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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黑暗的故事
圖書名稱
《愛與黑暗的故事》是2012年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阿摩司·奧茲。當今以色列最富影響力的作家阿摩司·奧茲發表於2002年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學界視為奧茲最優秀的作品,短短五年就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的譯本。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的英文譯本在2004年面世后,這部作品更廣泛地引起了東西方讀者的興趣,不僅促使奧茲一舉奪得2005年“歌德文化獎”,又於2007年入圍“國際布克獎”,最近還榮獲了“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這部近六百頁的長篇小說把主要背景置於耶路撒冷,以娓娓動人的筆調向讀者展示出百餘年間一個猶太家族的歷史與民族敘事,抑或說家族故事與民族歷史。2016年被奧斯卡影后娜塔莉·波特曼拍攝成電影。
阿摩司·奧茲
以色列的世界級作家,諾貝爾獎的有力競爭者:經典力作;
家族的謎團,民族的敘事;如歌的行板,如泣如訴的歷史;你可以迴避歷史,歷史不會迴避你。你可以逃離,或者轉過身來回顧以往,但是你不能消除他們……我們不可以成為歷史的奴隸,但是在歐洲的這片土地,人們必須跪下,將歷史扛上肩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去我們想去的地方……
在我眼中,以色列是一個正在成熟中的少女。
——阿摩司·奧茲
不可磨滅的記憶——那刻骨銘心的悲悼!
——《紐約時報書評》
在他的小說和散文中,奧茲已經證明了他是我們最精妙的作家之一。
他以無止境的深刻和寬廣,為我們展現了這個時代和他那片地方的精彩場景,並且避免教條式答案的誘惑,使他那些問題的範圍無限深遠。
——《華盛頓郵報》
用希伯來語作為光輝的工具,為文學藝術、為準確地揭露我們時代最全球性的緊迫現實問題做出了貢獻。
——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授獎詞
阿摩司·奧茲,1939年生於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文學與哲學學士,牛津大學碩士和特拉維夫大學名譽博士,本-古里安大學希伯來文學系教授。著有《何去何從》、《我的米海爾》、《了解女人》等十餘部長篇小說和多種中短篇小說集、雜文隨筆集、兒童文學作品等。他的作品被翻譯成三十餘種語言並獲多項重大文學獎,包括“費米娜獎”、“歌德文化獎”、“以色列獎”和2007年度的“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奧茲不僅是當今以色列最優秀的作家、國際上最有影響的希伯來語作家,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評論家。
愛與黑暗的故事
已故以色列著名文學批評家謝克德教授(Prof. Gershon Shaked)講過,奧茲(Prof. Amos Oz) 對現代希伯來文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在於充滿詩意與張力的語言。正因為這種詩意與張力,造成翻譯的極大難度。儘管筆者在翻譯過程中曾經抱定一個信念:依賴希伯來文,力求表意精當;藉助英文,力求理解準確;得力於中文,力求傳達或切近原作之辭彩與精神。但不時感受到駕馭奧茲在年愈花甲之際完成的這部恢宏之作的艱難,無論在文字上還是在思想上,均不同於以前翻譯奧茲《我的米海爾》(譯林出版社,1998)和《黑匣子》(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時的體驗。我不禁感嘆,任何一部偉大的作品,均是作家經歷、智慧、學養、思想等諸多因素的結晶,而我已經過了“無知者無畏”的年齡,已經可以坦然面對自己與奧茲之間的差距了。
我的博士導師之一浦安迪教授(Prof. Andrew H. Plaks)稱這些挑戰正是對翻譯工作者的最好考驗,也是在迎接這些挑戰的幾百個日日夜夜中,我慢慢地感受到奧茲,一位十多年前便已經相識、並在同一個系工作四年、曾抽出多少個清晨課前一小時幫我解決《黑匣子》中翻譯難點的師長,慢慢向我走來,通過我,向他所嚮往的中國大陸的讀者傾訴心聲。感謝奧茲在我翻譯此書時的鼓勵與幫助:慷慨地允許我隨時參考他和劍橋大學德朗士教授(Prof. Nicolas de Langer)密切合作翻譯而就的英文譯本(Chatto & Windus, 2004),並把一份近半尺厚的希伯來文複印書稿贈送給我(在此之前筆者曾經從他那裡得到過一本希伯來文原版《愛與黑暗的故事》,Keter,2002),上面有他給英譯者的眉批手跡,包括難點解釋、翻譯建議與刪節提示,而我在翻譯時主要依據的就是這部複印讀本。,筆者在翻譯過程中,對書中原始注文一一予以標示,未加標示者均為譯註。譯文與注文中有任何錯誤或不妥之處,請大家不吝賜教並海涵。此外,筆者在翻譯過程中曾經參考大量歷史文獻,對書中所涉獵的文學作品一併參考了相關中文譯本,謹向相關作者與譯者致以誠摯的謝意。
