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汝懷

抗戰期間任湖北省鄂東行署主任兼第五戰區鄂東遊擊總指揮，1939年捲入了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陳誠、桂系爭奪湖北省權的雙重旋渦。程汝懷於1914年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4期，編在步兵科第1連。該連全部是湖北籍學生，既有預備學校升入的，也有直接考入的。同學之中，有第73軍軍長汪之斌、第13師師長吳良琛、黃埔軍校戰術教官嚴光盛、第5戰區第5游擊縱隊司令傅光咸、湖北恩施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袁濟安、廖仲愷被刺案中遭處決的粵軍旅長張國楨和與紅軍作戰時被俘的旅長侯鵬飛等軍界人物。

三年苦讀學成，程汝懷分發到部隊任排長。1919年，又考入陸軍大學第6期，與秦德純、徐培根、鄒文華等日後的國府要人同學。1922年12月畢業后，分發湖北第4混成旅，任上尉作戰參謀。1924年，晉陞為少校營長。

1926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失敗的吳佩孚組織“十四省討賊聯軍”東山再起，大舉擴軍，向南阻攔北伐軍，向北征討國民軍。鄂軍擴充出暫編第2師，劉佐龍任師長，程汝懷任該師第4旅第7團團長，駐防陽夏。同年9月，吳佩孚任命劉佐龍為湖北省省長兼漢黃防禦總司令，命其死守漢陽，與劉玉春互為犄角。劉佐龍拍胸脯保證完成任務，待北伐軍兵臨城下，劉當機立斷，倒戈易幟，盡顯北洋武人風範。湖北陸軍暫編第2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5軍，劉佐龍留任軍長，程汝懷升任第3師師長。

1926 —1929

1926年1月任湖北陸軍第2師4旅7團上校團長。 1926年9月任國民革命軍第15軍4師7旅少將旅長。

1927年10月任湖北省防第1師師長，12月任第4集團軍第19軍中將副軍長。 1928年8月任第4集團軍暫編第3師中將副師長。

1928年10月改任第4集團軍第16師中將副師長。

1928年12月調升第4集團軍暫編16師中將師長。

1929年1月任第4集團軍第55師中將師長，5月因反蔣失敗被迫離職，

1932—1939

1932年3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員，11月任湖北省第4區行政督察專員兼黃安縣縣長。

1936年4月任湖北省第2區行政督察專員。

1937年7月兼任湖北省第2區保安司令。

1939年1月兼任鄂東遊擊總司令，12月調任鄂東行署主任。

1939—1951

1940年5月參加宜棗會戰。

1941年7月兼任湖北省第2區行政督察專員、保安司令。

1942年7月辭去行署主任，10月免去本兼各職。

1943年12月任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

1946年7月退役，在武漢閑居。

1949年加入民革，並拒赴台灣，在武漢迎接解放。

1951年在武漢被收審，同年在關押中病故。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漢淪陷后，鄂東黃岡行政督察專員程汝懷(原屬桂系十八軍、九軍胡宗鐸、陶鈞部)。奉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李宗仁命令成立第五戰區鄂東遊擊總指揮部，與專署同設在黃土嶺，總指揮程汝懷兼，副指揮王嘯風，參謀長陶季賢，政治部主任謝光漢。下屬四個縱隊。十六縱隊下轄三個支隊(等於三個步兵團)，司令劉鴻逵駐浠水蔡家河。十七縱隊下轄三個支隊，司令李倜生，駐薪春劉公河。十八縱隊下轄三個支隊，司令王嘯風，率領保八團，駐黃岡大祁山賈廟等地。十九縱隊下轄三個支隊，司令蔣少元，率保安二團，駐湖北禮山縣。鄂東獨立第五大隊，下轄三個中隊(等於一個步兵營)，大隊長張體學，駐黃岡夏家山等地(獨立第五大隊系原紅軍高俊亭部，抗日時，特留在大別山打抗日游擊戰的，先屬二十一集團軍獨立第五大隊，后改為鄂東獨立第五大隊，國共合作時，屬程汝懷指揮，后發生圍攻五大隊夏家山事變，五大隊脫離程汝懷)。

此時，程汝懷統率的部隊約二萬人。當時並掌握全部行政權力，鄂東八個縣長，皆由程全權任免，因當的湖北省主席在鄂西，鞭長莫及。

一九三九年夏，漢口日寇集結千餘人，妄圖擾襲黃岡大祁山，程汝懷即派隊迎擊該寇，獨立第五大隊與保八團，桂系一七二師二個營等部，在黃岡馬鞍山，一舉而殲日軍四百餘人，並生俘日軍六名，其餘向漢口逃竄，這是鄂東地區的一大戰果。

當年桂系張淦七軍，駐在羅田塍家保，程汝懷、陶季賢等，平時與七軍為鄂東防務問題，及七軍就地籌給養問題，曾發生多次糾紛，再加上七軍無限度介紹桂系軍政人員來鄂東搶飯碗，爭地盤，以致雙方暗中發生很大的磨擦。程汝懷為了自身的利益，投靠了當時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湖北省主席陳誠，一九四—年，陳誠急令鄂東程汝懷的游擊隊，丟掉第五戰區游擊隊番號，全部改為湖北省保安旅，十六縱隊，改為湖北保安一旅，旅長劉鴻逵，十七縱隊改為保二旅，旅長王丹侯，十八縱隊改為保三旅，旅長王嘯風，十九縱隊改為保四旅，旅長蔣少元保二團詹劍峰，保八團王嘯風兼，以前桂系派來的李倜生、李漢、甘漢芝等撤職不用，程汝懷與桂系內訌，不僅公開，而且達到白熱化，劍拔弩張。

程汝懷抗戰期間任湖北省鄂東行署主任兼第五戰區鄂東遊擊總指揮，1939年捲入了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陳誠、桂系爭奪湖北省權的雙重旋渦。毛澤東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一文中特別提到了他——“他們知道共產黨抗日最徹底，國共合作則力量更大，他們就用全力分裂國共合作，使兩黨各自孤立，最好是兩黨打起來。這樣，他們就利用國民黨內部的頑固派，到處放火。在湖南就鬧平江慘案，在鄂東就鬧程汝懷殺死五六百個共產黨員。所有這些，無非是要破壞抗日的局面，使全國人民都當亡國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