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傳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1944）

，法國思想家，文學家，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小說家、傳記文學家、音樂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1866年1月29日生於法國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鎮克拉姆西。15歲時，隨父母遷居巴黎。1899年，羅曼·羅蘭畢業於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通過會考取得了中學教師終身職位的資格。其後入羅馬法國考古學校當研究生。歸國后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和巴黎大學講授藝術史，並從事文藝創作。這時期他寫了7個劇本，以歷史上的英雄事件為題材，試圖以“革命戲劇”對抗陳腐的戲劇藝。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19世紀中期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思想家，哲學家。代表作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

托爾斯泰出生於貴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學，1847 年退學回故鄉在自己領地上作改革農奴制的嘗試。1851～1854年在高加索軍隊中服役並開始寫作。1854～1855年參加克里米亞戰爭。1855年11月到彼得堡進入文學界。 1857年托爾斯泰出國，看到資本主義社會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滅社會罪惡的途徑，只好呼籲人們按照“永恆的宗教真理”生活。1860～1861年，為考察歐洲教育，托爾斯泰再度出國，結識赫爾岑，聽狄更斯演講，會見普魯東。1863～1869年托爾斯泰創作了長篇歷史小說《戰爭與和平》。 1873～1877年他經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 70年代末，托爾斯泰的世界觀發生巨變，寫成《懺悔錄》（1879一1882）。80年代創作：劇本《黑暗的勢力》（1886）、《教育的果實》（1891），中篇小說《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萊采奏鳴曲》（1891）、《哈澤·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說《舞會之後》（1903），特別是1889～1899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復活》是他長期思想、藝術探索的總結。 托爾斯泰晚年力求過簡樸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從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於一個小站，享年82歲。

托爾斯泰傳

托爾斯泰1828年8月28日出生於圖拉省克拉皮文縣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今屬圖拉省曉金區)。他家是名門貴族，其譜系可以追溯到16世紀，遠祖從彼得一世時獲得封爵。父親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參加過1812年衛國戰爭，以中校銜退役。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謝·沃爾康斯基公爵的女兒。托爾斯泰一歲半喪母，九歲喪父。1841年他的監護人姑母阿·伊·奧斯堅—薩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監護。於是他全家遷到喀山。

托爾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貴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學東方系，攻讀土耳其、阿拉伯語，（俄羅斯殖民地）準備當外交官。期終考試不及格，次年轉到法律系。他不專心學業，迷戀社交生活，同時卻對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發生興趣，喜愛盧梭的學說及其為人，並廣泛閱讀文學作品。受到盧梭、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影響。在大學時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學的優越性。1847年3月退學，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這是他母親的陪嫁產業，在兄弟析產時歸他所有，他的漫長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在這裡度過。

回到莊園后，他企圖改善農民生活，因得不到農民信任而中止。（結果這件事被果戈理諷刺后寫在《死魂靈》中）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應法學士考試，只考了兩門課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為農民子弟興辦學校。11月起名義上在圖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職，次年12月被提升為十四品文官，實際上卻周旋於親友和莫斯科上流社會之間。但他漸漸對這種生活和環境感到厭倦，1851年，托爾斯泰來到高加索，群山環抱的清明環境使他紛亂的大腦清醒過來。。俄土戰爭期間，托爾斯泰曾親臨戰場，常常處於危險之境。在這樣的環境中，他仍然寫出了《塞瓦斯托波爾紀事》那樣令人激賞的作品。這一時期的托爾斯泰是比較充實而快樂的。

1851年4月底隨同服軍役的長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願兵身份參加襲擊山民的戰役，後作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隊中服役兩年半。雖然表現優異，但也有賴親戚的提攜才晉陞為準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隊。克里木戰爭開始后，自願調赴塞瓦斯托波爾，曾在最危險的第四號棱堡任炮兵連長，並參加這個城市的最後防禦戰。在各次戰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軍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優秀品質，加強了他對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對農奴制的批判態度。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進入文學界，其成名作：自傳體小說《童年》（1855）、《少年》（1857），這些作品反映了他對貴族生活的批判態度，“道德自我修養”主張和擅長心理分析的特色。從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義貴族立場主張自上而下改革而在自己莊園試驗失敗的過程。

1857年托爾斯泰出國，看到資本主義社會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滅社會罪惡的途徑，只好呼籲人們按照“永恆的宗教真理”生活。這些觀點反映在其短篇小說《琉森》（1857）之中，后又創作了探討生與死、痛苦與幸福等問題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為考察歐洲教育，托爾斯泰再度出國，結識赫爾岑，聽狄更斯演講，會見普魯東。他認為俄國應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會；農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貴族應走向“平民化”。這些思想體現在其中篇小說《哥薩克》（1852～1862）之中。

