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音

季音，原名谷斯欽，又名谷季音，1923年出生在我們上虞百官上堰頭谷家台門的一戶家境殷實人家。1926年畢業於百官上街谷家祠堂(今工人文化宮對面糧貿公司位置)的“上虞縣第六高級小學”，後來和這所小學畢業出去的谷斯范等人一起進入了春暉中學，師從夏丏尊、朱自清等名家，從這裡啟蒙，走上了革命生涯。歷經南征北戰成為了新四軍戰地記者、《人民日報》高級編輯。

抗戰期間，季音在我們家鄉的百官丁界寺《上虞報》擔任編輯，從事抗日宣傳。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從百官來到金華，進入了國際新聞社金華通訊站工作，擔任幹事。國際新聞社是我黨領導下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一個新聞通訊社，總社設在桂林，離金華很遠，社長是范長江。

1941年1月，國民黨當局掀起了反共****，“皖南事變”發生，季音與通訊站的負責人計惜英同志一起（通訊站只有兩個工作人員）被特務逮捕，囚入了上饒集中營。社長范長江聞訊后十分著急，曾多方奔走，進行營救，沒能成功。

1942年6月季音從上饒集中營越獄出來，輾轉福建、上海等地，在1943年回到了淮南的新四軍軍部，到了淮南之後，獲知社長范長江已在蘇北解放區。不久，季音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向范長江報到。

當時范長江從蘇北鹽城來到淮南，組建了新華社華中分社，任社長。分社設在淮南天長縣大王莊的村子里，離華中局與新四軍軍部不遠。季音向范長江彙報了上饒集中營的情況，以及和計惜英先後越獄逃跑的經過，還告訴他，囚禁在集中營的另一位國新社記者徐師梁，不幸在茅家嶺暴動中犧牲。1944年季音到被分配到新華社華中分社任資料員。

當時和季音一起從上海來到新四軍的，還有葉欽和、陳念棣、黃迪菲等幾個新四軍幹部，他們原先也是被囚在上饒集中營，後來從赤石暴動中越獄出來，一起回到軍部的。

范長江決定邀請他們寫文章，出版一本介紹上饒集中營的書，揭露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法西斯暴行，教育解放區人民。季音和分社資料室主任趙揚負責編輯工作，《上饒集中營》一書在華中解放區出版后，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各解放區紛紛翻印，僅東北解放區的東北書店，一次就發行兩萬冊。解放后，這本書成了最暢銷的革命傳統教育讀物之一，重印了8次，印數達40萬冊。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季音隨著范長江一行離開淮南根據地，進入了新解放區的淮陰城。與陳笑雨一起工作參加《新華日報》（華中版）的創刊籌備工作，擔任記者、編輯。

范長江布置季音進入泗陽或宿遷縣城，搞一套印刷機運回淮陰，以供出版報刊之用。季音重任在肩，千方百計設法在宿遷城裡弄到了敵偽政府留下的全套平板印刷機和鉛字，全部裝船運回淮陰，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新華日報》華中版如期出版了，季音所在的三個記者組采寫的報道讓編輯部擁有源源不斷的稿件，這些報道從各個角度反映了蘇皖解放區一片生機勃勃的新氣象。

1945年4月，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四·八事件”。王若飛、葉挺等一批領導人坐飛機返回延安途中，不幸在黑茶山失事，全部遇難。淮陰城舉行了“四·八”烈士追悼會，會場上一片哭聲，季音懷著對王若飛、葉挺等同志的深厚感情，也和大家一樣對黨的這個重大損失悲痛萬分。

1946年4月末，國民黨當局在長江兩岸調集大量軍隊，準備向蘇中進犯，內戰形勢日益嚴重。蘇皖解放區人民密切關注著戰雲密布的蘇中前線，迫切要求報紙加強這方面的報道。范長江有一天在會上號召編輯部同志自願報名做前線記者，季音響應黨的號召，表示願意到前線去。不久季音去了蘇中前線，從此投入了三年解放戰爭。

解放戰爭時期季音在第三野戰軍任隨軍記者，參加了華東戰場各主要戰役的報道。

解放戰爭時期，季音還在第三野戰軍俘管處工作過一段時間。俘管處是第三野戰軍政治部領導下的一個單位，專門負責收容和管理從戰場上押解下來的大批被俘的國民黨軍軍官。那些日子，每當前方傳來勝利的大喜訊，不出幾天，大批被俘的國民黨軍軍官就會被押解到俘管處這裡。

那時候，部隊里有嚴格規定，要尊重被俘者的人格，不準叫這些被俘官兵為俘虜，只准叫“解放官兵”。在戰場上，我們是嚴格執行俘虜政策的，不準打罵對方，不準搜腰包，因此，許多來到俘管處的國民黨軍官，身上都帶了不少包括金條之類的個人財物。

