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攸綱

1928年2月6日 出生於江蘇省泰州市。

1946-1950年8月 在武漢大學電機工程系學習。

1950年9月-1952年9月 在瀋陽東北郵電管理局市內電話處工作。

1952年10月-1953年7月 在張家口通信工程學院外文系學習俄語。

1953年8月-1954年1月 在張家口通信工程學院翻譯俄語教材。

1954年2月-1955年8月 在北京郵電學院籌備處工作。

1955年9月-1957年8月 北京郵電學院電信理論教研組任講師。

1957年9月-1959年8月 在莫斯科電信工程學院訪問進修。

1959年9月-1993年10月 北京郵電學院有線電工程系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

1993年11月至今 北京郵電大學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高攸綱，1928年2月6日出生於江蘇泰州市。父親是一位嚴謹的高中教師，要求子女認真讀書、積極上進，對他日後刻苦攻讀、嚴謹治學有深刻的影響。

1950年於武漢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后，就開始了電磁兼容科學技術的研究工作。50多年的風風雨雨，他始終堅持把開展環境電磁學（EMC）及電磁兼容技術的研究當作自己畢生的追求，孜孜不倦地在這一領域裡辛勤耕耘、拓荒，以其斐然的科研成果躋身於這一領域的佼佼者行列，被國內同行業的學者們喻為中國環境電磁學的拓荒者。1994年當選為聯合國國際信息科學院院士，併兼任國際無線電科學聯盟（USRI）電磁雜訊與干擾委員會中國代表及中國分委員會主席、蘇黎世國際電磁兼容系列學術會議顧問、中國電子學會及中國通信學會會士、理事、學術工作委員會委員兼電磁兼容分會主任委員、《電波科學學報》編委會副主任等職務，為中國電磁兼容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0年以來，他的研究成果先後8次獲得省部級以上科技進步獎，併產生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些成果是：“某導彈電磁脈衝破壞閾值的研究”，任子課題負責人，1992年獲全軍科技進步一等獎；“某工程電磁脈衝防護研究”，任子課題負責人，1995年獲全軍科技進步一等獎；“交流電氣鐵道對弱電機電設備的影響”，1980年獲北京市學術成果獎；“強電線對地中金屬管道的影響”，1984年獲北京市學術成果獎；“關於CCITT 防護導則中電磁耦合基本理論的若干補充”，1986年獲北京市學術成果獎；“關於CCITT防護導則中電磁耦合基本理論的若干補充——應用理論成果”，1987年獲郵電部科技進步三等獎；“并行金屬管線低頻電磁耦合影響的研究”，1988年獲北京市科技進步三等獎；《通信電纜工程》，1996年獲郵電部優秀教材三等獎。其中“并行金屬管線低頻電磁耦合影響的研究”成果被鐵道部廣泛應用於工程實際，從而避免了很多石油管線的遷改問題，為國家節約了大量的鐵路工程投資。1985年被評為全國郵電勞動模範；1991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被美國傳記研究院（ABI）列入近25年世界500名人錄，並受聘為該院顧問委員會理事。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近200篇，出版了《感性耦合與阻性耦合》、《屏蔽與接地》等專著。

高攸綱不僅對教學和科研孜孜不倦，在思想上也有執著的追求，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就向黨組織遞交了申請書。他常對學生們說，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既要敬業，更要重德，德才兼備才能為國家建設作出更大貢獻。多少年的風風雨雨，他爭取入黨的要求和努力始終沒有改變過。他說：“沒有黨組織的培養，我就不能去國外進修；沒有黨組織的關懷，我就不能戰勝疾病，重新回到工作崗位；沒有黨組織的幫助，我便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績。”1987年4月，高攸綱終於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心愿，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高攸綱年逾花甲之後，仍然活躍在教學和科研的第一線，活躍在國內外EMC的學術舞台上。作為中國EMC的學術帶頭人，他仍在為促進中國開展這一領域的研究進行著鍥而不捨的努力。他擔任眾多的國際學術職務，這不僅是他個人一生心血和汗水的結晶，也是中國人邁進這一領域科學前沿的象徵。高攸綱先後參加了在布拉格、東京、里爾（法國）、多倫多、艾恩德霍芬（荷蘭）召開的URSI年會。更值得一提的是，自1990年以來，他作為大會主席，成功地籌備和主持了在北京召開的歷屆“國際電磁兼容學術會議”及“亞太地區環境電磁學學術會議”。1992年因成功地主持了在北京召開的國際電磁兼容學術會議，於1993 年獲得了跨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頒發的個人獎狀。從他永遠道不完的規劃和設想中，讓人明顯地感受到他對科學永無止境的“夸父”般的執著追求。

50年代初，中國的環境電子學研究尚未開始時，高攸綱就結合本職工作和社會需要，開始涉足這一研究領域。1957年至1959年，他被派往蘇聯莫斯科電信工程學院、中央郵電科學院及中央鐵道科學研究院進修訪問。他根據工程計算的實際情況，改變了在電磁互感係數的計算中分別運用三個近似公式的傳統方法，率先將“斯特羅夫函數”運用於工程計算，從中分析推導出“確定單線迴路間互感係數的計算公式”。此後不久這一研究成果就被CCITT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所採用，並在高壓防護導則中推薦了此公式，納入了CCITT導則。其後許多研究電磁干擾問題的國際權威人士都引用過此公式。這一成果的專題論文發表在當時的蘇聯電信雜誌上，被列為這一領域的重要參考文獻。在CCITT導則方面的重大貢獻，奠定了他在EMC研究領域的地位，並開始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

