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山

1907年11月11日出生於上海縣法華鄉。 1926～1927年 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習。

1927～1928年 在上海光華大學物理系（今華東師範大學物理與材料科學學院）學習。

1929～1933年 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

1933～1940年 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獲博士學位。

1940～1946年 在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執教。

1946～1952年 任上海同濟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

1952～1980年 任上海復旦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

1914年在他叔父興辦並自任校長的啟新小學讀書，1917年考入上海縣立第一小學（又名敬業學堂）。從9歲起就住讀於學校，長期的住讀生活，使他具備了較強的自理能力。

1919年高小畢業，考入南洋中學。在中學階段，對數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平時還喜歡自己動手做些小實驗，在家中建立了暗室，自己沖洗和放大照片。他的毛筆字和鋼筆字都寫得清秀工整，他還喜歡篆刻，對體育、音樂也十分愛好。中學時曾是校足球隊隊員，能吹簫吹笙，但這些愛好最終都適可而止，惟獨對數理的興趣從無止境。

1922年在南洋中學理科班畢業，考入聖約翰大學。聖約翰大學是一所有名的教會學校，當時該校部分教師和學生家長因學校的教會氣息太濃、民族自尊心受到壓抑而離開，籌建了象徵復興中華的光華大學，王福山亦隨之轉入光華大學讀書。在光華期間，得到留德數學博士、中國數學教育前輩朱公僅教授的賞識，在朱公僅的影響下，王福山於1929年春到德國，在哥廷根大學學習理論物理。

在哥廷根大學，他因肺病進行了兩次手術和較長時間的療養。1932年病癒，繼續學習，並有機會聆聽了M.玻恩（Born）講授的原子物理、電磁學等課程。當時納粹已在德國執政，消滅猶太教師的浪潮很快波及哥廷根，玻恩等教授被解職。

在玻恩的建議下，王福山帶著玻恩的推薦信來到萊比錫大學，師從W.海森伯（Heisenberg）。在萊比錫大學，王福山聆聽了由海森伯和F.洪德（Hund）以一年的間隔在每4個學期里循環講授的力學、熱學、電磁學和光學4門課程，以及他們講授的專題課程，其中包括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學入門。在這期間，正值海森伯榮獲諾貝爾物理獎，因而他有機會參加慶賀海森伯獲諾貝爾獎的各種活動，分享歡樂。1940年，王福山發表博士論文“關於能量很高的質子和中子的軔致介子輻射”，並獲博士學位。此論文的中譯本已收集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物理學論文集粹》一書中。王福山在德國長達十多個年頭，因而有較多的機會對德國社會的文化、風土人情、成語典故以及德國的教育進行深入了解，特別對德國大學教授院從事教學又進行科研從而提高教學質量、促進科研的開展的做法，有深刻的印象。

獲得博士學位后，王福山乘當時最後一班從歐洲回國的輪船回到上海，並執教於光華大學，同時在聖約翰大學兼課。1946年經教育部評審定為正教授。抗戰勝利后，同濟大學由四川遷回上海，1947年，王福山應聘為同濟大學教授，1948年任同濟大學物理系主任。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王福山調到復旦大學，任剛創建的物理系主任。

1956年，王福山加入九三學社，1958年被選為上海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以後幾屆連選連任，直至第八屆。從1961年起，擔任上海市物理學會副理事長，直至1985年。1959年，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上海市組織力量重新編寫《辭海》，王福山任物理分科主編。這項工作任務艱巨，持續時間很長，直到1979年，《辭海》才正式出版。60年代初，在貫徹“高教60條”之際，作為系主任和校務委員會委員的王福山，根據院系調整、全面學習前蘇聯教學經驗的精神，就大學本科學生的培養目標、加強基礎課教學、重視實驗、加強外語學習、注意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嚴格學習制度等問題，發表了積極的意見和建議，對全面貫徹“高教60條”，穩定教學產生了積極的作用。1964年，王福山被樹立為物理系教學標兵。

