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森

戴森教授不僅是位優秀的理論物理學者，更是一位關心人類命運、嚮往無限宇宙的睿智哲人。他一生優遊數學、粒子物理、固態物理、核子工程、生命科學、天文學領域，志在探索未知的世界。戴森教授早年為量子電動力學的巨擘，與諾貝爾物理獎擦肩而過。1956年發表的《自旋波》論文受到無數引用，堪稱物理學史上的重量級論文之一。戴森稱，“自旋波”或許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戴森教授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服務四十年。戴森獲得許多殊榮：倫敦皇家學會休斯獎（Hughes Medal）、德國物理學會蒲朗克獎（Max Planck Medal）、歐本海默紀念獎、以色列海法理工學院的哈維獎（Harvey Prize）等。他著有《全方位的無限》、《武器與希望》、《宇宙波瀾》、《想象的未來》、《太陽、基因組與網際網路：科學革命的工具》、《想象中的世界》等書，在科學界和大眾中都激起極大的迴響。

弗里曼·戴森小時候並不是只對數理化感興趣，而是非常喜好閱讀文學作品。沒有早年打下的文科基礎，他的《宇宙波瀾》在茫茫書海中必定是波瀾不驚，而不會成為暢銷書，他的《全方位的無限》的銷路也必定相當有限。弗里曼。戴森的書幾乎每一本都好看，且不說他思考的深度，單是他的典雅文字就充滿了魅力。他的《宇宙波瀾》、《全方位的無限》、《太陽、基因組與網際網路》、《想象中的世界》已有中文譯本。此外，他還寫了《從愛羅斯到蓋婭》、《生命起源》、《武器與希望》，等等。他和許多博學的作家一樣，在書的每章最前面均引用一段與本章主題有關的名人名言。如果沒有“讀書破萬卷”的功力，就做不到“引用如有神”。

科技與人類前途的自省

量子電動力學的第一代巨擘戴森，不僅是一位優秀的大科學家，更是位關心人類命運、嚮往無限宇宙的睿智哲人。本書是他從事科學工作五十年以來的回憶，他把科學生活比作個人靈魂的航程，浪漫而生動地記述了許多著名科學家如歐本海默、費曼、泰勒等人的風範與成就，原子爐、生命科技以及太空探索的研究歷程與爭議，同時對科技發展與人類前途有深刻的省思。

戴森教授是科學界的通人，他以高超的智能和過人的勇氣，跨越科學的門檻，思索宇宙與人類心智的緊密關聯。全書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生命為什麼如此複雜”，作者在書中探索生命的多樣和一致、複雜和單純，一步步帶領讀者開啟生命起源的奧秘，進而推想人類的終極未來。第二部“核子冬天到又見蝴蝶”，檢討在科技高度發展的現代，人類道德倫理的困境，從軍力平衡、核武發展、星球大戰計劃，談到國際政治更涉及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命運。戴森教授以如同觀察蝴蝶自蛹之生、以致翩然起舞的精彩歷程，將諸多觀點形諸筆墨，叫人大為嘆服。

一九七九年，戴森在《宇宙波瀾》中，透過個人傳記的手法，表達自己對人類處境的關懷；一九八八年，戴森在《全方位的無限》中，探討多樣的生命，並進一步深思人類、科技與道德之間的互動。在這本書中作者以他貫有的流暢思緒、優美文筆，旁徵博引並充滿想象力地預期人類的未來。本書透過文學以及科幻小說的色彩，戴森點出明日科學的命運，預測未來科技的邪惡與美好，以十年、百年、千年、甚至是無限長的時光為尺子，衡量人類的演化歷程。同時，他呼籲科技必須與道德齊頭並進。戴森想象中的未來，就像搭乘時光機器漫遊無垠的宇宙，展現在人類面前的是絢麗多彩的世界。

戴森（James Dyson，1947-）

戴森曾擔任巴斯戴森高等教育學院院長、設計博物館館長等要職，擁有飛利浦王子獎、皇家藝術學院委員會委員等多項榮譽，並獲布拉福特大學和西英格蘭大學博士學位。戴森現任英國設計協會主席。

《宇宙波瀾》段落

宇宙波瀾01

FJ.戴森Freeeman J.Dyson

上海市黃浦區教育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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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二帶來無限靈感雷　頓

在長達 7 年的時間裡，我跟費曼經常一起打鼓，共度許多美好時光，本書所搜集的故事，就是這樣斷斷續續地從費曼口中聽來的。

我覺得這些故事都各有奇趣，合起來的整體效果卻很驚人：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居然會發生這麼多神奇瘋狂的妙事，簡直有點令人難以置信，而這麼多純真、頑皮的惡作劇全都由同一人引發，實在令人莞爾、深思，也給我們帶來無限啟發和靈感！

（作者為本書共同著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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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一費曼自述

我想簡單地提一下我的過去。　1918 年我在法洛克衛出生，那是紐約州靠近海邊的一個小鎮，在那裡度過了 17 年。1935 年進麻省理工學院；4 年後，大約是 1939 年間到普林斯頓念研究所。還在普林斯頓時我就加入曼哈頓計劃，後來在 1943 年 4 月到羅沙拉摩斯，直到 1946 年的 10（或 11）月，到康奈爾大學任教。

1941 年我跟阿琳結婚，她於 1945 年我還在羅沙拉摩斯工作期間，因肺病逝世。

我在康奈爾待到 1951 年，1949 年夏天曾經前往巴西訪問，1951 年再在那裡教學半年，然後轉往加州理工學院任教至今。

1951 年底我到日本訪問兩周。過了一兩年，當我剛和第二任妻子瑪麗露結婚後，曾再度造訪日本。

目前我的妻子是溫妮絲，她是英國人。我們有兩個小孩，即卡爾和米雪。

——理查德。費曼註：費曼於 1988 年 2 月 15 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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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天才中的小飛俠牟中原