最初和奧茲談起接受譯林出版社邀請決定翻譯奧茲時,奧茲曾經許下一個美好的承諾:“等《愛與黑暗的故事》中文版付梓之際,我將赴中國和你一起慶祝。”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的邀請,奧茲終於在2007年8月踏上他所嚮往的中國大地。諾獎得主莫言先生在社科院外文所主辦的奧茲作品研討會上指出:在這部長達500多頁的巨著中,奧茲先生不僅寫了他的富有傳奇色彩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百年歷史,而且始終把這個家庭——猶太民族社會的細胞——置於猶太民族和以色列國家的歷史與現實之中,產生了“窺一斑而知全豹”的驚人效果。這種以小見大的寫法,顯示了奧茲先生作為小說家的卓越才華,也為世界文學的同行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光輝樣本。奧茲先生不僅僅是個傑出的作家,也是一個優秀的社會問題專家,儘管他沒有刻意地表現小說之外的才華,但這部書還是讓我們看到了他在民族問題上、語言科學上、國際政治方面的學養和眼光。譯林出版社與外文所在涵芬樓主辦了《愛與黑暗的故事》的首發式,多家媒體競相採訪,一時間文壇上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奧茲熱。
大凡優秀的作品,均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七八年過去了,中國讀者對奧茲的這種熱誠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減退,他們不間斷地發表對《愛與黑暗的故事》的看法與評論,對譯文予以多方鼓勵與建議,並以各種方式呼喚這部巨著的再版。作為譯者和希伯來文學研究者,我深為廣大讀者的熱誠感動。在2014年新版《愛與黑暗的故事》即將付梓之際,請允許我藉此機會感謝讀者厚愛,感謝譯林出版社的舊友新知多年來執著地堅持在華語世界推介奧茲所付出的所有心血與努力,再次希望我與譯林出版社和奧茲的書緣能夠繼續下去。
鍾志清 2013年歲末於北京
我認為《愛與黑暗的故事》具有《聖經》般的寬容與誠實,這是奧茲先生一個人的“聖經”,但我希望它能成為所有善良的人們的“聖經”。因為,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讀到自己的靈魂的秘密。
——莫言
這部小說精妙之處在於:一個民族的歷史與現實被無限深遠地沒有答案地展現,唯有巨大到無言的悲愴和沉思。
——池莉
我要把《愛與黑暗的故事》拍成電影。母親自殺,奧茲花了很長時間去構想種種情境,探問這件事為什麼發生,這促使他成為一名作家。
——娜塔莉·波特曼
我自己也記不得我給多少朋友推薦過奧茲了……在過去的十年裡,譯林出版社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事,那就是譯介了奧茲。
——畢飛宇
奧茲先生用那支傾注了太多他自己的心靈和情感的筆,以其瑣碎、質樸的詩意和中東音樂般的韻味,向我們一次次,一個個地展現、描摹了以色列那塊災難深重卻文化悠久的土地上的各色各式的家庭。
—— 閻連科
如果一定要我推薦作家,我推薦納博科夫和阿摩司 奧茲。
—— 池莉
他的每部小說里都在講述愛——這種在今天這個混亂的世界里,實際上越來越稀缺的東西,越來越稀缺的空氣,是如何被我們每個人渴望,如何被我們每個人所夢寐以求。
——邱華棟
《愛與黑暗的故事》無目錄
中文版前言
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個詞形容我書中所有的故事,我會說:家庭。要是你允許我用兩個詞形容,我會說: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聽我用兩個以上的詞來形容,那就請你坐下來讀我的書。
在我看來,家庭是世界上最為奇怪的機構,在人類發明中最為神秘,最富喜劇色彩,最具悲劇成分,最為充滿悖論,最為矛盾,最為引人入勝,最令人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寫單一的主題,不幸的家庭。
我寫《愛與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個謎:聰慧、慷慨、儒雅、相互體諒的兩個好人—我父母—怎麼一同釀造了一場悲劇?怎麼竟是如此怪誕的方程式,也許好和好相加等於壞?