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王福山受到很大衝擊。1969年，軍宣隊、工宣隊按上級指示，成立了一個“理科大批判組”，王福山與理科其他教授、專家，都調到該組，從事外文資料的翻譯工作。由於王福山德文基礎非常好，他主要進行德文的翻譯及譯稿的校閱。所有的譯稿都作為資料，印成大字本、或部分刊登在《自然辯證法》和《摘譯》上，亦有以“上海外國自然科學哲學翻譯組”的名義出版，經王福山翻譯出版的有《馬克思教學手稿》、康德的《宇宙發展史概論》（原名“關於諸天體的一般發展史和一般理論或根據牛頓定律試論整個宇宙的結構及其力學起源”）、《哥白尼和托勒密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牛頓自然哲學著作選》以及海森伯的《嚴密自然科學基礎近年來的變化》等。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王福山又回到物理系系主任的崗位，領導全系師生努力趕超世界教學與科研的先進水平。1980年，王福山從系主任的崗位上退下，致力於近代物理學史的研究和科學史研究生的培養，並主編出版了《近代物理學史研究》第一、第二輯。時值同濟大學重建物理系，王福山受同濟大學之聘，兼任同濟大學玻耳固體物理實驗室主任和物理系名譽系主任，為同濟大學玻耳實驗室的建立和物理系的重建而奔波。王福山為中國物理教育事業的發展和物理人才的培養，為物理學史的研究奮鬥終生，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復旦大學物理系的前身是復旦大學數理系的物理組。1952 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時，把當時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同濟大學等十餘所大學物理系的主要教師和設備集中到復旦大學，創建復旦大學物理系。王福山任物理系主任。剛成立的物理系，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一共只有18人。他們來自十多個不同的單位，彼此不熟，而且剛經過思想改造運動，有的同志還帶有某種沮喪情緒。王福山虛懷若谷，傾聽各方面意見，事事從全系的大局出發，很快消除了各種矛盾，使全系教師各盡本人之所能。他又積極引進像謝希德、華中一、蔡祖泉、賴祖武等一批優秀人才。

建系后，物理系學生大幅度增加，1952年首次經統一招生進入物理系一年級的學生就有100多人。王福山意識到首要的任務是儘快把在學習前蘇聯基礎上形成的物理專業教學計劃中的各門課程開出來，同時致力於實驗室建設，並積極組織力量開展科學研究。從50年代中期開始，先後組織全系教師在理論物理、固體物理、原子核物理、光學、電介質物理、無線電電子學、電子計算機、電子物理、真空物理與真空技術等領域開展研究工作。經過十多年的奮鬥，復旦大學的物理系已具有在國內有一定影響的普通物理實驗室、中級物理實驗室、物理演示實驗室等教學實驗室和許多科研實驗室，原來只有18位教師的物理系，一躍成為有200餘位教職工的全校最大的系。

在同濟大學，從原來的以土建為主的單科性工科學校向理工結合的多科性大學轉變過程中，1979年，決定重建同濟大學物理系，並接受德國大眾汽車廠基金會的資助，建立玻耳固體物理實驗室。王福山在兼任同濟大學物理系名譽系主任和玻耳固體物理實驗室主任期間，具體參加重建物理系的規劃與決策。王福山充分發揮自己的影響，利用復旦大學和上海市的力量，為同濟大學借用力量，引進人才，使同濟大學物理系很快建立起來，並具有自己的特色。

從同濟大學物理系主任到復旦大學物理系主任，又到同濟大學物理系名譽主任，前後40餘年，王福山一直默默無聞、埋頭工作，充分體現了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熱愛祖國，不計名利，甘為“孺子牛”的精神。

