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權兵衛

1852年10月15日出生於薩摩（現鹿兒島縣）。1863年參加薩英戰爭。

1868年參加戊辰戰爭，戰爭結束後由西鄉隆盛介紹給了勝海舟，從此加入海軍。

1869年以薩摩進貢生身份進行海軍操演所學習。

17個人中倒數第二名畢業。

1874年任海軍准尉，留學德國。歸國後任高雄、高千穂艦長。

1891年在海軍大臣西鄉從道手下任職，宣揚日本是島國，海軍如果不是第一也該和陸軍平行，結果終於建立了獨立於陸軍的海軍軍令部，從而飛黃騰達。

1895年任海軍軍務局長。

1898年任第二次山縣內閣海軍大臣，在第四次伊藤內閣、第一次桂內閣時留任。

1904年晉陞海軍大將。

1913年組閣，廢除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次年因西門子事件被迫下台。

1923年再度組閣，在關東大地震時實施戒嚴令，頒行《治安維持法》，遭到普遍反對。后因虎門事件總辭職。退休后以薩摩派軍閥巨頭坐鎮海軍。

1928年受大勛位菊花勳章。

和當時大多數日本海軍軍官一樣，山本權兵衛是鹿兒島人，薩摩藩的。十一歲時就參加了薩英戰爭，在弁天炮台幫著搬炮彈，在一起搬炮彈的還有東鄉平八郎，炮手不是別人，就是後來日本最早的元帥大山岩（這個炮台可謂價值連城~~）。英國艦隊旗艦尤里亞勒斯的艦長和副艦長就是被這個炮台送去見上帝的。山本權兵衛是海軍兵學校第二期的，在海兵的時候是最讓教官頭疼的學生之一，最早幾期海兵學生中和英國人打過仗的不少，除了對過去兵戎相見的敵人那種本能的抗拒以外，還有就是“老子來自戰場”的自負，根本就沒有把那些沒有實戰經驗的大鼻子教官放在眼裡，成天喝醉了酒打群架，火來了連英國人教官都敢打。

道格拉斯少校“做個紳士”的諄諄教誨對這幫近似於地痞流氓的學生沒有任何用處，到後來只能採取最原始的“開除”方法。僅在1872年一年中被開除的學生就有158名之多，山本權兵衛是第二期中頑劣之首，但不知怎的逃脫了被開除的命運。

山本權兵衛的胡鬧，還不僅限於酗酒打架。一次和別的士官們一起到品川的娼館里去喝花酒的時候，看上了一個雛妓。當天晚上山本少尉就找了幾個人做幫手在妓院后牆上架上梯子把那個雛妓從妓院里偷了出來，後來妓院找上門來，山本的一幫狐朋狗友幫他湊份子算是幫那雛妓贖了身。而那個雛妓就是後來的山本權兵衛夫人津澤登喜子。

山本權兵衛在進入海軍中央擔任海軍省官房主事以後不像別人那樣經常在艦隊和中央衙門之間來來去去，而是一直在海軍中央工作（不客氣地說，就是沒下基層“蹲點”）。但他又步步高升，幾乎是日本海軍中僅有的沒有擔任過艦隊司令的海軍大將。這種奇怪的經歷，和海軍大臣西鄉從道的知遇有很大關係。

山本權兵衛大臣

日本政府在1892年第四屆議會上削減了預算案，開始行政改革。當時山本權兵衛位居海軍省官房主事，在他主導下成立了相對獨立於海軍省（軍事行政機關）的海軍軍令部（參謀機構），使落後於陸軍的海軍有了和陸軍平等的地位。在同時進行的人員調過程中，他把同鄉、前輩以及在明治維新中立過功的人也列為調整對象，解除了8個將軍和89個校官的職務。山本大佐桌上放著一把短劍，挨個接見名單上的軍官，向他們宣布下崗決定。不管是“僭上反亂”的怒吼還是苦苦哀求，山本都毫不為之所動，鐵石心腸地完成了日本海軍史上第一次“瘦身行動”。對有用的人材則毫無偏見地錄用。象山東鄉平八郎、齋藤實、岡田啟介、山下源太郎等日後成為重要角色的人物都是在那時由山本權兵衛提拔起來的。他的政治手法得到出身陸軍的山縣有朋和井上馨的賞識。在山本權兵衛還當局長的時候，周圍的人就稱他為“權兵衛大臣”。身為薩摩人的山本權兵衛認識到了任人唯親的弊害，所以就用軍校學習成績來定升降的辦法，推行吊床號制度，保證了任人唯賢，從而解消了薩摩出身獨霸海軍的現象。

