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博格爾

1929年5月8日，約翰‧博格爾誕生於美國新澤西，其家族為來自蘇格蘭越過大西洋的移民。

年輕時就讀於費城的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

1949年博格爾於財星雜誌（Fortune）閱讀到一篇關於共同基金產業的文章──“Big Money in Boston”，激起了他對基金產業的興趣，之後便以此作為大學論文的題材內容。論文完成後博格爾將文本寄送給該產業中的幾位重要人物，隨後獲得當時經營威靈頓管理公司（Wellington Management Company）的掌管人瓦特·摩根（Walter Morgan）的賞識，並讓博格爾於大學畢業后立即到威靈頓管理公司就職。

1966年已為威靈頓管理公司接班者的博格爾與波士頓一家公司合併以處理威靈頓管理公司問題，但隨後因1973至1974期間的股市下跌造成嚴重虧損，使得博格爾在董事會上被投票表決撤職。

1974年9月26日；博格爾另起爐灶以英國海將納爾遜在尼羅河戰役使用的船隻HMS Vanguard為名，成立了The Vanguard Group（領航集團）。

1975年，博格爾以複製、追蹤“標準普爾500指數””為架構，創造出世上第一個指數型基金“第一指數投資信託”（First Index Investment Trust），之後更名為現今的Vanguard 500。

2000年，博格爾卸任Vanguard集團資深總裁，仍有資助多項機構，如：費城的國家憲法中心（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並於母校普林斯頓大學成立“博格爾兄弟獎學金”（Bogle Brothers Scholarships）。

1974年，博格爾斷定並不存在能戰勝市場指數的基金，開始推行以指數為基準進行投資的原則，同年成立了先鋒指數基金。發展初期儘管只有1100多萬美元，但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先鋒基金管理資產規模已高達8840億美元，一半資產來自機構投資者，先鋒集團也成長為美國第二大基金管理公司。1977年博格爾採取讓旗下基金為免手續費（No-load）的銷售制度，2012年領航集團管理總資產已達2萬億美元。

在約翰·博格爾的整個投資管理生涯中，他的兩大“最簡單”原則廣為人知。

“利潤等於總收益減去成本”

第一條是指數和低成本基金的運作原則，即“利潤等於總收益減去成本”。先鋒基金控制成本的方法很簡單，即擴大基金規模實現規模經濟、改進內部技術、完善僱員獎勵機制和保持客戶忠誠度。先鋒的長期優秀業績，使得媒體對先鋒的新產品宣傳全部免費，甚至渠道售賣新基金也不收費。個人大客戶在公司平均投資長達20年，而行業平均數只有5年。機構投資者如退休計劃基金，一旦加入先鋒，就不再選擇離開。據統計，先鋒指數基金的管理費用僅為0.25%，比一般股票基金的2.8%少許多，每年費用下降3億美元已至極限。

“以員工為本”

第二條原則更是簡單，就是約翰·博格爾所倡導的“以員工為本”。他喜歡聘用有長期眼光的人，認為員工的薪水不是成本，信奉“優秀的僱員=好的薪水=高效率”，構建一個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在先鋒集團有這樣的部門，從經理到小組成員迄今只有1位離開，原因是退休，有的員工已是公司20多年的元老級夥伴。

約翰·博格爾之所以把公司命名為先鋒（Vanguard），是源於18世紀末海軍史上的一次偉大戰役――納爾遜海戰。在那場經典之戰中，英國君主納爾遜率領他的先鋒號，一夜之間殲滅了當時意圖征服世界的拿破崙。波拿巴的主力艦隊。如今，約翰·博格爾和他的先鋒集團，依靠獨特的被動投資理念和卓越業績，堅定地捍衛指數基金的市場地位。

約翰·博格爾的忠告是，關於基金的種種信息，往往被那些看上去無所不知的人宣講，但無論獲得了什麼信息，我們都必須牢記，自己處於一個不確定的金融環境中，我們應該依靠的是常識性的原則。

選擇低成本基金

不同於國內基金投資者看重預期收益的普遍思維，約翰·博格爾把投資成本放到了第一位。實際上，對於基金投資中低成本的重要性，巴菲特也非常重視，他在哈薩維1996年年報中寫道：成本確實很重要。基金產生的成本，其中很大一部分支付給了基金管理人，隨著時間的推移，相當於對投資者收益征了稅。

