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家

構成儒家經書的基礎是《詩》、《書》、《禮》、《易》、《春秋》此《五經》，經過各學派間的長期分化、傳承而演變出“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等體系。

在漢代的圖書分類，《論語》和五經屬於“六藝”（分為九類），《孟子》則屬於“諸子”中的儒家類，這是因為孔子與六藝的內容共同為諸子百家引述或是批評，而《孟子》則是僅止於儒者的一家之言。在漢武帝親政之後，根據儒家學士的建議設立了“五經博士”，正式根據五經的內容來教授、拔舉官吏，而後《論語》和《孝經》得到官方重視，進一步擴大經書的內容。

到了唐代，官方科舉正式納入《三禮》、《春秋三傳》，晚期經由韓愈等人的提倡，《孟子》得到重視，並在宋代確立為經學的內容之一。

但即使如此，經學家仍是以五經為主要研究對象，進而旁涉其他儒學著作，但這個觀點並不是絕對的。北宋以後，由於朱熹的影響，特別是明清時期，經學家把認為四書五經以外的著作當做異端。

顧炎武認為“經學即理學”，兩者異文同義。這種說法本為挽救明代儒學的流弊，主張儒家學者應該重返經書、重新去仔細閱讀經書。在清代，學術上有所謂的“漢宋之爭”，儒學被劃分為“漢學”(經學)與“宋學”(理學)兩個對立卻又相互影響的內容。前者由阮元大力提倡，獲得許多民間學者(例如惠棟)的支持，後者以姚鼐、方苞為代表，同時也是官方科舉的考試內容(以四書為主)。

目前的一個觀點是，漢宋之間的歧異在“文字訓詁”的方法和“性與天道”的關註上，這恐怕跟《論語》、《孟子》被列為經書的轉變有很大的關係，也因如此，清代的“十三經註疏”可能是目前經學和理學的研究者們惟一共同遵守的經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