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文

苗文有老苗文和新苗文之分。

如今把拼音苗文之前苗族先民所創造的苗文稱為老苗文。

新苗文主要指新中國為苗族創造的四套拼音文字，以及國際苗文。

苗族傳說和苗族古歌里都說苗族有文字，但是至今存世的只有在湖南城步發現有些苗文碑，只是零零散散，已經無法作為系統的語言文字。

清朝《洞溪纖志》中說：“苗人有書，非鼎種，亦非蝌蚪，作者為誰，不可考也。”

關於苗文失傳，貴州、湖南各有說法。

貴州說法。苗族先民向西南突圍時，族老忘記將苗書帶上，叫大兒媳回去取，大兒媳取書時聽到有嬰兒啼哭，跑去抱出嬰兒而忘記拿書，苗文因此失傳。

湖南湘西呂洞山說法。苗族先民向西南突圍時本身沒帶什麼東西，以及有文化的老年人跑得慢被殺，加之路上幾經包圍幾經突圍，特別是洞庭湖之戰，苗書遺失殆盡；到新居住地后又忙於打仗、忙於開荒，而無暇學文解字，苗文失傳。

1.

貴州說法

2.

湖南

老苗文失傳后，古代的苗族人又在各地創造了其他的老苗文。

湘西苗族歷史上沒有正式通行的統一文字，苗族人民歷來都是通過漢文學習文化科學知識，並以漢文作為書面交際工具。但隨著漢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從振興本民族的願望出發，歷史上不少苗族知識分子，借用漢字的音、形、意，將漢字進行拆組；創製了一些在一定範圍內使用的民間方塊苗文。這些苗文主要有：清代末年的板塘苗文和古丈苗文，民國時期的苗語速寫符號和老寨苗文。

板塘苗文

清末，湘西傑出的苗族詩歌作者石板塘曾運六書"的造字規律，借用漢字偏旁，創造了方塊字形的苗文，即“板塘苗文”，用以記錄和創作詩歌，並在部分苗族中推行。

古丈苗文

古丈苗文，見於清光緒丁未年所修《古丈坪廳志》卷九上，其造字方法與板塘苗文基本相同，只不過“隨意取形”更為明顯。

苗語速寫符號

抗日戰爭時期，湘西苗族學者石啟貴運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今吉首)苗語語音為基礎，創製了苗族拼音文字，以後又在此基礎上，簡化為"速記苗文"。同時期，貴州松桃苗族教師龍紹華曾運用國際音標編寫東部方言的苗文課本(稱"紅苗語課本")，對學生講授。

老寨苗文

老寨苗文是在新中國建立後由花垣縣麻栗場鄉老寨村的苗族藝人石成鑒創製的，用於記錄茁歌和寫作苗劇。這種苗文的創製思路，既有與板塘苗文和古丈苗文相同的一面，又有它自己的獨到之處。其相同的一面是老寨苗文有相當一部分也是利用漢字的形、音、意對漢字進行拆組而成。

20世紀30年代，苗族聚居區中心地帶的貴州雷公山發現的這一塊殘碑，被稱為“苗文碑”。現存貴州省博物館。其字形類似隸體漢字，經與漢字體系的諸種文字比較，均不可識。

雷公坪，是在雷公山的北向，距雷公山路程有20公里，直徑10餘公里。這裡，海拔1850公尺，大坪子面積有400餘畝，所以說是苗嶺群山中惟有的一個高海拔的高山大坪地。這裡四面環山，古木幽深，四季茂密，山花爛漫，烏語蟲鳴蛙聲不絕於耳。由於是環山中的高山盆地，周圍的高山擋了狂風，因而盆地里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氣象萬千，時晴時雨，時而霧漫，時而碧空清幽，多好的一幅自然畫圖。

