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寶正

今北京市西城區草嵐子衚衕19號，是國民黨草嵐子監獄舊址。1931年9月，國民黨政府為關押北平、天津兩地被捕的共產黨人，將這裡作為臨時看守所，並先後命名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總院設在南京）、軍監獄和北平高等特種刑事法庭第二看守所等，不過，人們一直俗稱之為“草嵐子監獄”。

1931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殷鑒、省委委員安子文、省委軍委常委薄一波、省委巡視員胡錫奎和劉瀾濤、楊獻珍等一批秘密黨員，因為叛徒出賣而被捕，幾經輾轉，最後都被關押於草嵐子監獄。在此前後，中共北平、天津市委的秘密黨組織也都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又有幾十名共產黨員相繼被捕關入草嵐子監獄。

殷鑒等共產黨人被關進草嵐子監獄后不久，就成立了以殷鑒為支部書記的獄中黨支部，他們決心“扛著紅旗出獄”，團結、帶領大家在獄中繼續同敵人進行鬥爭。為提高大家的思想理論水平，迎接更嚴酷的鬥爭，獄中黨支部提出不僅要把監獄變作對敵鬥爭的戰場，而且要變成學習馬列主義的“黨校”。為此，成立了由楊獻珍負責的學委會，訂立了嚴格的學習紀律和詳細的學習計劃。大家還一致認為：為了保證學習不受衝擊襲擾，必須建立一套嚴密的防範措施，積極開展對獄方監管人員特別是對“OX”的爭取。

當時，為了有利於對敵鬥爭，他們按照英文的發音，分別給監獄看守管理人員起了一個英文代號，負責看守他們的班長叫牛寶正，他們就按“牛”的英文發音，給他起名為“OX”，如果翻譯成中文，就叫“歐克司尹”。在他們這些政治犯中，只要一說“OX”：大家都明白是誰。

牛寶正在草嵐子監獄先當看守員，后升任看守班長。從一開始，他就沒有像其他看守那樣對“犯人”那麼凶，“犯人們”對他也都頗有好感。一次，牛寶正收到山東老家的一封信，信上說老母親病重，無錢醫治，他十分焦急，想請其他看守幫著給家裡寫信，又不願讓他們知道自己家中寒酸、窘迫的景況。他看楊獻珍像個文化人，一天，就拿著信紙跑到楊獻珍的監房，請他代筆給家裡寫封信。楊獻珍從牛寶正的口述中，得知其年逾七旬的老母貧病交加急需幫助，而作為兒子，牛寶正收入有限，難以滿足老娘的要求，心裡十分不安。即使在楊獻珍這個“囚犯”面前，牛寶正也毫不掩飾愧疚之情。

這是一個難得的重要信息！楊獻珍立即向獄中支部作了彙報，支部當即指示楊獻珍要細心做好爭取牛寶正的工作，既要在思想上給予他熱情的開導，又要在經濟上給予其適當的資助。

此後，每當牛寶正值勤時，楊獻珍便主動地跟他搭話，跟他交朋友，一方面熱誠友善地安慰他，一方面暗地裡把自己僅有的一點錢拿出來塞到牛寶正的手裡，囑咐他寄給母親。同時，又不失時機地向牛寶正述說了自己苦悶的心情：“兄弟是個讀書人，平生沒有什麼嗜好，就是喜歡看看書，讀讀報，但進來已幾個月了，既看不到書，又看不著報，心裡實在憋悶得慌，希望牛班長在方便的時候，能幫忙買點書報看看，兄弟一定重謝。”牛寶正為楊獻珍誠懇真摯的話語和慷慨解囊的行為所感動，當場表示願意效勞，只是要求楊獻珍不要走漏了風聲，否則，他將性命不保。從此，牛寶正便時常從社會上給楊獻珍購買一些進步報紙書刊。一條輸送革命書籍的管道，在楊獻珍的努力下順利地開通了，並且從未發生任何紕漏。

同時，牛寶正由於長期受到這些革命戰士的熏陶，思想感情也在逐漸起著變化。國民黨當局每次審訊這些“囚犯”，他大都陪審，經常耳聞目睹他們那凜然不屈的氣勢和鏗鏘有力的答辯，思想受到很大震動，對這些政治犯產生了同情心，政治立場也逐漸有了轉變，再加上獄中秘密黨組織對他的努力爭取，牛寶正最後終於成為一名可信賴的、同情革命的進步分子。