我在《愛與黑暗的故事》里沒有找到謎底。《愛與黑暗的故事》的讀者,若是你希望在讀過五百多頁之後發現究竟是誰犯下罪愆,那麼最好去讀別的書。
有些人撰寫回憶錄或自傳為自己開脫,證明自己的敵人有罪;或者證明作家本人一貫正確,其反對派永遠錯誤;或證明作家是一個出色的人,倘若他並不出色,便會歸咎於可怕的童年及其令人生厭的雙親,那麼無人可以期待從他那裡得到更多的東西。
這種痕迹,你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絲毫也找不到。我寫書並非是跟我的父母清算,也不是驅除我家庭和童年時代的惡魔。我來告訴你某些充滿悖論的東西:我的童年是悲劇性的—但一點也不悲慘;相反,我擁有一個豐富、迷人、令人滿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儘管為此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我寫書並非是跟父母告別。相反,當我覺得看見父母彷彿看見子女,看見祖父母彷彿看見孫兒孫女時,我才開始寫。確實,在家庭悲劇發生之際,我父母比我現在的兩個女兒還要年輕。因此我可以以父母之父母的身份寫這部書,懷著憐憫、幽默、哀傷、諷刺,以及好奇、耐心和同情。
我寫此書把死人請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們,死者,則是客人。請坐。請喝杯咖啡。吃蛋糕嗎?也許吃片水果?我們必須交談。我們有許多話要說。我有許多問題要問你們。畢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一次也沒有。一個字也沒有。沒有談論過你們的過去,也沒有談論過你們單戀歐洲而永遠得不到回報的屈辱;沒有談論過你們對新國家的幻滅之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夢想和夢想如何破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對世界的感情,沒有談論過性、記憶和痛苦。我們在家裡只談論怎樣看待巴爾幹戰爭,或當前耶路撒冷的形勢,或莎士比亞和荷馬,或馬克思和叔本華,或壞了的門把手、洗衣機和毛巾。
那麼請坐下,親愛的死者,跟我說說以前你們從未向我說起的東西,我也會講述以前不敢向你們講述的東西。之後,我將把你們介紹給我的夫人和孩子,他們從來也沒有真正了解你們。他們和你們相互之間了解一些或許是件好事。而後你們結束來訪,將會離去。你們不會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來看看,坐上一會兒,而後離去。
不,《愛與黑暗的故事》既非回憶錄,又非傳記,它是一個故事。比如,當我寫父母,寫我父母的父母,甚至父母、祖父母的卧室,我當然不能以研究為依據進行寫作。我只能問詢我的基因和染色體:親愛的基因,請把死者的秘密告訴我。基因向我講述了一切,事無巨細—畢竟我的基因與他們的相同。
我的家人在20 世紀30 年代來到以色列。《愛與黑暗的故事》反映了他們在新家園的生活情形,同當時統治那片土地的英國人、同後來試圖毀滅以色列國的阿拉伯人抗爭。它並非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說,而是將喜劇與悲劇、歡樂與渴望、愛與黑暗結合在了一起。
他們對歐洲充滿失望的愛。如果要我們評判希伯來文學,便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以色列全然充滿了渴望、創傷、侮辱、夢魘、歷史性的希望和單戀—單戀歐洲,或單戀東方,單戀《聖經》時代的烏托邦,或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或小資產階級烏托邦。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歐洲人,他們是熱誠的親歐人士,可以使用多種語言,倡導歐洲文化和遺產,推崇歐洲風光、歐洲藝術、文學和音樂。
我父親總是苦澀地打趣:三種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種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種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種就是我們,猶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波斯尼亞人,也有南斯拉夫人—然後是我們,猶太人。
許多年過去后,我才理解在這連珠妙語的背後,隱藏著多少悲哀、痛苦、傷心和單戀。
