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扶之

王扶之，別名王碩，1923年9月24日生於陝西省子洲縣三眼泉樓砭傅家新莊。1935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八師測繪員。抗日戰爭時期，先後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七團測繪股長，新四軍第三師八旅二十二團通信參謀、副連長，師司令部通信股長。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二縱隊五師司令部作戰科科長，東北野戰軍第二縱隊五師十四團副團長。1949年任第一一六師作戰科長，第四野戰軍三十九軍一一五師三四三團團長。參加了遼瀋、平津等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起任志願軍第三十九軍一一五師三四三團團長、一一五師副師長、師長。1954年起任軍參謀長、副軍長兼參謀長，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部長。1975年任山西省軍區司令員。1980年任烏魯木齊軍區副司令員。1964年晉陞為少將軍銜。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

1923年9月24日生於陝西省子洲縣三眼泉樓砭傅家新莊。世代為貧苦農民，五歲喪母，隨爺爺和父親長大，后因家中日益窘困，父親只好背井離鄉到延安的一家遠房親戚的地主家打工，從此就成了地主家的一個小放牛娃．稍大些，就輪流到附近的一些富裕農家打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父親求人將王扶之送到一家私塾上了三個月學。儘管讀的是：“三家經”、“百家姓”，這卻是他文化啟蒙。

王扶之十二歲那年，延安一帶常有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活動，看到這些與窮苦百姓休戚與共，與當時的舊軍隊根本不同的紅軍，他萌發了要當紅軍念頭。憑著自己十二歲身高1米6多的個子，告訴紅軍說自己有17歲，於1935年7月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26軍，當了一名小紅軍戰士。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6年13歲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二十六軍七十八師少共營戰士．紅二十五軍七十五師戰士，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八師測繪員；參加了勞山、榆林橋、直羅鎮、東征、西征、山城堡等戰役和重大戰略行動。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七團測繪股長，新四軍第三師八旅二十二團通信參謀，二營六連副連長，師司令部通信股長；隨其所在的英勇善戰的部隊，轉戰於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七省，參加了平型關戰鬥、張店、盯店、討代“頑固派”石友三、曹甸、鄭潭口、淮海區和鹽阜區反“掃蕩”、葉纖子、阜寧、兩淮等戰役和戰鬥。其所在部隊與兄弟部隊一起，先後開闢了晉東北、晉西（平山地區）、晉東南（太行山）、冀南、冀魯豫、豫皖蘇、皖東北、蘇北、皖江和淮南等抗日根據地。

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營長，東北野戰軍二縱五師作戰科長，五師十四團副團長，第四野戰軍三十九軍三四三團團長；隨其所在的部隊轉戰東北、華北、華中南三大戰略區，參加了四平保衛戰、三下江南、夏季、秋季、冬季攻勢、遼瀋戰役、平津戰役、衡寶戰役、廣西戰役；歷經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天津、河南、湖北、湖南、貴州、廣西等13個省、市、自治區，征程萬餘公里，戰勝了零下40餘度的東北奇寒和零上30幾度的江南酷暑，從東北的松花江，一直打到祖國南疆鎮南關。在戰鬥中，王扶之曾多次立功受獎，在姜家店迫擊、攻克錦州、平津戰役之攻克天津的戰鬥中，先後榮立大功三次。在攻克錦州和攻克天津的戰鬥中，擔任主攻團副團長、團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同年10月21日首批入朝參戰，任志願軍三十九軍一一五師三四三團團長，而後任一一五師師參謀長、第一副師長、師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先後參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戰役，1951年陣地防禦作戰，1952年春季、夏季鞏固陣地作戰、秋季戰術性反擊和朝鮮西海岸反登陸、反空降防禦備戰準備，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1953年5月回國后仍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九軍一一五師師長。195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高級系，畢業後任第三十九軍一一六師師長、1960年任三十九軍參謀長、第一副軍長，1968年調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工作，任作戰部副部長，部長，在1969年和1974年任總參作戰部部長期間，協助軍委首長葉劍英、鄧小平參與指揮了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和西沙海戰。1975年任山西省軍區司令員、中共山西省委書記,1980年任烏魯木齊軍區副司令員．是中共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全國政協第七、八屆常務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和三級八一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1964年晉陞為少將軍銜．1998年離職休養。

由於窮困，僅念了三個月私塾的王扶之輟學，繼續給人家開荒種地，經常隻身一人在野狼經常出沒的地方幹活。那時，延安一帶常有劉志丹領導的紅軍活動。從小見過不少反動軍隊的王扶之頭一次覺得，紅軍是一支令人可親的部隊，因為他們經常為老百姓挑水掃院子。

“我想跟你們到隊伍上，行不行?”一天，十二歲的王扶之突然萌發了當紅軍的念頭。回話的紅軍看他一臉稚氣，不免疑惑：“你多大了?”“你看我有多大?”王扶之不知哪來的機靈。“有十六七了?”“還真差不多。”就這樣，十二歲的王扶之成了一名小紅軍，來到紅二十六軍“少共營”。這個“少共營”最大的十七歲，一般只有十五、六歲，但像王扶之這樣年紀的孩子還是少有。

