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尗子
羅尗子
羅尗子（1913—1968），亦作羅叔子，名弢叔，別署范球、崇藝，室名無華盦。民國二年癸丑十二月十三日生。湖南新化人，著名美術史論家、篆刻家、書畫家。1948年畢業於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國畫系（現中國美術學院），擅長篆刻、書畫、美術理論，同時兼擅書法。曾師從馬萬里、潘天壽學藝，深受前二者以及徐悲鴻、黃牧甫影響。其篆刻形成了自己獨到的風格，被張友憲、朱光耀教授等後人稱之為“羅氏印風”。其書畫表現出的才情有宋元以來傑出文人畫家所特有的標誌，無論意境、筆墨、圖式均顯示出過人之處。
羅尗子出身書香門第，祖父羅定彩夫婦勤儉持家，慢慢有所積蓄，成為當時地方上比較富裕的家庭。正所謂：“富不讀書富不長久”，羅定彩老先生十分重視對子女的培養，男子才藝雙馨，女子溫文賢惠。羅尗子父親羅醉白畢業於湖南優級師範學堂（現湖南大學，時李達等人也從這裡畢業外出日本留學），后留學日本。從日本歸國后，受先進民主思潮影響，響應時代對人才的需求的呼聲，羅醉白在村裡創辦了石衝口完全小學（現石衝口鎮中心學校）並擔任校長兼任教師。羅尗子伯父羅夷白受湖南省布政司委派留學海外，專攻財政，學有所成歸國后，積極回報家鄉，擔任新化縣財政局長多年。兩位堂兄也是青年才俊，羅夷白長子羅特夫年少時便考取黃埔軍校，為第19期學員，羅夷白次子羅卓夫參加工農紅軍，表現突出，解放后曾任北京醫科大學總務長。從羅尗子的家庭背景可以看出，其家中注重對人才的培養，對國家以及社會責任的感的教育，這無疑對羅尗子的一生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
羅尗子，中國著名美術史論家、篆刻家、書畫家，其中篆刻才能最為突出。
1919年，時年七歲的羅尗子隨父親在石衝口高小讀書，六年後順利畢業並考入新化一中。從新化一中畢業后曾在石衝口高小任教八年，時羅尗子父親年事漸高，想將學校交給尗子管理，但羅尗子志向很高，毅然決然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放棄其父安排的校長職務，加入到革命行列。然而，革命年代，風雲變幻，身為地下黨員的羅尗子受到打擊，被捕入獄。情況危機，其父親、伯父得知消息后，找到時任省參議員的曾鳳光（湖南新化維山鄉人），曾鳳光對羅尗子的才能早有耳聞，受曾鳳光青睞，特親筆寫下書信，送達新化，尗子得以釋放，隨後按曾鳳光的安排與其見面，曾鳳光深感時代所迫，交代羅尗子出走永不回鄉，以免倫難。這樣，羅尗子才得以死裡逃生。按照曾鳳光的交代，羅尗子走水路從邵陽出走，只身前往廣西桂林。從此，尗子開始了一生的漂泊。
不知何故，羅尗子輾轉到重慶，在此期間，曾在古董文物商店做小職員，生活十分艱難，以至於萬念俱灰，想一死了之，最後吞服黃藤自殺，吉人自有天相，后被救活。“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羅尗子隨後（1943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馬萬里等人創辦的廣西桂林美術專科學校，在校期間，深受馬萬里的賞識，尗子也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勤於學習篆刻、書畫，取得了驕人的進步。1944年日軍南下，造成舉世聞名的“湘桂大逃亡”，羅尗子也在其中，隨後又回到重慶。1945年，羅尗子以首名佳績考取時設盤溪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國畫系（當時考題為黃杏枝頭春意鬧）。1946年隨校前往杭州，並拜鄭午昌（浙江嵊縣人）為師學習山水畫。1948年，羅尗子以優異成績從時設杭州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畢業，同年，與同窗好友前往大連擔任大連旅大師範專科學校的教師。1949年，離家漂泊近十年的羅尗子與肖前榆女士完婚，后育有一男一女兩孩子。受當時時局影響，羅尗子帶著一家人來到蘇州，在蘇州鐵路中學任語文教師併兼任教務主任多年。1952年10月，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與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山東大學藝術系合併，於無錫成立華東藝術專科學校。1955年，羅尗子被聘為華東藝術專科學校講師，主講“中國美術史”、“中國工藝美術史”等課程。1958年至1959年，華東藝術專科學校先後更名為南京藝術專科學校、南京藝術學院，1959年，羅尗子被聘為南京藝術學院講師。1955年到1959年四年任教時間，羅尗子先後在《人民美術》、《中國畫》、《江海文學》、《文物參考資料》等刊物上發表論文約四十餘篇，大多為文字一萬字以上的專題論文。由此，尗子先生的創作力可見一斑。
1961年，羅尗子跟隨陳之佛（浙江餘姚人）進京編寫《中國工藝美術史》，1962年1月15日陳之佛因病逝世，此書主要由羅尗子在原先基礎上完成。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後，時局大變。1964年，羅尗子與眾多教師被安排到海安搞“社教”。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羅尗子等文人志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牽連，而對尗子的指控是其光著身子在家中吃西瓜，隨後便被捕進入“牛棚”中進行改造，在“牛棚”中，羅尗子堅持篆刻等工作的進行，其最後的作品、刻刀以及印蛻全部交給了好友張道一（東南大學教授）。對祖國前途擔憂、對民族命運擔憂的尗子，無法忍受這巨大的痛苦，於1968年自縊於古林公園的一片小樹林里，結束了他孤寂苦悶的一生。
