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盼遂

劉盼遂（1896~1966），原名銘志，河南信陽人。早年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大師，一生淡泊質樸，痴於藏書，有活字典之稱。北師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古典文獻學家、語言學家。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28年畢業后執教於北京女師、清華大學、燕京、輔仁大學。1966年8月與妻子被紅衛兵批鬥致死。

劉盼遂早年就讀于山西大學。曾任山東第二女子師範、曲阜第二師範教員。1925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屆招生考試中，以一甲名次考入，師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先哲。1928年畢業后，先後執教於河南中州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河南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1920年代末，劉盼遂先生曾與王重民、孫楷第、張西堂、謝國楨、王靜如、羅根澤、孫海波、肖鳴籟、齊念衡、庄尚嚴、傅振倫等組織“學文”學社。1946年起，開始擔任北京師範大學（當時稱北平師範學院）教授。

劉盼遂先生一生從事對古代文獻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經學、小學、史學、文學、鐘鼎、甲骨、校勘、目錄等方面造詣精深。尤精於小學，即音韻、文字、訓詁等學問，曾出版《文字音韻學論叢》、《段王學五種》等著作，對古音分部和段王學的整理與研究，遠邁前賢，達到新的領域。他還善於將小學的學問運用於箋釋、校勘、辨偽、輯佚、考古等方面，著有《論衡集解》，此書被葉聖陶先生贊為“新中國成立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顏氏家訓校箋》、《顏氏家訓校箋補證》、《世說新語集解》、《天問校箋》等著作，以及《穆天子傳古文考》、《嫦娥考》等論文，在學術界也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人們研讀、徵引的重要根據。

在三十年代李唐族源的爭論上，劉盼遂先生曾發表《唐代白氏為蕃姓之史料二事》和《李唐為蕃姓考》、《李唐為蕃姓續考》、《李唐為蕃姓三考》等，力主“李唐為蕃姓”之說。這些文章根據新舊《唐書》、《資治通鑒》、《酉陽雜俎》、《太平廣記》等眾多文獻中有關史料證明其“李唐為蕃姓”之立論。其立論之依據前後共達17條，讀者不得不為其紮實的史料功夫稱嘆。

他還曾與郭預衡共同主編《中國歷代散文選》。曾任河南通志館編纂，參與編寫了《長葛縣誌》、《太康縣誌》、《汲縣誌》。在清代學術史研究方面，著有《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譜附伯伸先生年譜》、《段玉裁先生年譜》、《經韻樓集補編》。他還著有《〈論衡〉注刪要》、《王充〈論衡〉篇數殘佚考》、《論衡校箋》、《後漢書校箋》，《唐寫本世說新書跋尾》、《“世說新語校箋”敘》、《“世說新語校箋”凡例》，《說文師說》、《中國文法複詞中偏義例續舉》、《反切不始於孫叔然辯》、《黃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兌》，《甲骨文殷商廟制徵》、《由周迄清父子之倫未全確定論》、《赤子解》、《中華人種西來新證》、《齊州即中國解》、《義山錦瑟詩定詁》、《"永樂大典"漫談》等論文。

劉盼遂先生做學問可以用“朴”字概括，樸實無華，而又博大深邃，可謂繼承了乃師王國維的風格。而他做人也可以一個“朴”字概括，他一生淡泊名利，很少社交活動，也從不在背後隨便品評他人。他在清華的老同學謝國禎也曾善意地勸他多參加些活動，而劉先生則講了句很有趣味的話：“謝多情，劉寡慾！”頗有《世說新語》的味道。但劉盼遂也不是不懂情趣的人，春秋假日，他常帶學生野外郊遊。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好好先生，卻在1966年8月下旬被紅衛兵揪斗致死。對於劉盼遂先生的死，謝國楨先生寫有一篇《記清華四同學》，談到劉盼遂之死時，他說：“六六年秋……余於八月二十一日晨，訪君（按：指劉盼遂）於其保安寺寓廬，時夜雨初過，君院中所植盆荷正開，荷葉迎風，花紅映日……而余家中……蕙蘭，含苞待放，清香撲鼻，乃邀君至余家看蘭花，酌以清酒，君飽餐而歸。當時余有句云：‘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蘭蕙茁新葩；握手言歡從此去，建國門外即天涯。’孰知竟成讖語。八月二十三日余受衝擊，君遂以自沉，卒年七十有一。是月之晦……過君保安寺之舊居，則見夕陽在牆，板扉洞開，出入無人。猶聞笛聲，《廣陵散》自此遂絕，無異讀潘岳之《懷舊賦》也。”可謂字字含情，句句孕淚，悲憤之情含而不露，讀之令人心酸。

斯人已逝，但無可否認，劉盼遂作為近現代少有的古典文獻學家，他的治學方法和學術精神將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另外，劉先生還是一位藏書家，其豐富的藏書也是一份珍貴遺產。劉先生在文革被打死的時候，家中的豐富藏書被洗劫一空。康生聽說劉先生死了，立即派戚本禹到先生家裡去抄家，實際上是去挑書。劉先生所藏的幾十部宋版、元版和明版圖書全部被挑走。文革后，這些書有一部分還了回來，放到了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其中一部宋版的《十三經註疏》被國家圖書館拿走佔有，只給了劉先生的兒子5000元了事。不過2002年6月，劉先生那一批二千八百餘冊的藏書，由北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轉贈給北師大圖書館，實在令人欣慰。

更令人高興的是，北京師範大學聶石樵教授花了20餘年，悉心整理出版了《劉盼遂文集》。該文集搜羅到的文章涵蓋了劉盼遂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文字，展示了他遍征古代文獻，出入語言文字與文學、歷史諸多領域的研究成果。正如聶石樵教授在前言中的精闢概括：《文集》體現出劉盼遂在小學、經學、史學、文學、校勘、目錄方面的專心潛研。他繼承了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而又將其發揚光大，不僅以小學通經，更以小學通史、通一切古籍，從正經、正史到戲曲、小說，乃至敦煌曲詞與民俗方言，均在其研究的範圍之內，反映了民國學人在學術認識上的現代性，也昭示了古典文獻學在新的時代里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