王福山是學理論物理的，但他始終認為物理學是一門實驗科學，在物理教學中加強實驗十分重要，尤其是學生剛進大學的第一門實驗課——普通物理實驗，它是學生接受實驗訓練的開端，是以後實驗工作的基礎。早在1948年，在他擔任同濟大學物理系主任時期，就深感沒有物理實驗室之苦。同濟大學從四川遷回上海途中，因輪船觸礁，全部儀器都沉沒在長江之中。而當時的國民政府根本沒有經費用於建設實驗室，同濟物理系的學生只能到別的學校去做實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同濟物理系開始籌建實驗室。為了讓有限的經費發揮最大的效益，王福山曾多次到五金舊貨市場和地攤購買廢舊物品，因陋就簡地把實驗室建設起來。到院系調整時，同濟大學物理系已能開出實驗20餘個。復旦大學物理系創建后不到三年，就建成有相當規模的普通物理實驗室和中級物理實驗室。王福山注意到，建設實驗室固然要購置許多儀器，但有的設備並非市場上所能購到，必須自己加工製造。所以在創建復旦物理系的同時，就成立了金工場和玻璃工場。這兩個工場雖不正規，但許多社會上的工廠不能勝任的工作，他們卻能勝任，因而為實驗室建設作出了貢獻，而且在以後開展科研工作、特別是高真空技術和激光研究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王福山是一位有名望的物理學家，而且是一位傑出的物理教育家。當他初任復旦大學物理系主任時，王福山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主張在批判英美教育制度時，不是否定一切；學習前蘇聯的教育，不能一切照搬。這些觀點，對於緩和某些極端做法，避免或減少極端做法的消極作用，有一定效果。關於本科學生在業務方面的培養目標，他認為本科學生的培養口徑應寬一點，適應性應強一點、基礎要紮實一點，認為把本科學生培養成物理學家、專門家或高級專門人才等提法都太高，實際上是達不到的。他曾形象地將本科培養出來的學生比喻為一種：“高質量的原材料”，“未開口的斧頭”，認為本科畢業的學生到工作崗位上必然有一個再學習的問題，學生只要具備了學習的基礎、學習的能力和習慣，將來不論從事哪一方面的工作，都應能夠勝任的。他在教學過程中十分重視對學生能力的培養，主張課堂講授的內容要少而精，給學生必要的基礎，而比較深入的問題應啟發學生自己進行思考和鑽研。認為把所有的內容都講深講透並不是好的講授方式，把許多內容經教師嚼碎后餵給學生，看起來給了學生許多知識，實際上使學生失去了必要的思考和研究的機會，最終必將影響學生消化能力的增長。他一向不贊成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扶得過多、抱得過多的做法，主張要讓學生會走路，碰些釘子，跌倒了，爬起來繼續前進。在課程安排上，他主張學時數應少一點，學生課外自學的時間應適當多一點，要讓學生根據自己的情況學得主動一點，積極一點，不要把學生的課外時間安排得過緊，使學生處於被動狀態。他非常重視因材施教，認為對學生的要求不宜統得過死，不要一刀切，既不要拔苗助長，也不要壓抑生長。在教學管理上，王福山一向不贊成根據學生考試成績的高低來評價教師的教學水平，因為這種管理方法會使研究教學變為研究考試，甚至去幫助學生考試。在師資培養上，他一直主張每位高等學校的教師必須既搞教學又搞科研，對學習前蘇聯后成立的主要任務是搞教學的普通物理教研組一直有不同看法。50年代後期，對一大批青年教師被分配到普通物理教研組專事教學而感到非常不安。為了試圖改變這種狀況，他曾利用晚上時間為普物教研組的青年教師作關於原子核方面的講座，以幫助他們進入前沿領域。直到他退居二線，他對未能改變這種狀況仍感到遺憾。王福山在教育方面的許多見解，並非在所有的情況下都被大家所認識、理解，要付之實施困難更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個歷史時期，正是王福山的教育思想得以實施的時期，儘管王福山到晚年已退居二線，但他的教育思想對復旦大學物理系的影響都一直存在。

擺脫行政工作退居二線后，王福山便轉向物理學史的研究和研究生的培養。他為物理學史碩士研究生開設專業課和指導碩士論文。短短几年，由王福山主編的《近代物理學史研究》第一輯問世，此書首次印刷9000冊，受到同行的歡迎並很快售完。出版社又第二次印刷。接著，《近代物理學史研究》第二輯亦出版了。這兩冊書在國內有一定的影響。王福山被邀請擔任《物理學思想叢書》編委會主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物理卷編委。

王福山研究的是近代物理學史。其中量子力學的創立和發展史是他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由於海森伯是量子力學的創立者之一，而且是王福山的導師，故王福山在晚年花了較多的精力在對海森伯的研究上。他撰寫的《廿年代的海森伯》、《我在德國學習期間的若干回憶》，以生動的事例介紹了海森伯創立量子力學的奮鬥過程、在大學的學習情況和成長道路以及老師A索米菲（Sommerfeld）、N.波爾（Bohr）、玻恩以及同學W.泡利（Pauli）等著名物理學家對海森伯成長的影響和作用，使我們體會到優良學風和學術環境對人才成長的重要性，為我們提供了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教學相長、學術民主、不拘一格起用優秀人才的範例。