大坪子東北面的地方，古遺跡址清晰顯見，一個坪后的石砌土包上長了一株胸徑在30餘公分的野櫻桃樹，終年茂盛。這曾是苗族古營地的“點將台”，也稱祭祀台。台前，曾經豎立著一塊高2米，寬1.5米的古石碑，用堅硬青石製做。碑文有似漢字又非漢字，至今幾百年無人認識。該碑早就被毀，如今縣文化館只收存了殘碑一角，僅有28個字。有人認為是古苗文，就述說苗族古人到雷公坪的歷史記錄；也有人說是苗族反清抗暴，作紀實的古苗文，或號召苗族民眾反清抗暴，以隱語暗示的苗文，這都有些道理，但真實碑情，有待考證。

2012年3月，一批藏在深山中，寫滿“天書”的大石塊被偶然發現。文物部門認為，這些無法辨識的文字是失傳已久的苗文。湖南城步苗文似篆非篆，形似蝌蚪。專家組通過測定石塊上生長的古樹樹齡推斷，石刻產生年代在清朝。同時，石刻的位置正處於歷次城步苗民起義核心地帶，距起義軍設在龍家溪的老營僅一山之隔，距綏寧黃桑坪苗王古國遺址十幾公里。而清代乾隆年間，正是苗民起義最頻繁的時候。專家由此斷定，石刻上的文字與苗民起義有關。

這些石刻均取材當地，字面朝東，背對觀音山，應是苗人或苗民起義軍向西面山進行宗教祭祀的遺存。由於石刻藏身於海拔較高、交通偏僻的南山山腰，故得以保存至今。

根據清代《峒溪纖志》中的苗文記載，以及當地老木工記數用的簡單苗文，專家得出初步結論：這些文字正是失傳了兩個半世紀的古苗文，為清代乾隆年間留下，內容應與苗民或起義軍宗教祭祀有關。

起義被剿滅后，乾隆皇帝特意下旨：“從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銷毀，永禁學習。”於是，清朝官兵對苗族居民挨家挨戶進行搜抄、清查、銷毀，永遠嚴禁城步苗民學習和使用苗文，從而導致城步苗文在湘桂黔邊境消失，至今未有傳承。

1905年英國的傳教士伯格里來到我國石門坎苗族地區因傳教所需，用苗族服飾上的一些圖案符號和拉丁字 母，以石門坎為標準音點創製的拼音文字，流行於川黔滇苗區。改文字有32個聲母，37個韻母，分別稱為“大字母”和“小字母”，並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來表示聲調。

伯格里苗文主要適用於貴州省畢節地區、安順地區、六盤水市和雲南省昭通地區、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操滇東北次方言的苗族，這部分苗族有35萬多人，熟悉這種苗文的苗族有5萬多人。如今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苗族群眾使用，一些知識分子和幹部也掌握。用滇東北老苗文出版的書有《聖經》、《讚美詩》、《馬太福音》和《花苗新課本》。

伯格里苗文局限於西部方言滇東北次方言，無法在其他方言中通行，所以其使用範圍也相當有限。

清末黔西縣化屋鄉苗族楊維舟用漢字偏旁部首創製過苗文；

威寧縣苗族張約翰等人根據傳統整理過兩套苗文符號。

民國初年，英國傳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東南的旁海鎮(現凱里市轄)傳教時，也創製了一種苗文，這種苗文以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國語注音字母為基礎，以旁海苗語為標準音，故稱"注音字母苗文"，當地教會曾用之翻印了大量宗教讀物，該文字現早已銷聲匿跡。

1952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對苗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語言進行調查。

1955年，初步將苗語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及滇東北（又稱北部）四個方言，並提出《苗語調查報告》。

1957年7月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的“關於民族語文工作座談會”中，將上述四大方言名稱修定為：中部方言改為黔東南方言（或稱黔東方言），東部方言改為湘西方言，西部方言改為川黔滇方言，北部方言改為滇東北方言。同年12月國務院批准《關於少數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幾項原則》，規定上述苗語四個方言的文字方案，都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

