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遂夫

徠《紅學論稿》

《草根紅學雜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

2000年，鄧遂夫推出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2006年4月又完成了工程量更大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他一個人完成了脂評本兩大版本的修訂，前前後後、斷斷續續大概二十年。

版本眾多的紅樓夢，是一座龐大的文字迷宮。可以說他走遍了所有的死角，也殺出了一條出路:“至少可以說，我對所有這些問題都做了深入解決的新的嘗試，幾乎沒有留下任何一個難題的空當，也沒有向讀者隱瞞任何底本原貌的真相。”

他自稱“草根”紅學家，一是指出身。他上手研究紅樓，是因為想寫一部曹雪芹的歌劇，他的第一個紅學成果是考證曹雪芹的續妻，因為歌劇需要一個女主角。

二是指方法。浩大費時的修訂工作，都是他一個人在自己的書齋中完成。他的書齋叫“釋夢齋”。藏書幾萬冊，珍品不少，比如大字本的周汝昌先生的著作《紅樓夢新證》，專供毛主席看的一本“內部出版物”。

三是指定位。他一個人埋首書齋，是希望紅樓夢能更民間。他的姿態，似乎是一種對立，對他所謂的“專門家”:“我去年寫的《草根紅學雜俎》，後記的題目叫‘學術的另類追求’，我覺得學術，應該是面向廣大的知識分子、廣大的讀者，不應該是由少數專門家封閉起來的自娛自樂。”

鄧遂夫兒時非常不幸。三齡喪母，和父親相依為命，靠父親在大安進鹽壩搭一個簡陋的竹棚，出售竹器和日用雜貨為生，日子過得非常艱難。十三歲父親也撒手而去。鄧遂夫靠助學金和勤工儉學才勉強念至初中畢業。后入自貢市文藝學校學習聲樂舞蹈，十六歲入自貢市歌舞劇團任演員和創作員。

鄧遂夫1979年即在《紅樓夢學刊》發表第一篇紅學論文，著有大型歌劇《燕市悲歌》（一名《曹雪芹》，自貢市歌舞團演出），曾出版學術論文集《紅學論稿》（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草根紅學雜俎》（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校訂出版《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5年三版共六次印刷），《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鄧遂夫足跡踏遍大江南北，著述已在國內產生廣泛影響，與魏明倫並稱"自貢兩大才子"。

於紅學，鄧遂夫有點紅有點黑。他與"厚黑學宗師" 李宗吾是同鄉。說來也巧，李宗吾去世於1943年秋天，而鄧遂夫正好在那一年春天出生。因為沒有學歷，不是專家教授，為反擊"門派傾軋"、"排斥異己"、"固步自封、惟我獨尊"、自命"正統"的"主流紅學"，也為對自己進行定位，鄧遂夫特作《草根紅學雜俎》以樹旗幟，宣稱自己是"草根紅學"。且說，"雖然有很多大學讓我去做教授，但我不想去，我喜歡做草根學者。"

周汝昌對鄧遂夫好，其一生之學行見識事業，多由周汝昌提攜之而玉成之——1981年在濟南召開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鄧遂夫見人喚一"中等身材花白頭髮的瘦削長者"曰 "周老"，遂斷定其為周汝昌無疑， "尋了個空隙"，"向他問了聲好"。於是他們就認識了。開始周汝昌稱鄧遂夫同志，后則變為"學友"、"賢友"等。周汝昌對鄧遂夫的誇美是不遺餘力的。他曾說，"遂夫同志是一個聰明穎慧的人，他個性很強，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別人影響的人，因而也不像是隨波逐流、媚世趨俗的一類性情。他不太喜歡人云亦云，倒毋寧說是有點兒'傾向'於特立獨出"；"遂夫同志是有才氣的人，天賦穎慧的人；這樣的人容易表現為自信、自負——在別人的心目中不免被看成是有些'傲'氣的。加上他的學術見解又頗有點兒'當其得意，不顧世人之大怪也'的意味，這就增加了他的'落落寡合'之氣"。"我們這個擁有十億人的文化大國，只出了一個鄧遂夫"。

鄧遂夫一直支持"川妹子"胡楠的續書，力挺胡楠為"真正的紅學夢中人"，讀過續書的多數章節后，鄧遂夫評價說："高鶚沒她有天賦"，她的續書"語言流暢，半文半白，其中很多對情節的安排超出了前人，讓我非常驚訝。"他還表示，胡楠是真正的草根寫作，以文學形式對紅學研究做出了貢獻。紅樓是發生在這些年輕人中的故事，就該由這樣的年輕人來寫。《北京青年報》二OO六年十一月十三日C3版曾以一整版的版面報導了雨山雪（胡楠）續紅樓夢。報上刊登了雨山雪的一幅單人大照片和一幅與鄧遂夫的合影。對劉心武揭秘《紅樓夢》，鄧遂夫也曾經表示肯定。說"他的書我看過，裡面有大膽的假設，但小心求證的部分少了些，但這不妨礙他為普及《紅樓夢》做的貢獻。"