王扶之將軍喜打籃球，為紅軍部隊籃球隊主力隊員。將軍個子高，投球如塞囊中物，若對方投球，將軍一躍，可把將進之球用手從籃圈中頂出。故每次賽球，對方必派兩人專門對付他。

1935年10月1日，徐海東、劉志丹定下了圍城打援的方案。紅75師在勞山路東，紅78師、紅81師一部在勞山路西，在勞山形成一個夾擊的態勢，專等敵人送上門來。

很快，東北軍110師進入紅軍的包圍圈。10月1日下午2時左右，紅軍75師、78師、81師一部發起衝擊，一下子把敵人分割成好幾段。敵110師就地慌亂地組織防禦，紅軍則就地各個圍殲。少共營共有200多人，負責攻打一個小高地。那時王扶之參加紅軍不久，還是個紅小鬼，因為紅軍武器少，他就扛著一柄梭鏢衝鋒。

營長簡短地給他們明確了任務，全營分三個梯隊，一個梯隊正面進攻，另兩個梯隊兩側迂迴。

少共營都是些娃娃兵。他們衝到高地底下，就聽到敵人在用東北話喊，“底下都是些小疙瘩，不成氣候。”小孩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知道什麼是死。敵人一叫喊，這些紅小鬼更來勁，正面進攻牽制，兩側迂迴就攻上去了，子彈在他們頭頂上嗖嗖飛個不停。敵人盯著正面放炮打槍時，兩側的娃娃兵已經衝到眼前了，王扶之端著梭鏢直奔一個舉槍瞄準的敵人，“繳槍不殺！”梭鏢抵到了敵人脖子上，敵人只好跪下雙手將槍舉過頭頂，王扶之一把就奪了過來。從此，他擁有了從軍以來的第一支槍。

勞山戰鬥以後，王扶之離開少共營調到75師223團，在三營當通信員。1936年2月，他又被派到軍團部測繪訓練班學測繪。事情就這麼巧，在軍團部一起學測繪的同學有個叫馬德良的，說一口東北話，王扶之覺得他面熟，就和他聊天，原來馬德良正是勞山戰鬥中被少共營繳了槍的俘虜兵。他被紅軍俘虜后，看到紅軍官兵一致，就要求留下當兵，不回老家。馬德良對王扶之說：“當時，我們在山上往下一看，底下都是些小疙瘩，我們一想沒啥事。沒想到你們這些小疙瘩不要命，一下子就衝上來了，我們還沒來得及反抗，就被繳了槍。”馬德良又說：“還真得感謝你們，把我給提前解放了。”後來馬德良因為作戰勇敢，當了紅軍的團參謀長。

1939年，新四軍3師在河北紅子殿對日作戰。在這次戰鬥中，時任新四軍第3師8旅22團作戰參謀的王扶之作戰勇敢，繳獲一輛自行車。王扶之的好奇心很大，一有空就練習騎自行車。沒過多久，他就可以單手騎，雙手撒把騎，倒騎，在部隊一時傳為佳話。他到師部當作戰參謀后，這輛自行車派上了用場。師長黃克誠眼睛高度近視，行軍、作戰十分困難，雖有馬也不騎，就坐王扶之的自行車，前後達3年之久。期間，王扶之從黃克誠身上學到許多本領，也多次執行黃克誠交給的任務。

黃克誠坐王扶之的自行車，不僅解決了行軍作戰的問題，還了解到許多情況。一次，他坐在自行車上問：“王扶之，你在22團工作了不短時間，這個團怎麼樣？你放開說給我聽。”

王扶之說：“這個團能打仗，就是有點驕傲……”

黃克誠說：“你把要害說准了！我正準備告訴8旅對22團進行整頓，不能讓這些致命弱點發展下去。”1942年1月17日，黃克誠在3師政治部主辦的《先鋒》雜誌上發表《希望第22團的工作來一個徹底轉變》，提醒22團注意克服缺點。22團接受了黃師長的批評，並進行了整頓，工作有很大起色，在以後的歷次作戰中屢建戰功。

1943年春，日軍對新四軍鹽阜區進行“掃蕩”。為避敵鋒芒，黃克誠率部轉向“掃蕩”圈外機動作戰。

部隊從阜寧向阜東轉移，途中要經過射陽河，河邊是華成公司所在地。該公司總經理姓張，四川人，手裡有一支武裝，同日偽軍、國民黨軍、我軍三方面都有聯繫。黃克誠指示王扶之做爭取張經理的工作：這次任務艱巨，所以我要派你去。你記住：第一，向他講明抗日愛國大義；第二，向他宣傳我軍宗旨和紀律；第三，明確表明我們維護他的利益，希望他能同我軍合作。接著，黃克誠拿出一支嶄新的20響駁殼槍，讓王扶之作為見面禮送給張經理。