費曼是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教授，任教約 40 年。30 年代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后，隨即被徵召加入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費曼生性好奇，在嚴密的保安系統監控之下，他以破解安全鎖自娛。取得機密資料以後，留下字條告誡政府小心安全。

費曼被戴森（《全方位的無限》及《宇宙波瀾》的作者）評為本世紀最聰明的科學家，他的一生多采多姿，從也沒閑著。他在理論物理上有巨大的貢獻，以量子電動力學上的開拓性理論獲諾貝爾物理獎，在物理界有傳奇性的聲譽。

但他的軼事也傳頌一時。他愛坐在上空酒吧內做科學研究，當那酒吧被控妨礙風化而遭到取締時，他上法庭辯護。他的桑巴鼓造詣很高，巴西嘉年華會需要領隊貴賓，本來預定的大明星珍娜露露布麗姬妲缺席，臨時由費曼先生取代，他引以為豪。他一向特立獨行，以不負責任聞名。領了諾貝爾獎之後，同事維斯可夫（Weisskopf，歐洲高能物理中心主任）和他打賭 10 元，在 10 年之內費曼先生會坐上某一領導位置。費曼在 1976 年拿到 10 元。事實上，費曼幾乎從不參與加州理工學院系內如經費、升級、設備等任何行政工作。別人可能認為他自私。但對他，這是他保衛自己創造自由的方式。他甚至連續 5 年努力辭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榮譽位置，因為選舉其他院士的責任頗困擾他。晚年，他卻應美國政府之邀，參與調查“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事件”，在全國電視上，當場做實驗證明爆炸起因出在橡皮環上。

多年來，費曼經常和同事的兒子拉夫。雷頓一起玩鼓。玩鼓時，費曼就聊他的故事。後來雷頓開始錄音，他叫費曼“Chief”，一再鼓勵他說下去。

經他整理后成為這本妙書。費曼不認為這是一本自傳，但他親自參與，連書名也是他堅持的。書中的對話方式，完全保留了他的風格、他的自我形象。

有關費曼的書，有好幾本，都頗為精采可觀，然而，在這些書中，《別鬧了，費曼先生》仍最能傳達費曼的性格。他最有趣的智慧遊戲多半出現在本書里。物理學家拉比曾說：“物理學家是人類中的小飛俠，他們從不長大，永保赤子之心。”理查德。費曼永不停止的創造力、好奇心是天才中的小飛俠。

本書就是費曼一生各種奇異的故事，絕沒有任何說教，也沒什麼深奧難懂的物理學，有的是費曼各種笑鬧軼事後面，透露出天才的一些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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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鬧了，費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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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小頑童的成長

他單靠想便把收音機修好

我十一二歲時，就在家裡設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實驗室的設備很簡單：在一個舊木箱內裝上間隔，外加一個電熱盤；很多時候我會倒些油在盤子里，炸些薯條來吃。其他的設備還包括了一個蓄電池、一個燈座等。

燈座是自製的。我跑到“五分一毛”平價商店買了一些插座，釘在一塊木板上，再用電線把它們連接起來。我早就曉得靠著並聯或串聯等不同連接方式，你可以讓每個燈泡分到不同的電壓。但當時我不知道的是，燈泡的電阻跟它的溫度有關，因此我的計算結果與實際在燈座上看到的現象大有分別。但那也無所謂，因為當燈泡全部串聯在一起時，它們會慢慢地亮起來，那種情形美極了！我在線路中安裝了一個保險絲，以備如果有什麼東西短路，頂多把保險絲燒斷。我的保險絲很“克難”，只不過是在一個燒斷的舊保險絲上，用錫箔紙把斷處包接起來。我又在這個自製的保險絲上外接了一個五瓦的小燈泡，當保險絲燒斷時，原來的電流就轉移到小燈泡上，把它點亮。

我把小燈泡裝在電鍵板上，在它前面放了一張咖啡色的糖果包裝紙，當背後有亮光時，包裝紙看起來是紅色的。因此如果出了什麼狀況，我只消看看電鍵板，便會看到一大團紅光，表示保險絲燒斷了。對我而言，那真是妙趣無窮！

我很喜歡收音機。最初我買了一台晶體收音機，經常在晚上帶著耳機躺在床上，邊睡邊聽。偶爾爸媽因事外出，深夜才回來時，都會跑到我的房間，替我把耳機拿下來，擔心我究竟聽進些什麼東西。大約在那時候，我造了一個防盜鈴。其實它的結構很簡單：我只不過用電線把一隻電鈴和蓄電池接起來而已。如果有人把我的房門推開，房門會把電線開關推到蓄電池上，把線路接上，電鈴便響起來。

一天夜裡，爸媽很晚才回家。為了怕吵醒我，他們很小心翼翼、輕輕地打開我的房門，想走進來替我把耳機拿下。突然之間鈴聲大作，而我則高興得從床上跳起來大叫：“成功了！成功了！”

另外我有一個福特線圈，那是從汽車拆下來的火花線圈。我把它接到電鍵板上，然後把一支充滿氬氣的燈管接到火花線圈的兩端，線圈的火花使管內發出紫色光芒，實在棒透了！

有一天，我又在玩那福特線圈，利用它發出來的火花在一張紙上打洞，卻把紙張燒著了。我沒法拿住它，因為手指也快燒著了，我趕緊把它扔到一隻金屬垃圾筒里。垃圾筒中有很多舊報紙，而舊報紙燒得最快了，在小小的房間內火勢看來相當驚人。我趕忙把房門關上，免得母親——當時她正在客廳跟朋友玩橋牌——發現我的卧室失火。然後隨手拿了一本雜誌壓在垃圾筒上，把火悶熄。等火熄滅后，我把雜誌拿開，可是這時房間內都是濃煙。垃圾筒還是太燙手了，於是我用鉗子挾著它，走到房間另一頭放到窗外，讓煙消散。