我們可以簡單假設基金獲得了10%的絕對收益，基金市場平均費用水平約為4%（包括申購、贖回費、管理費等），可見我們本應獲得的收益早已經被各種費用吞噬了近一半。

對於控制基金投資成本，約翰·博格爾建議從兩方面考慮：

1、被動型基金（指數基金）優於主動型基金。指數基金採用的是跟蹤某個標的指數的被動投資方式，研發費用低（只投資標的指數成份股，不必花費過多的資金去進行上市公司調研），交易費用少（跟蹤指數走勢，不像主動投資型基金那樣頻繁進出）。

2、主動型基金中，低換手率的優於高換手率的。基金買賣過程的交易成本，實際上被掩蓋了，但這些成本同樣吞噬著投資者的收益。約翰·博格爾建議說，應該選擇換手率較低的基金。"成本只有40個基點的基金，好比帆船比賽中對付每小時20海里的微風；有著150個基點費用的高成本基金，則無異於與時速 130海里的颱風抗衡。"

至於基金換手率問題，國內還沒有專業的分析，簡單地說，我們可以對比不同報告期的報表，通過觀察整體倉位和主要持倉品種的變動，大體判斷手中基金的風格是持倉相對穩定還是頻繁買賣。

認真考慮附加成本

約翰·博格爾提出的第二個建議，仍然與成本有關。很多投資者接觸並決定購買基金，是通過媒體的介紹，或者是代銷機構的推薦，這其中隱藏的附加成本，就是約翰·博格爾提醒投資者注意的問題。

美國市場約有3000隻沒有銷售傭金、無發行費用的基金，約翰·博格爾認為，對於那些具備一定分析能力的投資者，選擇這種基金是個可行的方案。在基金品種選擇正確的前提下，購買無發行費用的基金，就等於把成本占未來收益的比例下降到了最小。

對於那些不具備獨立決策能力，需要提供投資建議的普通投資者，約翰·博格爾建議關注那些優秀諮詢機構的研究報告。國內銀河證券基金評價中心、中信證券基金研究中心、華夏證券研究所等都提供獨立第三方的基金分析，投資者可作為參考，但正如約翰·博格爾所說，"我並不認為有人能夠預先得知誰將是業績最優異的基金管理者。"

不要過高評價明星基金

明星基金是基金公司力捧的招牌，也是最被投資者看中的因素之一，不過約翰·博格爾對此並不十分在意，"或許業績記錄在評價純種馬速度時有用--當然有時也會失效--但在估計資金管理者會如何運營時，卻往往容易出現誤導。"因為即使有人能夠預見市場未來的絕對收益，也不可能預測出個別基金相對於市場的收益，至多是預測出指數型基金的收益。

約翰·博格爾認為，很有可能預測準確的只有兩種情況：一是高成本基金的業績，通常劣於相應的市場指數；二是歷史業績顯著優於市場指數收益的明星基金，會向市場平均值回歸，甚至低於後者。

國內市場上，由於基金業歷史還比較短，尚無相應統計數據，但從美國市場看，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以及1987-1997年兩個時間段內，業績處於市場前25%的基金，回歸到均值和均值以下的分別為97%和100%。

約翰·博格爾說："基金行業非常清楚，幾乎所有的績優者，終有一天會失去他們的優勢。基金髮起人堅持花費巨資對過去的業績廣為傳播，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吸引投資者的大量新資金。"

對於歷史業績的真正參考意義，約翰·博格爾認為這些數據可以幫助投資者分析基金業績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比如在經歷上漲和下跌的完整過程中，基金是否始終能保持良好業績；在相同的經濟和政策環境下，目標基金是否顯著優於其他同類型基金。

大的未必是好的

約翰·博格爾曾提到這樣一個例子：美國市場上某隻成長型中市值基金，由於業績出色吸引了大量的申購份額，但其業績卻隨著基金份額的膨脹而不斷惡化。 1991-1995年，該基金在五年時間內有四年的業績排名列行業第一梯隊，基金規模也從1200萬美元增加到20億美元。從1996年開始的連續三年中，該基金規模最高達到了60億美元，但業績排名卻跌到了行業末尾。