1862年托爾斯泰結婚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創作出了震動19世紀整個小說界的巨著：《戰爭與和平》（1863～1869年托爾斯泰創作了長篇歷史小說《戰爭與和平》，這是其創作歷程中的第一個里程碑。小說以四大家族相互關係為情節線索，展現了當時俄國從城市到鄉村的廣闊社會生活畫面，氣勢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間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1812年庫圖佐夫領導的反對拿破崙的衛國戰爭，歌頌了俄國人民的愛國熱忱和英勇鬥爭精神，主要探討俄國前途和命運，特別是貴族的地位和出路問題。小說結構宏大，人物眾多，典型形象鮮活飽滿，是一部具有史詩和編年史特色的鴻篇巨製。）與《安娜·卡列尼娜》。但是，托爾斯泰是苦惱的：他本人擁有地位和財富，但他時常為自己的富裕的生活感到羞愧難安；他同情下層民眾，又對他們缺乏信心。因此，他厭倦自己的生活，決心和自己的社會決裂，他又得不到人們的支持。在精神上，他一直是孤獨的。八十二歲的時候，他選擇了出走，並病死於一個小火車站上。

“一百年前，俄羅斯一位偉人為我們這一代點燃了一支最純真的火炬，照亮了我們的青春。”他，就是列夫·托爾斯泰。

1828年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出生在莫斯科南部的小村裡，直到八十二年後去世，他一直沒有離開家鄉。托爾斯泰兩歲喪母，九歲喪父。有兩位熱心腸的女人照顧托爾斯泰和他的四個兄弟姐妹。

他曾親吻一匹老馬，為了曾經使它受苦而求它原諒。此時他未來的才華已露出端倪：他有想象力，常為自己想象的故事傷心落淚；他那從不休息的大腦總是努力去思索人們內心之所想；他早熟的觀察力和記憶力；他銳利的目光，能在喪禮參加者的臉上看出他們是否真的悲痛。

他自己說，他五歲時便已經第一次感到，“人生並非一種享樂而是十分沉重的苦役。”

他的成績平平。他稱自己的少年時代為荒漠時期：“一片黃沙，吹來陣陣熾熱的狂風。”他很孤獨，頭腦總處於狂熱狀態。他自知長得丑，為了和別的“體面人”一樣，他也去賭博，糊裡糊塗得欠了一身債。“那真是徹頭徹尾的放蕩。”羅曼·羅蘭評價道。

“絕對的真誠”救了他，在他行為最放蕩的時候，他也能頭腦清醒地對自己作出毫不留情的批判。這種獨立判斷的做法，在他念大學時候已經用來批判社會習俗上和思想上的迷信。他看不起大學傳授的知識，不願做正規的歷史研究，因思想大膽而被停學。

1852年，托爾斯泰的天才初次開花結果，他寫出了：《童年》、《一個地主的早晨》、《襲擊》、《少年》。

《童年》對他的成名頗有幫助。而凌駕在這一切作品之上，成為這第一道山脈最高峰的作品，是托爾斯泰最美的抒情小說之一，也是他的青春之歌的高加索詩篇——《哥薩克》。正如他自己所說：“青春萬能之神，逝而難再的衝動。”從這一點來看，此書是獨一無二的。

托爾斯泰的婚姻美滿，使他在十到十五年間嘗到了多年沒有的和平與安寧。於是，他在愛情的庇護下從容考慮和實現他腦子裡的傑作——十九世紀小說之牛耳的鴻篇巨製《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妮娜》。

在隨後的作品中，托爾斯泰又將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訓誡加以補充。《我們該怎麼辦？》，《我們的信仰是什麼？》，《藝術批評》，《什麼是藝術》……一種以愛來締造人類的聯合，另一種則向愛的人敵人作戰，他寫下了：《伊萬伊里奇之死》、《民間故事集》、《黑暗的勢力》、《克萊采鳴奏曲》和《主與仆》。這個藝術創作階段的巔峰和終極，出現了《復活》。“彷彿一座又兩個塔樓的聖母院，一個象徵著永恆的愛，另一個象徵著對世界的憎恨。”

《復活》是他晚年最大的成就，此時托爾斯泰已經七十歲。在彌留的床上，他哭了，不是哭自己而是哭天下不幸的人。於是，1910年11月20日早上，他稱之為“解脫”的時刻來了，“死亡，值得讚美的死亡……”

