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夬

龔夬第一次上朝“即抗疏請辨忠邪”。他說：好壞不明，易使人迷失方向；中邪不予以澄清，則會讓人產生疑慮。凡為奸黨，必會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混淆是非，施奸計、搞陰謀，諂上媚貴，迷惑視聽。如若讓這些人掌權，必然會陷害忠良，危害朝廷。他不畏強暴把矛頭直指權奸章惇、蔡卞、蔡京等。龔夬置生死於度外痛斥權奸：昔日丁謂當國，可謂狂妄凶暴，然而只不過是加害於寇準一人，今天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台省之臣，凡天下之謂賢者，無一倖免，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大宋以來，前所未聞。這些姦邪之人，任意給人們羅列罪名，無中生有，肆意加害，致使朝廷上下人人生畏，忠臣義士有本不敢奏，有話不敢言，明哲保身，無心治國。普天下之人，只怨當朝，又怨先帝，真是國之不國！

在龔夬的陳疏下，徽宗只好罷免章惇、蔡卞、蔡京的官職，並為元祐年間被誣的呂大防、劉摯等人平反。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從曾佈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洺州。

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眾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奸黨既破，必將早夜熟計，廣為身謀。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說以拒正論，或詭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奸計百出，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奸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為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

時章惇、蔡卞用事，夬首論其惡，大略以為：“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進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憒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奸深理，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煉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置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

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書報聞。已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化，徒步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令得歸。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六年，再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

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夬，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夬為御史，大壯勸使早去，夬以為畏友。不幸早卒。

合肥龔森林(五木先生)錄自《史部，正史類，宋史，卷三百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