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圖六體

此公元三世紀裴秀的製圖六體，不僅總結歸納了中國遠古以來地圖學的豐碩成果，而且推出了自己的創造性見解，第一次為中國的地圖繪製確立起一套較為嚴格的科學規範理論體系，使中國的地圖繪製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此後中國的製圖業經后各代發展至今，取得了讓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成就，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最典型的是，賈耽（730～805)師承裴秀六體，繪製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內華夷圖》。賈耽是唐代地理學家、地圖製圖學家，他採用裴秀製圖法，在55歲時組織畫工，花了17年的時間，繪製成了《海內華夷圖》巨幅唐代中國全圖。《海內華夷圖》幅面約10平方丈，比裴秀的《地形方丈圖》大10倍，可見唐代製圖事業之規模。

《海內華夷圖》是繼裴秀之後中國又一著名地圖作品，在中國和世界地圖製圖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最主要的特點是注重歷史地理的考證，古今地名分別用不同顏色繪注，從而開創了中國沿革地圖的先例。

此外，宋代石刻的《華夷圖》、《禹跡圖》、《地理圖》；明代的《廣輿圖》；清代的《皇輿全圖》及《大清一統輿圖》；今人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及竺可楨、黃秉維、陳述彭教授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地圖集》，無不聞名海內外。

裴秀提出的這“製圖六體”，是當時世界上最科學，最完善的製圖理論。除經緯線和地球投影外，現代地圖學上應考慮的主要因素，他幾乎全提了出來。因此，人稱他是“中國科學製圖學之父”。這一理論一直到明清時，都是遵循的。明末，義大利有經緯線的地圖傳入中國后，中國的繪圖方法才開始改變。

製圖六體”正是他在親自實踐的基礎上，批判繼承前人製圖經驗而創造性地總結出來的地圖繪製理論，他奠定了中國中古時期製圖的理論基礎，推動了地圖製圖學的發展，在世界製圖學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他明確地寫下成文的製圖規格，而且在他以後，直到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傳入中國以前，中國的地圖在內容、形式上雖多變化，在製圖法的本質上沒有很多新的發展，它始終是中國繪製地圖的重要方法。裴秀這一時期的地圖，是中國地圖史的中堅，迫尋他地圖製作的淵源和業跡，基本可以看出明代以前中國製圖的發展過程和地圖的主要源流。裴秀以前的地圖 地圖是人類表達地理景觀、描述地物空間位置的一種手段，它的實用價值有時是文字效果無法比擬的。因此，華夏初民在後來的與自然作鬥爭的過程中，逐漸發現及學會把自己地理活動的範圍用符號或圖形表示出來，這便成了古典地圖。

裴秀在地圖學上的主要貢獻，在於他第一次明確建立了中國古代地圖的繪製理論，是中國古代唯一的系統製圖理論，直至今天地圖繪製考慮的主要問題除經緯線和投影外，裴秀幾乎都扼要地提到了。裴秀提出的這些製圖原則，是繪製平面地圖的基本科學理論，為編製地圖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它一直影響著清代以前中國傳統的製圖學，在中國地圖學的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世界地圖學史上亦佔有重要地位。

“製圖六體”的創立，在中國地圖史上有著劃時代的里程碑的地位和作用，但這一理論不見得是由裴秀一個人天才地突然地創造出來，它是兩漢以來許多製圖工作者積累的經驗，由裴秀概括而產生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裴秀“製圖六體”的創守．是中國地圖學長期發展的產物。但是，科技發展史告訴我們，任何一門科學的發展，從來不是，今後仍然不是某一門學科獨自推進的，科學的發肢離不開其它學科研究成果的利用。所以，“製圖六體”的創立不僅是本學科長期發展的結果，而且是其它各門學科共同發展的結果。