沒想到，窗外的風一吹，舊報紙卻死灰復燃起來！我只好把垃圾筒再拿回來，跑去拿用來蓋垃圾筒的那本雜誌。這樣做十分危險，因為窗戶兩旁都有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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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最後我拿到雜誌，再次把火悶熄。這一次，我隨身帶著那本雜誌，把垃圾筒內紅光閃閃的灰燼倒到樓下的街道上；然後走出房間，把門關上，告訴母親：“我要出去玩了。”讓房間里的煙慢慢散去。

收音機和孩子王我用電動馬達做過一些小玩意。有一次我買了一隻光電池，並且為它設計了一個線路。把手放在光電池前面時，這個系統能夠使電鈴響起來。可是我總覺得意猶未盡，因為母親經常打斷我，要我出去玩。不過我還是想辦法待在家裡，在實驗室內搬東弄西。

我經常在慈善園遊會上買一些收音機。我沒有多少錢，好在它們也不貴；這通常都是人家捐出來的破舊收音機，我買來之後，就設法把它們修好。而收音機的損壞原因也往往很簡單，像電線沒接好、某個線圈損毀了或沒有繞牢等，因此有些一修就靈。有一個晚上，我在其中一部修好的收音機上，居然收到遠在德州瓦哥市（Waco）的 WACO 電台播音。那一刻，真是有說不出的興奮！

同樣的，利用這台電子管收音機，我可以在實驗室內收聽到商納塔迪市（Schenectady）　WGN 電台的廣播。那時候，我們這幫孩子——包括我的妹妹、兩個堂兄弟，以及鄰居小孩等——常常圍繞在我們家樓下的收音機旁，收聽紐約一個電台的“以羅罪案俱樂部”廣播節目（很明顯，節目的贊助廠商是“以羅果子鹽”），這是我們生活中的頭等大事！而我發現，我可以在紐約台播出這個節目之前一個小時，躲在實驗室里從 WGN 頻道上聽到同樣的節目！因此，我可以預先知道劇情發展，然後當我們聚在樓下的收音機旁，一起聽“以羅罪案俱樂部”時，我會說：“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某某已經很久沒有出現了，我猜他等一下就會趕來解圍。”

果然才過兩秒鐘，他就來了！大家為此興奮得不得了。

之後，我又猜中了其他一些劇情細節。這時他們才開始懷疑其中一定有什麼蹊蹺，我只好從實招供，說一小時之前便在樓上全聽過了。

你當然猜到結果如何：他們再也沒耐心等到慣常的廣播時間了；他們迫不及待，全都擠在我那實驗室內，靠那嘰嘎亂叫的小收音機收聽 WGN 的“以羅罪案俱樂部”。

費曼廣播電台那時候我們住著一幢很大的木頭房子，是祖父留下來給我們的。我在屋子周圍裝上電線，每個房間內也裝了插座，那樣一來，我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放在樓上實驗室內的收音機。我還有一隻揚聲器——但不是完整的，它缺了牛角式的喇叭部分。

有一天，我把耳機接到揚聲器上，觀察到一些新現象：當我用手指碰揚聲器時，從耳機可以聽見碰觸的聲音；用手抓它，在耳機里也聽得見。因此，我發現揚聲器可以當作麥克風使用，甚至連電池也不需要。那時候，剛巧學校講堂上講到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的故事，我就表演揚聲器接上耳機的功能；當時我並不知道，但現在回想，那就是貝爾最初使用的那種電話了。

有了這隻麥克風，再加上我從舊收音機上拆下來的擴音器，我可以從樓上到樓下，從樓下到樓上，雙向播音。那時候，比我小 9 歲的妹妹瓊安才兩三歲大，而她很喜歡收音機上一個唐叔叔播音的節目。節目中會唱一些像“好孩子”之類的兒歌，有時又會朗讀某些小孩父母寄來的卡片，例如：“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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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是住在弗萊布希路的瑪麗的生日。“

有一回，我和表弟弗朗西斯叫瓊安坐下，告訴她有個非聽不可的特別節目。然後我們飛奔到樓上，開始廣播：“我是唐叔叔。我們聽說，住在新百老匯大街上的瓊安是個很好很乖的小女孩；她的生日快到了——不是今日，而是某月某日。她是個很可愛的小女孩。”我們唱了一首歌，接著“奏”了些音樂：“嘀嘟哩嘀，嘟嘟落嘟……”演完了唐叔叔的全套節目后，跑到樓下問瓊安：“怎麼樣？喜歡這節目嗎？”

“節目很好，”她說，“可是你們的音樂為什麼也是唱的呢？”

小小修理工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先生，你就是理查德。費曼嗎？”

“是。”

“我們這裡是一家旅館。我們的收音機壞了，聽說你可以幫得上忙。”

“但我只是個小孩子，”我說，“我不明白怎樣……”

“對，我們知道，但我們還是希望你能跑一趟。”

事實上，那家旅館是我姨媽開的，不過事前我並不知道。一直到了今天，他們還津津樂道，說那一天我跑到旅館時，褲子後頭口袋裡塞了一把大螺絲起子。不過，那時候我個子很小，任何螺絲起子在我口袋裡看起來都顯得特別大。

我跑去看那台收音機，試著把它修好。說實在，我對它不太了解，不過旅館里有一名雜工，記不清是他還是我，發現控制音量的可變電阻器上的旋鈕鬆掉了，使得可變電阻器的轉軸沒法轉動。他跑去把什麼銼了幾下，把旋鈕固定，就把收音機修好了。

