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邊正三

河邊正三(1886-1965)，二戰時期的日本陸軍大將，富山縣人，地主·村長河邊俊三第三子。還有一個弟弟陸軍航空兵中將河邊虎四郎。1907年5月31日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9期步兵科（1068人中第126名），同年12月26日授予步兵少尉軍銜，任步兵第35聯隊附。1915年12月11日畢業於陸軍大學校第27期軍刀組（56人中第2名）。歷任教育總監部附勤務，步兵第35聯隊中隊長，駐瑞士學習研究軍事，教育總監部課員，歐美出差，參謀本部部員兼陸大教官，爪哇出差，德國大使館附武官（九一八事變），步兵第6聯隊長，陸軍步兵學校教導聯隊長，教育總監部第1課長。

1936年3月7日晉陞陸軍少將。教育總監部附，1936年4月18日，河 邊正三任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旅團長。其麾下的駐屯軍旅團，是駐華北日軍的主力，擁有5000餘人，因此也成為發動盧溝橋事變的急先鋒。 7月7日事件發生時，河邊正三正在秦皇島檢閱部隊，代理田代皖一郎指揮“中國駐屯軍”部隊的參謀長橋本群緊急命令他返回北平。8日下午，河邊正三趕到丰台鎮直接指揮一線部隊。當天下午，日軍以猛烈的炮火攻擊宛平縣城，炸毀了專員公署，炸傷了守城營長金振中。 9日凌晨，中日雙方達成停戰協定，河邊正三卻不按照協定撤退軍隊，卻以監督中國軍隊是否履行協定為借口，仍將第1聯隊主力集結於盧溝橋車站附近，一部分兵力佔據沙崗。9日清晨6時，當王冷齋和吉星文正在執行撤兵協定時，日軍背約，下令再轟宛平縣城，發射一百餘發炮彈。北支那方面軍參謀副長，中支那派遣軍參謀長，1939年1月教育總監部本部長，並於同年三月晉陞中將。1940年3月就任關東軍第12師團長，1940年4月29日授予勛一等旭日大綬章。1941年3月，就任關東軍第3軍司令官，1942年2月，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

1943年3月，日本為統一指揮入侵緬甸、泰國的部隊，組建了緬甸方面軍，下轄3個軍10個師團30萬人，河邊正三成為該方面軍第一任司令官。此時的河邊已經成為太平洋戰場上一個重要方向上的最高指揮官，可謂是春風得意。不過，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節節敗退，不甘心失敗的日本大本營決心向印度發起一次大規模攻勢，以挽救戰略頹勢。日軍大本營於1944年1月7日以“大陸指第1776號”的指令，下達了代號為“烏”號的英帕爾會戰計劃，企圖佔領英帕爾和科希馬等要地，進而控制整個東印度地區。日軍擔任進攻任務的是緬甸方面軍的第15軍，恰恰正好由“七七事變”中河邊的直屬下級牟田口廉也中將指揮。

1944年6月5日河邊正三視察完前線后，在東枝會見了牟田口軍司令官。認為本次戰役已呈膠著狀態，沒有什麼獲勝的希望，繼續拖下去只會給日軍帶來不利。牟田口則態度堅決地說：“英帕爾之戰關係重大，決不能半途而廢！請方面軍司令官閣下支持我軍繼續進行 下去。”精於世故的河邊考慮到這位牟田口中將是東條英機首相賞識和栽培的人物，不好得罪，只好同意牟田口把這次戰役繼續進行下去。6月末牟田口打不下去了，又不好收回自己說的話，羞羞答答地向河邊 正三提出：“在萬一停止進攻轉入防禦時，根據我軍現狀，認為退到印緬國境線上的欽敦 江西岸高地經莫萊西北高地至鐵定一線，較為合適。”河邊正三正等著看笑話，嘲諷的複電說：“當目前 南方軍總司令部尚無任何命令時，你軍提出如此消極意見，實感意外，仍應一心為完成我軍 任 務向前邁進。”逼的牟田口直接上書日本南方軍司令部，直到7月2日午夜才獲得撤退命令，最終15軍下屬3個師丟棄數萬具屍體和全部重裝備從印度大敗而回。最後，兩個人統統被日本大本營撤職。牟田口廉也由於缺少靠山被轉成了預備役，而河邊正三則因為他弟弟河邊虎四郎是副總參謀長的關係進入了參謀本部。

1944年12月1日又當成了日本本土中部軍司令官，負責安排“本土決戰”的準備工作。1945年2月，中部軍改編為第15方面軍，河邊正三又當上了方面軍司令官，1945年3月9日晉陞陸軍大將。同年4月，河邊成為陸軍航空總軍司令官，企圖以殘存的航空部隊頑抗到底。日本投降后，河邊任第一複員軍司令官，參與日軍的複員工作。1945年11月30日轉入預備役。

1945年12月2日被指定為甲級戰犯嫌疑，但未被起訴。在東京遠東國際法庭上，日本右翼勢力為歪曲歷史洗脫罪責，把河邊正三推上了證人席。在雙方辯論過程中，日方胡說“盧溝橋事變”是中方挑起的，是第29軍先開的槍。然而事實勝於雄辯，日方的證詞被駁斥得無法自圓其說，河邊正三作為重要證人，又轉而胡說盧溝橋事變是馮玉祥挑起的。河邊正三此言一出轟動全場，他信誓旦旦說，馮玉祥當時正處於反對蔣介石失敗后的失意之中，想利用華北局勢緊張之機掌握實權，因而在盧溝橋製造事件，從中漁利。作為“七七事變”時中日談判中方代表的王冷齋也出席了辯論，他對此怒不可遏，並質問河邊正三有何根據。河邊正三支吾其詞，而王冷齋則嚴肅揭發河邊曾指揮日軍炮擊宛平城，將專員公署等地全部轟毀。河邊正三見把自己親自指揮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的罪行公諸東京法庭，頓覺狼狽不堪，害怕追究自己的戰犯責任，忙灰溜溜走下證人席。1947年9月釋放。1965年3月2日去世。曾獲二級金鵄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