後來，因為“政治”的干擾，這四種苗文未能順利推行，並從1960年代初起就中斷了推行工作，直到1980年以後才逐漸恢復，其中滇東北次方言苗文改回伯格里苗文的形式。

苗文是使用26個拉丁字母拼寫而成，分為聲母、韻母和聲調三部分。下面我們就逐一來講解一下新苗文的拼寫方案。

聲母：（48個）

b p nb np

bl pl npl

m hm ml f w

z c nz nc s

d t nd nt

n hn l hl

zh ch nzh nch nh sh r

j q nj nq x y

g k ngg nk ng

gh kh ngh nkh h

韻母：（35個）

a o e

ea ei ao

eu ou an

en ang ong

i iu ia

io ie iea

iao ieu iou

ian in iang iong

u ua ue

uea ui ueu

uou uan un uang

聲調：（6個）

b 調值 35 高升

x 調值 42 中降

d 調值 44 高平

l 調值 22 低平

t 調值 53 高降

s 調值 31 低降

k 調值 44 （同d調，合併為d)

f 調值 22 （同l調，合併為l）

聲母：（32個）

b p m hm f hf w

d t n hn dl hl l z c s hs r

j q x hx y g k ng v hv

gh kh h

韻母：(26個）

i e a o u

ai ei ia io ie iu

ang en ong in iang iong

ee ao iee iao ui ua uai un uang

聲調：（8個）

b 調值33

x 調值55

d 調值35

l 調值22

t 調值44

s 調值13

k 調值53

f 調值31

(一）、西部方言苗文（川黔滇方言）

聲母：（58個）

b p nb np m hm f v

bl pl nbl npl

d t nd nt n hn

dl tl ndl ntl l hl

z c nz nc s

dr tr ndr ntr

zh ch nzh nch sh r

j q nj nq ny hny x y

g k ng nk ngg h

gh kh ngh nkh w

韻母：（22個）

a ai ang ao e en er eu

i iang iao in iu o ong ou

u ua uai uang ue un

聲調：（8個）

b 調值43

x 調值31

d 調值55

l 調值21

t 調值44

s 調值24

k 調值33

f 調值13

（二）滇東北次方言苗文

聲母：（54個）

b p nb np

m hm w f v

z c nz nc s r

d t nd nt dl tl ndl ntl

n hnl hl

dr tr ndr ntr

zh ch nzh nch nr sh

j q nj nq x y

g k ngg nk

ng hng hx

gh kh ngh nkh h

韻母：（21個）

a o e w

ai ao ang eu

i ia io iu ie iw iai iao iang ieu

u ua yu

聲調：（8個）

b 調值54

x 調值35

d 調值55

l 調值11

t 調值33

s 調值31

k 調值11 （同l調）

f 調值31 （同s調）

一、拼寫規則：

（1）苗文的基本單位是單音節，每一個音節由聲母、韻母和聲調拼寫而成，例如：Xongb，其中X為聲母， ong為韻母，b為聲調；

（2）j q x nj nq 不與iu ia io ie iea iao ieu iou ian in iang iong ua ue uea ui ueu uou uan un uang 相拼；

（3）苗文句首字母大寫，地名、人名等專用名詞首字母大寫。

（註：四套苗文及國際苗文拼寫情況大體相同）

二、苗文的拼音形式有3種：

（1）韻母中平調自成音節，不標聲調，如：i 那裡，o 臃腫，w 拋撒。

（2）聲母加韻母中平調，不標聲調，如：zoo 好，li 的，ntau 多。

（3）聲母加韻母加聲調，如：peb 三，koj 你，ntawv 書。

三、苗文單詞不連寫。松樹寫作 ntoo thuv 而不寫作 ntoothuv，大家 寫作 sawv daws 而不寫作 sawvdaws。

四、苗文大寫規則、標點符號與其他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相同。

苗文創製后，發揮了很好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社會功能，其作用主要表現在：

一方面，苗文推行后，用苗文向群眾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黨和國家各項路線、方針、政策及法律、法規的宣傳，提高了苗族群眾的政治思想水平。使群眾更多地懂得了法律法規，用國家法律來保護自已、保護社會。

另一方面，苗文推行后，使群眾體驗到了各民族間的平等氣氛，提高了苗族群眾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進了民族團結，維護了社會安定。貴州省各級政府主要行文以漢文為主，自治州及各縣較為重視牌匾的苗文、漢文並用。

