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民主運動
大正民主運動
大正民主運動是指從1905年日俄戰爭后的反對日俄媾和運動至1925年的普選法制定的二十年間(主要是在大正天皇在位期間),在日本的社會政治、文化藝術等領域中,以要求議會政治和普選權為主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和思潮的總稱。
大正民主運動,亦稱大正德謨克拉西。是日本近代以來,繼自由民權運動之後的第二次民主運動高潮,是日本政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歷史發展階段。
1913年(大正2年)第一次擁護憲政運動發動群眾反對藩閥、軍閥統治,成為大正民主運動的出發點。大正民主運動的主要目標是縮小元老、樞密院、貴族院、軍部等特權階層的權利,使政黨、議會成為政治的中心;實現普選權和婦女參政的權利,擴大人民參加政治的範圍。理論支柱有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和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中心的實踐要求是政黨領導普選運動、裁減軍隊和改革貴族院。但這些畢竟是在天皇制和大日本帝國憲法範圍內的合理要求,絲毫沒有超出這個範圍的意圖。在文化方面,“白樺派”、人格主義等主張確立自我和人格,具有與上述要求相呼應的意義。第一次大戰後高漲的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也構成了大正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但隨著革命運動和革命傾向的出現,各種運動內部發生分裂,整個大正民主運動也呈現瓦解的狀態。第二次護憲運動時,政黨並不熱心組織群眾,1925年同時制定《普通選舉法》和《治安維持法》象徵著民主運動的瓦解。大正民主運動的特徵表現為各種各樣的民主要求和民主運動處在混雜而未分化的狀態。後來日益脫離群眾的政黨們在法西斯主義面前遭到失敗。
大正民主運動的產生並非偶然,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背景:
1、明治維新之後,明治政府對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不斷改革與調整,建立了具有一定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權,向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跨出了重要一步。然而政權卻為大資產階級和具有封建性質的華族地主把持和壟斷。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把持政權的大資產階級和華族地主就與中小資產階級和下層民眾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2、在自由民權運動推動下,1889年日本政府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翌年有開設了國會。但是朝政大權依然為少數藩閥所壟斷。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這種政體越來越與時代的發展相違背。
3、日本資本主義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一戰,發展極為迅速。但隨之產生的則是日本的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城市中間階層力量的增強。這些力量的增強,為大正民主運動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基礎。
4、經過明治維新的努力,日本國民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國民素質增強,對政治活動的積極性也增加了,這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產生提供了動力源泉。
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指導想是“天皇機關說”和“民本主義說”。
1907年,日本著名憲法家美濃部達吉在其《日本國法學》中提出了“國家法人說”和“天皇機關說”,認為國家的統治權應歸屬“主權在民”的民眾,天皇只是作為國家這一團體的最高機構,繼而他把國家機構分為直接機關和間接機關兩大類。直接機關相當於立法、行政機構。其中議會的權力是國民賦予的,因此無需服從天皇的命令。1912年,美濃部達吉的《憲法講話》問世,受到日本社會的普遍歡迎,“天皇機關說”也為廣大人民所接受。
“民本主義說”是大正民主運動的另一理論指導。由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提出。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迴避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家主權的歸屬問題。沒有直接對抗天皇制,而是通過對“國家在法理上屬於人民”和“國家主權活動的基本目標在政治上屬於人民”的解釋來宣傳其“民本主義”。
1912年12月軍部濫用特權,搞垮了政友會西園寺公望內閣,以桂太郎為首的軍部內閣乘機上台,軍閥官僚這種“非立憲行動”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極大憤慨。以新聞記者、律師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為首,轟轟烈烈的開展了要求實現政黨內閣的護憲運動。他們提出“破除閥族,擁護憲政”的口號。其中以“民本主義”為為這一運動主要政治主張。這一政治主張與大正民主運動的鬥爭目標——普選權與政黨政治確立相吻合,為廣大群眾所接受,成為指導這一運動的主要思想武器。第一次護憲運動資產階級借群眾運動打到了藩閥內閣,為政黨擴大在政府里的勢力提供了條件,也為政黨政治的確立開闢了道路。
