傷亡11984人。史界如孔蘊浩先生則認同《新華日報》數據，認為台兒庄一戰中方“取得殲敵萬餘人的戰果”，而整個魯南地區，“日軍死亡的人數超過16000人”。

其他局部戰鬥

包括第20軍團在臨城、官橋、棗嶧等地，第3集團軍在汶上、濟寧、兗州等地戰鬥，日軍損失2000人左右。

綜合以上所列，日軍在徐州會戰中傷亡在2.6萬人以上。

此戰，中國參戰部隊前後有70個師約100萬人，歷時5個月。中國軍隊廣大官兵英勇奮戰，首先在南線將日軍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與北線日軍會合的企圖；繼而在北線將東路日軍擊敗於臨沂地區，又將西路日軍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區，粉碎日軍在台兒庄會師的計劃。在台兒庄地區作戰中，第五戰區採取積極防禦戰法，以一部擔任內線防禦，另一部置於外線作戰，攻防結合，靈活機動，獲得大捷。隨後，最高軍事當局不顧敵強我弱的總體形勢，調集大軍在徐州附近，企圖與日軍決戰，因而使會戰在後期陷於被動。

儘管如此，這次會戰鉗制和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中國軍隊以傷亡6.5萬餘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2.6萬餘人，除予日軍以巨大打擊外，還遲滯了日軍進攻速度，為部署武漢會戰贏得了時間。此戰最重要的影響在於使中國人民相信自己有擊敗日本的能力。

自“七。七”事變以來，面對日軍的步步進逼，全國各族人民期盼南京國民政府能夠組織、領導中國人民起來抗戰，將日本帝國主義從中國的領土上驅逐出去，爭取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南京國民政府也作了不懈努力。在“八。一三”事變爆發的第二天，首先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表示“實行自衛，抵抗暴力”。緊接著，蔣介石下達總動員令，自任陸、海、空軍總司令，一方面指揮軍隊抗擊日軍的瘋狂進攻，一方面接受*關於國共合作的建議，承認其合法地位，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抗日。這些舉措，對中國軍民抵抗日本侵略是一極大的促進和推動，全國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局面。

在日軍的大舉進攻面前，南京國民政府幾乎動用全部軍事力量對日作戰，先後進行了多次重大戰役，打了許多硬仗。但由於戰爭指導的失誤和軍隊戰鬥力上的差距，對日作戰基本上都以慘重的代價和失敗的結果而告終。當時，全國上下瀰漫著失敗的悲觀情緒。

徐州會戰，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揮下，經全體官兵的浴血奮戰，共殲滅日軍2萬餘人，是抗戰開始后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而且對手是日本的王牌師團，開了正面戰場勝利之先河，使日軍遭到自新式陸軍組建以來的第一次慘敗。在此次戰鬥中，廣大愛國官兵激於民族的義憤和強烈的愛國心，與日軍頑強拼搏，湧現出眾多英勇悲壯、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迹。為國捐軀者，不僅有一般士卒和下層官兵，而且有高級將領。這些眾多為國犧牲的將士，以自己的鮮血洗刷了舊日的民族恥辱，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堅定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念，極大地振奮了中國民族精神，對形成強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氣蓬勃的新氣象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成功地扭轉了國民黨軍屢戰屢敗的不利態勢，遏止了失敗主義思潮的蔓延，使中國人民從中看到了抗戰的光明前途。

徐州會戰，特別是台兒庄會戰，使國民政府及統帥部進一步認識到日軍並非不可戰勝，雖然短期內尚不可能，但中國的抗戰最終必將勝利，從而進一步堅定了持久抗戰的信心和決心。這時，希特勒對中國施加壓力，德國宣布對中國禁運軍火，5月間又下令召回駐中國軍事代表團，而英、美等國仍無實際上的援助，國民政府及統帥部感到依賴國際外力戰勝日本的希望暫時難以實現，認識到要靠自己下堅定持久抗戰的決心。1938年6月9日，蔣介石發表聲明，宣稱當前戰局的重點不在於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的防禦成功與否，今後的戰爭將在山嶽地帶進行等，並於同日下令在武漢的政府各機關、中央黨部、各大學及由滬遷來的工廠等向重慶、昆明轉移，最後完成以西南為大後方的戰略部署，貫徹執行“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方針，表示“始終保持我軍之戰鬥力，而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使我軍達到持久抗戰之目的”。

