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庄

車子從團泊窪水庫旁駛過時，有微風在湖面上掀起些許漣漪，讓人不由得想起詩 人郭小川的詩：秋風像一把柔韌的梳子，梳理著靜靜的團泊窪。當年這首《團泊窪的秋天》，讓人們記住了美麗的團泊窪。但自20世紀70年代末大邱庄橫空出世起，團泊窪便已成為它的註腳——只有在提起大邱庄時，才會順便提到它。在百億路口，滿載鋼管的卡車，首尾相接，等待著從路口通過。如今的大邱庄鎮，已是全國的“焊管之鄉”。這個稱呼似乎沒有人太在意，曾經的“天下第一庄”威名遠播，大邱庄的後來者難以超越。 《紐約時報》曾於1992年報道：“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賓士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時鐘回撥30年，70年代的大邱庄還是“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種秋不收，糠菜半年糧”的光景。1977年，禹作敏的“大邱庄神話”開始上演。這個崇拜大寨、視陳永貴為榜樣的中國傳統農民，並沒有走傳統的農業發展道路。從他通過軋鋼賺下第一桶金開始，到津美、萬全、津海、堯舜四大企業集團陸續建立，大邱庄逐漸形成“以鋼為綱”的工業集體經濟模式。在這種模式發展到頂端時，有人稱中國農村即將進入“大邱庄時代”。1993年，禹作敏因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等罪名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從“神壇”落入監獄，中國農村不僅沒有走入“大邱庄時代”，連大邱庄自己的時代也戛然而止。大邱庄隨後經歷了系列改革。大邱庄村改為大邱庄鎮；四大企業改為四個街區；經過產權改革，集體經濟轉向民營；“從搖籃到墳墓”的14項福利制度陸續取消。在鋼鐵市場整體下滑的情況下，大邱庄一度沒落。幾番陣痛之後，大邱庄鎮經過艱難轉身，已在漸漸復甦。2002年以來，隨著我國鋼鐵市場整體形勢向好和企業產權關係的理順，大邱庄開始走上良性循環的道路。通過主動承接天津濱海新區產業轉移和天津市內冶金企業外遷，2007年，大邱庄實現銷售收入318億元，占天津鋼材產量30%以上。如今的大邱庄依稀又見到了當初的繁華，記者看到，豪華車在黃山路上穿梭，百億路兩旁大小企業林立，成千上萬噸的鋼管不停地從這裡運向全國各地。大邱庄復甦的原因，專家認為一個是改制，通過吸納大量個人和社會的資金，盤活了企業；另外是中國整體鋼鐵市場景氣的大環境。大邱庄鎮辦公室主任楊明雋也認為改制至關重要。但改制同時給大邱庄帶來的貧富分化，則讓一些村民仍留戀禹作敏時代。大邱庄神話形成於改革開放初期，當時法律意識淡薄，遊戲規則待定。“一切向錢看”的基層創業人所置身的時代，隱約還透著草莽的色彩。而禹作敏，則為大邱庄烙下了一個時代的印記。

大邱庄建村於明朝永樂二年即公元1404年。當時，明朝為開發中國北部的閑置土地，頒布了移民法規，一些移民便來到這片荒無人煙的土地，搭起了窩棚，開始了近似“刀耕火種”的落後生活，因當時這裡移民以“邱”氏居多，便起名邱家莊，后改名大邱庄。隨著人口的繁衍和遷入，到解放前夕全村有200多戶，1600多人，主要有張、劉、李、馬、禹五大姓。

解放前的大邱庄村破爛、零散。村莊不大，東一塊、西一片，道路坑窪不平，房屋是清一色的土坯房無磚無瓦。村內較富人家有些家庭器具，木器，也包括炊事用具等。更多無傢具擺設，窮人屋裡是清一色的“四清”（即個牆旮旯）和“四土”（即土牆、土地、土坑、土檯子）。

1978年至1993年，是大邱庄締造神話的15年。在這15年間，大邱庄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率先崛起，成為中國老百姓心中頂禮膜拜的“聖地”，被稱為“天下第一庄”。不少 土生土長的大邱庄人同外人聊天時，經常會蹦出“過去”“以前”“原來”“從前”諸如此類的辭彙。一般意義上來說，這些都是指1993年以前的生活。1993年以前，大邱庄至少有三樣東西格外光鮮耀眼，以致讓中國其他村莊的農民艷羨不已：一個超強的經濟實力、一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和一位領導人。

劉原來在天津一家冶鍊廠當工人，此人不僅懂冶鍊技術，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劉萬明利用大隊湊起來的10萬元錢，低價從軋鋼廠買來舊部件，串成3台軋鋼機搞冷軋，當年就賺了27萬多元，第二年又賺了60多萬元。如此下來，劉萬明、劉萬全兄弟倆成就了大邱庄的發家工廠，再以滾雪球的辦法，“母雞下蛋”，由一個廠變成4個廠。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鋼鐵企業就開始迅速裂變、擴張，一個企業繁衍成幾個，“以鋼為綱”，帶鋼、線材、管材生產線一條接一條建起來。此時，支撐大邱庄集體經濟的四大企業集團津美、萬全、津海和堯舜也相繼形成。1992年，大邱庄的企業發展到達一個頂峰。當時，這個天津小村甚至驚動了《紐約時報》，1992年，大邱庄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

