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伯釗
耿伯釗
耿伯釗（1883－1957），曾名楊寶泰；湖北安陸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早稻田大學肄業；1905年加入同盟會，回國后，曾任臨時政府軍事秘書長，1913年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926年後，任武漢市政府黨委委員、國民黨政府參軍處參軍、武漢行營參議、湖北省銀行常務董事。武漢解放前夕，參與組織湖北和平促進會，1949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建國后，歷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湖北省第一屆政協副主席；1957年被劃為“右派”后自殺身亡。
耿伯釗（1883—1957），字覲文，湖北安陸人；1898年中秀才；后考入武昌經心書院；1903年鄉試中副榜，任德安府各屬同鄉會文書，並參與主持武昌花園山所設秘密機關，是年應邀參加籌組華興會。
1904年自費留學日本，入士官學校騎兵科；次年加入同盟會，組丈夫團，任主席。
1908年任南京講武學堂堂長，北洋督練公所教練處幫辦、《北洋軍事雜誌》總纂、陸軍部軍事編輯等職。1911年任西軍指揮舒興阿的副官長。
武昌起義后，返京謀划策應。次年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軍事秘書兼陸軍部顧問官。南北議和後任南京留守府參謀長兼第一處處長。后隨孫中山至京與袁世凱商議國事。1913年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兵站總督，參與滬軍討袁。失敗后赴日，1916年歸國，任職於黎元洪總統府。
1926年後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高等顧問、湖北省電信監督、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參軍處中將參軍、鄂豫皖“剿總”黨政委員會委員等職。
1948年4月，耿伯釗擔任湖北省國民政府委員，與張難先、李書城等辛亥元老於年底發起湖北和平運動。
1949年上半年，耿伯釗就和張難先、李書城等9人成立武漢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聯名給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寫信，要求保全市區水電、防禦工程，及有關文化教育、民生日用設備，並保障三鎮市民生命財產和青年學生安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擔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武漢市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
1957年6月初，“反右”鳴放期間，他和當時新華社記者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後共6小時，談話后被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表在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上。
耿伯釗在談話中特別批評了黨政不分的問題。他說：“長時期內，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適時提出正確的政策，和檢查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發號施令，發號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布某一指示和文件，於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號施令的事情。實際上，這樣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其結果則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釗還特別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開國8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說：“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必須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釗還在談話中提出了要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為，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他認為，毛主席英明偉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個共產黨員，個個以領導者自居，以戰勝者自居，盛氣凌人，忽視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
耿伯釗和當時絕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一樣，對現政權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熱誠的建議。
耿伯釗最終在悲憤中自殺身亡，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受到毀滅性的摧殘。
耿伯釗在辛亥革命后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軍事秘書長，1932年6月，已經是國民政府參軍處中將參軍的耿伯釗，被蔣介石欽點為“剿總”政務委員，並隨之到武漢。
有一次，蔣介石在武漢召集總理紀念周擴大會議，湖北省政府和省黨部要員全部參加，蔣介石在講話中大發雷霆，罵湖北人是“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
出席會議的文武官員被罵得大氣都不敢出。耿伯釗氣不過，站起來頂撞蔣介石，說“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原意並非罵湖北人，相反是誇湖北人，並引經據典解釋這句話，使得蔣介石十分尷尬。
過了幾天，蔣介石自知謾罵湖北人犯了眾怒，便囑宋美齡出面舉行一個茶話會，招待省政府、省黨部和湖北上層人士，說了一些討好湖北人的話。“這場風波總算平息下去，我爺爺因此有了‘湖北佬’的雅譽。”耿弟安說，從此耿伯釗被蔣介石冷處理，不安排他參加任何政務活動。
1948年4月，耿伯釗擔任湖北省國民政府委員，此時解放軍已經挺進到武漢外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十分活躍。耿伯釗就和張難先、李書城等辛亥元老於年底發起湖北和平運動。
1949年上半年，耿伯釗就和張難先、李書城等9人成立武漢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聯名給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寫信，要求保全市區水電、防禦工程，及有關文化教育、民生日用設備，並保障三鎮市民生命財產和青年學生安全。
解放軍渡江后，白崇禧準備在離開武漢前進行一次大規模破壞，秘密指示部隊破壞水電和輪渡。“有一次，白崇禧的部屬在武昌輪渡碼頭正準備爆破時，我爺爺站在高處大聲呼喊：‘共產黨來了！’嚇得他們狼狽逃竄。”
總統不是皇帝，而是公僕。這是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座右銘。
總統府是一個簡單普通的房間；總統服是經過他自己改造的“中山裝”；餐桌 上擺的沒有山珍海味，沒有美味佳肴……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布衣總統”。
孫中山坐都南京后，人們還以“布衣總統”相稱，說起這稱謂的來歷，還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此名是耿伯釗傳出，也是人民公認的。
1912年,耿伯釗任臨時大總統府的秘書，以後長期追隨孫中山，對中山先生的生活和習慣了如指掌。當記 者採訪他時，他以“布衣總統”稱謂孫中山，講了如下故事。記者覺得很新鮮，名如其人，便在報上發表，一傳十，十傳百，便這樣稱謂起來，表示了人們對領袖的尊重和崇拜。這個故事起自孫中山一張獨具風格的名片。
話說清末名臣張之洞在任湖廣總督期間，積極推行新政，孫中山對他極為推崇。一次，孫中山出洋回國，途經武昌，特到總督衙門求見。孫中山掏出自己那張只印有姓名、籍貫的名片來，在背面寫上：“學者孫文求見之洞兄”字樣，交門官遞上去。張之洞一見好生不悅，心想一介儒生，竟然與一品大員稱兄道弟，真是不知天 高地厚，不僅拒而不見，還在名片背面寫了幾句話退回。
孫中山一看，背面寫著：“持三字帖，見一品官，儒生妄敢稱兄弟。”孫中山 明白，這是張之洞嫌他不恭在拿架子，不肯買賬。血氣方剛的孫中山來了個照“禮”回敬，在名片背面寫上：“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布衣亦可做王侯”，再請門官送進去。張之洞一見，大為吃驚，立即吩咐迎見孫中山，並以大禮相待。由此可見，孫中山要做“布衣總統”早有初衷。
新中國成立后，耿伯釗當上省政府參事室主任，辦公和住所都在紅樓。當時耿弟安正在同濟醫學院上學，有時進去玩，發現門口還有解放軍戰士持槍站崗，“爺爺的工作是向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密切各界人士的聯繫，反映社情民意，參與審查地方法規草案，編寫文史資料。”
耿伯釗留給耿弟安最大的印象就是為人十分耿直，國民黨時期他敢當面頂撞蔣介石，新中國時期他還是敢於直言。
耿伯釗1957年8月27日逝世，在當年6月份“整風反右”期間，他還和新華社記者進行了兩次談話，談話內容全文發在新華社內參上。
耿弟安對此印象十分深刻，耿伯釗在談話中特別提出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建國8年，憲法有了，但是憲法不能代替具體法律和法規，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必須建立法治，使人人都懂法，樹立守法觀念。這個意見在當時是十分超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