在這裡，他們的伙食和季音所在的俘管處工作人員完全一樣，一些受傷或生病的國民黨軍官，還得到俘管處醫務所的細心治療，伙食也享受病號待遇，吃得比一般人好。

這些國民黨軍官雖然遠離了戰火，卻十分關心內戰的戰場動向。因此，俘管處出版了一張油印小報《光明報》，專門登載新華社播發的消息。季音擔任報社社長，幾個主要編輯是俘管處的幹部，其餘的工作人員都是被俘的國民黨軍文職人員，他們負責刻鋼板、印臘紙，工作都很努力。

這張每周出三期的油印小報，當時頗受國民黨官兵們的歡迎。為了活躍俘管處的生活，處里還組織一些國民黨文職人員，成立了一個文藝演出隊，讓他們自編自導，演出一些文藝節目，內容大多是反內戰一類的。

被解放的國民黨軍官兵，來到俘管處后急於和家屬聯繫，給親人報平安。可是遍地戰火，郵路中斷，許多軍官的家信發不出去。後來，季音根據上級的指示，把這些家書摘要要電發到邯鄲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他們根據我們的建議，在廣播節目中增設了一個“蔣軍家書”專欄，播出這些報平安的家書。據說，這個專欄成了在後方的國民黨軍官家屬們的必聽節目。他們偷偷地收聽，廣為傳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初期，季音在南京《新華日報》任特派記者、編委、副總編輯的等職。南京解放之初，各階層人士和廣大市民，都非常關注《新華日報》上的報道，他們不僅關注報紙對本市各方面情況的宣傳，而且尤其關注我黨在新解放區和大中城市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以及關於新中國籌建方面的信息。

鑒於當時報紙對發生在南京以外的新聞均是依靠新華社電訊稿，難以滿足讀者在新聞信息的廣度、深度、時效等方面的需求，為適應讀者對國內大事的強烈關注，並藉此給記者提供更為廣闊的活動空間，報社及時作出了選派得力記者赴北京、上海和東北地區採訪的決定，特派記者赴外地採訪這在當時全國省市黨報系統中南京《新華日報》是第一家。

第一個擔任特派記者的是采通部採訪組負責人季音，他於1949年9月全國新政協會議開幕前夕被派往北京採訪新政協會議的報道。在半個多月的時間中，先後發回了5篇通訊，詳細、生動地報道了新政協會議開幕時的盛況，會議討論的各項重大議題和作出的關於新中國國名、國徽、國旗、國歌等若干重大事項的決定及其產生背景與過程，深受廣大讀者歡迎。

1953年調《人民日報》任工業組編輯、駐上海記者站負責人。1956年獲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1978年後任《人民日報》農村部副主任、主任。

季音著有《出擊》、《南線》、《轉戰中原》（革命回憶錄）、《大江的浪花》等作品。

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黨領導下的國際新聞社金華記者站任幹事。

1944年到新華社華中分社任資料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隨軍進入淮陰，參加《新華日報》（華中版）的創刊籌備工作，后擔任記者、編輯。

解放戰爭時期在第三野戰軍任隨軍記者，擔任過新華社前線分社縱隊支社副社長，第八兵團分社采編主任，參加了華東戰場各主要戰役的報道。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南京《新華日報》任特派記者、編委、副總編輯的等職。

1953年調《人民日報》任工業組編輯、駐上海記者站負責人。

1956年獲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

1978年後任《人民日報》農村部副主任、主任。

從1978年一直到2008年，農村的建設和改革一直是整個改革發展的重中之重。上世紀80年代，季音在人民日報農村部工作，擔任副主任、主任，經歷了農村改革的全過程。今天，作為一個農業報道的老新聞人，每每看報、看電視，他關注的依然是農民、農村、農業報道，他對中華新聞報記者說，今天的記者應該多深入田間地頭，更多反映農民的心聲。談及往事，用季音自己的話說是 "很有意思的事情"。

20世紀70年代末，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中國，百廢待興，8億多饑寒農民的生計像沉重的大山壓在中國決策層的心頭。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村土地大包干破繭而出。

農村改革從1978年開始，改革的主題主要是圍繞著大包干、包產到戶這個問題展開的，包產到戶，農民大包干，就是是否同意土地自主經營，當時爭論很激烈，到1980年達到了高潮並形成兩種截然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是踐行黨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支持實行包產到戶，把土地還給農民，讓農民自主經營、自己搞發展。另一種意見主張農村堅持人民公社制度，不能搞包產到戶。

人民日報編輯部支持包產到戶這個意見，但當時有相當多的省，包括省領導，都站在反對農村包產到戶一方。江蘇省就是反對包產到戶的，具體情況怎麼樣呢？季音決定去看一看。

1980年的春天，季音來到江蘇。儘管是春天，他感到的卻是陣陣寒意，當地幹部態度冷淡，閉口不談包產到戶，季音說他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當時江蘇省委提出來的口號，叫做"緊緊關住、堅決堵住西大門"。原來，江蘇的西邊是安徽，所謂關住西大門，就是堅決堵住安徽刮來的包產到戶這股風。因為當時安徽省包產到戶，農村生產發展迅速。

