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覿

王覿（1036-1103），字明叟，泰州如皋人（今江蘇省如皋市）。1051年（宋仁宗皇祐3年）王覿與堂兄王觀赴開封太學拜胡瑗為師，專心研讀仁義禮樂經典，養成一身正氣。1059年，23歲的王覿考中進士。他不願久居京職，於1068年到潤州任推官。1086年宋哲宗繼位，官右正言，進司諫。徽宗朝，任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恢復神宗變法，專用新派。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王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執政的新派對王覿的話非常反感，遂將王覿降為翰林學士。四月發生日食，皇帝要下詔自責，由王覿起草文稿，內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被宰相刪去。后王覿不願在京城任官，力請外職。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今江蘇省鎮江市），徙海州，最後任主管太平觀的閑職，安置臨江軍。1103年，王覿“無疾而卒，年六十八。”

王覿在潤州任推官時，兩浙發生大旱，承監司奉命到災區察看，不敢提出免除賦稅的意見。后王覿受命複查，見災情非常嚴重，便提出免除災民全部賦稅。承監司大怒，上告朝廷。朝廷派欽差大臣到兩浙處理，王覿請見，訴說民間疾苦，欽差大臣採納了王覿的意見。欽差大臣回京都以後，就推薦王覿進京任司農一職。不久經王覿請求，去了潁昌府任簽書判官。

1086年宋哲宗繼位，呂公著、范純仁推薦其可委以大任，王覿被任命為右正言，進司諫。王覿嚴格履行職責，發現朝廷中的問題，即向皇帝上疏說：“國家安危治亂，系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王覿列舉了宰相韓縝、副宰相蔡確、章惇、張璪狼狽為奸，敗壞朝政的事實。先後上疏數十次，終於相繼被罷免。後來王覿又彈劾罷免了副宰相呂惠卿。這時，朝廷中有人議論，說大奸都已罷免，但人情不安讓人憂慮，建議皇帝下詔，緩和氣氛，不再議論奸臣們的罪行。王覿說：“誠出於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為善者勸，黜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懼。豈以為惡者懼而朝廷亦為之懼哉？誠為陛下惜之。”換成現代話就是：皇帝統治天下，靠的是升降之權，提升一位優秀人才可使天下人自強奮勉，而懲治一個違法亂紀者可使天下壞人感到畏懼。難道壞人害怕，皇帝也感到害怕嗎？

宋神宗即位以後，任用王安石為宰相，推行變法。當《差役法》恢復執行時，王覿認為：“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法無新舊，惟善之從。”他還抨擊那些反對變法的斂財大臣，曰：“聚斂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何以示天下？”不久，王覿因蔡確、章惇餘黨陷害，被謫知蘇州。蘇州有一狡吏，善於逢迎上級，從而攫取權力。王覿到任后，聽取了老百姓的反映，掌握了此吏的犯罪事實，並依法處置，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以後王覿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當時在成都城中有兩道渠，年久淤塞，從而多有水災，乾旱時又無水救火。為此，王覿進行了疏治，老百姓為此感恩載德，命名為“王公渠”以示紀念。

《宋史》的作者在《王覿傳》中是這樣評價王覿：“覿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慍。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其意是王覿為官清正，淡泊名利，生活儉樸，舉止嚴肅，不苟言笑，喜怒不形於色。絕不因遭受打擊迫害而低頭屈服，仍然堅持正義到底。

王覿的著作有《諫疏》30卷，《奏議》30卷，《雜文》50卷，《內製》30卷。王覿工書法，有“平江酒毛帖”存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