我父親可以讀十六種語言,講十一種語言,我母親講四到五種語言,但他們非常嚴格,只教我希伯來語。在20 世紀40 年代,他們不想讓我懂任何歐洲語言。也許他們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門歐洲語言,一旦長大成人,歐洲致命的吸引力就會誘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前往歐洲,在那裡遭歐洲人殺害。
整個童年,父母都在告訴我,我們的耶路撒冷成為真正城市的那一天將會來臨,不是在他們的有生之年,而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他們所說的“真正城市”是什麼意思。像我這樣的小孩不知道其他城市,甚至特拉維夫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遙遠的童話。
而今,我理解了,家人所說的“真正城市”是指城中央有小河潺潺,各式小橋橫跨其上:巴洛克式小橋,或哥特式小橋,或新古典式小橋,或諾曼式的小橋或斯拉夫式的小橋。
我將告訴死去的人和活著的人,猶太人和歐洲人的對話尚未結束,萬萬不能結束。我們有許多東西要探討,我們確實有許多東西需要爭論。我們有理由痛心,有理由憤怒,但是更新我們和歐洲談話的那一刻已經來臨—並非在政治層面。我們需要談論現在與未來,也應該深入談論過去,但有個嚴格條件:我們始終提醒自己,我們不屬於過去,而是屬於未來。
我非常高興能把這部作品奉獻給中國讀者。中國和以色列位於亞洲大陸的兩端,代表著兩種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擁有許多共同之處,相互之間應該進一步加強了解。希望此書能夠對以色列人—中國人之間進行的一場深層次談話盡一點綿薄之力。
阿摩司·奧茲
譯序
當今以色列最富影響力的作家阿摩司·奧茲出版於2002 年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學界視為奧茲最優秀的作品,短短五年就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的譯本。尤其是英國劍橋大學尼古拉斯·德朗士教授的英文譯本在2004 年面世后,這部作品更廣泛地引起了東西方讀者的興趣,不僅促使奧茲一舉奪得2005 年“歌德文化獎”,於2007 年入圍“布克國際獎”,最近還榮獲了“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
這部五百多頁的長篇小說把主要背景置於耶路撒冷,以娓娓動人的筆調向讀者展示出百餘年間一個猶太家族的歷史與民族敘事,抑或家族故事與民族歷史:從主人公“我”的祖輩和父輩流亡歐洲的動蕩人生、移居巴勒斯坦地區后的艱辛生計,到英國託管時期耶路撒冷的生活習俗、以色列建國初期面臨的各種挑戰、形形色色猶太文化人的心態、學術界的勾心鬥角、鄰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運、大屠殺倖存者和移民的遭際、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和拓荒者的奮鬥歷程,等等。內容繁複,思想深邃,它蘊積著一個猶太知識分子對歷史、家園、民族、家庭、受難者命運(包括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等諸多問題的沉重思考。家庭與民族兩條線索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織,既帶你走進一個猶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樂,又使你走近一個民族,窺見其得失榮辱。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歐洲牆壁塗滿“猶太佬,滾回巴勒斯坦”時,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我”(以作家為原型)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父親母親就分別從波蘭的羅夫諾和烏克蘭的敖德薩來到了貧瘠荒蕪的巴勒斯坦。這種移居與遷徙,固然不能完全排除傳統上認定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影響的痕迹,但通過作品中人物的心靈軌跡不難看出,流亡者回歸故鄉的旅程有時是迫於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無奈。這些在大流散中成長起來的猶太人,受到過歐洲文明的洗禮,他們心中的“應許之地”也許不是《聖經》中所說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古稱),而是歐洲大陸。在奧茲父母的心目中,“越西方的東西越有文化”,德國人—儘管有希特勒—比俄國人和波蘭人更有文化;法國人比德國人有文化,而英國人在他們心中佔據了比法國人更高的位置;至於美國,他們說不準……他們所敬仰的耶路撒冷,不是在古老民族文明的象徵—哭牆赫然、大衛塔高聳的老城,更不是在自己所生活的貧寒陰鬱的世界,而是在綠蔭蔥蘢的熱哈維亞。那裡花團錦簇、琴聲悠揚、燈紅酒綠、歌舞昇平,寬宏大度的英國人與阿拉伯、猶太文化人共進晚餐,文化生活豐富。他們可以大談民族、歷史、社會、哲學問題,但難以表達私人情感,而且面臨著巨大的語詞缺失,因為希伯來語不是他們的母語,難免在表述時似是而非,甚至出現滑稽可笑的錯誤。