80年代初台江縣通過人大決議的形式使全縣都掛上了苗、漢兩種文字的牌匾，在一定形式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司法方面，苗文也在起著很大作用。劍河縣苗族姑娘姜通雲15歲就被作為"還娘頭"嫁到舅舅家當媳婦，她通過進苗文班學習逐步懂得了國家的憲法、法律，用苗文給法院寫了要求離婚的訴狀。法院依法審理，使她解除了這樁不合法的婚姻。這些都是苗文推行后出現的新鮮事物。

苗族人民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民族文化，這些文化包括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醫學、建築等各個方面。由於苗族歷史上沒有自己的文字，文化傳承僅靠口傳心記，年長月久有些不免失真或失傳。苗文創立並推行后，這些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繼承和迅速傳播。許多專家、幹部和群眾用苗文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間文學資料和古籍資料，並已有一部分編印成冊出版，如《張秀眉歌》、《苗族酒歌》、《情歌》、《開親歌》、《嘎百福歌》、《苗族古歌》等苗文書籍。黃平、施秉、凱里、麻江等縣(市)民族事務委員會也分別出版了《理詞》、《豆紐》、《十路酒歌》、《十二路苗族大歌》、《神詞》、《施秉民族文學集》、《苗族理詞》等苗文書籍，大大豐富了苗族群眾的文化生活。這對於繼承和傳播苗族人民的傳統文化，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起著重要作用。同時，也為有關專家研究苗族的歷史和風土人情以及文學藝術等方面，提供了翔實的資料。苗文的創製，對優秀的科學文化的繼承和傳播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醫藥衛生方面，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醫藥研究所用苗文收集苗族藥物資料近1,000種之多，豐富了苗族醫藥學的寶庫。

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來越多種多樣，一些學會民族文字的苗族群眾，通過舉行民歌比賽，自編自演文藝節目，舉辦多種形式的苗族語文學用比賽等活動，活躍了群眾的文化生活。還可以用苗族文字來寫對聯、寫書信、記事、挖掘整理民間文學、古籍資料等等。

苗文的教育功能，主要體現在實行"雙語文"教學能加快漢語文及其他各學科的教學進度以及農村掃盲兩個方面。民族語文進入學校開展"雙語文"教學，大大促進了學校學生"三率"的提高，在以母語苗語為主要交際工具的苗族地區，兒童在入學前大都不通漢語，甚至很少聽到別人說漢語，一入學就要學習漢語漢文，由於沒有語言基礎，很難消化吸收，學生往往對學習不感興趣，成績提高很慢，從而直接影響到學校的入學率、鞏固率、合格率的提高。開展"漢語文"教學后，通過對比教學，學生利用苗族文字給漢字注音釋意，幫助理解，從而大大提高學習水平和激發了學習興趣，學生就能進得來，留得住，學得好。雷山縣第二中學苗族學生佔90%左右，他們藉助苗文促進英語教學，成績顯著。1985年，該校文遠榮老師藉助苗文促進英語教學的班，參加全縣英語統考，人均考試分數居全縣第一名，及格率居全縣平行班級第三名。1986年，該校文明美老師藉助苗文促進英語教學的班，學期考試有21名苗族學生英語考分達80分至100分。其中得100分的三名學生全是苗族。

另一方面功能是，利用民族文字掃盲效果顯著。貴州農村文化落後，苗族地區農村文化更是落後。黨和政府也歷來重視民族地區農村的掃盲教育工作，但由於語言障礙，單純用漢語文掃盲效果不大，即便脫了盲，也往往因為語言文字使用的社會環境所限而不能鞏固，復盲速度快。利用民族文字進行掃盲，因為苗文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易寫、易記、易認，群眾學得快、記得住、效果好。人們藉助於本民族文字，加快學習漢語拼音字母，進而用漢語拼音字母給漢文方塊字注音，又加快學習漢文方塊字的速度。松桃苗族自治縣用漢、苗兩種文字進行雙語文"教學，進度快，效果卓著，七年掃盲149,000人，文盲率下降到9%，榮獲國際閱讀協會《國際掃盲榮譽獎》，成為我們國家第五個獲得這項榮譽獎的先進縣。