羅曼·羅蘭把托爾斯泰的一生比喻為“八十二年的生命為戰場的戰鬥”。“生命的全部力量，所有罪過和德行都參與了這場既光榮又具有悲劇性的混戰。——一切罪過，除了一種，就是他窮追不捨，即使到了最後的避難所也不肯放過的謊言。”

他有一個最美最溫馨的名字，就是“我們的兄弟。”

《托爾斯泰傳》編輯推薦：法國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曼•羅蘭於20世紀初寫就了《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這三部傳記堪稱世界文學傳記之經典。《托爾斯泰傳》譯本，為傅雷先生最好的譯本。

版權頁：

“我保留著報復之權。”上帝說……

這是被愛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壓迫的靈魂的悲劇——為托爾斯泰一鼓作氣以極深刻的筆觸描寫的一幅畫。在這悲劇周圍，托爾斯泰如在《戰爭與和平》中一樣，安插下好幾個別的人物的小說。但這些平行的歷史可惜銜接得太迅急太造作，沒有達到《戰爭與和平》中交響曲般的統一性。人們也覺得其中若干完全寫實的場面，——如聖彼得堡的貴族階級與他們有閑的談話，——有時是枉費的。還有，比《戰爭與和平》更顯明地，托爾斯泰把他的人格與他的哲學思想和人生的景色交錯在一起。但作品並不因此而減少它的富麗。和《戰爭與和平》中同樣眾多的人物，同樣可驚地準確。我覺得男子的肖像更為優越。托爾斯泰描繪的斯捷潘•阿爾卡傑維奇(Stepane Arcadievitch)，那可愛的自私主義者，沒有一個人見了他能不回答他的好意的微笑，還有卡列寧(Karfinine)，高級官員的典型，漂亮而平庸的政治家，永遠借著譏諷以隱藏自己的情操：尊嚴與怯弱的混合品；虛偽世界的奇特的產物，這個虛偽世界，雖然他聰明慷慨，終於無法擺脫——而且他的不信任自己的心也是不錯的，因為當他任令自己的情操擺布時，他便要墮入一種神秘的虛無境界。

但這部小說的主要意義，除了安娜的悲劇和一八六。年時代的俄國社會——沙龍，軍官俱樂部，舞會，戲院，賽馬——的種種色相之外，尤其含有自傳的性格。較之託爾斯泰所創造的許多其他的人物，列文更加是他的化身。托爾斯泰不獨賦予他自己的又是保守又是民主的思想，和鄉間貴族輕蔑知識階級的反自由主義；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亦賦予了他。列文與基蒂的愛情和他們初婚後的數年，是他自己的回憶的變相——即列文的兄弟之死亦是托爾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的表現。最後一編，在小說上是全部無用的，但使我們看出他那時候衷心惶亂的原因。《戰爭與和平》的結尾，固然是轉入另一部擬議中的作品的藝術上的過渡，《安娜小史》的結尾卻是兩年以後在《懺悔錄》中宣露的精神革命的過渡。在本書中，已屢次以一種諷刺的或劇烈的形式批評當時的俄國社會，這社會是為他在將來的著作中所不住地攻擊的。

先父在所譯《米開朗琪羅傳》於一九三四年九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時，加緊了《托爾斯泰傳》的譯竣工作，並於該年十月，以六月三十日《羅曼·羅蘭致譯者書》為所譯《托爾斯泰傳》的代序。全書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四九年後，父親認為那是他青年時期的舊譯，“文白駁雜，毛病很多”。再加上其他種種原因，該書就沒有再版，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分別收入《傅譯傳記五種》(三聯版)和《傅雷譯文集》(安徽文藝版)；一九九四年商務印書館又把該書作為“世界名人傳記叢書”的一種，出了單行本。

托爾斯泰的小說描寫了千千萬萬生靈的渺小與偉大，描述了他們在人間遭受到的種種苦難，以及從苦難中所獲得的短暫的和諧，並以此播散愛的種子，顯示了自己的信仰：“一切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上帝生存的人”；“當一切人都實現了幸福的時候，塵世才能有幸福存在”。

父親當年翻譯這部作品，展示了托爾斯泰這樣高尚而偉大的品格，傾心為大眾服務的“人類的忠僕”式的英雄，以此激勵人們在人生憂患困頓的征途上堅忍不拔地奮進。羅曼·羅蘭把托爾斯泰的一生比喻為“八十二年的生命為戰場的戰鬥”。“生命的全部力量，所有罪過和德行都參與了這場既光榮又具有悲劇性的混戰。——一切罪過，除了一種，就是他窮追不捨，即使到了最後的避難所也不肯放過的謊言。”

