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恭冕

劉恭冕幼承劉氏家學，博涉通經。劉恭冕所學，“於訓練文字，辨核極精確，尤喜尋繹微言大義，無主漢奴宋之習”。

安徽學政朱久香延請權審試卷，為校李貽德《春秋賈服注》，移補百數十事。經朱久香舉薦而進金陵書局校書，此後，又受李瀚章延請主持李鴻章主辦的湖北經心書院。幼習《毛詩》，晚年治《公羊春秋》，發明新周之義，辟何劭之謬說。續撰《論語正義》，並對全書補訂；倡導“廣經說”，意在開闢通儒之路。

劉恭冕對《論語正義》的貢獻是十分重大的，主要為：其一，使之完整完善。續成七卷，是使之完整；歷經十年“重複審核，手自繕錄”，使之完善。在劉寶楠《論語正義》前十七卷寫作中，劉恭冕也有輔助之功。劉恭冕的《論語正義補》與《何休論語注訓述》，更是對《論語正義》的補充與發展。其二，使之整體水平提高。劉寶楠去世以後直到《論語正義》刊成，其間有十六年時間。劉恭冕在補訂全書時，能將這十六年最新研究《論語》的成果採納其中，特別是孫詒讓的《群經平論》與《諸子平義》使全書為之增色，清人註疏風格的特色更為鮮明。其三，使之影響更為深遠。由於劉恭冕的關係，國學大師俞樾與孫詒讓等著名學者參預了《論語正義》的研究與批校，更得到了名臣名儒曾國藩的關注，使該書擴大了影響，也提升了品位。劉恭冕還在國事動亂之中保存其原稿，並予以刊成，功莫大焉。論《論語正義》，不能不論劉恭冕。

人們知道劉恭冕，那是因為他與其父劉寶楠共疏《論語正義》，成就了一部治經名著；其實，作為“廣經”論的創建者與倡導者的劉恭冕，他在理論上的卓越建樹，同樣是輝煌的。

“廣經”問題的提出，首推段玉裁，他主張在原“十三經”基礎上，加上八種書籍，合稱“二十一經”。但當時學者“囿於所習，未能實行”。劉恭冕在段玉裁的基礎上，對加入幾部書籍作了調整，並“推其意而論之”，上升為理論，使之成其為學說。劉恭冕在《與劉伯山書》中除對加入經典的八種書籍各自作了理論闡述外，更強調了“廣經”的目的和意義，他認為“倘能家弦戶誦，則人人皆可通儒矣”。劉師培對此“書”很重視，並為之寫了“跋”。

劉恭冕的“廣經”說，看起來是其宗旨使儒者成為“通儒”，但是它的“廣經”之舉及其理論所示，其意義遠不止此。

段、劉在這裡不僅僅是加入幾部經典，而是表現了他們在學術上一種全新觀念。首先，他們打破了原有“經”的概念，引進了“經”的新概念。儒家經過這樣的改造，也就使儒學成為歷史上包容性最強的開放性儒學了。這在儒學發展史上是一項重大的改革，也是一個開拓性突破。

劉恭冕將《荀子》列入儒家經典，這是一個超歷史之舉，而他所作的理論闡述，又體現出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思想，韓嘉學者無可倫比。雖說汪中在《荀卿通論》中也為荀子翻過案，以為“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但不如劉恭冕這樣徹底。劉恭冕不僅如汪中肯定了荀子“有功於諸經”，而且還肯定了荀子其地位“不在孟子之下”，雖有悖於孟子之論，還能將其《荀子》與《孟子》並列，同為經典。別人不敢論之，劉恭冕敢論之；別人不敢為之，劉恭冕敢為之，這本身就是一種“反悖”。

譚嗣同有言：“中國兩千年之政治，實為奉政；中國兩千年所學，實為荀學”。如果按照此觀點看來，更可見劉恭冕思想之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