與“製圖六體”聯繫最緊密的是數學，特別是數學中的幾何學。因為要將實地的距離準確的測量出來，並按照比例表示到圖上要涉及到相似三角形、角度、勾股定理等數學方法。然而這些方法在裴秀時代都已具備。東漢時廣泛使用的“司南杓”，為地物之間方位的測量提供了良好的測員工具。 “司南杓”實際上是一種帶有磁性的杓子，將這種杓子放到刻有方位的盤上，杓柄所指方位為南。

不管是數學還是物理學，都對“製圖六體”的創立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裴秀本人也不否認這一點。他在《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序》中也論述了三角計算與當時流行的方點陣圖在測繪中的作用。他說，正確的比例尺表示的距離都是用分度來表示的，而準確的距離是用直角三角形的步測邊長求得的；而度數的真實程度則取決於對高低、曲直，角度的測量精度。只要正確地使用這些科學的測量方法，即使有高山大湖的阻隔，或難以攀登的地物，部可以按方位距離把位置精確地確定下來。

載於他所著的《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序言中。文中說：“製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像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准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准望，徑路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裴秀詳細論述了製作地圖的原則和方法。分率，即比例尺，用以區別地域長寬和面積的大小；准望，是確定各地物的方位；道里，即距離，用以確定道路的里程。高下、方邪、迂直，是校正由地面起伏、道路迂迴而引起的水平直線距離的誤差。裴秀指出，在運用這些原則時應因地制宜，互相參照。這樣，雖有高山大海阻隔和難以達到的絕險之地，都可以得到正確的結果。“六體”中的高下、方邪、迂直三條，後人解釋不一。一般認為，按原文並考慮到測制地圖的基本法則，應理解為：將兩地間的道路長度（包含道路起伏、彎曲而引起的誤差）改化為水平面上的直線長度的 3個因素和方法。

製圖六體

裴秀（公元224～271年）字秀彥，河東聞喜（今屬山西省）人，晉武帝時官司空，後任宰相。他根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了魏國留下的舊圖。由於舊圖繪製粗略，加之地名改變，他在門客京相　的幫助下，編製了我國最早的地圖集-《禹貢地域圖》、《地形方文圖》。他總結了前人製圖經驗，提出了地圖製圖的六條原則，即"製圖六體"：

一為"分率"，用以反映面積、長寬之比例，即今之比例尺；

二為"准望"，用以確定地貌、地物彼此間的相互方位關係；

三為"道里"，用以確定兩地之間道路的距離；

四為"高下"，即相對高程；

五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

六為"迂直"，即實地高低起伏與圖上距離的換算。

裴秀對《禹貢》的記載作了詳細地考訂，從九州的范域到具體的山脈、河流、湖泊、沼澤、平原、高原，都一一考察落實。同時，他又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探明了歷代的地理沿革，連古代時期的諸侯結盟地與水陸交通也一一摸清。對於自己暫時確定不了的，就“隨事注列”，決不敷衍了事。

最後，裴秀終於製成了著名的《禹貢地域圖》18篇，成為歷史上最早的地圖集。這些地圖，都是一丈見方，按“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的比例（即1∶1800000)繪製而成。無疑，這是當時最完備、最精詳的地圖。然而，裴秀繪製的這套地圖集後來又失傳了，我們能見到的，只有他為這套地圖集所撰寫的序言（見《晉書·裴秀傳》)。在這篇序言中，保存了他的“製圖六體”理論。

裴秀認為，製圖六體是相互聯繫的，在地圖製作中極為重要。地圖如果只有圖形而沒有分率，就無法進行實地和圖上距離的比較和量測；如果按比例尺繪圖，不考慮准望，那麼在這一處的地圖精度還可以，在其它地方就會有偏差；有了方位而無道里，就不知圖上各居民地之間的遠近，就如山海阻隔不能相通；有了距離，而不測高下，不知山的坡度大小，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地圖同樣精度不高，不能應用。這六條原則的綜合運用正確地解決了地圖比例尺、方位、距離及其改化問題。所以製圖六體成為我國明代以前地圖製圖學理論的基礎，在我國和世界地圖製圖學史上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