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炯

1911年，他離開山東經上海轉赴武昌，與宋教仁等革命黨人會合，共同參加武昌起義。

1912 年3月，他從武昌回到湖南，在常德主持同盟會黨務工作，兼任縣教育科科長、教育會會長、禁煙所所長、小學教員養成所所長及常德勸學所所長等職務。

1920年後，任常德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北伐軍湘軍總司令部文書委員、國民革命軍湘軍總司令部秘書處秘書、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國民黨湖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湖南省抗敵救國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湖南省禁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南京分會幹事、國民黨南京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長、湖南省教育公有林經管委員會委員、湖南省第四區保長訓練班主任、湖南省乾城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乾城縣縣長、國民黨湖南省執行委員會指導委員兼省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湖南省救濟院院長、國民黨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於1958年8月病逝於台北。

張炯抱著“教徠育救國”的理想，熱忱辦教育，終生不倦。在常德任職期間，他在故里大力倡辦新學，以廟宇祠堂為校址，利用荒棄的湖面大量種植湘蓮，籌集辦學經費，先後創辦了熊家鋪、洞陽觀、月亮廟、范家潭、王公廟、雷家坡、康家廟和趙家祠堂等 8 所國民小學校，被後人稱之為“蓮湖八校”，為家鄉人民培養了大量人才。他毀廟興學，曾引起當地保守派和佛教信徒們的不滿和反對，反對者僱用劊子手行刺他，刺客被他那種坦蕩磊落、剛直不阿的秉性和與人為善的寬廣胸懷所感動，一直不忍下毒手，這才使他免遭於難。

1920 年，他任常德省立第二師範學校的校長，當時的校舍破爛不堪，資金嚴重不足，為了學校能及時招生開學，他四處奔走求援，籌措資金，同時號召全校師生統一開餐，集中住宿，共渡難關。在教學方面，主張接受新文化．順應“五四”運動新潮流，倡導新道德，反對舊道德。在用人方面，以人才為本，用人唯才，聘請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以及武漢大學的畢業生夏佛塵、羅初袖、牟省思等10餘人到校執教，提倡白話文，反對舊八股，學習拼音字母，推廣普通話，提倡師生平等，建立新的師生關係，使學生思想大為解放，因此深受全校師生的愛戴和擁護。1922 年，他在常德城裡開辦“常德文化書社”銷售進步書籍和報刊、雜誌。 1929 年，他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對於湖南教育經費制度的確立及教育事業的發展，不遺餘力。為湖南中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37年，任第四行政區專員兼任乾城縣縣長職務。為了提高苗族人民的文化，培養苗族人民子弟，他特地在苗族人民集居的地區籌辦了一所“屯區中學”（後來改為湖南省立第十三中學），旨在宣傳抗日救國的思想，激發他們愛家鄉、愛祖國的熱情，建設自己的家園，迅速改變苗族地區的落後面貌。從籌建的那天開始，不管問題的巨、細，他都要親自過問。屯區中學辦得很有特色：第一，熱愛勞動。每天早晨師生共同跑步十華里后，回校上課兩小時，課畢后幫廚做飯，師生共同做早餐，略事休息后，再上課三小時，課畢后又共同做晚餐。第二，師生平等。打破舊學校的師生界限，早晨同鍛煉，上課同學習，教學相長，做飯齊動手，吃飯同餐桌，沒有師生界限之分，倡導民主作風。第三，勤儉辦學，厲行節約。每天師生只吃早、晚兩頓飯，菜肴僅有兩品，不得鋪張浪費，盡量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這樣的辦學理念和辦學方法，在當時確實還是一個創舉，故深受當地百姓的歡迎。

張炯一生生活儉樸，既無不良嗜好，又無官場惡習。下鄉視察經常是藤杖草鞋，人們都以“跑公”稱之。身為國民黨的高級官員多年，沒有三妻四妾。從政數十年，時時關心民間的疾苦，對於橫行鄉里，魚肉鄉民的惡吏豪紳更是深惡痛絕。每次回鄉探親，他從不與地方官吏們交結應酬，卻親自登門去拜訪鄉里的老人，問寒問暖，了解吏治民情。1939年，他的母親去世。安葬之日，常德縣長鄭達厚備奠儀，親往致祭，他接受了縣長的鞠躬致哀，奠儀原封送還。1942年他在鄉下養病，日寇犯境，他一家五口疏散去辰溪，途徑阮陵時寓居竹園旅社，白天3個客飯、2個白飯（不帶菜），晚上女眷睡床，男士睡地鋪，店主以為是一般的難民。當晚查房間的警察識破了他們的身份。第二天沅陵警備區司令長官和行政區專員一同到旅社，接他一家人到警備司令部去住，被他婉言謝絕。故鄉老人們至今還稱道他的為人。

張炯參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在民主革命中作出過積極貢獻，也為發展和改革教育事業傾注過心血。他生活儉樸，廉潔奉公，一致為人稱道。新中國建立前夕，去了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