約翰·博格爾提醒投資者注意，一隻低換手率、申購資金流入穩定的基金，要比採用積極操作、基金份額變動幅度大的基金更容易管理，因為後者需要更加頻繁地交易。

約翰·博格爾說，"太多的錢會損害投資效果。"原因一是規模提高了交易成本，而且規模越大，對所持有股票的價格影響也越大，這會在時間緊迫的交易中進一步加劇股票價格波動；二是為了保持基金的流動性和分散投資原則，大市值基金不得不以更小的集中度，持有更多數量的股票，而每一隻持倉品種所能提供的收益也更小；三是相對於小市值的基金，大市值基金對於流動性要求更高，因此可以選擇的股票品種更加有限。

不要持有太多基金

國際著名基金評級機構--美國晨星的一項調查顯示，隨機選取4-30隻股票基金建立組合，並不能達到降低風險的效果。

約翰·博格爾說，沒有必要持有超4-5隻的股票基金，因為過度分散投資的效果類似一隻指數型基金，但由於股票基金的高成本，最終的收益很可能低於指數。

分散持有不同風格的股票基金，也未必是個明智選擇。約翰·博格爾認為，假設建立由大市值混合型和小市值成長型基金構成的基金組合，這個組合將具有比市場更顯著的波動性，這種比市場指數更具風險的組合沒有意義。單一持有大市值混合型基金的風險，比任何基金組合更低。

指數基金先鋒（之一）——

指數基金夢想成真

在美國，說起證券投資，就會提到共同基金，無論是資金規模、投資者參與程度，還是投資領域，共同基金都是證券市場的絕對主力。而說到共同基金，人們就會說到指數基金，說到指數基金的創立者約翰·博格爾。

博格爾1997年被《金融服務領導者》雜誌評為20世紀全球7位"創新領導者"之一。其名望不僅在於他所掌控的先鋒集團管理了28個各種類型的指數基金，擁有1500億美元的資產，是當然的業界領袖；更在於他用自己的信念培育了指數基金，用畢生的努力將其信念付諸實踐。1999年他在《共同基金常識》一書中系統闡發了他的信念。

巴菲特一向把指數基金作為上乘的投資選擇，他說："博格爾以他的獨一無二的投資理念在基金業中掀起了一場運動，最終使得美國的投資者得到了更好的服務。"

經濟學泰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讚美之情溢於言表："巴菲特不可能告訴你如何成為沃倫？巴菲特。而博格爾對他的投資原則的詳盡描述，使我和上百萬的投資者在20年後將令我們的鄰居羨慕不已------而與此同時，我們在這充滿著變數的20年中又能高枕無憂。"

知名的基金評級專業雜誌《晨星》的總裁唐·菲利普則評論《共同基金常識》一書"代表了華爾街上一個極需靈感的職業的頂極水平。不僅提高了投資者的收益，更是提升了基金界的整體水準。"

其實正如博格爾本人所指出的："指數基金對於傳統投資者來說，算不得什麼。典型的低成本運作，而且缺乏公認的具有聰明、機智和熟練技能的投資組合管理人優勢。指數基金只是簡單地買入和持有特定指數中的證券，並以它們在指數中的比重為投資比例。其簡單的原理顯而易見。"

這一點博格爾和巴菲特有相同之處------雖然蘊含最高級的智慧，但他們的投資理念都簡單易懂，他們都厭惡華爾街玩家時髦花哨的作派，都強調投資者是上帝，都為忠於自己的理念選擇了孤獨。

博格爾上世紀50年代初躋身共同基金業，當時就萌發了類似指數基金的想法，但是到70年代，他才形成了明確的指數基金的經營理念，並有機會自己創業，來實踐這一理念。其後，更是經歷了10年的冷落，到80年代指數基金才逐漸被人認可，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美國股市從1987年開始的長牛，讓指數基金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從1995年只佔股票基金資產的3%，3年後便上升到6.4%。直到1997年初，指數基金才開始出現在《紐約報》、《華爾街時報》的主要版面。幾乎在同時，《時代》和《新聞周刊》開始報導豐富多彩的指數基金故事。《貨幣》雜誌1995年更是用封面報道鼓吹："不可思議的勝利：指數基金在今天應成為眾多投資組合的核心。"

媒體的介入使指數基金成為眾人追捧的明星，博格爾興奮不已："1998年估計有500億美元的現金流入量，是整個股權基金現金流的25%。指數基金已經成為整個共同基金行業中增長最快的部分。"

