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冰室詩話

飲冰室詩話

近代詩話著作。梁啟超著。戊戌政變後梁啟超逃亡日本,於1902年初至1907年冬創辦《新民叢報》半月刊於橫濱,共出96期。

簡介


《飲冰室詩話》即連載於該刊第4~95期,偶有間斷,計204條。后編訂成書,僅輯錄至1905年底的第72期。1905年以後兩年尚有15期,連載30條,皆未輯入。

記載


《飲冰室詩話》通行本共174條,其第一條敘述寫作緣起說:“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於腦。自忖於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於昵者耶。其鴻篇鉅制,洋洋洒洒者,行將別裒錄之為一集。亦有東鱗西爪,僅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所謂師友“昵者”,主要指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夏曾佑、蔣觀雲等人,他們都是“詩界革命”的主將。此書主要內容就是評介他們的名篇名句,總結“詩界革命”,發表著者的詩歌理論和見解。
《飲冰室詩話》論詩,首重“新意境”。著者從改良主義立場出發,非常厭惡“中國結習,薄今愛古”,“最傾倒”黃遵憲“意境無一襲前賢”,熱烈讚揚他“獨辟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並在書中採摘黃遵憲許多名篇名句。這種以黃遵憲詩歌為代表的“新意境”,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是以資產階級新思想和資本主義新事物為其“詩料”。《飲冰室詩話》中公開表明:“吾嘗推公度(黃遵憲)、穗卿(夏曾佑)、觀云為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在《夏威夷遊記》中,梁啟超已稱讚黃遵憲《今別離》等詩“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說詩歌的新世界“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認為黃遵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有“石破天驚”之感,“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高度評價黃遵憲歌詠輪船、火車、電報、照相和東西半球之晝夜相反的《今別離》 4章。其二是以愛國主義為標榜。《新民叢報》來稿中有“感種族之將燼,代一棒於當頭”的《滅種吟》12章,以《悲恐龍》為首,“熔鑄進化學家言,而每章皆有寄託”,《飲冰室詩話》“具錄之”,稱讚說:“真詩界革命之雄也。”對於黃遵憲未收入《人境廬詩草》的組詩《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梁啟超更是“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不但“錄全文”,而且還說:“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甚至說:“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
《飲冰室詩話》以“新意境”論詩,既總結了“詩界革命”,又進一步推動了“詩界革命”,並具有重要史料價值。梁啟超在《夏威夷遊記》中已說過,詩歌“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為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因而在此書中明確指出了“詩界革命”初期作品的不足:“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 (1896~1897),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為夏穗卿,而復生(譚嗣同)亦綦嗜之。”並以“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等詩句為例,說明這就是譚嗣同當年所自喜的“新學之詩”。但他認為這類缺點是嘗試階段所具有的“學問飢餓”(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和新舊交替的時代特徵,所以又說:“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表明他批評初期“新詩”的幼稚病,正是為了“詩界革命”更健康地前進。同時也可見他並不排斥新名詞和舊風格,而是要求把它統一於“新意境”,為創造“新意境”服務。
《飲冰室詩話》所提出的這些詩歌主張,和黃遵憲等人的詩歌主張呼應配合,從理論上解決了古代舊體詩在封建社會解體以後,如何為新時代和新興資產階級服務問題。
這些理論的出現,既與列強的侵略給詩壇帶來新的刺激有密切關係,又是以資產階級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為其階級基礎的。由於作者自己就是改良派代表人物,此書論詩,往往把改良主義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具有比較明顯的資產階級功利主義色彩:不但對“新詩”的評介有誇張之嫌,降低了藝術標準,而且對意境的要求也很狹隘,如說《孔雀東南飛》“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於世運無影響也”。
這些理論上的局限性,也是在《夏威夷遊記》中就已經發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