牛寶正心中的天平“倒向”共產黨人後，便開始經常為楊獻珍他們送情報、傳信息，並利用職務之便，對“囚犯”給予各方面的照顧。每月的探視日，獄外的秘密黨組織經常派人偽裝探監進入草嵐子監獄，同殷鑒等共產黨人進行聯繫，牛寶正明裡監視，暗中卻給予保護和方便。有時，他利用晚間派妻子或兒子乘車去東四十條、鼓樓大街、皇城根、翠花衚衕等聯繫點送取信件。獄外的秘密黨組織也與牛寶正取得了聯繫，並將一批秘密文件交給他帶入草嵐子監獄，鼓舞了獄中同志們的革命信心和鬥爭意志。牛寶正還受獄中黨組織委託，從書店購買一些英文版馬、恩、列、斯著作，秘密帶入監獄，由楊獻珍等人負責翻譯抄寫，組織學習，把監獄變成了學習馬列主義的“學堂”。

不久，國民黨獄政機關通過獲取的情報，懷疑獄中有共產黨的秘密組織在活動，重點懷疑對象有18人。為此，他們特調一個憲兵班進駐草嵐子監獄，對“犯人們”進行審查和監視。牛寶正獲悉后，立即密告獄中的中共秘密黨組織負責人，使他們有準備、有組織地開展反審查鬥爭。獄中黨支部的鬥爭骨幹堅定地拒絕“反省”，給獄友們樹立了榜樣，在他們帶領下，取得了獄中鬥爭的第一次勝利。

1934年冬和1935年，牛寶正根據自己掌握的情況，又向獄中秘密黨組織提供了北平軍管會政訓處第二次大審查、憲兵第三團派兩個特務偽裝政治犯打進監獄進行偵察及憲兵第二團密報南京國民黨特務機關要殺害12名革命骨幹等一批重要情報，使獄中秘密黨組織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從容應付，最終一次次奪取了鬥爭的勝利。

此外，牛寶正還冒著生命危險，積極配合獄外黨組織對在押同志進行營救。

1936年後，全國抗日浪潮空前高漲。我黨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而白區黨的幹部又人手緊張。時任中共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解決黨的幹部缺乏問題，認為被監禁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草嵐子監獄）中的五六十名黨員，有許多是我黨堅強的骨幹，黨組織有必要採取一定的“策略手段”營救他們出獄。北方局隨即向黨中央寫了報告，經中央研究予以批准。於是，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便通過牛寶正向獄中傳達了黨中央關於“要求獄中同志爭取早日出獄為黨工作”的指示。

獄中黨支部接到了外邊黨組織的第一封信時，擔心是敵人搞的圈套，決定不予執行。過了一段時間，北方局又通過牛寶正給獄中支部送去了第二封信。其大意是：黨組織營救你們出獄，這是中央的決定，望早作安排。

當時，國民黨當局為了籠絡人心，規定獄中刑期超過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是公開在報紙上刊登一則《反共啟事》，就可獲釋出獄。要想早日出獄，除去登報別無良法。但要違心地以《反共啟事》見報，就等於公開放棄革命信念，這叛變之嫌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所以，經大家商量，由楊獻珍用外文向北方局和黨中央彙報了“不同意登報出獄”的意見，如黨組織堅持讓登報出獄，則提出以下要求：一、登報有叛變之嫌，如黨組織堅持這樣做，登報的責任由組織負責；二、出去后仍然是黨員，應按正式黨員安置工作，無須另行立案審查；三、這次是依令行事，組織上以後不能再追究此事的責任。

此信通過牛寶正轉送到北方局，北方局答覆后，又轉呈黨中央批示。之後，北方局的第三封信傳入獄中，隨信還附了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的主要內容抄件，以證明這些指示確實是經中央批准的。直到這時，獄中黨支部終於相信這是組織的決定，經過研究，同意按照中央的意圖行事。

國民黨當局見同時有這麼多人要求出獄，一時也難辨真假，不敢倉促批准，因此，一個月後還沒有消息。這時，中央又一次指示要迅速出獄。對此，獄中支部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認為分批出獄較為妥當。1936年9月上旬，安子文、楊獻珍、劉瀾濤、薄一波等9名同志第一批獲釋；1936年9月22日，趙林、馮樂進等21名同志也出了獄。就這樣，前後有61名同志按照這一辦法獲釋。為了減小目標，出獄后，大家首先分散活動，在街上行走彼此不說話，像不認識的一樣。後來，他們逐漸都和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並接受了黨的工作分配。

在這一系列秘密活動中，牛寶正始終是監獄內外的“第一聯絡人”，儘管他百倍謹慎、高度警惕，但終因時間過長、同政治犯的交往又過於頻繁，最後受到了監獄當局的懷疑。1936年底的一天，國民黨當局將牛寶正逮捕，加銬上鐐投入監牢。當局在審訊他的過程中，軟硬兼施，嚴刑逼供，要他吐露實情。牛寶正寧死不招供，當局氣急敗壞，準備判處他極刑。

