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差額

現有的海關貿易統計是以貨物是否跨國境為核算基礎的。但是，商品的跨國境流動並不必然等同於商品所有權在不同國家國民之間發生轉移。另外，沒有跨國境的商品交易，商品的所有權也有可能發生國際轉移。以所有權為基礎的貿易統計，恰恰可以彌補以貨物是否跨國境為基礎的海關貿易統計的上述缺陷。

我們將不同國家的國民之間的貿易定義為“國民貿易”，相應的統計也稱為“國民貿易統計”。國民貿易統計以商品所有權是否在國民之間進行跨國轉移為核算基礎，首先需要澄清兩個概念。其一，國民的概念。通常認為，一國國民是指取得了一國國籍的人。國民是人的屬性，而不是機構或者物的屬性。機構（比如企業）的國民屬性以其所有者或者其實際控制者的國民屬性來確認。其二，商品所有權的確認。如果擁有商品所有權的是個人，則個人的國民屬性決定了商品所有權的國民屬性；如果擁有商品所有權的是機構，則機構的國民屬性決定商品所有權的國民屬性。因此，如果商品交易伴隨著其所有權在不同國家國民之間轉移，則不論商品是否跨國境，均屬於國民對外貿易，否則屬於國民內部貿易。

貿易差額的產生，一般說來主要是受一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情況所制約。其次，人為的改變進口或出口政策，也會導致一國對外貿易差額的變化。

解決貿易差額的方法，一是簡單地採用增加進口或出口，對一國的國際收支變化起著重要作用。或減少進口或出口；另一方法是運用經濟手段（如關稅、稅收以及補貼等）控制貿易差額的變化。

解決入超的措施：

1.提高進口關稅；

2.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產品質量；

3.提高民族工業的發展；

4.開展對等貿易。

中國現在並沒有開展國民貿易統計工作，我們僅依據可得數據粗略估計中國近年來的國民貿易狀況。在估算時，我們假定：（1）中國“走出去”的企業還不是很多，對國民貿易的影響較小，且這些企業在海外的經營數據難以獲得，故暫忽略不計；（2）中國國民對外貿易僅指貨物貿易；（3）在華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的購買對象僅包括中間投入品；（4）在華外資企業的所有權或實際控制權全部屬於外國國民。我們分別對中國同與世界其它國家之間、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國民貿易情況進行了估算，結果顯示出如下特點。

海關統計的中國跨境貿易雖然從1998年到2004年均有三四百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但是，中國的對外國民貿易卻一直逆差，且逆差規模正在迅速擴大。1998年中國的國民貿易逆差還只有210億美元，但是到了2004年逆差規模已經達到1387億美元之巨。海關統計貿易差額與國民貿易差額之間的差異也從1998年的643億美元擴大了2004年的1706億美元。兩者之間如此巨大的差異不得不讓人驚嘆外資企業對中國經濟活動的影響力。

海關統計的進口與出口都要低於國民貿易的進口和出口，尤其是國民進口要遠遠高於海關統計的進口。估算結果顯示，中國跨國進口規模與中國在國內從外資企業的進口（購買）規模基本相同。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的銷售可以理解為外國企業為規避貿易壁壘、降低貿易成本向中國國民的出口。由此可見，海關統計僅僅衡量中國國民真實進口的一半。顯然，對於外資企業在中國存在較大活動規模的情況下，國民貿易統計相對於海關統計的優勢是比較明顯的。

海關統計的中美貿易順差從1998年的210億美元擴大到2004年的804億美元，從而使中國對外不平衡尤其是對美貿易不平衡成為各界廣泛關注的焦點。但是，估算結果卻顯示，中美國民貿易卻一直基本平衡，真正屬於中國人的中美貿易順差其實並不存在。此外，中國國民對美國的跨境出口和中國國民在中國境內對美國在華企業的銷售額基本相當，而中國國民從美國的跨境進口低於中國國民在中國境內從美國在華企業購買額。這說明中國國民與美國在華企業之間的交易從總體上要高於中國國民與美國之間的跨境交易。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加工貿易產品，使用了大量從世界其它地區進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這種情況將本來是世界其它地區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頭上，從而誇大了中美之間的實際貿易順差。美國的“原產地規則”也沒有識別出中國到美國的出口中到底有多大份額是由中國創造的，另有多大份額是由其它國家創造的。。

從數據來源看，估算中美國民貿易是以現有的海關統計為出發點的。因此，加工貿易對海關統計的中美貿易真實性的影響勢必也要影響到我們對中美國民貿易的估計。幸運的是，加工貿易對中美國民貿易差額的影響要大大低於其對海關統計貿易差額的影響，原因在於中國對美國的加工貿易主要是外資企業完成的。海關統計數據顯示，外資企業在中國對美國的加工貿易出口中佔據了80%左右的份額，在中國從美國的加工貿易進口中佔據了90%左右的份額。而外資企業對美國的貿易是排除在中美國民貿易統計之外的。