同時，徐州會戰的勝利，也擴大了中國抗戰的國際影響。以台兒庄大捷為代表的徐州會戰的消息，蘇、美、英、法、德、意等歐美主要國家都給予了充分報道和評論。據1938年4月9日倫敦路透社電訊說：“英軍事當局，對於中國津浦線之戰局極為注意。最初中國軍獲勝之消息傳來，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現已證明日軍潰敗之訊確為事實。英人心理，漸漸轉變，都認為最後勝利當屬於中國。”德國也報道說：“徐州方面中國抵抗力之強，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觀察者亦不能不承認日本必遭失敗。”這些社會輿論對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爭取外國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中國人民誓死抵抗外來侵略的堅強決心和勝利戰績，贏得世界正義輿論的高度評價，也使德、意法西斯不敢小視。各國新聞媒介對台兒庄大捷的報道，不僅使各國人民增加了對中國抗戰的了解和認識，也為後來中國贏得外援創造了條件。

徐州會戰之前，中國軍隊所採取的基本上是單純的陣地防禦戰，自己往往處於被動地位，加之武器裝備等不如日軍，所以屢戰屢敗。經過淞滬會戰及南京保衛戰，中國統帥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訓，開始改用攻勢防禦新方針，即將陣地戰的守勢與運動戰的攻勢及游擊戰的襲擾密切結合。在預選的戰場地區，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陣地，吸引和消耗敵人；以一部分兵力游擊敵後，破壞交通，襲擾據點，牽制敵人；以主力兵團迂迴敵軍側背，實施強有力的攻擊，從而變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於被動中爭取主動。

李宗仁作為徐州會戰的最高指揮官，以自己成功的戰役戰術行動，給當時最高統帥部業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戰略”作了完美的註解。早在抗戰初期，李宗仁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古老龐大而落後的國家，如何進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問題，就從戰略上作過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戰論》中，分析了當時中國工業、交通的落後狀況，指出：“從戰略方面說，若日本侵略者實行堂堂正正的陣地戰，則彼強我弱”，“故敵人利在速戰速決”，“但吾人必須避我所短，而發揮我之所長，利用我廣土民眾，山川險阻等條件，作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到敵人被深入我國廣大無邊原野時，我則實行堅壁清野”，“發動敵後區域游擊戰”，使“敵人疲於奔命，顧此失彼，陷於泥沼之中”。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5戰區司令長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從戰略上判斷：京滬戰事一旦結束，津浦線必然是敵人攻擊的目標。並根據對形勢的分析，提出抗戰的戰略重點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南京失守后，面對日軍三路大軍以猛虎撲羊之勢，向徐州的夾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隊難與敵軍相火拚，他抓住敵軍驕狂之弱點，運用自己數萬之哀兵，與敵展開運動戰，“敵進我退，敵退我打”。

徐州會戰雖然未能全部殲滅敵軍，但它卻把陣地戰、運動戰和游擊戰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主動殲敵一部達到防禦的目的，從戰略上來講是正確的。它標誌著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已由消積防禦向積極防禦的某些轉變。正如陳誠所講:“台兒庄之戰勝即我游擊戰、運動戰在戰略上之功效也。”

徐州會戰以中國軍隊的撤退而告終，但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軍圍殲中國軍隊主力的計劃全部落空，挫傷中國軍民抗戰意志的目標未能實現。而中國軍隊的防禦作戰和主動轉移卻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在戰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戰的作戰原則，並為部署武漢會戰贏得了寶貴時間。

中國軍隊堅守徐州地區達5個月之久，充分實現了以空間爭取時間的目的，從而為中國軍隊在武漢的集結、布防贏得了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台兒庄大捷是中國軍民打破日軍“速戰速決”戰略企圖，堅持持久抗戰的一個有力砝碼。

