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

“五經”指的是《詩》《書》《易》《禮》《春秋》，這五部書是我國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文獻，也是我國古代儒家的主要經典。《詩》又稱《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集，現存305篇，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風包括十五國風，共160篇；雅分大雅和小雅，共105篇；頌分周頌、魯頌、商頌，共40篇。各篇的創作年代，大部分已不可確知。根據部分詩篇考查，最早的約作成於西周初年，最晚的約作成於春秋中期。全書是經過五、六百年時間的積累、並經過搜集者的加工和潤色而成的。

漢朝儒經《白虎通義·五經》曰：“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強凌弱，眾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也就是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編訂五經宗周以成王道。在樂經散失之前，其實有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詩書禮樂是周朝的貴族教科書。雖然詩書禮樂是儒家遞相傳習的典籍。但儒家之外，戰國各家也多傳習。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后《樂經》失傳（一說沒有此書），成為五經。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兮，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後來秦始皇“焚書坑儒”，禁語《詩》《書》，“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六經的流傳受到巨大的衝擊，不過其仍在各地以一種地下的方式傳播，主要是口耳相傳。《周禮註疏》曰：“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岩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

由此五經包括：《易》《尚書》《詩》《禮》《春秋》。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禮》或者說《禮經》是指《儀禮》。由於鄭玄注《小戴禮記》為世人推崇，導致《小戴禮記》地位逐漸攀升。到了唐朝，孔穎達編《五經正義》時候，《小戴禮記》第一次取代《儀禮》成為五經之《禮》。之後，《小戴禮記》地位更是攀升，到了宋代，《大學》、《中庸》兩篇原本是《小戴禮記》裡面的文章被朱熹與《論語》、《孟子》並稱四書且逐漸得到認可，更是穩固了《小戴禮記》取代《儀禮》的局面，這樣，五經中的《禮》終於變成了《小戴禮記》而不再是《儀禮》。

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

唐朝時候，將《禮》分為三：《周禮》、《儀禮》、《禮記》（指《小戴禮記》），將《春秋》分為三：《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但又把《論語》和《孝經》排除在外，這樣就是九經：《詩》、《書》、《周禮》、《儀禮》、《禮記》、《易》、《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

唐文宗時期，官方在九經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爾雅》共十二部儒家經典刻成石經放置於太學之內，史稱“開成石經”或“開成十二經”，這樣就是十二經。

從唐朝起，孟子及《孟子》地位開始升高，到了宋時，《孟子》也被列入經學，這樣就成了十三經。

“[唐]韓愈《進學解》：“《詩》正而葩。”后因稱《詩經》為“葩經”。《書經》者，孔壁藏書也，又名壁經。易經，羲經相傳伏羲始作八卦，故名“羲經”。《禮記》，整理《禮記》的是西漢學者戴德(大戴)和戴聖(小戴)叔侄二人，因此名“戴經”。孔子刪述春秋，絕筆於獲麟，因此《春秋》叫“麟經”。

《詩》 的內容很豐富。國風主要是民間歌謠；雅和頌主要是領主貴族用於宗廟、朝廷上的詩歌。國風中的不少篇章揭露了領主貴族們殘酷地剝削和奴役勞動人民的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這一部分是全書的精華。雅和頌雖為貴族樂章，但有些是敘事詩，記錄了不少史事和制度等，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書》也叫做《書經》或《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文集。全書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主要記述商、周兩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重要戰爭、階級關係、政治制度和政策等，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不過現存本《尚書》有今文和古文的區別。《今文尚書》是西漢初年由老儒口頭傳授，弟子們用隸書（今文）記錄下來的。現存二十九篇，其中大部分是商、周的遺文；但有少部分為戰國時期的托古之作，舊時謂之偽作，如《堯典》《皋陶(yáo)謨》《禹貢》《洪範》等皆是。這幾篇作為戰國時的著作，其史料價值仍是很高的。如《禹貢》記述了戰國以前的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山脈、河流、土壤、物產等情況，是我國現存的一部最早的地理志。西漢時曾在民間收集到先秦本《尚書》，因用戰國文字書寫，被稱為《古文尚書》，今已失傳。現存本《古文尚書》經清代學者考訂，認為是晉朝文人偽造的，因之稱為《偽古文尚書》。《易》也叫做《易經》或《周易》，是我國最早的占卜用書。內容包括《經》和《傳》兩部分，可能出現於商、周之際，成書於戰國或秦漢之際。其對自然或社會變化的論述，富有樸素的辯證法觀點。《禮》也叫做《儀禮》、《士禮》或《禮經》，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部分禮儀制度的彙編，共有十七篇。舊說周公製作或經孔子修定。據近人的考證，認為可能成書於戰國前、中期。《春秋》也叫做《春秋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歷史著作，以魯國的歷史為主，簡要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史事。相傳經孔子整理成書。在此書中，還記錄了我國當時觀察到的日蝕三十次，地震七次，這些資料都有很重要的科學價值。三傳“三傳”是解釋《春秋》的三部書，就是《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或《左氏春秋》，相傳是春秋、戰國之際的左丘明所撰。《左傳》以《春秋》為綱，博採各國史事，編次成書，敘事明晰，繁簡得宜，保存了較豐富的歷史資料。《公羊傳》也叫做《春秋公羊傳》或《公羊春秋》，舊題戰國時公羊高撰；唐人考證，為西漢前期人所作。《穀梁傳》也叫做《春秋穀梁傳》或《穀梁春秋》，舊題戰國時穀梁赤撰。初僅口述流傳，西漢時才成書。后兩書的體裁相近。都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思想史的重要資料。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