鄧遂夫一九八九年被迫棄文從商奔赴海南，一九九九年年重返文壇。其標誌性的成就是整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他說，目前市場上流行《紅樓夢》三個權威的版本，一是"程高本"，二是俞平伯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俞校本"，三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由馮其庸等專家操作的"人文新校本"。"我就是要向《紅樓夢》的三個權威校本叫板。" "校訂出版這部庚辰校本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夙願。能達到現在這個水準，連我自己都感到有點意外。所以請讀者朋友放心，這是一個值得購買也值得永遠珍藏品味的特殊版本《紅樓夢》。一切大話都說來沒用，還是那句老話：'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就請大家貨比三家吧。"

以下是《北京晚報》對鄧遂夫的採訪：

記者：一個人完成了從甲戌本到庚辰本的修訂，這個工作量到底有多大？

鄧遂夫：我是一個人在自己的書齋里搞的。可以比一比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部西方的奇書也是版本很複雜。《尤利西斯》是大兵團電腦化的作戰，全世界的喬學權威一起來搞，搞了7年，在喬伊斯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推出了一個據說是最忠於作者的文本。我沒有權威做指導，也沒有用電腦做工具，我認為文學的研究用電腦是不行的，應該用人腦。因為文學不是數理邏輯，它有一個反邏輯。

記者：您說不用電腦，不光是指不用電腦寫作吧？

鄧遂夫：不是寫作，是用電腦對比各種版本，哪一個才是真的。我把修訂庚辰本和《尤利西斯》做了比較，他修訂的是5000多處，連文字帶標點符號都算上。我修訂庚辰本估計是2萬處以上。

記者：您自稱為“草根紅學家”，還寫過《草根紅樓雜俎》。說起“草根”，似乎有蔑視權威的意思？

鄧遂夫：我說“草根”，主要目的不是蔑視權威，當然也不能說沒有，但是更多的是一種對自己的定位。因為我來自民間，我一開始是在自貢歌舞團搞創作的，還當過演員。當時舞蹈隊缺人，就把我編在舞蹈隊，那時候我小，才十幾歲，後來不長個了，我就覺得走錯了。研究紅學是因為我想寫一本關於曹雪芹的劇本，我想把它搬上歌劇舞台。進入紅學殿堂以後，我覺得紅學應該再回到民間。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和感興趣。

記者：修訂庚辰本難在哪裡？

鄧遂夫：庚辰本是脂評本中最重要也最全面的一種，曹雪芹去世前兩年的定稿就是庚辰本。這不是他的原件，是直接轉抄的一個手抄本。這個手抄本是9個人抄的，有些人抄得好，有些人抄得很差。差的抄得亂七八糟，如讀天書，那麼就長期成為謎團。我希望通過修訂庚辰本來把這些謎團一一破解，我引證的古書至少不下100種，有些是前所未聞的。

記者：您修訂的這個本子和其他版本的《紅樓夢》相比，價值在哪裡？

鄧遂夫：我說是“貨比三家”。《紅樓夢》問世200多年來，最權威的可以說有三個版本，一種是程高本，一種是俞平伯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校訂、60年代出版的叫俞校本，第三種權威校本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組織全國專家集中搞的一個本子叫“人文新校本”。這三種看起來他們是做了很多努力，進行了很多校訂，但是他們也做了很多自以為很好的修改，說的不好聽叫竄改。我修訂庚辰本，就是對上面這三個權威校本叫板。我提出的口號是“正本清源”。

記者：是不是您這個本子出來以後，我們就可以把其他本子從書架上拿走了？

鄧遂夫：也不是拿走。對比、參照，可以引起我們思考。我希望有些人能對比著看，看我到底改了他們多少字。我改，他們也改了，但是他們改是“暗箱操作”。他們大多數沒有註明改了哪裡，讀者還以為一直就是這樣呢。而我的口號是“透明化”。我的註釋一共有3600多條，36萬餘字，還是從50多萬字壓縮下來的，壓成半文言體的，盡量簡化。如果光把註釋集中起來就是厚厚的一本書。我的目的是透明化，讓普通讀者只要有中學以上的文化水平都能看出《紅樓夢》版本的演變過程和真相。

記者：一種意見說，研究紅學就是每天糾纏在那些具體的字眼裡，有意義嗎？

鄧遂夫：有意義。就是我剛才說的，這些涉及到對作者本人、對作品的內容、對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價值，還有他所描寫的人物形象的正確認識和了解。特別是現在紅學很熱，有很多年輕人對紅學很喜歡，這就有希望了。這種喜歡我希望儘快回歸到正確的文本。缺乏這個基本，我們就會走彎路。

記者：有關紅學的話題好像一不小心就打上了筆墨官司，您怎麼看？

鄧遂夫：對炒作性的義氣性的爭論，我一般不介入。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學風不正。有話想說就讓人家說。只要他不是胡說八道，在一定程度上有他自圓其說的一面，我們就該容許。這是我的一種個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