日本大本營因兵力不足及準備不夠充分，在佔領南京、太原后本來決定暫時停止進行大規模的進攻，制訂了所謂“戰局不擴大”方針，並下達了計劃，以爭取時間建立總體戰體制及擴大軍事力量。但由於台兒庄的失敗和侵華日軍當局為挽回面子強烈要求擴大戰局，並由於發現中國軍隊大量集結徐州等情況，被動地改變了既定戰略方針，在兵力不足及準備並不充分的條件下決定提前進行徐州會戰。當時日軍尚未完成擴軍計劃，根本無法從國內增派軍隊，只好從本來就感兵力不足的侵華日軍中調集部隊。在華日軍共約15個師團的兵力，調至徐州作戰約10個師團，結果造成投入徐州會戰的兵力不足以完成圍殲徐州附近五六十萬中國軍隊的任務，而留置後方的兵力更有捉襟見肘之憂，連守備同蒲、平漢、京滬、膠濟、正太、津浦幾條鐵路幹線上的要點都不夠用。如第1軍抽調了平漢路高邑、安陽地區的第16師團和新鄉、焦作地區的第14師團去徐州作戰，致使冀南、晉南守備空虛，不僅被迫放棄了長治地區，而且導致已經佔領晉南黃河北岸的第20師團遭到中國第2戰區部隊晝夜攻擊。這些中國部隊大多是在日軍進攻下已退至黃河以南、徐州會戰開始后又乘虛渡河返回晉南的。日軍第20師團被迫又放棄了蒲州（今永濟西）、芮城、平陸等地，保持運城、河津、聞喜，並將主力退縮至曲沃、侯馬、新絳地區固守。又由於第2戰區部隊破壞了鐵路和以炮擊控制了機場，日軍第20師團的補給完全中斷。當時日軍無任何兵力可供調動增援，不得不以空投進行補給，但飛機不足，無法滿足1個師團的需要，因此，徐州會戰時期日軍第20師團不得不以搶掠民間糧食以及野菜、樹葉、青草充饑。事實上不僅第20師團陷於困境，而且華北被日軍佔領的所有地區都呈現不穩。日軍因兵力缺少，只能被動地進行防禦，完全沒有實施大規模出擊的能力，更談不上佔領新區。

檢討日軍的這場大敗仗，以日軍戰鬥的觀點而言，可以說是相當的輕敵，最初日軍的進逼徐州外圍戰，根本是日軍大本營所不同意的作戰行為。日軍大本營特別下達華北方面軍南下的禁止線，是在徐州以北百公里之外，所以，徐州會戰是一個被中國軍隊掌握戰機所誘發的一個意外軍事作戰，這個會戰徹底的改變了日本對華作戰的戰略構想。

日軍不是因為徐州戰略地位重要，要打通華北與華中戰區，因而準備進攻徐州，而是因為華北方面軍的不服軍令約束，以輕敵的心態，孤軍深入，結果在台兒庄遭到慘敗，迫使日軍大本營別無選擇地動員所有的軍力，倉促地發動徐州會戰，但是日軍仍然沒有捉到中國軍隊主力。

因此，從徐州會戰之後，日軍在戰略的主導能力上，開始完全的失控，速戰速決的戰略成為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國的戰略空間陷阱之中，日軍只有繼續發動武漢會戰以及華南攻略作戰，將日軍絕大部分的部隊，都投入了中國的戰場，這時日本既不能擊敗中國，又不能退出中國，迫使日本最後鋌而走險，發動太平洋戰爭。

原來日本企圖圍殲徐州的中國軍隊，是一個相當有企圖心的戰略攻擊計劃，但是日軍仍然犯了低估中國軍作戰能力的錯誤，在徐州寬廣的地區，投入了25萬的日軍部隊，仍然出現兵力不足的現象，對於當時的日軍而言，這已是其動員部隊的極限。同時日軍過於自信的判斷，認為中國軍隊只能利用隴海鐵路西退，因此，日本將攔截的主力，全都放在截斷這條鐵路的交通線上，而大部分的中國軍隊卻從日軍的背後，向西南方撤走，使得日軍在徐州企圖圍殲中國軍隊主力的計劃再次落空。於是日軍又在匆促之中，決定全面深入中國，進行漢口攻略的作戰計劃。

抗戰勝利后，為紀念殉難烈士，徐州機務段於1947年修建“津浦鐵路抗戰殉難員工紀念碑”。紀念碑亭位於徐州市雲龍山主山第一節山北坡，佔地面積500平方米。該亭由於文革是被破壞，難以展現英靈風貌，1995年8月，值抗戰勝利50周年之際，徐州鐵路分局廣大職工、家屬、學生集資23萬多元重修了該亭。該碑亭為重檐六角亭，高9.6米，平台下有8步台階，象徵8年抗戰歷程，平台周圍以刻有鐵路路徽的50個欄柱環繞，寓意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

1938年5月19日為徐州淪陷日。為使全市人民以史為鑒，不忘國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防空法》鳴放防空襲警報要求，經市政府批准，徐州市人民防空辦公室（市民防局）擬於每年5月19日上午9時起拉響防空警報，警報分三個時段試鳴三種防空襲警報，順序為：①9時整試鳴防空襲預先警報，鳴36秒，停24秒，反覆3遍，時間3分鐘；②9時10分試鳴防空襲緊急警報，鳴6秒，停6秒，反覆15遍，時間3分鐘；③9時20分試鳴防空襲解除警報，音響為一聲長音，時間3分鐘。三種防空襲警報信號共需23分鐘，廣播電台、電視台利用各自媒體網路同步試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