指數基金從當初養在深閨人不識，甚至被業內人士譏為"博格爾的荒唐事"，到20世紀90年代末的"功成名就"，這一切，真可謂對博格爾創業理想的最大獎賞。

指數基金先鋒（之二）——

標新立異的入行機緣

博格爾的大名幾乎是共同基金的代名詞，但他的入行，他與共同基金的結緣，卻可謂陰差陽錯。

博格爾1947年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按照慣例，他要寫高年級論文，然而，博格爾卻標新立異，決心找一個"沒有在正式的學術論文中出現過的主題"。

1949年12月《財富》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波士頓的巨大財富》介紹了共同基金行業，引起了他的注意。

共同基金的出現可以追溯到上世紀的20年代，其中1924年由200名哈佛大學教授出資5萬美元在波士頓成立的"馬薩諸塞投資信託基金"，投資者可以按基金凈資產隨時購買和贖回基金份額，可謂共同基金的雛形。但直到1940年聯邦政府通過投資公司法案為整個共同基金行業立法時，共同基金僅有85家，資產總值約5億美元。儘管如此，《財富》雜誌還是預言，共同基金有可能對美國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就是這樣一個當時並不起眼的新行業抓住了博格爾的眼球："我馬上知道，我已經找到了我的主題。"

儘管選擇主題的動機是標新立異，博格爾寫論文卻是頗費了一番功夫。經過一年的深入研究，博格爾在論文中得出了許多有意思的結論：基金行業將來的發展可以通過"減少營銷成本和管理費用"來使其最大化；"基金投資的目標必須被明確地表述出來"；共同基金必須避免抱有"從管理中創造奇迹的期望"；"共同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合理的管理（不是外部的活動）"等等。正如他本人事後所指出的，這篇論文孕育了他畢生為其服務的共同基金的經營理念，成為以後博格爾引領先鋒集團長盛不衰的秘訣------"給予投資者公平待遇"的概念。

當博格爾把論文送給基金行業的幾位領導者時，這篇論文改變了他的命運，因為它引起了一位特殊人物的關注。

他就是沃特·L·摩根，博格爾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友，共同基金行業的先驅者。他以敏銳的嗅覺意識到，投資者需要的是分散化投資、組合管理、便利而不是複雜性，相信共同基金將會是一個很好的商業契機。1928年，他創立了惠靈頓基金。摩根喜歡博格爾的論文："對於在大學校園裡沒有任何實踐經驗的年輕學生來說，這是篇相當不錯的文章。"於是，摩根就把博格爾召入惠靈頓基金。

那是1951年，當時的基金行業管理著20億美元資產，幾乎相當於20世紀90年代5萬億資產的萬分之四。博格爾事後回憶道："在50年代初，很少有年輕人加入到投資領域中來，更少有人會加入到剛剛發展起來的共同基金行業。"但是，當時的美國中產階層迅速膨脹，住宅、汽車步入尋常百姓家，服務業飛速發展，頗像今天的中國，正面臨跨入后工業社會的重要轉型期，華爾街的金融家們甚至打出了"人民資本主義"的新旗號------這就是博格爾傳奇生涯的開始。

指數基金先鋒（之四）——

踏上"指數基金"不歸路

"先鋒"下水了，卻是天生的跛腳鴨------按照博格爾的理解，完整的基金公司好比一個三角形，投資、管理和銷售是三角形的三條邊，缺一不可------"先鋒"集團成立伊始就只負責基金的行政管理，基金的投資與銷售卻委託惠靈頓基金公司，好比遠洋船沒了風帆，如何起錨遠航?

身處絕境迫使博格爾採取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步驟，拿出了採用指數投資技術的絕招。

產生這個想法的思想火花或許早在他的那篇大學論文中就已經孕育發芽，但激發他作出這個決策的，則是基金業同行們的可喜進展。

據他的回憶，美國WellsFargo銀行的威廉？福斯（William Fouse）和約翰？麥克考（John McQuown）是指數投資理念的開創者，上世紀70年代初，他們把指數投資"從學術模型發展到具有具體的原理和技術引導的程度"，創建了一個600萬美元的指數基金，跟蹤基於紐交所所有股票的指數。這個實驗雖然並不成功，最後這個基金不得不用標準普爾500指數取而代之，但它確實是開創性的。

Batterymarch金融管理公司的創始人傑瑞米·格蘭漢姆和迪恩·利巴隆也是指數基金的開創者。1971年格蘭漢姆在哈佛商學院描述了指數投資理論，Batterymarch金融管理公司為此贏得了1972年《養老金與投資》雜誌評出的"不確定性成就獎"。直到1974年才迎來第一個指數客戶。

