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湴村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了學生愛國運動，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的新高潮。廣州學生迅速響應，於12月12日，由中山大學帶動全市大、中學校舉行規模浩大的學生示威遊行。遊行隊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蔣介石！”等口號。次日，中山大學繼續舉行學生大會，通過決議：組織義勇軍，男學生接受軍事訓練，女學生接受救護工作訓練；由中大發起召開全市學生大會，聯合舉行示威遊行；請政府實行抵制日貨；聯合全 市學校組織仇貨檢查隊，沒收各奸商日貨；組織打狗團，誅鋤漢奸及奸商；全市學生罷課一周，下鄉宣傳救國。抗日救亡運動熱火朝天，長湴村民深為中大師生的愛國熱誠所感動，認識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懂得了“國破家亡”，“要保家必須衛國，要救國必須抗日”等道理，激發了愛國熱情，一些青年，還隨同中大師生去宣傳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中大師生為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在長湴村的主動配合下，開展“掃盲”活動。他們利用祠堂，辦起有100多農民就讀的民眾夜校，不僅義務輔導農民識字，還結合當時形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課餘又常上門家訪談心，細說革命道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我國軍民奮起抗戰。8月31日，日機6架，首次空襲廣州。繼而不斷狂轟濫炸，黃華塘村(現黃華路)被炸為平地、死百餘人；廣州縫紉廠被炸，死傷女工百餘；新亞酒店被炸，死傷近千；法國天主教堂(石室)亦被炸，死傷婦孺百餘；連嶺南大學、中山大學、美華中學等校，均無倖免。廣州各大學被迫遷離，中山大學於1937年10月遷往雲南澄江(后遷回粵北仁化)。次年1月，中山大學抗日先鋒隊及青年抗日先鋒團，聯合廣州學生抗敵救亡會、救亡呼聲社、青年群社、平津同學會、留東同學抗敵後援會等8個救亡團體，成立“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抗先”)，組織32個“戰時工作隊”，奔赴全省92個縣開展活動。中大留校師生莫福生、廖衡、楊瑾英、陳柏如(夏水)、李家珍、劉堅及中大附中的部分“抗先”隊員，在中共中大支部領導下，到長湴住下，以民眾夜校為陣地，深入群眾，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開展救亡運動。長湴村的青年在他們的培育下，覺悟提高，同仇敵愾，滿懷激情，組織起廣東第一支農民抗先隊——“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長湴分隊”；推舉陳恩(當時是中共廣州市委青年部副部長)為隊長，長湴村農民梁成益、梁帝添為副隊長。隊員有農民梁明、招新、梁容基、梁容柱、梁八妹(女)、梁帝真、梁大發、梁金禮、梁友(女)、梁坤照、梁銀崧(女)、姚寬等30多人。在成立大會上，上級隆重授旗，隊員莊嚴宣誓，與會者情緒激昂。“長湴抗先隊”成立后，長湴村的抗日救亡工作有聲有色地開展：抗日標語貼滿街巷，老少高唱革命歌，中大學生常在樹陰下向農民作抗日演講，夜校成了話劇排練場。抗先隊員們還到鄰村宣傳演出，尤以土華村來往最多，彼此切磋，攜手共進。在這其間，經中共中大支部同意，由廖衡介紹，吸收梁萬益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黨在長湴村播下了種子。

1938年6月，國民黨廣州當局，無理封閉《新華日報》廣州分社及拘押抗日救亡的愛國青年代表，中山大學等校學生掀起反封閉及營救愛國學生出獄的鬥爭，長湴抗先隊派梁萬益、梁容舉、梁帝添等參加。當廖承志以《新華日報》廣州分社名義、在永漢北路(現北京路北段)哥倫布餐廳，為上述鬥爭舉行記者招待會時，梁容舉手擎“長湴抗先隊”的紅旗走進會場，全場熱烈鼓掌。會上，梁容舉代表農民作了發言，他表示擁護廖承志的講話，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應立即解除對《新華日報》廣州分社的封閉、釋放愛國青年代表。還高聲疾呼：“四萬萬同胞團結起來，反對內戰，一致抗日!”與會者熱烈鼓掌響應。在愛國力量團結奮鬥下，鬥爭終於取得勝利。