許多少數民族群眾由於沒有文化、看不懂漢文科普讀物，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發展較緩慢。在推廣民族文字的地區，群眾通過學習民族文字科普讀物，掌握了諸如雜交水稻的栽種技術、牲畜家禽的飼養技術、果樹的科學栽培等實用技術后，普遍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黔東南、黔南等地州、縣民族事務委員會在扶貧工作中，組織人力用苗文翻譯編寫了《養雞》、《養兔》、《農藥》等科普讀物提供給農民，通過科技知識的傳播幫助農民發展生產。

1988年，三穗縣民族事務委員會在該縣寨頭鄉發展柑桔生產時，也用苗文翻譯柑桔栽培與管理技術資料送到苗族群眾手中。還辦了一期柑桔技術培訓班，讓群眾對照苗文書本學習到栽培和管理技術。當年，該鄉就建立柑桔基地124畝，超計劃的24%，栽種的柑桔11,680株。成活率達98%。現僅此一項每年產值達20萬元以上。

(l)報紙刊物：1985年1月，貴州省第一家《苗文侗文報》在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出版發行，第二年《貴州民族報》也在貴陽創刊。在這期間，許多縣也創辦了自已的報紙和刊物，如台江縣的《台江苗文報》、黃平縣的《飛雲崖》、麻江縣的《貴人峰》、丹寨的《龍泉山》、雷山縣的《雷公山》、施秉縣的《舞陽河畔》、《苗族文化》等。黃平舊州、谷隴等鄉、鎮的苗文愛好者也自發創辦了《舞陽河》、《清水江畔》等苗文油印刊物。另外，貴州民院民語系、黔東南民族行政管理學校、黔南民族行政管理學校也辦有自已的苗文刊物，貴州省文聯的《南風》也有苗文專欄。這些報刊的創辦發行，對於宣傳黨和國家的政策、法律、對群眾掌握科技文化知識、繼承苗族優秀文化都起到積極作用。

(2)廣播、電影、電視：1986年4月，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貴州省文化出版廳、貴州省人民廣播電台決定在貴州人民廣播電台的文藝廣播節目中，開闢《民族文工隊》專欄文藝節目，每周播一次，每次30分鐘。1987年8月，貴州人民廣播電台舉辦《民族之音》苗語廣播節目，每周一次，每次15分鐘。這一時期，許多縣也開展了苗語廣播。而且有一定規模。如黃平縣廣播站1987年創辦的《苗語廣播新聞》，利用趕場天和星期天的早、中、晚時間播出有關農村的政策和少數民族群眾關心的本地新聞。1990年改為《民族之聲》后，利用調頻廣播播出，深受廣大群眾的好評。從開始到1994年底，該縣苗語廣播已播出480小時，播出稿件9,000餘篇。電影方面：80年代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電影公司塗磁錄音站配備了苗語配音演員，積極譯制苗語影片，從1981年7月到1991年8月的10年時間裡，譯制的故事片有158部，科教片有41部。這些媒體以苗文形式出現，深受廣大苗族同胞的歡迎，對於苗族地區的社會教育效果非常好，群眾可以從中了解國家大事，獲取經濟信息，欣賞民族藝術等。

關於雙語教學與中小學普通教育的結合，黔東苗文推行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研究和借鑒。首先是教材跟得上，公開出版的黔東苗文教材和工具書計12種481,000冊，其中《六年制苗漢雙語文教學課本》1～7冊，苗語《語文》1～3冊，《數學》1～2冊，《自然》l冊，計30萬冊，黔東苗文掃盲課本2種，《苗文學習》1～4冊，計印154,000冊，《苗漢詞典》、《漢苗詞典》、《苗語俗語小詞典》、《苗語語法》、《黔東苗語基礎知識》等工具書27,000冊。此外，各縣(市)自編自印的鄉土教材還有許多，如凱里的《小學苗文課本》、《苗語語音》、《苗漢辭彙》，台江的《生詞生字苗漢對譯教學參考書》，施秉的《苗語課本》、《六年制小學苗漢語文課本》(第一、二冊)、《讀苗文》、《苗文助讀》、《苗文課本》等等。