國民貿易統計與海關統計的差額反映了更多的關於國際貿易的信息，可以作為海關統計一個很好的補充。中國國民貿易與海關統計的跨境貿易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外資企業的跨境貿易，二是外資企業在中國本土的交易（購買和銷售）。前者計入跨境貿易而不計入國民貿易，後者不計入跨境貿易而計入國民貿易。對上述兩個差異來源的考察發現，無論是在海關統計還是在國民貿易統計下，外資企業都已經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推動力量。

中國在國際貿易中是否存在很大的損失？理解這個問題需要注意兩點：其一，貿易差額對應的貿易收入凈額雖然是貿易利益之一，但一國從國際貿易中所獲得的福利增進主要來自國際貿易引起的資源重新配置、規模經濟、效率提高和技術進步等，恰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指出的，貿易差額可能是貿易利益中最不重要的一種。因此，中國的國民貿易儘管存在較大的逆差，但其所昭示的較大國民收入損失可能比不上中國從整個對外貿易中所獲得的收入增加或者福利改進。其二，我們所估算的國民貿易是指國民貨物貿易，沒有包括服務貿易。實際上，外資企業在中國本土的生產和銷售活動中還進口（購買）了大量中國國民的服務，包括勞動服務、資本服務以及政府的服務等，外資企業需要分別向中國的勞動者、資本所有者和政府提供工資、利息或者紅利、繳納稅費等。因此，中國國民服務和貨物貿易差額可能要比單純的國民貨物貿易差額要小得多，相應的國民收入流失可能也要小得多。

對外貿易差額的變化，對一國的國際收支變化起著重要作用。在一般情況下，一國對外貿易長期處於順差時，其外匯儲備就越多，其對外支付能力就愈強，國內經濟發展就愈快，國內政局也就相對穩定。反之，其對外支付能力就愈低，也會影響國內政局的穩定，延緩經濟的發展。因此，其差額稱為對外貿易順差，各國政府對本國對外貿易差額的變化非常重視。

對外貿易差額對一國經濟發展積極作用的發揮只有在世界總進口值增加的條件下才能成行。否則依靠降低出口價格來維護出口擴張的做法無法長期對國民經濟增長奏效。

中國的對外貿易是否沒有增加外匯儲備，而是在消耗外匯儲備？事實上，國民貿易與外匯儲備之間並沒有像跨境貿易那樣的對應關係。這是因為外匯管理是以國境為界限的。只有跨境的國民貿易才涉及到外匯交易和外匯儲備的變動，在中國境內的國民貿易一般必須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並不直接對應外匯的流動。但是，中國境內的國民貿易與外匯儲備之間存在一些間接聯繫。比如，中國境內的國民貿易逆差意味著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的銷售大於購買，意味著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的商品凈收入大於零，成為外資企業的利潤來源，增加中國經常項目下外資企業的收入流出，導致外匯儲備減少。當然，如果外資企業將這部分收入用於在中國的再投資，則不會影響外匯儲備的變動。

現在觀察到的對外不平衡是否並不存在？中國目前的對外不平衡乃至全球經濟的不平衡，主要指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中國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和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都是真實存在的。跨境貿易差額與國民貿易差額的差異顯示，製造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主要是外資企業而不是中國本土企業。外資企業在中國不僅直接產生了很大的貿易順差，而且外資企業把中國原本要進口的貨物，變為在中國境內生產和銷售，把原本從其它國家出口的貨物，變為在中國加工后再出口，從而進一步拉大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不平衡。外資企業所產生的貿易不平衡要大於中國總體的貿易不平衡，說明中國本土企業是中國對外收支不平衡的平衡力量。另外，外資本身的流入也導致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進一步加大中國的國際收支不平衡。

如何看待外資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一國的對外開放不僅僅體現在跨邊境的交易上，而且也體現在國門之內的交易上。國民貿易估算結果顯示，中國國民貿易的進口和出口均要高於海關統計的進口和出口，據此計算的貿易依存度和對外開放度顯然比基於海關統計的計算值更高。包含了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購銷行為的國民貿易統計，顯然比海關的跨境貿易統計能更客觀地反映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和對外開放程度。當然，外資企業在中國並不都是些負面影響。外資企業還有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動力，推動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引入了新的技術和管理方式等等諸多正面影響。如何全面評價外資對中國經濟的作用，如何全面評價外資對中國國際收支的長期影響，以及對中國未來貿易格局的影響，還需要進一步地思考和研究。這也正是我們研究中國國民貿易的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