我被請去修理的下一台收音機，連一點聲音也沒有，原因卻很簡單：它的插頭沒有插。而隨著修理任務愈趨複雜，我的手藝也愈來愈高超，花招也更多了。我在紐約買了個毫安培表，經過計算后，替它接上不同長度的細銅線，把毫安培表改裝成伏特表。它並不怎麼準確，但至少我能夠量出線路上各接點間的大約電壓值，從而曉得問題出在哪裡。

其實他們之所以會請我去修理收音機，主要是因為碰上經濟大衰退，大家都窮得要命，沒有餘錢花在修理收音機上。當他們聽說有這麼一個小孩能修收音機，收費又便宜，當然是趨之若鶩。結果我經常要做些奇奇怪怪的工作，像爬上屋頂校正天線等；工作愈來愈困難，但我學的也愈來愈多了。我曾接過一件工作，是要將使用直流電的收音機改裝為用交流電的，其中最困難的是不讓它發出“嗡嗡”的聲音，而我用的方法不大對。回想起來，那次我不應該接下那件工作的，不過那時我有點不知輕重。

我在想！我在想！

另外一次也很有意思。當時我在一家印刷廠上班，印刷廠老闆的朋友聽說我在替人修收音機，便派人來印刷廠找我。這個人看來很窮，他的車子破爛不堪，簡直是一堆　廢鐵，而他們的屋子也坐落在城中最貧窮的地區。半路上我問：“你們的收音機出了什麼毛病？”

他說：“每次我扭開開關時，它都會發出一些聲音。雖然過一陣子聲音就停止，一切正常，可是我不喜歡剛開始時的聲響。”

我跟自己說：“算了吧！如果你沒錢，就活該忍受一點點聲音！”

一路上他不停地說：“你懂收音機嗎？你怎麼可能會弄收音機？你只是個小孩子罷了！”他就這樣不停嘴地損我，而我腦袋中一直在想：“他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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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毛病了？只不過是一點點聲音罷咧！“

可是，等我們到他家，把收音機打開時，我真的嚇了一跳。一點點聲音？

天哪！難怪這個可憐的窮光蛋也受不了！這部收音機先是大吼大叫，不停顫動，“轟——蹦蹦蹦”地吵翻天，然後，安靜下來，運作正常。我想：“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

我開始來回踱步，不停地想、想、想，終於領悟到可能是收音機內各個真空管啟動的次序顛倒錯亂掉了——換句話說，它的擴音部分不依規矩地暖身完畢，真空管也都待命工作，但這時收音機卻還沒有給它任何訊號；又或者由於其他線路訊號回輸，甚至收音機的前段線路——我說的是跟射頻（RF，radio　frequency）有關的部分——出了問題，才會發出這許多聲響。而最後當射頻線路全熱起來，真空管電壓已調適好，一切便回復正常。

那傢伙不耐煩了，對我說：“你在幹什麼呀？我請你來修理收音機，但你只在這裡走來走去！”我說：“我在想！我在想！”然後決定：“好！把所有真空管拔下來，依相反的順序放回去。”事實上，在那個時期的收音機內，不同部分的線路上往往還是用同一型號的真空管，印象中是編號 212 或212A 的那一種。總之我將真空管的次序顛倒過來，再把收音機打開。它果然靜得像只綿羊一樣，線路乖乖地熱起來，然後開始廣播節目，很完美，沒有任何雜音。

如果有人曾經這樣瞧不起你，但你立刻展現實力，通常他們的態度會來個 180 度的轉變，有點補償的意味。這位仁兄便是如此。後來，他還介紹我接其他工作，不斷告訴其他人我是多偉大的天才，說：“他單靠想便把收音機修好了！”他從沒想過，一個小孩子居然有能耐靜下來想，然後就想出將收音機修好的方法。

死不服輸那年頭的收音機比較好對付，因為只要你把它拆開來之後（最大困難反而是確認該動哪一顆螺絲釘），便可看出來這是電阻，那是個電容器等等，它們甚至都貼上標籤。假如你看到電容器上的蠟已開始滴出來，那麼它一定是太熱，大概已燒壞了；同樣，如果某個電阻上有焦碳出現，它也一定出了問題；又或者，如果你看不出什麼名堂來，你可以用伏特表測量線路上的接點，看看是否都有電壓。基本上那些收音機結構都很簡單，線路並不複雜。

真空管的柵電壓通常都是 1。5 或 2 伏特，而屏極電壓都是 100 到 200 伏特不等，因此對我來說，要弄清楚那些收音機的線路，看看哪裡不對，把它們修好，並不算是多難的事。

不過有些時候還真蠻費時間的。記得有一次我花了足足一個下午，才找到罪魁禍首：一隻看來毫無異狀、實際上卻已燒斷的電阻。那次請我修收音機的剛好是母親的朋友，因此我可以從容不迫地弄，沒有人站在我背後說：“你現在在幹什麼了？”相反的，他們會跑來問我：“想不想喝點牛奶或吃塊蛋糕？”不過，我後來之所以能修好那台收音機，是因為我毅力十足。從小，只要一開始研究某個謎題，我便停不下來，非要把它解開不可。如果當時我母親的朋友跟我說：“算了，這太費事了！”我一定大為光火，因為我非要擊敗這台鬼收音機不可。反正這麼多工夫都花了，絕不能半途而廢，我必須堅持到底，直到找出它的問題才能罷休！

猜謎高手面對謎題時，我有一股不服輸的死勁。這是為什麼後來我會想把瑪雅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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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文字翻譯成現代文字或者是碰到保險箱就想辦法打開它。記得在高中時，每天早上總有人拿些幾何或高等數學的題目來考我，而我是不解開那些謎題便不罷休。通常我都要花上一二十分鐘才找出答案；然後在同一天內其他人也會問我同樣的問題，那時我卻可以不假思索便告訴他們答案。因此我在替第一個人解題時花掉 20 分鐘，可是同時卻有 5 個人以為我是超級天才！