當納粹統治德國之後，海森伯沒有接受許多友人的勸告而留在德國，以後又從事原子能利用的研究，此項工作是在德國國防部領導下進行的，海森伯又是這項工作科學上的領導者。二次大戰結束前，海森伯等一批德國物理學家都被美國俘獲，關在英國數月。因此，二次大戰以後，對海森伯的功過是非、政治評價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亦是人們特別是廣大物理學家關心的問題。王福山在古稀之年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他非常仔細地收集史料，進行分析，寫信給在德國的朋友，直接了解情況，得到不少第一手資料。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主編的《近代物理學史研究》第二輯中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原子能工作”一文中。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對王福山的此項工作非常重視和關心，認為它是一件有價值的物理學史研究。他曾多次把他所見到的有關資料寄給王福山，最後一篇資料是在1993年底寄出的。在信件到達上海時，王福山已經去世。與這項研究工作相結合的另一件工作是王福山翻譯了海森伯夫人伊麗莎白·海森伯著的回憶海森伯的《一個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一書。王福山在譯者序中說：“今年是海森伯逝世10周年，我也特以此譯本來表示對他教誨的崇敬和懷念”。王福山寫的文章或譯的書，不僅是嚴謹的科學工作，而且字字句句之間都凝結著一種真摯的師生情誼。

是他基於對導師海森伯和同學、朋友E.巴格（Bagge）、C.F.魏茨澤克（Weisasaker）等人相處多年中的了解，是合乎邏輯的。西方許多人士，包括一些物理學家，在二次大戧期間親身經受希特勒法西斯的迫害，他們對海森伯作出不同的評價，也是合乎邏輯的。這表明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化。

為人正直、與人為善、堅持原則、不嘩眾取寵，是王福山自己的寫照。早在建系初期，為了調動全系教師的積極性，他主動擔任一年級的課程，而把高年級的課程讓給其他老師開設。在教師定職時，主動謙讓。在教學用房緊張時，首先縮小系主任辦公室。實際上，物理系主任的辦公室一向是全系條件最差的房間之一。王福山一生從未因個人名利向組織提出什麼要求，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卻能堅持原則，勇於發表意見。在“左”的錯誤嚴重的時期，他總是堅持自己的正確看法，對受到不公正對待的青年和教師十分關心，尋找適當時機向有關方面反映情況，提出建議，妥善安排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王福山一生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珍惜一針一線，一分一厘。王福山的家在上海市區，離位於郊區的復旦大學很遠。他平時一直住在復旦的一間單身房內，每逢周末才回家，有時在一星期的中間回家一次，第二天一早便趕到學校，順便帶一點食物。他平時在教工食堂用膳，與單身青年教師一桌吃飯，共同談，從國內外事件、校系內外事件直到體育、音樂，被譽為“平民系主任”，王福山對公家的財物更是倍加愛護，擔任系主任的幾十年中，對最普通的辦公用品都非常珍惜。起草文件，都寫在用過的信箋的反面。在同濟大學兼任名譽系主任之後，從復旦到同濟，寧願多走一段路，而少換一次公共汽車。同濟給王福山的顧問酬金，他總是按當時的規定以一定的比例上交復旦，把全部餘額交還同濟大學物理系，作為系主任的活動費用。王福山退居二線后，便把復旦的單身房還給學校，搬回上海家中。由於上海交通擁擠，來複旦很不方便，系裡多次要派車接送，他總是笑著拒絕。事後，他對別的同志說：“有兩種舒服，一種是身體舒服，心裡不舒服，一種是心裡舒服，身子不舒服，我寧願要後者”。可是一些經濟比較困難、子女較多的職工，得到王福山資助之事，則是大家所共知的。同濟大學有一位教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是王福山的學生，在讀書期間因家庭經濟困難常得到王福山的幫助，在上海解放前夕，這位同學因工作需要必須與當時已隱蔽起來的同濟大學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聯繫，經常出沒於許多公開場合，王福山冒著危險從市區趕到同濟大學，向這位學生提供了在發生不測時可到他家中隱蔽的路線。1957年，這位教師受到不公正對待，處境十分困難，王福山不但給他經濟上支持，在1963年，還以長輩的身份給他主持了一個熱熱鬧鬧的婚禮，使人終生難忘。

王福山的一生看起來相當平淡，但又極不平凡。他把自己的人品，才智和心血都滲入了培養人才的事業。他發表的論文並不很多，但卻以自己的言行和品性，在教育戰線這一神聖的崗位上寫下了一篇默默無聞而成果輝煌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