貴州省黔東苗語文進入小學和中學，從1981年個別學校的試點發展到1983年的大面積試點，這是跟教育系統的支持和配合分不開的，近15年來，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實行苗(黔東方言)漢雙語文教學的學校歷年累計1,040所，其中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902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38所；教學班1,654個，其中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433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221個，學生56,588人，其中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48,191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8397人。在凱里民族師範學校、黔東南民族行政管理學校自1984年以來，也相繼開設了黔東苗語文課。大專院校中的苗文教育情況：在大專院校開設苗語文班的有--中央民族大學(原中央民族學院)、貴州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學院1952年開始招收苗語文班培養了一批苗語文的專家。80年代起中央民族學院民族語言文學三系開設招收苗語文大專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貴州民族學院從1958年開始招收苗語言文學本科，后停辦。

80年代后，恢復苗族語言文學專業大專招生，1995年恢複本科招生。大專院校的苗語文教材。一般都是教師自編。中央民族大學、貴州民族學院都設有教研室，有專人負責苗文教學。

遵義縣洪關苗族鄉民族中學苗文班共有學生47名，學校聘用了當地的一個懂苗文的退休教師宋興發為班主任並擔任苗文教學。開班當初，由於該班大多數學生苗語基本失傳，苗文未學過，學生學起來困難大，逃學逃課的學生多，一些家長對此認識也不夠。有的家長說，學苗文考學校又不起作用，嚴重影響了苗文班的教學。苗文班的老師走鄉進寨，找學生家長談心，講學苗語的重大意義，保護老祖先創造的苗寨文化遺產。學生們學習苗文的熱情高漲，前不久苗文班學生李蘭參加“多采貴州”遵義縣預賽獲特別獎。該校還以宋興發為代表的專門人才，組織後續教師培訓工作，邀請經驗豐富的教師組織編寫苗文教材及相關知識手冊，邀請民間藝人到學校授課，並將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納入體育課教學內容

中小學的苗文教學問題：課程及學時的設置，是先學苗語文，還是先學漢語文？是苗漢雙語文教學並舉，還是以學漢語文為主，苗語文只是輔助教學得工具？是苗漢語文各佔一半，還是教學比例有輕有重？這些問題在實際操作中都沒有很好解決並規範化。苗文在中小學中的雙語文教學，取得了一定的教學效果，提高了苗族兒童的入學率、鞏固串和升學率。但由於民族地區的教學體制還不夠規範、教材還沒能配套，雙語文教師待遇過低(20～50元/月)，苗文教師編製和民轉公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影響了雙語文教師的積極性和穩定性，進而影響了教學效果。

苗語文的高等教育問題：畢業生的就業及走向是目前苗語文高等教育最為嚴峻的問題。一方面，各級民族語文機構需要苗族語文人才，但另一方面，由於體制和編製等原因，這些人才卻不能充實到苗族語文工作中去。苗族地區的各級中小學需要苗語文師資，可是這些畢業生由於種種原因，幾乎無緣登上苗文講壇。就業專業不對口，無形是苗語文高等教育的損失。國家花費了一定的財力物力培養苗語文人才，由於現實種種原因造成了苗語人才資源的不合理浪費，應該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20世紀80年代以來，居住在不同國家中的苗族人越來越多地學習和使用著一種用拉丁字母拼音的苗文。這種苗文到目前為止實際上還沒有一個準確的稱呼，它的創製、推行、傳播和作用等情況亦鮮為人知。然而，這種苗文確確實實已在世界苗族人中廣泛流行，成為各國苗族人共同學習和使用的文字形式。

“國際苗文”不是一個主觀而簡單的稱呼，它有自己的形成過程，並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在這裡不妨從頭說起。

