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明法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故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木矣。比周以相為慝，是忘主私佼，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所謂治理得好的國家，是因為君道強明；所謂混亂的國家，是因為臣下的“私術”太盛。君尊臣卑，不是由於臣對君的親愛，而是君主通過權勢壓服的；百官盡職，不是由於君對臣的恩惠，而是刑罰堅決的結果。所以，君道與臣道混淆不分，國家就要混亂；把國權專授於人，君主就會失園。國家有四種危亡的表現：法令一開始就發不出去，叫作“滅”；發出而中道停留，叫做“壅”；下情一開始就不能上達，叫作“塞”；上達而中道停止，叫作“侵”。滅、侵、塞、壅現象的產生，都是由於法度沒有確立造成的。所以先王治國。不在法度外浪費心機，也不在法度內私行小惠。所謂任何行動都不離開法度，就正是為了禁止過錯而排除行私的。君權不能由兩家佔有，政令不能由兩家制定。以法治國不過是一切都按法度來處理而已。因此，有了法度的裁斷，人們就不能通過偽詐來取巧；有了權衡的稱量，人們就不能利用輕重搞欺騙；有了尋丈的計算，人們就不能利用長短搞差錯。君主若放棄法度，按照虛名用人，群臣就背離君主而在下結黨營私；君主若聽信朋黨任官，人民就專務結交而不求工作實效。因此，官吏的治理不好，正是君主按照虛名行賞，根據誹謗行罰的結果。而這樣下去，那些喜賞惡罰的人們就要背離公法而推行私術，也就是朋比為奸共同做偽。於是他們忘記君主，拚命結交，而進用同黨；所以交人多同黨也多，朝廷內外都成朋黨，雖有大的奸惡，也是多半能把君主蒙蔽過去的。因此忠臣往往無罪而遭死，邪臣往往無功而發跡。由於無罪遭死和無功發跡，那麼，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輕公了。他們可以十次奔走於私人的家門，而一次不到朝廷；百般考慮其自家，而一次不謀國事。朝廷所屬的人員雖然很多，但不是擁護君主的；百官雖然很齊備，但不是治理國事的。這種情況就叫作國中無人。所謂“國中無人”，並不是說朝廷大臣不足，這是說私家之間力求互相幫助，不力求尊奉國君；大臣之間力求互相抬舉，而不肯為國任事；小臣拿著奉祿搞拉攏交結，也不以公職為事，所以官吏就沒有作用了。因此，先王的治國，用法度錄取人材，自己並不推薦；用法度計量功勞，自己並不裁定。所以賢能不可能被掩蔽，敗類也不可能偽裝；誇譽者不能進用人，誹謗者也不可能罷免人。這樣，君臣的界限就分明了，分明就容易治理，因為君主雖不自身下去辦事，依靠法度去辦就行了。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