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小說

京派：是30年代一個獨特的文學流派，主要成員有周作人、廢名、沈從文、李健吾、朱光潛等。稱之為“京派”，是因為其作者在當時的京津兩地進行文學活動。其作品較多在京津刊物上發表，其藝術風格在本質上較為一致之處。主要刊物有《文學雜誌》、《文學季刊》、《大公報·文藝》。

“京派”的基本特徵是關注人生，但和政治鬥爭保持距離，強調藝術的獨特品格。他們的思想是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所體現出的文學本體觀，以“和諧”、“節制”、“恰當”為基本原則的審美意識。沈從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

京派作家以表現“鄉村中國”為主要內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蘊。京派作家多數是現實主義派，對現實主義有所發展變化，發展了抒情小說和諷刺小說。使小說詩化、散文化，現實主義而又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京派產生於30年代，這時“五四”的高潮已經過去，中國文化和政治的中心都已經轉移到了上海，留在北京等地的作家便處於一個“文化邊緣”的地位。這種地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成為文化邊緣的北京雖然比較沉悶，但北京畢竟是文化古都，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澱，特別是在經過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之後，濃重的文化氛圍為那些志趣相投的作家重新集結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第二，處於文化邊緣的北京，遠離時代的中心，加上這裡的作家大多生活在大學的校園裡，較少沾染上商業和黨別的味道，所以，比較容易形成一種平和、恬靜的創作心態。

此外，這些知名高校里的著名學者教授，大多擁有雍容高貴的氣質，喜尚紮實穩健的文風，因此，在對時代和社會的態度上也大多趨於保守。

第三，在文化邊緣中能夠甘於寂寞繼續堅持創作的作家，大多是真正有志於文學事業的人，特別看重文學的獨立價值，對於那些在文學創作中表現出政治功利性、黨派性和商業性的傾向，都有一種本能的排斥態度，有意識地與各種流行文學保持一定的距離。

從某種意義上說，京派文化是鄉土文化的典型象徵，具有雙重的文化和美學特徵：

一，對現代性既追求，又懷疑，從而導致對現代性的焦慮；

二，在現代性的強大衝擊下，對本土的傳統美感日漸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種輓歌情懷。

京派小說家們的文學觀念和主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堅持自由主義，反對政治和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干預和制約；二，追求純正的文學趣味，對抗文學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歷史語境中，京派作家無疑是處在邊緣的，因為左翼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海派主張文學商品化，而他們的主張與時代格格不入，但是他們所追求的文化價值和人文理想，他們對人的尊嚴、對和諧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種永久的啟示意義。

“京派”作為30年代活躍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義作家群。有以下特點：

徠第一，他們多是“文學研究會”未曾南下的成員。在30年代，中國的文化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后，北京守舊的文化氛圍和上海新潮的商業氛圍和激進的革命氛圍，對這兩個地方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無論是他們的學術觀點，還是私人關係，都與新月派十分接近。

第二，他們多是北大、清華、燕大、南開等幾所知名大學的著名學者、教授，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學院派”的“文化精英”。他們對文學（創作）的態度成為他們與海派作家主要分歧。

第三，“京派”可以看作是“鄉土文學”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對兒時的鄉土生活的懷念，是形成他們創作具有田園牧歌風格和抒情小說特徵的主要原因，並因此而與“京味”小說劃開了界線。

第四，“京派”雖然沒有正式的組織和宣言，但他們大都集中於林徽因、朱光潛組織的兩大文學沙龍。以文學沙龍為依託，正是文學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著名的“新月派”就是以“聚餐會”的形式形成“流派”的。

第五，他們的作品大多發表於《現代評論》、《水星》、《駱駝草》、《大公報·文藝副刊》、《文藝雜誌》等幾大刊物。沈從文、凌叔華、胡也頻等都曾被看成是《現代評論》培養出來的作家。以一個或幾個刊物為依託，也是文學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

對鄉土的夢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說的一大特點。京派作家是在視藝術即夢、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潛所謂“理想界”與“現實界”二元對立的觀念中建構著他們的鄉土夢幻的。

基於此，他們對宗法制鄉風民俗多取寧靜認同的態度，努力從中開掘純樸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風俗美，靜穆的自然美。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廢名的鄂東山野，蘆焚的河南果園城，老向的河北農村，汪曾祺的蘇北鄉鎮，蕭乾的京華貧民區等無不表現了這一特色。

兩部《新編》同樣繼承了這一風格，比如潭柘寺、戒台寺的描寫；母矮腳虎回鄉的描寫；保定府的描寫；客棧的描寫；青樓的描寫；批八字的描寫，母矮腳虎出嫁的描寫，顛轎的描寫等等。

總之，不論是對強悍生命力的描摹，還是表現女性的溫婉純美、兒童的純潔稚嫩，都突出地牽動著作者的一種夢幻之情，用沈從文在《舊作選集·代序》中的話來說就是對“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京派小說多表現出對人類的悲憫情懷。京派作家在歷史文化的觀照中既由衷地讚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樸實，又看到了禮教、宗法制的野蠻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時，京派濃厚的學院背景又使作家們在理論上對社會對人類有一種悲劇意識。