在此危急關頭，北平中共秘密組織及時對牛寶正展開營救，幫助他逃出了北平，然後，黨組織又將其家屬密護出城。此後，牛寶正一家和中共黨組織中斷了聯繫。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安子文等當年那些草嵐子監獄的“囚犯”，成了元勛，他們沒有忘記牛寶正，準備接其進京。然而，當時僅知牛寶正是山東籍，其他信息不明，安子文他們只好請山東省代為查詢牛寶正的下落。

一個原在山東渤海抗日根據地工作過的同志曾認識牛寶正，他向組織提供信息說，牛寶正是無棣縣城關附近的人。於是，中共山東省委1950年4月又一紙公文下到了無棣縣當時所屬的中共墾利地委（今山東濱州市委）。

墾利地委立即安排專人攜省委專函趕赴無棣縣。時任中共無棣縣委書記的張雨村看過省委來函后，指示由縣委辦公室主任趙延津負責辦理此事，趙延津安排縣委辦公室幹部張學德具體負責此事。

張學德很快著手開始調查，他騎上一輛單車直奔城關，向正在區委參加會議的鄉村基層幹部們發布了“尋人啟事”。

時隔不久，就有人向張學德反映：縣城東關一個正在接受管制的人員名字就叫牛寶正。張學德心中一陣激動，立即趕赴城關公安分局。時任公安分局局長的張權溫證實牛寶正是東關人，並介紹此人歷史複雜，早年在本縣干過警察隊長，在外地當過國民黨監獄的看守班長，現屬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為了解更多的材料，張學德又查閱了敵偽檔案，在繁雜的案卷中，未發現他同我黨有任何關係的記載。

他是不是那個中央領導要急著查找的代號叫“OX”的牛寶正呢？張學德心生疑慮。

為了慎重起見，張學德以審查人員的名義，數次約談牛寶正，重點了解他的“歷史”。牛寶正“交代”說，他在北平國民黨監獄當看守班長期間，曾幫助在押的中共秘密組織做過不少事，為此還差點被國民黨當局槍斃。逃離北平后，他舉家返回山東無棣原籍，以做小買賣度日。全國解放后，無棣縣有關方面對他曾有功於革命的歷史不甚了解，根據他干過國民黨的警察隊長和監獄看守班長的歷史，將其劃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實行公安管制。

張學德將自己初步查訪的情況報告給上級領導，領導指示，要進一步確認牛寶正的身份。

縣委和公安部門經過對牛寶正鄰居和家屬的進一步查訪以及有關檔案的再次仔細核對，證實了牛寶正確有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任過看守班長的經歷。當張學德等人向牛寶正提起安子文和劉瀾濤等領導人名字時，牛寶正表示都不認識，他說只認識“徐子文、劉華甫”等人，並說出了“徐子文、劉華甫”等人的體貌特徵。

當時在白區工作的很多共產黨人為了革命的需要都有過化名，“徐子文、劉華甫”正是安子文和劉瀾濤當時使用的化名，並且牛寶正提供的“徐子文，劉華甫”等人的體貌特徵也基本符合實際。至此，牛寶正的身份終於被確定無誤。

當張學德向牛寶正說起當年的“徐子文、劉華甫”等人現在已是新中國中央領導時，牛寶正驚喜異常，連說想不到。張學德接著宣布對他解除管制、並將按照中央安排立即護送他舉家進京。牛寶正先是瞪大了眼睛，接著潸然淚下，感動得不知說什麼為好，雙手緊緊握住張學德等人的手臂連聲道謝。

正當地、縣正緊鑼密鼓地準備送牛寶正一家赴京時，牛寶正卻又不想赴京了。他說：“原因有三：一是對黨無大功，受此厚待於心有愧；二是窮家難捨，鄉土難離；三是獨子不在（兒子外出搞水利），難進京。”張學德報告縣委后，對牛寶正所提三點一一作了妥善安排，並決定採取分兩步走的方法，本人先行，眷屬隨後。牛寶正這才同意，並立即作動身準備。

牛寶正到京后，受到劉瀾濤、楊獻珍等領導的分別接見，並被安置到北京公安局草嵐子監獄做預審工作，享受幹部行政十八級待遇。

1954年11月，牛寶正因病醫治無效，在京去世，享年68歲。壽終后，牛建中遵父遺囑，扶柩返故里，殯葬於牛姓祖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