中日甲午戰爭謀划階段，海軍省官方主事（相當於辦公室主任）山本權兵衛大佐和陸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中將之間有一次激烈的交鋒。當時能動員的日本陸軍總共大約有24萬人，而清軍則有98萬陸軍。但日本陸軍並不害怕那98萬大清陸軍，因為一來分得太散，不一定能動員的起來。二來清軍的軍事素養和作戰能力確實不敢恭維。所以川上主持制定的《征清大作戰構想》在一開始根本就沒有考慮海軍的作用，一開口就是發揚200米內硬功夫，刺刀見紅，打到清國的直隸平原，在那裡和清軍決戰什麼的。但川上在發表這個構想時，冷不防被山本權兵衛將了一軍：“陸軍有沒有優秀的工兵？”川上的回答是：“帝國陸軍的工兵非常優秀。”“那好，現在開始就趕快在九州到釜山之間架一座橋起來，要不然陸軍過不了海。”陸軍這才注意到他們的作戰計劃理有根本的缺陷：沒有考慮制海權。山本說了下去：“征清作戰是渡海作戰，沒有海軍的護送，陸軍無法登陸。在海軍奪得黃海的控制權以前，運兵運糧的所有船隻都在北洋水師威脅下，如果北洋水師一旦切斷陸軍的兵員，軍火，糧草補給線，不管在朝鮮登陸了多少人，也不管這些人如何善戰，就只有失敗這個唯一的結果。”山本繼續又說：“所以這次作戰，海軍最大和最終的任務就只是自主行動，奪得並且確保制海權。其餘的陸軍部隊運輸以及護航活動，都不能對海軍的自主奪得制海權行動構成障礙。”川上和在場的大山岩都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海權第一的論調。但是川上對於這種直截了當地反對自己的意見並不以為然，聽了進去。山本只是一個海軍大佐，而川上是陸軍中將（那個時候日本還沒有元帥，大將只有幾個（大山岩，小松宮彰仁親王和山縣有朋），那時的中將就相當於後來的大將）。參謀次長川上可謂是陸軍二號人物，山本的發問，應該說是有點犯上的。當然有一點很重要，川上操六也是薩摩藩出身。原來和山本權兵衛在鹿兒島的健兒社是前後輩關係，要不然“陸軍二號人物”也不一定會聽得進一個海軍省大佐主事的諷刺。這樣在那個《征清大作戰構想》中，才出現了根據制海權的變化而採取不同行動的方案。這是後來被稱為“日本海軍之父”的山本權兵衛首次露崢嶸。開戰時只是一介大佐官方主事，並沒有參加具體的戰爭策劃和戰爭指揮的山本權兵衛，就這樣以簡潔的比喻給陸軍頭頭們上了一堂海權課。1894年7月19日，根據軍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權兵衛大佐提出的方案，將已經改名為“西海艦隊”的警備艦隊和常備艦隊整合成“聯合艦隊”。對於如何對付日本海軍威脅最大的北洋艦隊的定遠級鐵甲艦，山本權兵衛大佐也有他的構想，作為曾經留學德國，日本海軍首屈一指的克虜伯大炮專家，曾經擔任過海兵的炮術教官的他，想的就是利用速射炮的數量優勢，首發命中，然後像急風暴雨似的攻擊，摧毀其上層建築，殺傷人員，使其喪失作戰能力。為此他在開戰前就秘密組織人員對定遠、鎮遠兩艦進行精確測量。實戰的結果事實證明他的做法非常正確。