就是在這種充滿悖論的兩難境地中,老一代猶太人,或者說經歷過大流散的舊式猶太人(Old Jew )在巴勒斯坦生存下來。迫於生計,他們不得不放棄舊日的人生理想,不再耽於做作家和學者的夢幻,去務實地從事圖書管理員、銀行出納、店鋪老闆、郵局工作人員、家庭教師等職業,並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轉移到兒輩的肩頭。
兒輩,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齡人,出生在巴勒斯坦,首先從父母—舊式猶太人那裡接受了歐洲文化傳統的熏陶。布拉格大學文學系畢業的母親經常給小主人公講述充滿神奇色彩的民間故事與傳說,啟迪了他豐富的文學想象;父親不斷地教導他要延續家庭傳承的鏈條,將來做學者或作家,因為“我”的伯祖約瑟夫·克勞斯納乃著名的猶太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父親本人通曉十幾種語言,一心要像伯父那樣做大學教授,但小主人公本人在時代的感召下,嚮往的卻是成為一名拓荒者,成為新型的猶太英雄—他們皮膚黝黑、堅忍頑強、沉默寡言,與大流散中的猶太人截然不同。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無畏、粗獷強健。這類新型的猶太英雄,便是以色列建國前期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們所標榜的希伯來新人(New Hebrew )。
根據近年來社會學家、文學家、史學家的研究成果,猶太復國主義被認作是以色列的內部宗教(civil religion )。猶太復國主義的目的不僅是要給猶太人建立一個家園和基地,還要建立一種從歷史猶太教和現代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發展起來的“民族文化”。不僅要從隔都(ghetto) 即隔離區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且要從“西方的沒落”中解放出來。一些理想主義者斷言,以色列土地上的猶太人應該適應在當地佔統治地位的中東文化的需要。因此,一切舶來的外來文化均要適應新的環境,只有那些在與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下來的因素才可以生存下來。為實現這種理想,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從以色列還沒有正式建國之時便對新猶太國的國民提出了較高要求,希望把自己的國民塑造成以色列土地上的新人,代表著國家的希望。以色列建國前,這種新型的猶太人被稱為“希伯來人”(實乃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同義語),以色列建國后,被稱作“以色列人”。
在這種文化語境下,“大流散”不光指猶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這一文化、歷史現象,而且標誌著與猶太復國主義理想相背離的一種價值觀念。否定大流散文化的目的在於張揚拓荒者—猶太復國主義者文化。在否定大流散的社會背景下,本土以色列人把自己當作第三聖殿—以色列國的王子,在外表上崇尚巴勒斯坦土著貝督因人、阿拉伯人和俄國農民的雄性特徵:身材魁梧、強健、粗獷、自信、英俊猶如少年大衛,與大流散時期猶太人蒼白、文弱、怯懦、謙卑、頗有些陰柔之氣的樣子形成強烈反差。並且,他們應具有頑強的意志力和堅韌不拔的精神,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英勇無畏,有時甚至不失為粗魯,在戰場上則勇敢抗敵,不怕犧牲。相形之下,大流散時期的猶太人,尤其是大屠殺倖存者則被視作沒有脊樑、沒有骨氣的“人類塵埃”。