1974年芝加哥的美國聯邦銀行根據標準普爾500股票指數設立了一個公共信託基金，基金的門檻是最低投資額10萬美元。

此時，指數基金也成了媒體討論的話題，博格爾看到這些文章可謂如獲至寶，他至今都保留著這些幫助他在命運轉折的關頭確定宏圖大業的文章：

文章之一是由保羅·薩繆爾森所寫的《對批評的挑戰》。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1974年秋季刊的《投資組合管理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談到了一些大基金建立一種跟蹤標準普爾500股票指數的投資組合的情況，並指出"被動的指數可以比絕大多數積極的基金管理人業績更優秀"，因為對學術研究者來說，不可能在公開的記錄中找到表現一直優秀的基金管理人，他暗示指數基金將會問世。

文章之二是查爾斯·D·艾里斯1975年7月在《金融分析雜誌》發表的文章《失敗者的遊戲》。艾里斯指出在過去的10年中，85%的機構投資者其業績要遜色於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收益。其主要原因在於機構投資的成本佔了基金管理人所獲得收益的20%。那麼，"難道指數的成功，就表明應建立一個完全被動的指數投資組合嗎?"他認為建立指數基金是其中一條途徑。

文章之三是1975年7月《財富》雜誌發表的《某些基金確實不錯》，雜誌副主編埃爾巴得出的結論是："當基金不能一貫做得比市場好的時候，他們可能由於過度的調查（也就是管理費用）和交易成本而一貫地低於市場收益"，為此他遺憾共同基金領域沒有向投資者提供一種跟蹤指數的基金。他希望這是一種支出和管理費用較低並免除傭金的共同基金，其風險與整個市場的風險相當，並採取充分投資的策略。在博格爾看來，他已經描繪出了第一個指數共同基金的雛形。

這一切使博格爾形成了指數投資的明確方案。

1975年9月方案交付董事會討論，新穎的投資理念贏得了董事會的贊同。博格爾進一步提出，指數基金不需要"投資管理"------"只擁有所有指數的成分股票"。這個博格爾自稱"可以算作狡猾的辯解"的說法，也得到了董事會的認可，這意味著"先鋒"奪回了投資的權力，佔領了基金管理三角形的第二條邊------投資邊。

1975年末，先鋒創立了第一個指數共同基金，這個基金以標準普爾500家公司股價指數為模型。從此，"先鋒"走上了指數基金的華山一條路。

博格爾

指數基金先鋒（之五）——

史無前例的運作模式

先鋒集團，從她成立的那一刻起，就要經過不懈的鬥爭從她的老對手惠靈頓公司手裡奪回自己的業務大權。在成功奪回管理和投資大權后，此刻，擺在博格爾面前的問題是，下一步如何控制基金的銷售，也就是如何走到博格爾所說的三角形的第三條邊?

1977年2月，先鋒集團採取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做法，一夜之間把傳統的由經紀人、分銷商組成的基金銷售系統，轉為無銷售費和發行費的市場營銷系統，廢除了惠靈頓的經紀人網路，讓投資者自己來購買基金份額。

在什麼都講究"市場營銷"的美國，這無異於自廢武功。博格爾敢於走這一步險棋，實在是因為強烈的自信："由於我們有著真正意義上的共同基金結構和成本原則，使我們擁有了特別低的運行成本這一特點，沒有銷售傭金看來是適時的一步"。博格爾宣稱，他的營銷策略是："如果你建造了她，他們總會來"。

先鋒集團很快就面臨外部的考驗。由於先鋒基金的運作模式史無前例，雖然在其進行改革的當年美國證券管理機構給予了臨時性的許可，但還是在1978年召開了專門的聽證會。在歷時兩周的會上，先鋒集團提供了大量的資料，為自己全新的組織創新辯護，終於贏得了臨時"通行證"。

然而，1980年，證券管理委員會改變了自己的決定，收回了臨時"通行證"。驚愕之餘，博格爾不得不奮起而戰，開始了積極的申訴活動。不過他還是十分自信："我知道我們所做的事對基金持有人是有利的"。

博格爾的理由首先是，我們創造了一個公司結構，使我們的顧客成為我們的主人。我們的公司將她的所有權轉移給了我們基金的持有人，而不是像這個產業中的其他企業一樣，交給一個私人或者公眾持有的追逐利潤的基金管理公司。這種結構恰恰代表了資本主義的本質：由它的股東來控制公司。