經濟的騰飛與發展，也給福利體系穿上一件黃金般的外衣。“那個時候什麼都是發的，連水電都不要錢。”村民描述禹作敏時期大邱庄的集體福利體系時，流露出懷念的情緒。這個“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包括房子、車子、子女入學以至醫療等14項福利待遇。當然，獲得這些好處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你什麼都得聽禹書記的”。在這個烏托邦般的村莊中，人們在享受著“從搖籃到墳墓”福利的同時，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尤其是鄉鎮企業，領導人權力空前強化，以及政企不分、產權不明、資源非市場化配置，使企業失去了最為寶貴的自由機制和發展空間。禹作敏時代，在舉國皆談“分田到戶”之時，大邱庄卻把資源收歸集體掌握；在市場化的分配方式成為時代主流之時，大邱庄的分配卻帶有強烈的供給制和平均主義色彩；在經濟建設成為各地的中心之時，大邱庄還保留著濃厚的政治氛圍；在明晰產權成為經濟改革的一個方向時，大邱庄還保持著“大一統”的格局。禹作敏最後“栽”在一位名叫劉林山的記者手上，劉時任法制日報社天津記者站站長。劉的系列報道層層揭開了禹作敏在大邱庄所作所為的黑幕。1993年8月27日下午，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等5罪名，判處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6年後的10月3日凌晨1時，70歲的禹作敏病逝於天津。

假如能回到從前，大多數普通大邱庄人表示願意選擇回到那個他們生活過的衣食無憂的集體。現實生活的種種不如意，讓這部分人更加懷念死去的“天下第一庄”。在向記者傾訴完對現實生活的種種不滿后，忘不了加上一句“禹書記那陣多好”。大邱庄仍有很多人篤信：大邱庄能有今天，還得把功勞計到已經去世多年的禹作敏頭上。甚至他們還相信：如果禹作敏當初不被抓走，大邱庄發展得比現在還要好。總之，不論你說到大邱庄的今天還是往昔，禹作敏是個揮之不去的人物。除了部分村民埋藏在心裡的感激，現在，禹作敏在大邱庄留下的痕迹卻十分淺略。在大邱庄肉眼能看見禹作敏名字的大概只有兩處。一處是禹作敏現在的墓碑，死後他就埋在大邱庄的西邊。另一處是大名鼎鼎的九龍壁，背後“大邱庄變遷記”的銘文末署名為“禹作敏一九九零仲夏”。禹作敏曾經住過的別墅就在九龍壁斜對面的智慧園。別墅里還住著人，鐵門敞開，一條黃狗匍匐在門口，警惕地盯著行人。空闊的院子，即使白天也很少見到人，走進去仍能感受到十五年前的緊張。現在的鎮政府就是原來的大邱庄村委會，與禹家的大院只隔著一條泰山道。距離禹作敏被捕入獄至今已有十五個年頭，可禹家的院牆上的一段鮮艷的藍底的標語有意無意的在提醒人們一段往事：嚴懲黑惡勢力犯罪。

禹作敏之死，大邱庄的前15年時代宣告終結，從某種意義上講，后一個十五年始於對前一個十五年的揚棄，集體經濟、福利制度等禹作敏留下的遺產，被後來的大邱庄人拋棄，萬全、津美、津海、堯舜四大集團也被改製成四個村民小組，而始終沒有改變的是大邱庄仍舊吃著“鋼鐵飯”。

大邱庄人早已拋棄“天下第一庄”之名，如今打著“中國焊管第一鄉”的名號對外宣傳，並且，有數據顯示這已經是個“以鋼為綱”的鄉鎮，早在2006年時，鋼鐵的總產量達到了726萬噸，焊管產量達到370萬噸，當之無愧是中國最大的生產基地。大邱庄鎮主管宣傳的楊主任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了下面的數據：從2002年下半年起，大邱庄的經濟開始逐步復甦。2003年實現財政收入7200萬，2004年實現財政收入1.5億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億元的高度，2007年基本達到3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8500元。

如果所有的經濟數據都在告訴你一個“活著”的大邱庄，那麼不足一千米香港街則告訴你：15年前的大邱庄已經死了。這條街現在的衰破一望可知。香港街是一個常被媒體提起的地名，記載著大邱庄的興衰起落。在香港街的拐角處，簇新的上島咖啡很是扎眼。仔細去看，地址寫的卻是靜海縣城。香港街上稱得上光鮮的還有一家文具店。在大邱庄的景緻里，有的是寶馬，有的是別墅，但現在你很難找到一片籃球場，一片足球場。即使禹作敏的智慧園裡，院子里長滿了荒草，野狗的糞便露在雜草里。一位村民說，“現在大邱庄好是好，但都只是個人的，和我們無關，禹書記那陣是真的好，因為他想著的都是集體。現在？都是各干各的唄。”單論GDP，大邱庄鎮正在享受“莊主”禹作敏死後從未有過的輝煌，儘管這樣的榮耀已經不屬於“大邱庄”，而是“大邱庄鎮”。進一步說，這樣的輝煌只屬於少數廠長和老闆，和大邱庄普通百姓無關。村裡上億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人窮得連供暖費都交不起。而比窘迫生活更可怕的是，更多人正在失去生活的來源。一位劉姓村民，一個月只能在自己親戚家的廠子里幹上半個月，其餘時間就處於失業的狀態。