1959年，高攸綱學成回到北京郵電學院后，繼續從事環境電磁學的研究。當時，中國對這門學科的研究剛剛開始，由於學校的實驗條件有限，許多科研項目只能與其他單位合作。他先後與郵電部、水電部及鐵道部所屬的十多個科研單位合作過。為了測定輸電線路對通信線路的影響，他堅持實地考察，足跡遍布全國許多地方。憑著嚴肅的科學精神，數以百計的反覆試驗，他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數據，致使“在強電線電磁影響下通信線上沿線感應電位及電流分佈規律”的研究成果也被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所採納，為中國這一學科領域後來走向世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50年代至今，他一直從事環境電磁學和電磁兼容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電磁脈衝的作用及對其他設備的影響；強電線對弱電線的容性耦合、感性耦合和阻性耦合；電磁環境對人類及生態的影響；電磁兼容可行性研究；電磁兼容性設計及測試；電磁環境預測；城市電磁環境監測；計算機電磁能量泄射機理；天線與散射體性能；電磁場分佈數學模型、地震電磁學等。

曾有同事這樣評價高攸綱，工作是他的第一需要。這句話一點也不誇張，在他的人生信條中“工作永遠是他的第一需要”。1979年的秋天，高攸綱患了膀胱癌。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對一般人來說，簡直是無法承受的，而他卻平靜地對家屬說：“不必驚慌，疾病的事就交給醫生處理吧，我有自己的事。”在住院的日子裡，校、系領導和同事們都去看望他，囑咐他安心治療，可他還是惦記著自己的工作，繼續安排與水電部的科研項目，指導研究生的畢業論文。在醫務人員的精心治療下，他竟戰勝了病魔，恢復了健康，又很快重返教學、科研的第一線。領導們一再勸他多休息一段時間，但他卻說：“我不能停止工作，工作是我的第一需要”。“只要干起活來，一切都會被忘記，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工作。”就這樣，他一邊接受中醫的氣功治療，一邊開始了工作。系領導和同事們都深知高攸綱的脾氣，開弓沒有回頭箭，只要他認準的事，就是再大的困難，他也會全力以赴地去克服並想方設法辦成。

談起高攸綱忘我工作的話題，他的老伴忍不住講述了這樣一件事：1980年春，手術后放療治療階段，腹部的傷口癒合得很慢，可是他並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暑假期間他堅持要到成都去參加學術會議。我很不放心，可深知他的脾氣，也不好過分勸阻。那天早晨，我送他去民航，公共汽車擠得很，費了好大勁才上了車，他的傷口也被擠破了，流出了鮮血，我很擔心，勸他別去啦。可他卻不在乎，在機場的醫療室進行了簡單的止血包紮，就乘飛機開會去了。說到這裡，高攸綱笑著說：“那算不了什麼。說來也巧，還真有點因禍得福呢，傷口一刺激反而結痂了，到了成都就慢慢地好了。看起來還是干工作好啊！”

他對自己的工作簡直達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在他與其他單位合作進行科研的過程中，對每一個實驗數據都力求準確無誤。為了測定輸電線路對通信線路的影響，線路通到哪裡，他們的實驗就做到哪裡，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祖國的山山嶺嶺。說到這一段艱難困苦的實驗經歷，還有這樣一個小插曲。1976年的夏天，他去西安做實驗，抱著沉重的儀器上車時不慎跌倒碰破了頭，當時正值唐山地震，人們看到他頭纏繃帶和那疲憊的樣子，竟誤以為他是從地震災區來的。

高攸綱在北京郵電大學執教的50多年裡，曾為本科生主講過“通信線路”、“電磁場理論與微波技術基礎”、“數學方程及特殊函數”、“環境電磁學”等課程，並為博士及碩士研究生講授“環境電磁學”、“電氣高壓迴路理論”、“高等電磁場理論”等課程。自1978年以來，他先後指導博士生20餘人及碩士生30餘人完成論文取得學位，還指導了2名博士后順利完成任務出站。

說到教學這個話題，高攸綱說：“我出生在一個教育世家，父親是教師。年幼時，常聽他講：‘當老師的決不能誤人子弟，上講台就要講好，要對得起學生。’所以，我也很愛我的職業，講課時，台下聽課的學生越多，我精神越足，嗓門也就越高。我很喜歡給本科生講大課，有人說‘教授教授，只研不授’，我卻偏愛既研又授，今後只要工作需要，我還要給本科生多講些課。”

高攸綱是有名的嚴師。談到這個話題他會不假思索地說：“我一向對學生要求比較嚴。”並補充道：“很多年前，有一個山西學生，我教的一門課他連續兩次考試都沒有通過，只好帶著這個‘紀念’畢業了。”高攸綱不僅對本科生嚴格要求，對博士和碩士研究生更是如此，他要求學生們刻苦學習，注重實驗，獨立思考，一絲不苟。學生們在學校時對他又害怕又尊敬，畢業后則是深深感激和懷念。古訓有道是“嚴師出高徒”，高攸綱常說自己就是受益者之一。他說：“上高中時我在父親的門下就讀，他對我們要求非常嚴，尤其是對我，到暑假時，要求我每天背誦一篇英文課文和一篇《古文觀止》中的文章，所有的功課都要求我往前趕。後來我上大學的自覺性以及我從事科研的功底都是得意於‘嚴’字。“我對我所帶的學生嚴格要求，其中有幾個學生在校時常被‘嚴’得透不過氣來，可後來他們到國外深造后，都來信感激我，說現在才知道受益無窮。”從高攸綱對“教書育人”的那份執著，我們不難品味到他樂於奉獻，無私地傳授知識的良苦用心。與他共過事的許多人評價高攸綱治學嚴謹、為人正直，但在他看來這是對一個教師最起碼的要求。人們經常用“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干”的詩句來讚譽教師無私奉獻的精神，用這句話來形容高攸綱也是再貼切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