沈從文和廢名都十分鄭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劇的美學特質的一面指出來，在他們看來，人的神性存在與悲劇性存在有著必然性的聯繫，由此決定了京派小說的悲劇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劇；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對人性的單純信仰又使得他們的悲劇是“明快的”，又帶著“悲憫的微笑”的情懷。這樣，他們的表現方式就是在所寫的人事上不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總能保持一個作家的平靜，淡淡的諷刺里常常有一個悲憫的微笑影子。

沈從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麗的死亡，並藉此使情愛升華到崇高境界。這些作品在對愛、美遭罹毀滅的無可奈何的嘆息、悲憫中，表現出京派作家“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說中尚有一類表現美醜、善惡對立較為強烈的社會批判傾向和鮮明的愛憎取捨的人生悲劇，如沈從文的《菜園》、《丈夫》等；蕭乾的作品這種特點更明顯，他崇尚雖敗尤榮的人與命運的搏戰，因此，他的悲劇中具有一些英雄主義的因素，這在《鄧山東》、《小蔣》、《印子車的命運》中都可以看到。

京派作家的文體都帶有一種抒情性。他們小說的文體形態是與他們的敘事態度、價值選擇、文化情致相聯結而存在的。在敘述中融入詩性的追求，在寫實中瀰漫著浪漫的氣息是京派小說文體的突出特徵。沈從文喜歡用“詩的抒情”方式作小說，如《邊城》有現實的憂傷，也有桃園般的浪漫，還有水的恬靜蘊藉，清麗雋永的詩意撲面而來。廢名善用“寫絕句的方法”寫小說，還常把詩的象徵手法移用在其小說中。京派作家往往都有著意境營造的自覺。他們的小說或以景結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靈構成立體的藝術空間，給讀者以極大的想象空間。兩部《新編》很多處運用詩歌、歌曲、散文、舞蹈，其中“母矮腳虎與老馬聊齋的愛情、婚事”“可視為這方面的代表。這一情節從多個視角描摹了西柏坡的自然風光和人性之美，從而為主人公“母矮腳虎與老馬聊齋”設置了一個“恰當”、“和諧”的生活背景，於是古樸寧靜的自然脫化出了西柏坡人的達觀自如與世無爭的生存觀念，這樣母矮腳虎就成為了整篇小說的核心，而且作者還把禪境中的靜觀、頓悟等引入到小說中，進一步推動了小說的意境化。伴隨詩性意境而來的是京派作品結構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傾向。京派小說往往取一種形散而神聚的結構，而這正是典範的散文體結構，人們稱京派作家都是遺像文體家，主要就是指這一方面而言。

廢名（1901～1967），原名馮文炳，湖北黃梅人，小說家。曾為語絲社成員，師從周作人的風格，在文學史上被視為京派代表作家。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屬鄉土文學。廢名的代表作有長篇《橋》及《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等，后兩部更在詩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對現實荒誕的諷刺。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是30年代頗具影響的京派作家。他的小說融西方現代小說技法和中國古典詩文筆調於一爐，文辭簡約幽深，兼具平淡樸訥和生辣奇僻之美。這種獨特的創作風格被譽為“廢名風”，在中國現代小說發展史上產生過較大影響。

廢名是個名氣很大的作家，但讀他作品的人卻不多，因為他的文章曾被人們認為是第一的難懂，只有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知音。他寫的都是大部分人摸不著頭腦的丈二散文，這又使一小部分人越發地想站到板凳上去摸它。廢名承認他在寫作表現手法上是“分明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不肯浪費語言。”廢名的小說以“散文化”聞名，他將周作人的文藝觀念引至小說領域加以實踐，融西方現代小說技法和中國古典詩文筆調於一爐，文辭簡約幽深，兼具平淡樸訥和生辣奇僻之美。這種獨特的創作風格被譽為“廢名風”，對其後的沈從文等京派作家產生了一定影響，甚至在40年代的汪曾祺身上，也可以找到他的影子。

“湘西世界”是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而《邊城》則是沈從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可以說，沈從文不僅把《邊城》看成是一座供奉著人生理想的“希臘小廟”，而且，在這座小廟裡還供奉著他的文學理想。在這座小廟裡，不僅有他崇拜的代表著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僅有他嚮往的代表著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還有他追求的代表著自然天性的理想文體。在這些理想人物身上，閃耀著一種神性的光輝，體現著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現代文明侵蝕和扭曲的莊嚴、健康、美麗和虔誠。在《邊城》等描寫湘西生活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該敘事就敘事，該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筆法和詩歌的意境成為小說的主體，現實與夢幻，人生和自然，就這樣隨著簡單的故事發展而水乳交融地摻和在一起。也許，沈從文正是在這不經意間創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體：詩化抒情小說。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所作《大淖記事》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比較有影響的作品還有《受戒》、《異秉》等。所作小說多寫童年、故鄉，寫記憶里的人和事，在渾樸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現和諧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脫離外界的喧嘩和干擾，精心營構自己的藝術世界。自覺吸收傳統文化，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顯示出沈從文的師承。在小說散文化方面，開風氣之先。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於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於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於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於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