慢慢名頭愈來愈響。高中念完時，恐怕古往今來的每個謎我都碰過了，總之凡是由人類想出來的任何瘋狂古怪謎題我都曉得。後來到麻省理工念大學時，有次參加舞會，一個大四學長帶著女朋友同來，碰巧她也知道很多謎題，而他告訴那個女孩我很會猜謎，因此她便跑過來對我說：“他們說你很厲害，讓我來考考你：有一個人要砍八段木頭……”我馬上說：“首先他把單號的木頭劈為三塊。”我早已碰過這道題目了，她只好夾著尾巴走開。

不久她回來問我另一個難題，也難不倒我。這樣一來一往好幾次，舞會快結束時她又跑過來，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說：“有一對母女在旅行……”

我接著說：“那個女兒得了黑死病。”她氣死了！她才剛開始說題目呢！事實上，原來的謎題長得很，大意是說某個母親帶著女兒住進旅館，各住一個房間，第二天女兒卻失蹤了，她問：“我的女兒呢？”旅館經理說：“什麼女兒？”登記冊上也只有那位母親的名字，故事一直講下去，變成一件大懸案。而答案是：那位女兒得了黑死病，店方害怕因此被停業，便偷偷把屍體搬走，房間清理乾淨，一切不留痕迹。故事很長，但由於之前我已聽過，因此當那個女孩子開始說：“有一對母女在旅行”時，雖然我只聽過類似的題目，我還是大膽地猜出答案，而且猜對了。

中學時代還有一個叫做“代數隊”的團體，隊上有 5 名學生，經常跟別的學校比賽。比賽方式是大家一字排開，坐在兩排椅子上，主持比賽的老師抽出裝著題目的信封，信封上面寫著“45 秒”等等。她打開信封，把題目抄到黑板上，說：“開始！”因此實際上我們可以用來解題的時間多過 45 秒，因為她一邊寫你便可以一邊想答案了。比賽規則是：每個人面前都有紙和筆，你怎麼寫都可以，重要的是答案。假如答案是“6 本書”，那麼你要在紙上寫上“6”，把它圈起來。只要圓圈內寫的是正確的，你便贏了。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題目都不是用傳統套公式的方法便可以解出答案的，你不能“設 A 為紅色書本數、B 為藍色書本數”，套人公式，解、解、解，直到你得到“6 本書”這個答案。那樣做至少要 50 秒，因為出題目的人早就試算過，再把時限縮短那麼一點點。你必須想：“可不可能單用‘看’便找到答案？”有些時候真的一眼便看出來答案是多少，有時卻必須發明一些新方法，然後拚命計算，找出答案。這是絕佳的訓練，我也愈來愈精於此道，最後還當上隊長。學會如何快速解代數，對我往後念大學時甚有助益。

例如當我們碰到微積分的題目時，我便很快看出題目的方向，而且很快地把答案算出來——真的很快。

自創數學符號那時我還試過自己編題目和定理。比方說，當我在計算一些式子的時候，我會想這些式子在實際情況下可否派上用場。例如我編過一堆跟直角三角形有關的題目，但我的題目不像傳統那樣已知兩邊求第三邊，我給的已知條件是兩邊之差。典型的實際例子是：這裡有根旗杆，從桿頂垂下一根比旗杆長3 英尺的繩子。把繩子拉直時，它的末端距離桿底 5 英尺。我的問題是：旗杆究竟有多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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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出一些方程式，用以解答這類題目。而在這過程中，我發現了三角數學上的某些關係，像 sin2+con2=1 之類。事實上在這之前數年，當我還只有十一二歲時，便曾經從圖書館借過一本關於三角的書來讀，不過那本書早就還回去，不在手邊了，依稀只記得三角談的凈是正弦及餘弦之間的關聯。

於是我動手畫了些三角形，把所有的三角方程式弄清楚，一一加以驗算證明。

我又從 5 度的正弦值開始，利用自己驗算出來的加角公式（addition　anglefor－mula）及半形公式（half—angle　formula）計算出 10 度、15 度……

等角度的正弦、餘弦及正切值。

幾年後，學校里開始教三角課了，這時我還留著筆記。比較之下，我發現我的證明方法跟課本上的不一樣。有時候，由於我沒有注意到某個簡單的方法，結果花了許多力氣、繞了一大圈才找到結果。但有些時候，我用的方法可聰明極了，書中所用的方法卻複雜無比！因此我跟課本可謂互有輸贏。

做這些計算時，我很不喜歡正弦、餘弦和正切等符號。我覺得“sin　f”

很像 s 乘 i 乘 n 乘 f！因此我另外發明了一套符號。我的符號跟平方根有點類似，正弦用的是希臘字母Σ，最上的一筆拉出來，像伸出一條長手臂般，f就放在手臂之下。正切用的是 T，頂端的一筆往右延伸。至於餘弦，我用的是Г，但這符號的壞處是看起來很像平方根（ ）的符號。

那麼，反正弦的符號便可以用同樣的Σ，不過左右像照鏡子般顛倒過來，換句話說，長手臂現在伸向左邊，函數 f 放在下面。這才是反正弦呀！我覺得教科書把反正弦寫成 sin－1 的方式簡直是發神經！對我來說，那是 1 除以sin　f 的意思；我的符號強多了。

我很不喜歡 f（x），那看起來太像 f 乘以 x 了。我更討厭微分的寫法：dy/dx，這令人很想把符號中的兩個 d 互消掉，為此我又發明了一個像“&”