1938年10月11日，侵華日軍在惠陽澳頭登陸。國民黨軍隊一觸即潰，日軍未遇多大抵抗，便於同月21日下午2時侵佔廣州。其時，長湴抗先隊員，義憤填膺，奮不顧身，在村后的崗頂埋伏，狙擊敵人，至日軍機械化部隊滾滾而來，敵我懸殊，才悻悻撤退。鄰近鄉村群眾，在長湴的推動和影響下，紛紛組織起來抵抗日寇。無奈國民黨腐敗無能，弄至“廣州不戰而陷”。有民諺嘲說：“余漢無謀(戰區司令)，吳鐵失城(廣東省主席)，曾養無甫(譜，諧音。廣州市長)。

國民黨棄守廣州后，中國共產黨派出幹部，在廣州領導和堅持敵占區的抗日鬥爭。派到長湴的，先是莫福生，後有楊德元、王其昌、王日新、謝鶴籌、李光信、王永祥、葉明華、李英平、黃自、曾谷、徐幽明等同志。他們以學校為陣地，公開身份是教師，秘密進行活動。在長湴人民大力支持配合下，運用各種社會關係，把一批黨的幹部，扮作兄弟、親戚，介紹到鄰近鄉村當教師，凌塘有徐幽明，林和有王日新、王永祥，冼村有葉明華、王其昌等等，後來還擴展至獵德、棠下、車陂及南崗沙浦。他們都是以教書為掩護，進行抗日活動。

1943年間，上級黨組織調莫福生去增城，派楊德元(建國前後曾任東江縱隊第四支隊政委、廣東省副省長)來長湴。楊同志經歷長年累月的風餐露宿，患上俗稱“風痰鶴膝”的惡疾。此時複發，雙腳痹痛，舉步艱難。當時日偽不時進村搜索，環境險惡，但長湴村的同志不畏艱險，悉心護理，不能行走就背他出入。村中醫療條件差就護送他到廣州梁國泰生草藥店留醫，欠下醫藥費就集體籌款清還。正是“病魔無情人有情，不是親人勝親人”。在村民的護理下，楊德元的身體得到康復。

長湴梁基，有一枚刻著“鄧”字的戒指，雖是白銀鍛造，但它的紀念價值，卻遠非黃金可比。原因是1943年5月間，盟軍飛機連續轟炸日偽機場和其他軍事據點，日偽驚惶失措，四處偵查抗日誌士。其時，東江縱隊鄧子明等四位同志，奉命偵察天河機場。他們白天在長湴梁基家隱蔽(東縱派來的同志，大都是在梁基家食宿)，晚上進行偵察活動。不料日軍突然進村，聲言搜查，偵察員們不知就裡，準備突圍。梁基冷靜分析，認為日軍一貫所謂搜查，多是虛張聲勢，藉以嚇唬群眾，並無實際目標。此時突圍，自我暴露，正中敵計。倒不如先在柴房隱蔽，讓他去“疏通”，再隨機應變。偵察員們接受他的建議，梁基便去找村長梁標，通過這位“白皮紅心”村長與敵人的一番周旋，終於使日軍撤走，偵察員們平安脫險。梁基臨危不亂使他們化險為夷，鄧子明同志深為感動，特把自己的戒指贈他留念。

1942年底，中共珠江三角洲黨委，擬將抗日游擊戰爭引向廣州市郊，進而控制廣州。長湴的黨組織積極響應，梁基、梁容畢、招振強、招新等，不畏艱險，膽大心細，四齣串聯，經各地的地下黨同志的同意，於1943年間，在凌塘、新塘、冼村、東圃等四個村鎮，先後動員了梁池、溫露、簡應、簡錫興、簡振友、冼全、冼八、梁泉、梁道等60多人，還有廣州的李榮光、袁榮參加了“抗日青年大同盟”，把抗日鬥爭的活動範圍擴大，並為上列村鎮培育了骨幹。