米騷動,亦稱米穀暴動,是指因米價上漲而引發的群眾暴動事件。1890年和1897年北越等地曾發生暴動。典型的是1918年7月-9月間發展為全國規模的一場米穀暴動。當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繁榮出現通貨膨脹傾向,實際工資下降,但是米價卻暴漲,1918年8月達到戰前的四倍。米價上漲的根本原因是在寄生地主制下農業生產發展停滯和資本主義急速發展對米的需求增長之間的矛盾。直接原因則是政府決定出兵西伯利亞,米商和地主進行投機而導致米價上漲。7月23日富山縣魚津町漁民的妻女拒絕裝船向縣外運銷大米,以此為開端,成群結隊的向米商和村町公所要求降低米價、救濟貧民。這個事件已經報紙報道,立即在8月10-15日間,在全國主要城市激起一系列要求降低米價的群眾示威和襲擊投機米商的暴動。8月中旬后波及農村、地方城鎮和煤礦地區,各地接連發生勞資糾紛。以關中地區南部到北九州一帶的外日本為中心,有三百多個地方發生暴動。政府不僅出動警察,甚至出動軍隊,在9月17日才把暴動鎮壓下去。參加暴動總人數達七十萬以上,數萬人被逮捕,七千七百多人被起訴。暴動雖然是自發的,但它成為後來一系列群眾運動發展的基礎。由於此次事件,被攻擊為非立憲的寺內內閣終於總辭職,代之以原敬為首的政黨內閣。
原敬和高橋是清兩屆政友會內閣僅執掌四年政權。1922年至1924年,元老先後推薦海軍大將加藤友三郎、山本權兵衛和清浦奎吾組閣,中斷了政黨政治的正常發展。這說明藩閥元老仍不甘心喪失政治主導權,企圖繼續維持專制統治,與政黨政治相對抗。這種倒行逆施激起了民眾的憤慨和社會的不滿,認為“這種內閣與立憲主義不相符”,是“貴族對國民的宣戰”。連續三次被排斥於內閣之外的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政友會、憲政會和革新俱樂部聯合起來,發動了第二次護憲運動,目標是“排除貴族專制,打倒清浦內閣”、“確立政黨內閣”。護憲三派團結一致進行鬥爭,終於迫使清浦內閣奏請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結果護憲三派獲勝,由眾議院獲得最多席位的憲政會首腦加藤高明為首相組成護憲三派聯合內閣。第二次護憲運動是大正時代以來不斷高漲的群眾性民主運動的繼續,它宣告了明治憲法體制下的藩閥專制統治階段的結束。1925年3月,議會先後通過《治安維持法》和《普通選舉法》,大正民主運動至此結束。
1892年,以大井憲太郎領導的東洋自由黨為基礎,組織成立了普選同盟會。以此為開端,社會民主黨(1901年)、日本平民黨(1906年)、普選期成同盟、社會主義同盟日本選舉。
(1920年)等勞動團體和組織團體積極推進了院外的民主政治運動。這就是所謂的普選運動。日俄戰爭后,日本政府推行的的以增稅和擴張軍備為中心的財政經濟政策,違背了一般產業資產階級和中間階層的利益。產業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在政治上急需實現普選,知識分子和市民階層也有同樣的要求。特別是1918年米騷動期間,學生、工人、職員等市民團體廣泛加入普選運動,大眾性民主運動被動員起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日本的普選運動的性質有了顯著的變化。隨著戰爭的結束,日本的經濟在戰時景氣的推動下有了很大的發展,各種新興職業紛紛出現,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職業的出現、國民教育制度帶來的文化普及、徵兵制度導致的的民族主義情緒,使日本成為一個群眾社會,新的階級利益和集團利益開始分離出來。隨著社會基礎的改變,普選運動逐漸從觀念和原則的階段脫離出來,具有了階級鬥爭的色彩。普選運動從之後的1919年開始達到了白熱化程度,社會各個階層都踴躍參與,日本的工人團體也首次參加了進來。但是隨著1920年國會否決了關於實行普選的議案以及在之後的國會大選中普選派遭到了慘敗,普選運動的熱潮也就隨之降了下去。從這時候起,普選運動開始發生變化,大規模的普遍性群眾運動被議會鬥爭所取代。
議會中首次提出普選法案是在1901年的第16屆議會,但是遭到了貴族院的否決,其後還曾多次提出,但都遭到了否決。直到1924年,“護憲三派”內閣的成立,為了兌現其在競選中關於堅定實現普選的承諾,護憲三派在議會中與保守派經過艱難的討價還價,最後在做出重大讓步和妥協的基礎上,終於通過了普選法案。為多年的普選運動劃上了一個並不完滿的句號。
這裡的《普選法》指的是1925年的《普選法》。與之前的選舉法相比,增加了對議員候選人、競選活動的內容、競選活動費用等相關項目的規定。整部法律由13章150條構成,內容和條文數量都得到了擴充,除確定了男性普選權外,最重要的修改是首次導入了日本獨特的中選區制。其主要內容包括:選舉權的納稅條件被取消,凡年滿25歲的男性帝國臣民都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的年限仍維持在30歲。
在1925年的選舉法修改中首次導入了日本獨特的中選區制,即每個選區議員定額為3—5人,每12萬人選出1名議員,總的議員定額為466人,投票方法繼續採用1900年制定的大選區單記非轉讓式。導入中選區制與發展民主選舉毫無關係,完全是出於現實的需要。
大正民主運動是繼自由民權運動之後日本資產階級發展而政治上要求與之相適應發展的必然產物,是日本現代史上的又一次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運動。同時也是日本政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階段。其功績在於:它結束了日本藩閥專制的統治,制訂了普選法,確立了政黨內閣制;它孕育和成長起來的民主傳統,成為日本民主運動中寶貴的精神財富,它極大的促進了日本資產階級民主化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為戰後日益高漲的民主運動創造了歷史前提條件和可能性。因此說它是日本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然而大正民主運動確立起來的政黨內閣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使得政黨政治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政治相比,都是不完備的,無法比擬的。它沒有從根本上清除明治憲法政治體制中的專制主義因素,這種政黨內閣制仍然是天皇制下的政黨內閣制,它沒有能夠阻止日本軍部法西斯獨裁統治的出現,反而其生存仍受到軍部等特權專制勢力的嚴重威脅。另一方面,它又是資產階級政黨同藩閥官僚勢力妥協的產物。這些不完備的因素,都為二戰前政黨政治的崩潰,日本軍部法西斯專政的建立埋下了隱患。但這並不能抹殺大正民主運動在日本政治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