的符號。對數（Logarithm）比較簡單：一個大寫 L，下面的一筆往右延伸，函數放在手臂上便成了。

那時候我覺得，我發明的符號絕對不會比大家都在用的差，而我用哪一套符號也跟其他人無關，可是後來我發現其中關係很重大。有一次當我跟同學討論問題時，我想也不想便開始用我的符號，同學大叫起來：“那些是什麼鬼東西？”於是我醒悟到，如果我要跟別人討論，便必須使用大家都知道的標準符號。往後，我終於放棄了使用我那些符號。

除此以外，我還發明過一套適用於打字機上的符號，就像 Fortran 電腦語言用到的符號那樣，使我能用打字機來打方程式。我也修理過打字機，用回形針及橡皮圈；當然，我不是職業的修理人員，我只不過是把出了毛病的打字機修到勉強可用的地步而已。不過對我來說，最有趣的是發現問題在哪裡，想出法子來把它修好。這些跟解謎一般好玩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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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切，我切，我切切切！

有一年夏天，我在姨媽經營的旅館打工。當時，大概是十七八歲吧！我不太記得薪水究竟是多少了，好像是一個月 22 美元。工作十分簡單，我通常不是在櫃檯值班，就是在餐廳打雜。而如果一天工作 11 小時，隔天就要值班13 小時。每天下午在櫃檯當班的人員，要負責把牛奶端上樓給一位狄太太喝。她是個病人，從來不給我們小費。我那時想，這就是現實世界——你每天做牛做馬，但什麼也得不到。

這家旅館位於紐約郊區的海濱休閑區。白天，作丈夫的到城裡工作時，太太就聚在旅館里玩牌，因此我們每天都得把橋牌桌搬出來。晚上，則輪到男士玩撲克牌，事前我們又得把牌桌準備好，把煙灰缸清理乾淨等等。通常，我都要熬到深夜 2 點左右才能收工，所以一天實際工作時數是 11 到 13 小時。

那裡有些事情令我很不喜歡，小費就是其中一樁。我認為我們應該多領一點工資，而不需要跟客人拿小費。但當我跟老闆提議時，只惹來一陣嘲笑。

她告訴每個人：“費曼說他不要小費，嘻！嘻！嘻！費曼不要小費，哈！哈！

哈！“我的結論是，世界上多的是這種愛自作聰明、其實卻懵懂無知的人。

有一陣子，那群男人從城裡下班回來，都會立刻要我們送冰塊過去讓他們調飲料。和我一起打工的傢伙過去是櫃檯夥計，他年紀比我大，做事也比我老練多了。有一次他告訴我：“聽著！我們老是送冰塊給恩格那傢伙，但是他從不給小費，連一毛錢都不給。下次他們再要冰塊的時候，先別理他們。

然後，他們會叫你去，這時候你就說：“噢，對不起，我忘了。人難免都有健忘的時候呀！”我照做了，恩格果然給了我一毛五的小費！但是現在回想起來，我那位同事真有一套：他叫別人去冒惹上麻煩的風險，讓我去“訓練”

那傢伙養成給小費的習慣。他不明說，卻直接指使別人去做。

我的工作還包括清理餐桌。我們的作法是把桌上所有的杯盤堆在桌旁的托盤上，堆得夠高時，就把托盤端去廚房，再換個新托盤。這總共需要兩個動作：先把舊托盤拿走，再換上新的托盤。但我想：“我要一次就把這兩件事做完。”所以我試著在抽出舊托盤的同時，就把新托盤從底下塞進去。結果托盤一滑——嘩啦啦！所有東西都掉到地上。接著，自然是一連串的質問：“你在幹什麼？東西怎麼會全砸了？”我怎麼可能解釋得清楚，我只不過是想發明處理托盤的新方法而已嘛！

餐廳甜點中有一道咖啡蛋糕，端出來時總是放在小碟子上，襯著漂亮的小墊巾。但是如果你到後面廚房去，就會看到負責管理食品的傢伙（這傢伙過去一定是個礦工，或是做過其他粗活。他身材魁梧，手指粗短結實）。他會拿起粘成一疊、經過某種壓花處理的小墊巾，然後用他粗短的手指，試著把一張張的小墊巾分開，放到碟子上。我總是聽到他邊做邊嘀咕：“該死的墊巾！”我覺得很驚訝：“多麼強烈的對比——餐桌旁的客人品嘗著放在小碟子墊巾上的精緻蛋糕；後面廚房裡那個手指粗短的食品管理員卻嘀咕著‘該死的小墊巾！’”可見真實的世界與表象的世界有多大的差別！

第一天上工時，另一位管理食品的女士告訴我，通常她會替值夜班的人準備火腿三明治或其他宵夜。我說我喜歡甜點，如果晚餐有剩下來的甜點，就再好不過了。第二天晚上，我值大夜班，侍候那群玩撲克牌的客人。凌晨兩點多，我坐著無所事事，正覺得無聊，突然想起有甜點可吃。打開冰箱一看，她居然留了六份甜點給我！有巧克力布丁、蛋糕、果凍，應有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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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來把六份甜點吃個精光，真是過癮！

第二天，她對我說：“我留了份甜點給你……”

“甜點很棒！”我說，“真的都棒極了！”

“但是我留了六份甜點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你喜歡哪一種。”

從此，她都會留六份甜點給我，種類也許不一樣，但總是有六份。

有一次，我在櫃檯當班，有個女孩到餐廳吃飯，把書留在櫃檯的電話機旁。我瞄了一眼，看到書名是《達芬奇的一生》（TheLife　of　Leonardo），心想這本書非看不可。後來我跟她把書借來，一口氣把它讀完。