見到張經理后，王扶之自我介紹是受黃克誠師長委託來和他會談的，向他轉達了黃師長的3點意見。張經理高興地收下黃師長送的駁殼槍，明確表示共產黨看得起他，可以從他的防區經過，而且他要派上崗哨，以防鬼子發現。

就這樣，新四軍第3師順利轉移到阜東地區。

抗美援朝時，王扶之出任某師副師長。這支部隊在朝鮮戰爭中打出了雄風。

1952年夏末秋初，王扶之所在的師堅守臨津江以東陣地。敵軍為奪取它，將成噸的重磅炸彈傾瀉在志願軍的陣地上。頓時，黃土變成焦土，岩石成了粉末。

1952年8月2日，已擔任代理師長的王扶之正在山洞裡和參謀們研究戰況，隨軍的新華社記者劉鳴在趕寫戰地報道。突然，一聲沉悶的巨響，山洞頂部被重磅炸彈命中，洞里的王扶之等7人被掩埋在漆黑的山洞裡。

王扶之頓時失去了知覺。他醒來時，耳朵嗡嗡直響，身體好像被千斤重擔壓著。後來他才知道，炸彈爆炸時巨大的氣流一下子將他推到了坑道盡頭，壓在碎石亂木之中，而新華社記者劉鳴和3位師機關的同志當場就犧牲了。王扶之和兩位倖存者，相互掙扎著從土石堆中爬出，他們整整用了大約3個小時。

剛剛從死亡里爬出，3人又痛苦地再一次面臨死亡的考驗。當時洞內與外界隔絕，首要的是讓洞外的戰友知道洞內的人還活著。於是，他們敲打臉盆、水桶、飯盒等物品，但一切都無濟於事。

一天之後，洞內空氣越來越稀薄，裡面沒有一點糧食和飲水。王扶之和戰友們懂得，有水就有生命！他們把尿集中在一起，以備在最困難的時候用。此時，他們喉嚨乾渴，難以忍受。3人都想到了死，但沒有恐懼感，惟一有些失望的是，這種犧牲總有點不壯烈。在近乎絕望之時，他們聽到了響聲——山洞的一頭傳來連續不斷的挖掘聲。頓時，3人增添了求生的勇氣。

當王扶之他們遭敵機轟炸失去聯絡后，志願軍總部命令全力營救。彭德懷司令員說：“要想盡一切辦法，將王扶之他們搶救出來，萬一犧牲了，也要將其遺體挖出，運回國內。”

當時洞外的官兵無法知道王扶之等人死活。負責挖掘的指揮員反覆告誡，要注意觀察洞內存在生命的徵兆。搶救挖掘工作進行了30多個小時后，王扶之等3人才被師工兵部隊救出。戰友生死重逢，相互緊緊擁抱在一起，熱淚縱橫。將軍回憶此事時曾感嘆地說：“要不是洞中兩隻蒼蠅飛出，我這條小命早完了。可惜的是我沒記住那位工兵連長的姓名，至今仍未找到他。”而且，對於人們都十分厭惡的蒼蠅，王扶之將軍把它們稱為“救命恩人”，從不加害。

1973年，王扶之向葉劍英建議，為加強渤海海灣地區協同作戰能力，由他帶領一些人員到山東半島勘察地形和調查研究，以便制定作戰計劃。對這一建議，葉劍英十分贊同。於是，王扶之他們來到山東地區。說來湊巧，王扶之所到的部隊，事前有江青的追隨者于會泳、劉慶棠、浩亮等人前腳“駕到”。這些在“文革”中紅極一時的人物，當時有恃無恐，狂妄傲慢。對這些人的表現，部隊官兵怨聲載道。跟隨王扶之的一位參謀出自義憤，事後未和大家商量，將耳聞目睹的事實寫成一封信寄給周恩來。沒想到，這封信被“四人幫”截獲。於是，這封信成了“告黑狀”，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批給總參，要求嚴加查辦，並要追查黑手和後台。王扶之又一次首當其衝。

在追查王扶之的同時，那位寫信的參謀被當作反革命隔離審查，進了“學習班”。當時與王扶之同行的還有數人遭到牽連和誣陷。在“四人幫”眼裡，王扶之的這次“山東之行”是受葉劍英指派的。當時“四人幫”的爪牙三天兩頭找王扶之談話，其目的是要從王扶之嘴裡掏出葉劍英的所謂“罪行材料”。王扶之早就看出他們的野心。為了保護葉劍英，王扶之在談話和“交待問題”時從不涉及葉劍英，自己全部承擔起來。

審查期間，王扶之被免去了作戰部部長職務。1975年，對王扶之的的審查結束，給他的結論是：“犯了嚴重方向路線錯誤”，調離總參，到山西擔任省委書記。

王扶之在山西一呆便是5年。直到1980年，葉劍英問起王扶之時，他才被重新安排工作。不久，他赴烏魯木齊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以後還擔任了七屆、八屆全國政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