1993，對於大邱庄來說，是個特殊的年份，浪漫主義的集體時代和禹作敏一起被“顛覆”，個人主義時代由此謝幕。大邱庄貧富分化的種子就是從那時被埋下的。專欄作家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里把1993年的中國形容為激蕩的一年，大邱庄亦是如是。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苑鵬看來，即使禹作敏沒有被捕，大邱庄在1993年之後的日子也會過得相當艱難。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要求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不要糾纏于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討論。中國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 改革取向基本明確下來。城市國有企業轉軌逐漸面向市場，鄉鎮企業開始面臨更大的競爭。“當時有句話叫‘老虎下山，猴子上樹’，以前依靠在體制夾縫中生存下來的鄉鎮企業將面臨非常大的競爭，另外，鄉鎮企業本身的社會包袱太重，他們一出生就有點反市場經濟的味道。”苑鵬認為。

經過了兩年的準備，從1995年開始，大邱庄開始了改制，首先是從房子開始，大邱庄人買斷自己的房子，3個月的時間，18萬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別墅全部出售給個人。接下來，大邱庄先後完成了醫療、物業管理、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等14項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並一直延續了多年的待遇，幾乎全部取消。而這種改革面對的阻力也是很大，“畢竟以前幾乎都是免費的，但必須改，企業受不了。”被稱為改制后“輕裝上陣”的企業開始從產權改革方面進行努力。變公有為民營；投資主體由單一變多元。其方式是：集體整體從企業中退出來，由“能人”出資“入主”。新華社一篇報道稱，當時的鎮黨委書記陶潤立含著眼淚說：“我們急過、蹦過、跳過、哭過，四大企業集團的老總有的累得連路都走不動了……”改制后大邱庄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企業格局，大邱庄的經濟成分80%為民營，20%為外資和集體參股。“雖然單幹有種種不如意，當時的改革還是比較公正的，但現在看來當時的改革還是正確的”。現在發展得比較好點的企業的老闆，大部分還都是當年的廠長、經理、會計等等。這部分人以前在禹作敏時代就是住著別墅，現在仍然住著別墅。

從某種程度上說，禹作敏的死給大邱庄帶來轉機，由於矛盾暴露得早，大邱庄比南街村更早地完成了以股份制改造為主的產權改革。即使大邱庄的工薪階層，也能清醒地認識到產權改革的意義。大邱庄長江道上一位雜貨店老闆說：“雖然那時候集體什麼都分，但手上確實沒錢啊，一個月的工資只有300多塊，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產權改革更大的意義是提供自由創造的空間，如果沒有產權改革，也不能產生如今年銷售額過百億的友發鋼管。 1993年還有一段歷史被大邱庄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禹作敏事發之後，除了原來的四大集團瓦解，大邱庄鎮政府也建立了。知名學者華中師範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項繼權教授看來，大邱庄鎮的建立打破了村莊的封閉，被國家權力接管的大邱庄，正常的秩序減少了威權人物的干擾。

團泊風景區

大邱庄附近的團泊風景區是經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興建列入市級十大旅遊區之一。距天津市中心24公里，靠近天津新港、天津機場及京福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和京滬鐵路。規劃面積8200公頃，開發建設多功能、綜合性風景區。團泊風景區的團泊湖佔地6666.7公頃，蓄水量達到1.8億立方米，是華北地區唯一無污染水 域。湖區碧水粼洵，獲葦環生，鷗鳥翔集，錦鱗游匯，被譽為“華北明珠”。團泊風景區蘊藏著豐富的地熱資源，熱水儲量達84億立方米，距地表900米，水溫達82℃(冬夏溫差±2℃)，含有銅、鐵、鉬、鈷、鈣等24種對人體有益的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醫療、保健、沐浴等特種旅遊的最佳境地。珍貴的鳥類資源。區內珍禽候鳥繁多，天鵝、鴛鴦、白鷺、紅鷸、柳鶯等60多種候鳥棲息繁衍，是天津市兩大自然保護區之一。

團泊風景區目前已修建了津淄公路津團路段和獨流減河團泊大橋，拓寬了規劃區內的部分道路並形成網路。區內新建一座3.5萬KVA變電站，鋪設了程式控制電話光纜，基本達到了“五通一平”。前期開發已在團泊湖中心建設了湖心島遊樂城和南岸“堯舜度假村”，以及湖東、西、南岸遊船碼頭等設施，基本具備了消閑、度假、舉辦會議、觀光旅遊的設施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