我睡在旅館後面的小房間，旅館里有個麻煩的規矩——離開房間時一定要順手關燈，但我老是記不住。不過我從達芬奇的書得到靈感，設計了一套由繩子和重物組成的小機關，重物是裝滿了水的可口可樂罐。我一推開房門，拉繩觸動開關，燈便點亮；等我關門時，燈也就熄掉。但是，我真正的“成就”還在後頭。

我常常在廚房裡幫忙切菜，其中一項工作是把四季豆切成長 1 英寸左右的小段。一般的標準動作是一手拿刀，一手拿著兩根豆莢，刀刃貼近大拇指往內切豆莢，但這樣做一不小心就會切到拇指，而且很慢、很沒效率。所以我花了一點心思，想到個好主意。我坐在廚房外的木桌旁邊，把一隻大碗放在膝蓋上，接著將一把鋒利的菜刀插在桌面上，刀刃朝下，與桌面成 45 度角。

然後，我左右各放一堆豆莢，一手拿一根，左右開弓，快速揮向刀鋒，一段段的四季豆就滑到我膝上的大碗里。

於是我一根接一根地切著四季豆——切！切！切！切切切！每個人都來遞豆莢給我，我切得更像風一般快了。這時老闆走過來問：“你在幹什麼呀？”

我說：“你看我切豆莢的方法！”稍一分神，我把自己的手指推上刀口，立刻血流如注，而且全滴在豆莢上，引起一陣混亂。她不停數落著：“瞧你糟蹋了多少豆子！怎麼會這麼笨！”因此，我再沒機會改良我的發明了。其實真要改也不難，只要加個護手套就好了。

改革連連碰壁在旅館的那段日子，我還有另一項發明，但也是差不多的命運。事情是這樣的：為了做馬鈴薯沙拉，我們得把煮熟的馬鈴薯切成片；煮熟的馬鈴薯既溫又粘，很難對付。於是我想到，可以在架上並排裝上好幾把刀子，同時落下，便可以將馬鈴薯整個切開。想了半天，終於讓我想到了用鐵絲固定刀架的方法。

我跑到雜貨店買刀和鐵絲，卻看到一個正好符合我所需的小玩意——切蛋器。到了下一次要切馬鈴薯時，我就把切蛋器拿出來，飛快地把馬鈴薯切了拿去給廚師。廚師是個德裔大塊頭，是廚房的龍頭老大。沒想到過了一會兒，他怒氣衝天從廚房衝出來大喊：“這些馬鈴薯是怎麼回事？根本沒有切開！”

我已經切好了，但是馬鈴薯又全粘在一起了。他說：“我怎麼把它們分開？”

“泡在水裡。”我提議說。他鼻子里都要噴出火來了：“泡在水裡？呃？”

還有一次，我想到一個真正的好點子。在櫃檯值班的時候，要負責接聽電話。每當有電話進來時，除了電話鈴響，電話總機還會有片蓋子翻下來，讓我們知道是哪一條線路有電話進來。有些時候，我正在幫客人鋪牌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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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午沒什麼電話進來時，在前面陽台閑坐——都離電話總機有段距離，電話卻突然響起來。我趕快跑去接，但由於櫃檯的設計很不理想，你得先跑到很裡面，才能繞過櫃檯，走到後面，看看總機，才知道究竟是哪一條線在響，這得花很多時間。

因此我想到個好主意。我在總機的每個蓋子上綁上線，把線繞過櫃檯面，垂在外面，再在每一條線的末端綁上一張小紙片，電話筒就放在櫃檯上，這樣一來，我不必繞到櫃檯後面就可以接電話。有電話進來時，我只要注意是哪張紙片在動，就知道是哪個小蓋掉下來，也就知道是哪條線路了。重要的是，我可以直接在櫃檯前面接電話，節省很多時間。當然，我還是得繞到櫃檯後面的總機那兒去，把電話轉進來，但至少我可以先回答“請等一下”，然後再繞到後面去轉電話。

我覺得這個設計無懈可擊，但是有一天老闆進來，想要接電話，卻怎麼也搞不清楚這個複雜的設計。“這些紙是幹嘛的？話筒為什麼放在這邊？你為什麼不……嘩啦嘩啦……”

我試著向我的姨媽解釋其中原因，但是你的姨媽若是個精明的旅館老闆時，你就是有理也說不清了。這件事讓我充分了解，在現實世界中，進行改革創新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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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偷了我的門？

在麻省理工學院，所有兄弟會都要舉行所謂的“面試會”，每年他們都在這種聚會中吸收新會員。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之前的那個暑假，我也應邀到紐約參加一個名為“費。貝他。得爾塔”（Phi　Beta　Delta）猶太兄弟會的聚會。那時候，只要是猶太子弟或者在猶太家庭中長大的小孩，根本就沒有機會參加其他的兄弟會，其他人根本不會眷顧你。

說實話，我並沒有特別期盼和其他猶太同學在一起，猶太兄弟會的那些傢伙也不在乎我有多像猶太人。事實上，我根本沒什麼猶太信仰，更不能算是虔誠的教徒。在這次聚會中，兄弟會的幾個傢伙問了我一些問題，也給了我一些忠告，例如我應該在大一就參加微積分檢定考試，這樣就可以免修一些學分等等。事後，我發現這是個很好的建議。我還蠻喜歡在紐約碰到的那幾個兄弟會會員，說動我人會的那兩個傢伙，後來都成為我的室友。

麻省理工另外還有個猶太兄弟會，簡稱 SAM　（SigmaA1pha　Mu）。他們的點子是讓我搭便車到波士頓（麻省理工位於波士頓），然後我可以先借住在兄弟會裡。我接受了他們的安排，到了波士頓的第一晚就睡在 SAM 兄弟會樓上的房間。