其次，先鋒集團的做法源於一個簡單的商業策略：為股東賺取儘可能高的收益，將他們的錢明智地投資，並且以最低的成本結構去操作。"我們沒有給我們的高管提供豐厚的獎金、一流的旅行條件以及專為官員服務的小餐廳。我們一直聘請外部的投資諮詢顧問。我們談判最低限度的費用，我們儘力不把我們投資者的錢浪費在昂貴的市場營銷上。"1981年，證券管理機構的態度終於發生了改變，在批准先鋒的做法的同時，還作出了如此評論："先鋒集團的計劃確實要比《1940投資公司法案》的目標更先進，通過保證基金的董事們……能更好地評估基金所實施的服務的質量。這個計劃使披露更加透明……明顯地提高了基金的獨立性……促進了健康和可行的基金聯合公司的形成。"

先鋒的嘗試終於獲得了法律的認可。

指數基金先鋒（之六）——

堅忍不拔終成正果

1981年，也就是在證券委審批的同時，先鋒集團建立了傳統的積極型管理基金，使公司成為業務齊全的基金聯合體。此時，公司創立已經7年，終於完成了內部業務建構與外部法律認可。但是，作為共同基金業的改革先鋒，先鋒集團註定還要經受進一步的磨難和考驗。

1.5億美元資產，這是先鋒指數基金1976年首次發行時確定的目標，可是實際卻只有1100萬美元。與此同時，1977-1982年間，指數基金的標的物標準普爾指數，其收益也破天荒地大比分輸給了大多數的基金經理人。因此，先鋒達到這個目標整整用了6年。此後共同基金業走向繁榮，指數基金的資產卻增長有限，直到1990年，公司成立后第15年才超過10億美元。

平心而論，博格爾本著他的遠大理想走了一步險棋。既沒有基金經理打敗華爾街的傳奇故事，又沒有其他基金公司拿手的廣告攻關，指數基金靠低成本低風險為持有人謀福利，卻落得個門前冷落車馬稀的下場。

對於指數基金較之當時流行的積極管理型基金的優勢，博格爾作過精心測算，但是，誰又能證明這一福利與優勢呢?

時間，唯有時間可以證明。對於先鋒基金來說，這意味著15年、20年的等待。難怪指數基金被稱為"博格爾的荒唐事"。博格爾卻無怨無悔，正所謂"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

當然，時間站在博格爾一邊。美國證券市場，從1974年經歷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熊市，到進入20世紀20世紀90年代的大牛市，完成了從以個人投資者為主到機構投資者獨領風騷的歷史轉型。

這是百家爭鳴的年代，那些此後紛紛贏得諾貝爾桂冠的金融經濟學與投資學大師們，推出了資本資產定價理論、投資組合理論、期權定價理論與有效市場理論，資本市場求賢若渴，指數基金應運而生。

這是大浪淘沙的年代，共同基金迅速崛起，許多喧囂一時的明星卻紛紛隕落。時間終於證明，大多數試圖戰勝大勢的積極管理型基金最終成了指數、指數基金的手下敗將。

20世紀90年代，博格爾的堅忍不拔終於得到報償："看著她（先鋒基金）開始超過其他基金，看著她逐步獲得額外的邊際利潤，我們對此的信心得到了維護。"

接著，指數化投資開始迅速成長。先鋒集團擁有1500億美元的指數基金資產，其中包括了28個針對各種不同市場指數的基金，當仁不讓地成為業界的領袖。"

博格爾將此稱之為"企業家的年代"。"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引擎，這是熊彼特的定義，也是他的理想。這樣的企業家能夠抓住歷史的機遇，不僅靠遠大的理想："思維敏捷，有遠見，有使命感，富有激情，善於領導別人的同時也善於服務他人，經歷失敗，決策果斷，耐心和勇氣，是我從經驗中總結的一位優秀領導者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特性。"博格爾的這番話是他的自畫像，他，就是這樣一位改寫歷史的企業家。

Jack Bogle不僅對於整個投資行業有著巨大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他對無數個體及個體背後家庭的貢獻。Jack Bogle是一個絕頂聰明並且充滿天賦與遠見之人。他的想法徹底改變了我們投資的方式。我們很榮幸可以有機會延續他的傳奇。（Vanguard CEO Tim Buckley評）

2019年1月16日，約翰·博格爾去世，享年9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