羅尗子在年少時便顯示出篆刻方面的特長，羅尗子年少時，曾為老家的曾祖母以及一位同鄉老者篆刻碑文，這兩塊墓碑現今仍立羅家祖墳上，其上字跡清洗可辨，其字“上稱下載”，疏密均勻，頗似唐˙《褚遂良孟法師碑》中的手法。
篆刻藝術
建國后，羅尗子為西泠印社理事及江蘇省書法印章會理事，其篆刻更是聲譽日盛。他所著論文《印章起源及其演變》(1961年《江海學刊》)、《試論“西泠四家”的篆刻藝術》(《西泠藝叢》第二期)顯示出過硬的學術水準，深受同行們的肯定，羅尗子留下的印章並不多，由黃惇、晏西征主編的《無華盦印存》為目前我們僅見的作品集。
羅尗子1968年於金陵黃瓜園溘然辭世時年僅55歲，故而在不少研究者看來，因其早逝，他應該並沒有形成獨立鮮明的個人風格。如南京已故印人秦士蔚在看了羅尗子的遺作后云：“偶從王道雲同志處假閱羅尗子先生遺作——印章小冊，覺伊雖涉法黟山而未嘗揚泥，其中自由獨創之處，調高在此。惜短命死矣，否則將末造就又何可限量哉。”秦士蔚認為，羅尗子篆刻雖然有獨創之處，但卻是“涉法黟山而未嘗揚泥”，此種說法可謂很有代表性。羅尗子在篆刻方面曾從師馬萬里、潘天壽等名家，黃牧甫的風格也對其產生過一定影響，但羅尗子在篆刻方面還是有自己的風格所在。
黃惇教授云：“歷來標誌一名印家成熟風格的作品往往也就十數方，而羅尗子至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作品已有十多方令人拍案叫絕(《六十年代》、《石頭夏》、《江山如此多嬌》、《換了人間》、《陶冶》、《一百工也》、《左手書畫》、《缶廬繼起邁先行》、《西州老民》等)”這顯然足以說明他已形成了自己個人的成熟風格。
江蘇大學朱光耀教授認為：儘管羅尗子令人惋惜地過早的離世，但說其尚沒有形成自己的印風也不盡然，尤其是將其置於黃牧甫的燭光陰影中，此對長眠中的羅尗子也是不公正的，受建國后那段特殊年代的局限，羅尗子的印風顯然還不具備成為一個派別的追隨群體和影響力，故而我們不妨將其名為“羅氏印風”。
朱光耀教授認為：“羅尗子在繪畫上的才藝是多方面的，花鳥、山水以及指畫均擅，且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然惜其早逝，未能字繪畫上走得更遠。”
一般認為寫意花鳥對用筆的質量和表現力有著更高要求，而精於篆刻者往往又深諳此道。雖然羅尗子有著多元師法途徑（馬萬里、潘天壽、陳之佛、徐悲鴻等），但其始終堅持自己個人的風格取向——金石味較淡，捲軸氣息濃厚。
羅尗子的外甥晏西征藏有一副羅尗子所繪的《松鷲圖》，圖中一株老松由左向右上延伸，圖上佇立著一隻老鷲，約佔去半個畫面，鷲的頭部以濃墨寫出，造型簡練準確，顯示出作者對此類題材在技法上的駕輕就熟，而鷹脖子以下的部位則以含水量極大的淡墨潑染而出。在此類作品上，朱光耀教授認為：“在筆墨上潘天壽以拙見長，羅尗子則貴在輕巧。在氣息上，潘天壽以霸悍的氣魄獨領風騷，羅尗子則以風姿意趣勝人一籌。”
羅尗子青年時在家鄉時也創作了部分作品，羅家人一直將這些作品保存到九十年代初期。由於羅家人缺乏對羅尗子先生的了解，以及受對畫作欣賞水平的局限，羅家人在九十年代初期將其早期作品化為灰燼，其中有巨幅《孔雀開屏圖》也未能倖免，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
羅尗子的代表畫作有《江山無盡》、《松鷲圖》、《鷲圖》、《鷹》、《雙棲圖》、《臘嘴葡萄》、《兔》、《荷》、《雙雞圖》、《花鳥》、《雨過》（指畫）、《太湖漁舟》等。
主要著述
《北朝石窟藝術》（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
《北魏石窟浮雕拓片選》（與余希寧合編，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版）；
《顧愷之研究資料》（與俞劍華、溫肇桐合編，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版）；
《桃花塢木版年畫》（與劉汝醴合著，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1年版）；
《中國院畫錄》（不詳）；
《中國院體畫》（不詳）；
《中國工藝美術史簡編》（與陳之佛合編，1963年文化部通過採用）；
《中國紋樣史》（不詳）；
論文方面，據林樹中先生統計約有五十篇，均為一萬字以上的專題論文，比較重要的有：
《北宋畫院與郭熙》（《中國畫》1958年創刊號）；
《中國山水畫的理論體系及其發展》（《江海學刊》1961年第5期，后被香港《大公報》轉載）；
《印章起源及其演變》（《江海學刊》1961年第7期）；
《中國人物畫表現方法的演變》（《江海學刊》1962年第8期）；
《中國人物畫的理論依據》（《江海學刊》1963年）；
《試論“西泠四家”的篆刻藝術》（《西泠藝叢》第2期）；
其他的則有：
《洞庭東山紫金庵古塑羅漢考察記》（《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9期）；
《杭州五代宋元石刻造像復勘的一點意見》（《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期）；
《南京棲霞山舍利塔》（《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1期）；
《“學而不思則罔”》（《美術》195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