1徠944年春，負責長湴地下黨的王其昌，帶同梁明、招新到東莞地區抗日模範團參觀。他們看到該團的工作，樣樣走在長湴的前頭，不愧有模範之稱，表示要虛心向其學習。他們又了解到成功的關鍵是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只要放手發動群眾，長湴的工作就會大有奔頭。取經歸來，把所見、所聞和自己所想，向長湴青年彙報。青年們聽后，像一鍋燒滾的水，熱氣騰騰，紛紛表示要向東莞抗日模範團學習，拿起槍桿，保衛家鄉。梁明趁熱打鐵，提議要立即行動起來，全場響應，一致同意成立組織，定名為“維持治安青年會”。(后改名為長湴村自衛隊)，報名參加的有140多人，並推舉梁明、招新為負責人，主要成員有梁容基、梁容彬、梁帝真、梁安、梁容柱、梁棟輝、梁錦桃、梁華新、招漢興、招家熏、梁燦、梁文煥、梁傳道、梁傳坤、梁標、梁容畢、招振強、招牛仔、梁耀棠等。隊員的武器以自購自用為原則，全隊有槍40多枝，還以“維持治安青年會”名義，辦起夜校(經費向菜欄募捐)。學文化，學政治，全村青年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隨後，楊德元、莫福生又向他們作了為了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歡迎愛國青年參加東江縱隊的動員報告，梁明首先報名，梁大洪、梁均池、招新、梁傳坤、梁帝真、梁容柱、梁安等也接著參加。同年7月，在羅浮山游擊區受訓了半年的梁明，奉命回村，發展組織，開展抗日活動，把抗日鬥爭擴展至車陂、棠下和東圃。為了加強與東江縱隊的聯繫，先後在長湴梁基家和新塘簡應家建立交通站，為游擊隊遞送情報，運送物資，護送參加東縱的廣州青年陳炳、陳樹白和長湴的青年上山，又常從山區帶回宣傳品和文件，分發到各處。

1944年8月，經上級黨組織批准，中國共產黨長湴村支部光榮誕生。當時主持長湴工作的是謝鶴籌、李光信，首任黨支部書記是王日新，第一批入黨的有梁明、招新，次年又發展了梁容畢、招振強。從此，長湴黨支部，在上級黨組織領導下，在東江縱隊第四支隊支持下，戰鬥不息，取得重大成績。

1.把村政權變為“兩面政權”。1944年間，土匪謝大傻、狗肚明、鍾孟常和日偽保安隊梁福基，相互勾結，橫行鄉里，設卡收稅，還冒充抗日隊伍，到處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僅長湴村，一夜之間，被盜耕牛5頭，而村維持會長梁恩，以個人安危為先，把村民疾苦置后，遇上土匪偽警便哈腰點頭，逢迎遷就，致使匪患日益猖獗，時僅兩月，長湴失去耕牛24頭。全村震動，人人憤怒。共產黨員梁明和招新挺身而出，同梁基、梁大洪、梁耀棠、招牛仔等向他們展開鬥爭，先是有節有理地揭其“臭底”，殺其氣焰，再以政策攻心，促其改過自新，最後是義正詞嚴，提出警告，如再與鄉里為敵，就是自絕於人民，是死路一條。同時，發動群眾，引導群眾認識耕牛連續被盜，村維持會長難辭其咎，長湴如要安寧，必須有個得力的村長。群眾有了共識和要求，黨支部就組織村民大會。會上群情激憤，一致同意撤銷梁恩的村維持會長職務，推選了梁標(維持治安青年會會員)為村長。這次鬥爭，大大鼓舞了革命群眾的鬥志，打消了中間分子的疑慮，對反動勢力敲響警鐘，促使他們逐漸分化，有些向革命靠攏，為我們提供情報，個別人還要求參加我們的隊伍。從此，村政權被改造為“白皮紅心”的革命政權。

1945年農曆元月18日上午，偽保安隊隊員梁福基，帶領30多名偽兵進入長湴，收“種煙稅”，遭到農民拒絕。偽兵蠻橫無理，毆打農民，“白皮紅心”的村長梁標聞訊趕到，同其說理，梁福基竟置若罔聞，還氣勢洶洶地命令偽兵下田拔苗，妄圖迫使村民就範。豈料，百多村民在中共黨支部帶領下，手拿木棍、鋤頭趕到田頭，把偽兵團團包圍。這班偽兵本是烏合之眾，見勢不妙，便拖槍溜走，但毒如蛇蠍的梁福基卻不甘失敗，竟向日軍謊報長湴有共產黨游擊隊。駐紮石牌的日軍，聞訊驚惶失措，如臨大敵，立即派兵數百包圍長湴，還出動飛機多架在上空監視。在這一髮千鈞之際，村長梁標立即找到曾替日軍煮飯、懂得日語的村民梁女，同去石牌找那相熟的日軍軍官說明情況，要他向負責石牌防務的日軍頭頭疏通。當這日軍頭頭得知是梁福基率領偽兵到長湴強索煙稅不成而虛報軍情后，大叫上當，喝令撤兵。長湴村民避過了一場浩劫。