此次再版父親的這部舊譯，是為了使年輕一代更深刻領略托爾斯泰用以苦難凝聚成的不朽的一生，在新的征途中，挖掘屬於自己的一份精華，了解自己，選定方向，認真追求；並能意識到開掘“智慧之門”的可貴，並以百倍的勇氣和決心，踏踏實實，以自己的方式，不斷奮進。

為了方便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在這一版本中，一些常用的人名或地名，均根據父親在世後期的譯法或現行的譯法，加以統一。對夾於文中的外國人名或地名，儘可能補譯成中文；對個別文字誤植之處也作了校訂。註釋部分，除個別譯者注外，均系原注。

明年是父親一○五冥壽，謹再版這部舊譯，表示對他青年時期譯作的由衷禮讚！

傅敏

二○一二年九月三日

父母蒙難四十六周年祭日

羅曼•羅蘭致譯者書（代序）

原序

托爾斯泰傳

“最近消失的光明”

我的童年、《高加索紀事》、《哥薩克》

《塞瓦斯托波爾紀事》、《三個死者》

《夫婦間的幸福》

《安娜小史》、《戰爭與和平》

《懺悔錄》與宗教狂亂

《社會的煩慮》、《我們應當做什麼？》、《我信仰的寄託》

《藝術論》

《通俗故事》、《黑暗的力量》、《伊萬•伊里奇之死》《“克勒策”奏鳴曲》

《復活》

托爾斯泰的社會思想

他的面目確定了

戰鬥告終了

附錄

托爾斯泰遺著論

亞洲對托爾斯泰的迴響

托爾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書

托爾斯泰著作年表

編者後記

三月三日賜書，收到甚遲。足下譯拙著貝多芬、米開朗琪羅、托爾斯泰三傳，並有意以漢譯付刊，聞之不勝欣慰。

當今之世，英雄主義之光威復熾，英雄崇拜亦復與之俱盛。唯此光威有時能釀巨災；故最要莫如將“英雄”二字下一確切之界說。

夫吾人所處之時代乃一切民眾遭受磨鍊與戰鬥之時代也；為驕傲為榮譽而成為偉大，未足也；必當為公眾服務而成為偉大。最偉大之領袖必為一民族乃至全人類之忠僕。昔之孫逸仙、列寧、今日之甘地，皆是也。至凡天才不表於行動而發為思想與藝術者，則貝多芬、托爾斯泰是矣。吾人在藝術與行動上所應喚醒者，蓋亦此崇高之社會意義與深刻之人道觀念耳。

至“無抵抗主義”之問題，所涉太廣大太繁，非短簡可盡。愚嘗於論甘地之文字中有所論列，散見於拙著《甘地傳》、《青年印度》及《甘地自傳》之法文版引言。

余將首先聲明，余實不喜此“無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觀念，絕不能表白英雄的與強烈的行動性，如甘地運動所已實現者。唯一適合之名辭，當為“非武力的拒絕”。

其次，吾人必須曉喻大眾；此種態度非有極痛苦之犧牲不可；且為犧牲自己及其所親的整個家族犧牲；蓋吾人對於國家或黨派施行強暴時之殘忍，決不能作何妄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憐憫，亦不能幸圖彼等攻擊一無抵抗之敵人時或有內疚。半世紀來，在革命與戰亂之中，人類早已養成一副鐵石心腸矣。即令“非武力地拒絕”或有戰勝之日，亦尚須數代人民之犧牲以換取之，此犧牲乃勝利之必須代價也。

由此可見，若非賴有強毅不拔之信心與宗教的性格，(即超乎一切個人的與普通的利害觀念之性格，)決不能具有擔受此等犧牲之能力。對於人類，務當懷有信念，無此信念，則於此等功業，寧勿輕於嘗試！否則即不殞滅，亦將因恐懼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度德量力，實為首要。

今請在政治運動之觀點上言，則使此等計劃得以成功者，果為何種情勢乎？此情勢必首推印度。彼國人民之濡染無抵抗主義也既已數千年，今又得一甘地為其獨一無二之領袖；此其組織天才，平衡實力與信心之精神明澈，及其對國內大多數民眾之權威有以致之。彼所收穫者將為確切不易之經驗，不獨於印度為然，即於全世界亦皆如此。是經驗不啻為一心靈之英雄及其民族在強暴時代所築之最堅固之堤岸。萬一堤岸崩潰，則恐若干時內，強暴將掩有天下。而行動人物中之最智者亦只能竭力指揮強暴而莫之能御矣。當斯時也，潔身自好之士唯有隱遁於深邃之思想境域中耳。

然亦唯有忍耐已耳！狂風暴雨之時代終有消逝之日……不論其是否使用武力，人類必向統一之途邁進！

羅曼·羅蘭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於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