黃海海戰剛剛結束的時候，山本權兵衛就向首相伊藤博文報告過俄、德、法三國在頻繁接觸的消息。外務省沒看出名堂，而山本權兵衛預計到了這三個國家會在媾和談判的時候對日本施加壓力：“總理，日本現在沒有和這三國對抗的實力，無論他們提出什麼要求，我們都只能忍。”他的過人的預見力表現無疑。甲午戰爭剛剛結束的1895年6月，西鄉從道就把剛剛晉陞為少將軍務局長的山本權兵衛找了去：“大家都要和俄國打仗，打仗沒有船不行，你先算算需要多少船。”山本在年底交出了《第11回海軍擴張案》，也就是所謂“六六艦隊方案”，六艘戰列艦，六艘一等巡洋艦的方案，分兩期進行。但他還是沒有把握對俄開戰會勝利，因此在1903年6月的御前會議上認真地反對和俄國開戰，乃至整個日俄戰爭期間山本沒有發表過一句“豪言壯語”。謹慎的舉動使他被國會和傳媒攻擊為“失敗主義者”。山本權兵衛是個官僚，長期在海軍中央工作的經驗讓山本習慣了遇事先從組織上考慮解決方法，他起用了差點準備退休的舞鶴鎮守府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擔任聯合艦隊司令。山本就是看中了東鄉平八郎的沉默寡言和聽話。而當明治天皇都不解地問起來為什麼把東鄉換了日高壯之丞時，山本權兵衛的理由居然是：“東鄉運氣好”。為了保證東鄉老老實實，山本權兵衛又找了兩個人來給東鄉當參謀長和先任參謀，島村速雄是日本海軍先發制人戰略的制定者，而秋山真之則是海軍戰術的制定者。對馬海戰前，關於俄軍將走那條路線，海軍內部爭論不休，但是海相山本權兵衛下了一道死命令：爭論可以，不管什麼結論都是正確——但是，誰也不準和聯合艦隊開展爭論。讓聯合艦隊內部自己爭論，得出自己的結論，聯合艦隊的結論就是大本營的結論，任何人不得質疑。總之一句話，不準影響東鄉平八郎司令長官的判斷。管他是對是錯，日本的命運就賭在這個矮個小老頭上了。

山本權兵衛在由薩摩派閥掌握主導權的海軍中比同是薩摩藩出身的黑田清隆、西鄉從道等人年輕10多歲，屬於第二代領袖。由於他有著被稱為“權兵衛大臣”的實力背景，所以從1898年11月至1906年1月連續擔任三屆內閣的海軍大臣，成為海軍的中心人物。

明治末期，日本政治進入由藩閥政治向政黨政治轉換的漫長階段。在第三次桂太郎內閣成立之前，山本權兵衛被從第二次西園寺公望內閣接班人的候選者中淘汰，評論家鵜崎鷺認為“是山縣有朋的反對使他沒能主導政局”。相對於迄今一直是政治主流的“長州派陸軍第一代”來說，山本權兵衛屬於“薩摩派海軍第二代”，這也是阻礙他成為首相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山本權兵衛擔任首相之前，薩摩藩出身的首相只有黑田清隆和松方正義兩人，而且“理論上”出身於海軍的首相只有松方正義一個人，更何況松方只是文官，沒有軍銜。長州藩出身且有陸軍背景的首相在人數上雖然只有山縣有朋和桂太郎兩個人，但在任職時間上卻大大超過了出身於薩摩藩的首相（桂太郎是到目前為止任職時間最長的日本首相）。如果把伊藤博文也算進去，那麼長州藩的優勢就更加明顯。

逼迫桂太郎辭職

第三次桂太郎內閣在高喊“維護憲政、打倒閥族”口號的護憲運動（“大正政變”）中宣布總辭職。促使桂太郎內閣倒台的一個原因是山本權兵衛氣勢洶洶地逼迫桂太郎儘快辭職，並為此拜訪了西園寺公望做工作。山本權兵衛一下子成為政治明星，他與政友會的關係也被刻意渲染出來。

在桂太郎內閣辭職后的元老會議上，作為護憲運動攻擊目標之一的山縣有朋始很明智的保持低調（很明顯輿論不利於己）。桂太郎推薦西園寺公望接任首相，但西園寺公望認為自己沒有按照天皇“阻止通過桂太郎內閣不信任案”的交待去辦而固辭不受。作為立憲政友會總裁的西園寺公望推薦由本黨的原敬或松田正久接任首相，但他們都是政黨政治家，不可能得到那群日本元老（特別是山縣）的同意。結果首相的桂冠就落到了山本權兵衛的頭上。山本權兵衛同情政友會，並且由於他屬於第二代政治家，跟元老們關係不大（當時西鄉從道早就去世），成為不了護憲運動直接攻擊的目標，比較容易被人接受。他是薩摩藩軍閥這一點雖然對於要打破閥政治的民眾來說難以接受，但對於元老們來說卻是可以同意他擔任首相的重要理由。