要塑造一代新人,就要把當代以色列社會當成出產新型的猶太人—標準以色列人的一個大熔爐,對本土人的行為規範加以約束,尤其是要對剛剛從歐洲移居到以色列的新移民—多數是經歷過大屠殺的難民,進行重新塑造。熔爐理念要求青年一代不僅熱愛自己的故鄉,還要和土地建立一種水乳交融的關係,足踏大地。他們即使講授《聖經》,也不是傳授信仰或者哲學,而是要大力渲染《聖經》中某些章節里的英雄主義思想,謳歌英雄人物,使學生熟悉以色列人祖先的輝煌和不畏強暴的品德。這樣一來,猶太民族富有神奇色彩的過去與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推重的現在,便奇異般地結合起來了。在當時的教育背景下,有的以色列年輕人甚至把整個人類歷史理解成“令猶太人民感到驕傲的歷史,猶太人民殉難的歷史,以及以色列人民為爭取生存永遠鬥爭的歷史”。
《愛與黑暗的故事》中就有這樣一個教育之家,那裡也講授《聖經》,但把它當成時事活頁文選集。先知們為爭取進步、社會正義和窮人的利益而鬥爭,而列王和祭司則代表著現存社會秩序的所有不公正。年輕的牧羊人大衛在把以色列人從腓力士人枷鎖下解救出來的一系列民族運動中,是個勇敢的游擊隊鬥士,但是在晚年他變成了一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者國王,征服其他國家,壓迫自己的百姓,偷竊窮苦人的幼牡羊,無情地榨取勞動人民的血汗。但是,在許多經歷流亡的舊式猶太人眼中,尤其是一心想讓兒子成為一名舉世聞名的學者、成為家族中第二個克勞斯納教授的父親,把這種教育視為一種無法擺脫的危險,他決定把兒子送到一所宗教學校。他相信,把兒子變成一個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並不可怕,因為無論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進步很快就可以將其驅除,孩子即使在那裡變成一個小神職人員,但很快就會投身於廣闊的世界中,而如果接受了前一種教育,則會一去不返,甚至被送到基布茲。
生長在舊式猶太人家庭、又蒙受猶太復國主義新人教育的小主人公在某種程度上帶有那個時代教育思想的烙印。即使在宗教學校,他們也開始學唱拓荒者們唱的歌,如同“西伯利亞出現了駱駝”。對待歐洲難民,尤其是大屠殺倖存者的態度也折射出以色列當時霸權話語的影響:我們對待他們既憐憫,又有某種反感。這些不幸的可憐人,他們選擇坐以待斃等候希特勒而不願在時間允許之際來到此地,這難道是我們的過錯嗎?他們為什麼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卻不聯手奮起反抗呢?要是他們不再用意第緒語大發牢騷就好了,不再向我們講述那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為那邊所發生的一切對他們、對我們來說都不是什麼榮耀之事。無論如何,我們在這裡要面對未來,而不是過去,倘若我們重提過去,那麼從《聖經》和哈斯蒙尼時代,我們肯定有足夠的鼓舞人心的希伯來歷史,不需要用令人沮喪的猶太歷史去玷污它,猶太歷史不過是堆沉重的負擔。
否定流亡、否定歷史的目的是為了重建現在。在祖輩的故鄉建立家園,這便觸及到以色列猶太人永遠無法迴避的問題,即伴隨著舊式猶太人的定居與新希伯來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隨著以色列的建國,眾多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雙方從此干戈不斷。借用美國學者吉姆拉斯—勞赫的觀點,以色列猶太人具有深深的負疚感:為在兩千年流亡和大屠殺時期聽任自己遭受苦難負疚;為即使失去了古代信仰仍舊回到先祖的土地上負疚;為將穆斯林村民從他們的土地上趕走負疚。
作為一部史詩性的作品,《愛與黑暗的故事》演繹出以色列建國前後猶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內部衝突和兩個民族之間的衝突,再現了猶太民族與阿拉伯民族從相互尊崇、和平共處到相互仇視、敵對、兵刃相見、冤冤相報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揭示出猶太復國主義者、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超級大國等在以色列建國、巴以關係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文本中的許多描寫,均發人深省。限於篇幅,筆者不可能在此將此問題逐層展開,只想舉些形象的例子:小主人公在三歲多時曾經在一家服裝店走失,長時間困在一間黑漆漆的儲藏室里,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藹與氣味令他感到親切與依戀,如同父親;另一次是主人公八歲時,到阿拉伯富商希爾瓦尼的的莊園做客,遇到一個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試圖向小姑娘宣傳兩個民族睦鄰友好的道理,並爬樹掄錘展示所謂新希伯來人的風采,結果誤傷小姑娘的弟弟,可能使後者終身殘廢。數十年過去,作家仍舊牽掛著令他銘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運:不知他們是流亡異鄉,還是身陷某個破敗的難民營。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就這樣在挑戰著猶太復國主義話語與以色列人的良知。