第二天早上我往窗外看，正好看到我在紐約認識的那兩個傢伙。有幾個SAM 兄弟會會員迎向他們，雙方激烈地爭辯起來。我朝著窗外大喊：“嘿！

我應該是和他們在一起的！“然後就跑出去，完全不曉得雙方正在談判，爭取我人會。我對於搭便車這件事沒有特別覺得需要感恩，更沒有想到別的事情。

書獃子學交際費。貝他。得爾塔兄弟會在之前一年，由於內部分裂為兩派而幾乎瓦解。

他們一派人喜歡交際、喜歡跳舞以及在舞會後開著車子四處鬼混；另一派則全是書獃子，整天只知道讀書，從來不參加舞會。

就在我加入成為會員之前，他們才開了一次大會，會中兩派人馬都有重大的讓步和妥協，最後他們決定團結、互相幫助：每個人的成績都必須在一定的水準之上，如果有人功課落後，專啃書本的那一派就要為他們補習，輔助他們做功課。另一方面，每個人也都必須參加舞會，如果有人不懂得怎樣和女孩子約會，愛交際的那一派就要想辦法為他找個舞伴；如果有人不會跳舞，他們也要負責教會他。於是一派人教其他人如何思考，另一派人則教別人如何交際。

對我而言，這樣的安排倒是恰到好處，因為我本來就不擅交際。每次我出入兄弟會的大門時，都會碰到坐在台階上的兄弟會學長和他們的女朋友，我總是害羞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怎麼從他們身旁走過。即使有個女孩說：“噢！他真可愛！”也於事無補。

沒多久，大二的學長就帶著他們的女朋友以及女朋友的女朋友來教我們跳舞。後來，有個學長還教我開車。他們很努力想教會我們這些“智慧型”

的傢伙跳舞交際，學會放輕鬆一點；我們也儘力協助他們度過課業的難關——這是種很好的平衡。

我想我永遠搞不懂“會交際”究竟是什麼意思。在那幫會交際的傢伙教我怎麼結交女孩子之後，有一天，我獨自在餐館吃飯，看到一個漂亮的女服務員。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問她願不願意在下一次兄弟會舞會當我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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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她居然答應了。

回到兄弟會，當大家討論到下次舞會的舞伴時，我告訴他們這次不勞他們費心了，我已經找到自己的舞伴，我還覺得揚揚自得。但等那些學長發現我的舞伴居然是個女服務員時，都大驚失色。他們告訴我那可不行，他們會另外為我物色一位“合適的”舞伴。這讓我覺得很迷茫。後來他們還決定出面處理此事。他們到餐館去找到女服務員，說服她退出，為我另外找了個舞伴。他們想教育我這個“任性的小孩”。從頭到尾我都覺得他們錯了，但當時我只是個大一新生，還沒有足夠的自信來阻止他們破壞我的約會。

新來者野地求生我正式宣誓人會的時候，他們有各式各樣戲弄新來者的花樣，其中一項是在酷寒的冬日裡，把我們雙眼蒙住，帶到荒郊野外，丟在冰封的湖邊。那裡杳無人煙，四周看不見一幢房子，什麼也沒有，我們必須自己找到回兄弟會的路。由於大家都很年輕，不免有點害怕，但大家都沒怎麼交談，除了一個叫梅爾的傢伙，不停在開玩笑，凈說些蠢笨的雙關語，一副聽天由命、毫不在乎的樣子，好像在說：“哈！沒什麼好擔心的，這不是很好玩嗎？”

我們對梅爾愈來愈冒火。特別是當其他人憂心忡忡，不知如何找到出路的時候，他總是落後我們幾步，而且不停地拿我們的處境開玩笑。

走到了離湖不遠的交叉路口，舉目四望，仍然一片荒涼，什麼也沒有。

大家正在討論該走哪條路，梅爾趕上我們，說：“走這條路。”

“梅爾，你懂什麼？”我們都氣死了，“你老是不停地開玩笑。為什麼我們該走這條路？”“很簡單呀，看看這些電話線便知道了。電話線愈多的地方，就一定是通往人多的地方。”

這個看起來對任何事都漫不經心的傢伙，卻想出了這絕妙主意！我們依他的話，一路走回城裡，沒有走錯路。

遭到“綁架”

第二天是全校大一新生與大二生的污泥對抗賽，就是說，大家在爛泥中進行摔跤及各種競技。當天深夜，一群大二生跑到兄弟會那裡綁架了我們，他們有些是兄弟會裡的學長，有些是從外面來的。他們想讓我們疲累不堪，這樣第二天他們就能輕鬆獲勝。

他們很輕易就把大一生綁了起來，只有我例外，我不希望兄弟會的哥兒們發現我是個“娘娘腔”。我不擅長運動，打網球的時候，只要球越過網飛向我，我就害怕；因為我從來沒有辦法把球打回去，球總是還沒過網就落地。

但是我發現這是個新的狀態、新的世界，我可以為自己塑造新的名聲。所以，為了不要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副不會打架的樣子，我拚了命和他們纏鬥，結果三四個傢伙費了好大力氣才能把我綁住。大二生把我們帶到樹林中的一間屋子裡，把我們全綁在地板上。

我試了各種方法逃走，但是有大二生看守著我們，我的計謀全部無效。

不過其中有個年輕人他們不敢綁，因為他嚇得臉色發青，而且不停發抖。後來我才知道他來自歐洲，當時是 30 年代初，歐洲正是動蕩不安的時候。他不明白我們被綁這件事其實只是個玩笑，他驚嚇的樣子簡直令人不忍卒睹。

天亮前，只剩下 3 名大二生在看守我們 20 個大一生，但我們並不知道這個狀況。他們偶爾把車子開進開出，弄出各種聲響，好像很忙、很多活動的樣子。可惜我們沒注意到，其實一直都是同樣的車子和同樣的人在活動。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