編集 關於《詩經》的編集，漢代有兩種說法：①行人采詩說。《漢書·藝文志》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詩經》305 篇的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和詩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時間長、地域廣，在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的情況下，如果不是經過有目的的採集和整理，要產生這樣一部詩歌總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詩說是可信的。②孔子刪詩說。《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度。《詩經》大約成書於公元前6世紀，此時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至魯國觀樂，魯樂工為他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說明那時已有了一部《詩》，此時孔子年僅8 歲。因此近代學者一般認為刪詩說不可信。但根據《論語》中孔子所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確曾為《詩》正過樂。只不過至春秋後期新聲興起，古樂失傳，《詩三百》便只有歌詩 流傳下來，成為今之所見的詩歌總集。

體例分類《詩經》所錄，均為曾經入樂的歌詞。《詩經》的體例是按照音樂性質的不同來劃分的，分為風、雅、頌三類。①風。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採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是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大部分為貴族的作品，即所謂正聲雅樂。《雅》詩是宮廷宴享或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不同又分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貴族文人的作品。③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頌》詩又分為《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全部是貴族文人的作品。從時間上看，《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當產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當產生在西周後期至東遷時；《國風》的大部分和《魯頌》、《商頌》當產生於春秋時期。從思想性和藝術價值上看，三頌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國風。

《尚書》古時稱《書》、《書經》，至漢稱《尚書》。“尚”便是指“上”、“上古”，因此尚書也就是上古之書，該書是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記載上起傳說中的堯舜時代，下至東周（春秋中期），約1500多年。基本內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這說明作者應是史官。《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相傳為孔子編定。《尚書》有兩種傳本，一種是《今文尚書》，一種是《古文尚書》，現通行的《十三經註疏》本，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古時稱讚人“飽讀詩書”，“詩書”便是分別指《詩經》、《尚書》。

《禮記》是戰國到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禮記》只是解《儀禮》”（《朱子語類·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禮記》雖只是解說《儀禮》之書，但由於涉及面廣，其影響乃超出了《周禮》、《儀禮》。《禮記》有兩種傳本，一種是戴德所編，有85篇，今存40篇，稱《大戴禮記》；另一種，是戴德其侄戴聖選編的四十九篇，稱《小戴禮記》。今天我們所說的《禮記》一般是指《小戴禮記》。

《周易》也稱《易》、《易經》，是群經之首，是一部淵源邃古、博大精深的哲學著作，中國哲學的源頭活水。《周易》原本是占卜之書，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後來由於其中的哲理豐富而深邃，成為一本陰陽辯證法哲學書。把它看作一本迷信書是片面的，對待其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它的作者應是筮官，經多人完成。內容廣泛記錄了西周社會各方面，包含史料價值、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以前的人們對自然與人聖變幻規律的認識模式，從沒有超越陰陽八卦的思維框架。相傳上古聖人伏羲取法河圖、洛書，始作八卦；《史記》又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說伏羲重卦，有說神農），並作爻辭（或謂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聖作“十翼”之說，世稱“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漢書·藝文志》）。《周易》包括《經》和《傳》兩部分。《經》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應的卦名、卦辭、爻名、爻辭等組成。《傳》一共七種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繫辭》上下篇，《說卦》，《雜卦》和《序卦》。古人把這十篇“傳”合稱“十翼”，意指“傳”是附屬於“經”的羽翼，即用來解說“經”的內容。中國哲學的許多思想，比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亢龍有悔、履霜堅冰都出自這部著作。許多科學現象也和《周易》理論不謀而合。《易經》的影響遍及中國的哲學、宗教、醫學、天文、算術、文學、音樂、藝術、軍事和武術。從十七世紀開始，《易經》也被介紹到西方，並作為變化的哲學運用於現實生活。

《左傳》也稱《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傳》，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史記》稱作者為春秋時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經學家認為系劉歆改編，近人又認為是戰國初年人據各國史料編成（又有說是魯國歷代史官所寫）。它的取材範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左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

五經的內容，《舊唐書·經籍志》概括最為簡潔允當：

一曰《易》，以紀陰陽變化

二曰《書》，以紀帝王遺範

三曰《詩》，以紀興衰誦嘆

四曰《禮》，以紀文物體制

五曰《春秋》，以紀行事褒貶……

《莊子·天下》揭示了“五經”對社會生活的指導意義：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六藝五經，是後世文章的源頭和典範。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則說：如要典重，則學《書》；要婉麗，則學《詩》；要古質，則學《易》；要謹嚴，則學《春秋》；要通達，則學《戴記》……略得其意，微會其通，自然不同於世俗之為文矣。

2000多年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中指出：“《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表明了“五經”蘊含的文化資源，具有無限的、挖掘和探索的可能。

當代新儒家的代表、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長杜維明先生指出：

儒家對人的複雜性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探討。儒家五經，從抽象和象徵的意義上說，分別探討的是人的情感性問題（《詩》）、社會性問題（《禮》）、政治性問題（《書》）、歷史記憶問題（《春秋》）、形而上問題（《易》）。

金海峰教授接受了杜維明先生的思想，在講學過程中多次強調：閱讀五經，能夠從五個角度理解人生，即：《周易》——哲學角度；《尚書》——政治角度；《詩經》——藝術角度；《禮記》——社會角度；《春秋》——歷史角度。

對應

五經與陰陽五行有對應關係。《史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漢書·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禮之所為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又有管仲曰：旗物尚青，兵尚矛。旗物尚赤。兵尚戟。旗物尚白，兵尚劍。旗物尚黑，兵尚脅盾。

《莊子·天下》揭示了“五經”對社會生活的指導意義：《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