1949年12月，一位名叫貝爾泰斯(Bertrais)的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從法國來到寮國，他選擇了朗勃拉邦一個名叫野牛山的苗族村子開展傳教活動。為了工作方便起見，他首先學習苗語，並按法文設計了一套由點、橫表示聲調的簡易苗文來記寫苗語。與此同時，一位名叫巴尼(Barney)的美國基督教傳教士也在寮國川塘東部的苗族村子里傳教，他也創製了一套用數字錶示聲調的苗文。在同一個民族中，語言相通而出現不同的文字形式，顯然存在諸多不利。為此，貝爾泰斯和巴尼約定，在朗勃拉邦一起討論兩種苗文形式的統一問題。為了使統一后的苗文科學、適用，他們還請了一位名叫斯莫萊(Smalley )的美國語言學家和兩位苗族青年參加討論。1953年4月，他們經過討論后確定了統一的苗文方案。其聲母共有56個，韻母共有13個，聲調共有8個，其具體形式分別是:

聲母：（56個）

p ph np nph

pl plh npl nplh

m hm ml hml f v

t th nt nth n hn

d dh l hl

tx txh ntx ntxh x

ts tsh nts ntsh s z

r rh nr nrh

c ch nc nch

ny hny xy y

k kh nk nkh h

q qh nq nqh

韻母：（13個）

a ai au aw

e ee

i ia

o oo

u ua

w

聲調：（8個）

b j v d — s g m(“—”表示此調不用任何字母表示)

貝爾泰斯、巴尼和斯莫萊等在寮國創製了苗文。他們知道，創製文字的目的是為了應用。因此，在隨後的時間裡，普及和應用所創製的苗文便成了貝爾泰斯、巴尼和斯莫萊等的主要任務。在這方面，做得最多的是貝爾泰斯。

統一的苗文方案確定后，貝爾泰斯又回到野牛山。他開始編印苗文課本和有關讀物，供苗族人學習和使用。苗族人聽說有苗文後，也積極前來求教。但由於種種原因，當時苗文的普及速度並不快。據統計，到1959年，野牛山及其附近只有約一百人掌握了這套苗文。為了加快這套苗文的普及速度，擴大其應用範圍，貝爾泰斯開始走出朗勃拉邦，到桑怒去推行這套苗文。與此同時，義大利的一些傳教士也在猛龍、桑安、布里和南空等地傳教並建立學校，推行同一套苗文。不久，印度支那戰爭波及寮國，包括貝爾泰斯在內的許多人都被裹進逃避戰亂的人群。1961年，貝爾泰斯和不少人一起到了萬象。在萬象，他們繼續開辦學校，編印書刊，傳播這套苗文。1964年，貝爾泰斯編寫的《苗法詞典》在萬象正式出版。1969年，一位名叫亨巴切(Heimbach)的人在泰國清邁也編寫和出版了一本《苗英詞典》。這兩本詞典以及其他書籍的出版，極大地促進了人們對這套苗文的學習。不少人加入學習行列，使學習這套苗文的苗族人的數量一時間大為增加。到1975年，在萬象的苗族人多數都掌握了這套苗文，他們後來大多成了這套苗文的重要傳播者。

本世紀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戰爭使成千上萬的百姓淪為難民並湧入泰國。其中，僅苗族難民就有六萬多人，占難民總數的一半以上。他們集中居住在幾個不同的難民營里。在難民營里，由於人員集中、時間充足，為這套苗文的普及提供了便利條件。為了將來能夠保持聯繫，學習和掌握這套苗文便成了許多苗族人的自覺行動。他們自行組織起來，開展教學活動。在不長的時間裡，難民營中的不少苗族人就掌握了這套苗文。

隨著難民人數的不斷增多，泰國政府的負擔越來越重。於是，聯合國開始著手將一部分印支難民遷入美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阿根廷以及中國等國家。這樣，由貝爾泰斯、巴尼和斯莫萊等共同創製的苗文，便隨著苗族人的遷移傳入了有關國家。四處離散的苗族人利用這套苗文進行通信聯繫，因此，這套苗文便在一些國家的苗族人之間繼續使用，並逐步形成了一種具有國際性的苗族文字。