季音去的時候，江蘇正在開縣委書記以上參加的全省幹部大會，討論農村問題。季音要求參加，但結果被拒之門外。

怎麼辦呢？季音說：記者這個職業活動天地寬得很，你不讓我參加會，我就在會外活動，我就利用會議的間隙，傾聽縣委書記們的意見，了解農村的基層情況。這種訪問讓季音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那些農村基層幹部，包括縣委書記、公社書記，並不同意"堅決堵住西大門"這個口號，他們主張搞包產到戶。

座談會上，來自蘇北最貧困的泗洪縣縣委書記告訴季音，他們這個縣從20世紀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每年戶均收入是40元錢左右，農民都吃不飽飯，全縣最苦最窮的一個公社，在1978年安徽搞包產到戶以後，也偷偷搞起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農民自主經營后，積極性調動了起來，很快就出現了轉機，糧食增加了，收入也增加了。後來被地委書記知道了說，"這是背離了社會主義大方向"。連續派了3個工作組下去調查，就是不許搞包產到戶。可縣公社依然偷偷嘗試包產到戶。

貧窮縣搞包產到戶，比較富裕的縣能不能搞呢？季音專門訪問了比較富裕的吳江縣。縣委書記講了好多具體例子，說明富裕的縣也要搞包產到戶。基層意見和上面領導意見是不統一的。他們對上不敢講真話，但是對季音這個記者講了。

中央講可以包產到戶，農民更講可以包產到戶，可是省一級的、地區一級的領導幹部說"不可以"。這就是可以與不可以之爭。1980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的《可以與不可以之爭》登出來以後，反響不小。因為它反映了當時農村改革的尖銳矛盾。

季音說，陳雲同志的一句話：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他牢記在心。

1981年5月，人民日報編輯部收到一個叫陳處兮的廣東讀者來信，講的是廣東高要縣農民陳志雄承包魚塘並僱工的事情。從1979年到1981年，陳志雄承包集體魚塘從8畝擴大到了355畝，由於承包範圍擴大，夫妻倆干不過來，就只好僱人，雇請固定工也由1人變成了5人。

在當年，陳志雄的舉動，觸動了那時意識形態最敏感的神經：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應該有以往被視為帶有剝削意味的"僱工"的存在。官方的說法非常明確，1980年中央75號文件明確規定"不準僱工"。那時的政治氣候乍暖猶寒，不少幹部還沒有從"左"的思想禁錮中解脫出來，對這件本來並不複雜的事，人們發生了爭論。這位廣東讀者在信中說，這個爭論在當地還在繼續，希望能夠得到報紙的幫助。

季音說："我讀後感到文中反映的情況很重要，又感到有些棘手，因為它涉及一個非常敏感的'邊緣問題'，即僱工問題。怎麼辦？最簡單的處理辦法就是把它丟進紙簍，不發表，天下太平。但我不甘心，既然實際生活中存在著這樣一個重要而又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什麼不可以拿到報紙上，讓讀者自己去鑒別，去討論，求得認識上的基本一致或接近呢？我提議在報上組織一次讀者討論，並請示編輯部領導，得到同意。5月29日，人民日報二版頭條位置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場關於承包魚塘的爭論》的調查報告。接著，我們又以《怎樣看待陳志雄承包魚塘問題》為總標題，開闢了一個討論專欄，來稿多得不得了，有反對的，有贊成的，發言之強烈超出我們預料之外，我們選擇了22篇來信來稿，陸續在報上發表，基本上把兩方面的意見都擺了出來。"

人民日報這次討論持續了3個月，於8月30日結束。在最末一期，季音寫了個編者按："在這次討論中，大家發表了不少好的意見，使我們對農村實行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責任制以後遇到的一些新問題，在認識上又進了一步。"

文章刊登后，社會反響強烈。廣東社科院派人到高要縣去調查，得出的結論認為陳志雄承包魚塘是資本主義式經營，不能允許。報告登在廣東社科院的雜誌上。

1982年1月，在昆明召開的全國農業生產責任制討論會上，人民日報關於陳志雄承包魚塘的討論成為與會者討論的重點問題之一，他們把社科院寫的報告分發給大家看，會上支持的人也不少。

新華社記者以這份報告為根據，寫成《廣東沙浦公社出現一批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承包大戶》一文，刊登在1982年1月17日出刊的《國內動態清樣》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視。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潤生在1982年1月19日批示說："此事請酌情處理。"同年1月18日，中央書記處一位領導的批示與上述溫和的批示就大不相同："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確實性如何。如果屬實，不知省委怎樣看法？我個人認為，按這個材料所說，就離開了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做出明確規定予以制止和糾正並在全省通報。事關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局，故提請省委考慮。"

中央領導這麼尖銳批評，引起了廣東省高度重視。當時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派調查組下去調查。地委、縣委也都派人下去調查。結果是肯定陳志雄開創了專業承包先例，對承包雙方帶來好處。後來陳志雄魚塘更加發展壯大了，他的做法還在廣東逐步推廣。

季音對記者說，開展魚塘問題討論，是我的主意。如果出了差錯，作為農村部主任，我對此當然要負全責。但這次討論使我再次認識到，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為了推動社會的進步，是應當有一點勇敢探索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