希伯來教育模式也在倡導培養新人和土地的聯繫,對通過在田野里勞作而取得的成就予以獎勵與表彰,那麼令中國讀者熟知的基布茲則成為新人與土地之間的橋樑之一。早在20 世紀60 到80 年代,奧茲的基布茲小說(《胡狼嗥叫的地方》、《何去何從》、《沙海無瀾》等)中的許多人物,尤其是老一代拓荒者就是堅定不移,往往把給大地帶來生命當作信仰,甚至反對年輕人追求學術,不鼓勵他們讀大學。但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歐洲猶太人具有較高的精神追求,對以色列建國前後惡劣的生存環境和貧瘠的文化生活感到不適。奧茲的父親雖然不反對基布茲理念,認為它在國家建設中很重要,然而,他堅決反對兒子到那裡生活:“基布茲是給那些頭腦簡單身強體壯的人建的,你既不簡單,也不強壯,你是一個天資聰穎的孩子,一個個人主義者。你當然最好長大後用你的才華來建設我們親愛的國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而父親的一個朋友,雖然對基布茲及新型農場堅信不移,主張政府把新移民統統送到那裡,徹底治癒大流散與受迫害情結,通過在田間勞作,鑄造新希伯來人,然而卻因自己“對陽光過敏”、妻子“對野生植物過敏”,永遠地離去。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不僅困擾著舊式猶太人,也在考驗著新希伯來人。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後來違背父命,到基布茲生活,並把姓氏從克勞斯納改為奧茲(希伯來語意為“力量”),表明與舊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舊式猶太文化割斷聯繫的決心,但是卻難以像基布茲出生的孩子那樣成為真正的新希伯來人:“因為我知道,擺脫耶路撒冷,並痛苦地渴望再生,這一進程本身理應承擔苦痛。我認為這些日常活動中的惡作劇和屈辱是正義的,這並非因為我受到自卑情結的困擾,而是因為我本來就低人一等。他們,這些經歷塵土與烈日洗禮、身強體壯的男孩,還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鹽,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樣美麗,宛如迦南之夜一樣美麗。”而我,“即使我的皮膚最後晒成了深褐色,但內心依然蒼白”。從這個意義上說,主人公始終在舊式猶太人與新型希伯來人之間徘徊,也許正是這種強烈的心靈衝突,令他柔腸百轉,不斷反省自身,如饑似渴地讀書,進而促使他成為一名偉大的作家。
我認為《愛與黑暗的故事》具有《聖經》般的寬容與誠實,這是奧茲先生一個人的“聖經”,但我希望它能成為所有善良的人們的“聖經”。因為,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讀到自己的靈魂的秘密。
——莫言
這部小說精妙之處在於:一個民族的歷史與現實被無限深遠地沒有答案地展現,唯有巨大到無言的悲愴和沉思。
——池莉
我要把《愛與黑暗的故事》拍成電影。母親自殺,奧茲花了很長時間去構想種種情境,探問這件事為什麼發生,這促使他成為一名作家。
——娜塔莉•波特曼
我自己也記不得我給多少朋友推薦過奧茲了……在過去的十年裡,譯林出版社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事,那就是譯介了奧茲。
——畢飛宇
奧茲先生用那支傾注了太多他自己的心靈和情感的筆,以其瑣碎、質樸的詩意和中東音樂般的韻味,向我們一次次,一個個地展現、描摹了以色列那塊災難深重卻文化悠久的土地上的各色各式的家庭。
—— 閻連科
如果一定要我推薦作家,我推薦納博科夫和阿摩司•奧茲。
—— 池莉
他的每部小說里都在講述愛——這種在今天這個混亂的世界里,實際上越來越稀缺的東西,越來越稀缺的空氣,是如何被我們每個人渴望,如何被我們每個人所夢寐以求。
—— 邱華棟
2016年4月17日下午,好萊塢巨星、奧斯卡影后娜塔莉·波特曼在開幕當日以導演身份出席北京國際電影節開幕式紅毯,她攜處女作《愛與黑暗的故事》亮相中國電影資料館放映現場。這是本屆北京展映最受矚目的一場放映活動,開票當日,僅十秒鐘票券便已悉數售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