在這套苗文被用於國際通信聯繫的同時，還有不少苗族人對它一無所知。“國際苗文”的普及首先是在淪為難民的苗族人當中開始的。

在西方國家中，苗族人是生活在主體民族包圍之中的少數民族。他們面對的是主體民族的高度現代化，而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卻面臨著消亡的危險。這種危機感促使苗族人重新學習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這樣，一場學習“國際苗文”的熱潮便在進入西方國家的苗族人當中悄然興起。青少年和兒童是苗族人生存與發展的最大希望，不少父母便要求他們掌握自己的語言、文字。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在苗族人較集中的地方，苗族人協會和社團或直接為苗族青少年與兒童開辦課外苗文學校；或要求正規學校(包括大學)開設“國際苗文”班和苗文課程。有的人則親自編印書籍、報刊供大家閱讀，錄製苗語音像供大家學習，甚至籌資在當地廣播、電視台開設“國際苗文”的廣播、電視節目，以提高苗族人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率。這些做法大大提高了“國際苗文”在進入西方國家的苗族人當中的普及率。到本世紀80年代初，一部分苗族人在經濟上有了一點積蓄，有的苗族人開始到泰國、寮國、緬甸、越南和中國去尋根訪問或旅遊觀光。他們不僅帶去了自己的發展經驗，而且也帶去了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起過促進作用的“國際苗文”。為了方便與他們的聯繫，中國、越南和緬甸的苗族人以及一直未離開泰國和寮國的苗族人也紛紛學習和使用這套苗文。至此，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苗文”已全面形成。

通過創製者和應用者的長期努力，加上戰爭造成苗族人四處遷移等客觀因素，“國際苗文”現已在各國苗族人當中廣泛應用，並對各國苗族人的生產、生活和經濟、文化事業起著明顯的促進作用。

“國際苗文”形成后，苗族人利用它進行通信，在苗文刊物上刊登各種信息，這就使苗族人之間加強了聯繫，找到了親戚和朋友。正如有的苗族人所說：沒有“國際苗文”，苗族人離得很近好像也很遠；有了“國際苗文”，苗族人離得很遠好像也很近。“國際苗文”就像一條無形的紐帶，將各國的苗族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更為可喜的是，有的苗族人通過用“國際苗文”進行聯繫和宣傳，互通有無，開展旅遊、經貿等活動，增加了收入，促進了各自經濟的發展。例如在中國，部分苗族人用“國際苗文”寫文章在國外有關刊物上發表，介紹中國苗族人的生產、生活和風俗習慣等，每年都吸引了不少國外苗族人前來中國尋根訪問，帶動了當地旅遊業的發展。反過來，有的中國苗族人用“國際苗文”向國外推銷自己獨特的民族服裝和其他工藝品，賺取了不少外匯。有的人甚至引進了一定的資金和技術，進行了一些項目的合作。在泰國、寮國等國，“國際苗文”也發揮著同樣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做得更好。因此可以說，“國際苗文”改變了或正在改變著苗族人的傳統生活和生產方式，使苗族人當中出現了跨國旅遊、跨國貿易等經濟活動，這對各國苗族人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際苗文”的形成，還使苗族人的傳統文化得到了繼承和保護，並出現了許多新的文化發展現象。過去，苗族的詩歌、故事、蘆笙曲調等，都是依靠口、耳相傳。自從有了“國際苗文”以後，不少人用它來記錄苗族的詩歌、故事和蘆笙曲調等，並加以整理和出版，使之成為可供後人學習、研究和永久保留的重要文化遺產。有的苗族學者還用“國際苗文”撰寫論文，著書立說，總結苗族人的生產、生活經驗，甚至為苗族人創作現代歌曲和文學作品等，從而大大豐富了苗族人的文化生活，促進了苗族文化的現代化。此外，“國際苗文”還促進了苗語書面語的形成，使苗族人的語言得到了規範和統一，為各國苗族人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有理由相信，隨著“國際苗文”進一步發揮作用，苗族人的語言、文字將會更加豐富和發展。

“國際苗文”的形成和作用，在苗族歷史上是一個奇迹。這種語言、文化現象在當今世界上的其他少數民族中是罕見的。

文字的出現是人類或民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這一點在即將進入21世紀的苗族人當中得到了驗證。可以說，“國際苗文”正在把全世界的苗族人帶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他們完全有可能通過“國際苗文”的普及和應用，逐步走向文明，走向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