長湴村內的如珍茶樓是宣傳抗日的據點，其後台老闆是東江縱隊第四支隊短槍隊隊長周應芬和長湴的梁基，顧客都是村民，他們在這裡既可“一盅兩件”嘆茶，又常能聽到抗日新聞，看到抗日傳單。茶客常作義務廣播員，把看到、聽到的真消息傳播出去。如珍茶樓在“白皮紅心”的政權掩護下，成了抗日宣傳的重要陣地。1945年夏的一天，由梁基負責“看風”，周應芬在店內向茶客演講，宣傳盟軍開始大反攻，日寇節節敗退，抗戰勝利為期不遠，並向茶客散發傳單。聽講者大受鼓舞，村民喜笑顏開，奔走相告。

2.嚴懲漢奸，砸掉黑窩。漢奸陳湛作惡多端，人神共憤。1944年夏，住在新塘簡應家的東江縱隊四支隊短槍隊隊長周應芬，奉命嚴懲這一民族敗類。在他的領導下，由凌塘的梁池，新塘的溫露、韋勝等負責，長湴黨支部派員配合，一舉把陳湛等人捉獲。在押往增城永和的東縱四支隊的途中二人逃跑而被擊斃。

淪陷期間，龍眼洞設有警察所，它為虎作倀，橫徵暴斂，群眾恨之入骨。1945年夏收期間，東江縱隊新塘情報站站長宋文波(波仔)，奉命砸這黑窩。他同凌塘的梁池先行偵察后，作了精密的部署，由長湴同志利用村民梁焰的舊關係，當晚進入“老更館”(龍眼洞自衛隊)，負責防止自衛隊支援偽警所；部分東縱游擊隊員，則化裝為農忙僱工，在警察所門前的地台上露宿。半夜，由梁池悄悄潛至警察所門前，制服了門衛，隨即發出信號；埋伏在門前地台上的農忙“僱工”一躍而起，沖入所內，高喊：“舉手不殺，優待俘虜！”平日作威作福的偽警，此刻蜷縮在床，睡眼惺忪，驚恐不已，不得不跪在床上舉手投降，乞求饒命。這次突襲，一槍未發，繳獲步槍20餘枝，彈藥一批。

3.籌款買槍，支援“東縱”。1945年間，駐沙河的日軍翻譯鄭木，其妻黎某在沙河開設牙醫館。東縱四支隊情報參謀許沸騰(肥仔許)，著令簡應、梁池要與鄭拉上關係，了解敵情。簡、梁兩人，先向其妻入手，逐漸與鄭木相識，成為“朋友”，從而了解到日軍一些動向。7月初，盟軍全面反攻，銳不可當，勢如破竹，同月26日，中、英、美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8月8日，蘇聯政府宣布對日作戰，9日蘇聯百萬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向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日本的崩潰已成定局。其時，鄭木之妻愁眉苦臉，唉聲嘆氣。簡應見狀，佯作問候，她便凄愴地吐露心聲：“時勢已成定局，看來要‘走路’(逃亡)了，但手無分文。真煩啊!”簡應 乘機說有槍就有錢，如老鄭捐槍出來，他可找到“路數”(介紹)換錢。不久，鄭木盜出一挺輕機槍，賣價要5000斤谷。簡應一口允諾，但說買方一下子難付巨款。鄭木急於賣掉，便說可先交30%，並說槍已放在家裡，要儘快運走，久則會有危險。簡應立即找梁明商量，由梁明、梁基向在燕塘墟當秤手的梁容覲、梁華新、梁燦各借了5擔谷，合共15擔谷(折款)買下機槍。由梁基、簡應、梁池三人，買了袋鴨毛(當地慣用鴨毛下田作肥)作偽裝，避過沙河和岑村機場兩個關卡的檢查，把槍運到新塘簡應家，再由短槍隊的五位戰士運回部隊。買槍借下的錢，梁基拿出10擔谷，梁池拿出了3擔谷，梁明捐出一窩豬仔，其餘由長湴黨支部成員湊夠，一一清還。那剩下的70%，雖曾追問，后因日本投降，鄭木逃跑，便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