西南戰爭以後，從“海陸軍”的說法變到“陸海軍”，海軍一下子矮了半截，從此就在陸軍老大的影子裡面過日子，海軍也只敢怒不敢言（其實對於日本這樣的島國，居然會搞大陸軍主義，真是不可思議~~）。而甲午，日俄兩場戰爭中海軍的表現不錯，人氣和地位也就跟著上升，陸軍對海軍也越來越給面子。最後，海軍終於到達了頂點：1913年2月山本權兵衛海軍大將當上了首相。這不是件小事，陸軍可能已經不希罕什麼首相不首相了，因為那東西似乎“常駐”陸軍，山縣有朋，桂太郎都當過首相。可對於海軍而言這是開天闢地第一遭，海相是在日俄戰爭時專管後勤的齋藤實，次官是山本的女婿財部彪，海軍軍令部總長是伊集院五郎，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是加藤友三郎，據說是海軍的最強陣容，海軍算是混出個樣子來了。

他上台後，一邊安撫民眾情緒一邊應付政局，不得不和政黨進行合作。在政黨方面，對佔有議會過半數席位的立憲政友會來說，只要沒有天皇要其組閣的命令，就只能通過與山本權兵衛合作來實現其政策主張，除此別無他擇。雙方從各自所處立場出發，確定了第一次山本權兵衛內閣的大框架。

山本權兵衛與政友會經過協商達成一致，內閣成員除陸軍、海軍、外務大臣以外全部加入政友會，作為交換條件，政友會同意支持山本權兵衛內閣。高橋是清、奧田義人、山本達雄三人在入閣之前加入了政友會。山本權兵衛還通過起用大久保利通的次子牧野伸顯等手段成功抑制了薩摩藩的競爭對手、護憲運動要打倒的對象—長州藩派閥。從這一點上看，山本權兵衛雖然有得到政黨支持的背景，但他在執政過程中，並非將實現自己的政策為重點，而是優先考慮控制政權和穩定運營，說到底他還是屬於“利用政黨主義”的實用派。

致力於通過護憲運動打倒藩閥政治的政友會成員們難以接受和薩摩藩頭子山本權兵衛進行合作。內閣成立后不久，尾崎行雄、岡崎邦輔等24名議員脫離政友會，成立政友俱樂部，政友會作為執政黨在議會的席位跌到半數以下。山本權兵衛內閣成立一周之後，由於桂太郎辭職而中斷的第三十屆議會復會。由於時間有限，新內閣提出了與桂太郎內閣完全相同的預算案，最終以5票之差僥倖得以通過。山本權兵衛內閣的開局相當嚴峻。

修改陸海軍大臣任用制度

山本權兵衛在議會中提出修改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和文官任用制度，並得以實現。所謂現役武官制是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制定的，規定只有現役陸海軍的大、中將才有資格擔任陸、海軍大臣，這個規定導致了第二次西園寺公望內閣的倒台（“軍閥毒殺內閣”）。山本權兵衛為了擴大內閣對軍部的約束力，將擔任陸海軍大臣的資格從現役將官擴大到預備役和後備役將官。山本權兵衛自海軍起家，和齋藤實一起控制著海軍大權，在海軍和輿論支持背景下，對改革心懷不滿的陸軍也只好勉強同意。以這次改革為契機，陸軍大臣木越辭職，在圍繞後繼任人選問題上山本權兵衛沒有和山縣有朋商量就決定由土佐藩出身的楠瀨幸彥接任。正如大家所知，雖然修改了現役武官制，但實際上並沒有預備役和後備役將官擔任過陸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本人是否真有從現役軍人以外選拔大臣的意願值得懷疑。雖然這些改革是在政友會的壓力下進行的，但山本權兵衛在輿論的支持下，使改革獲得成功，為軍人以外人員擔任軍部大臣掃清了障礙，這一點還是值得讚賞和強調的。日後廣田弘毅內閣恢復了現役軍人擔任軍部大臣制度，結果導致陸軍利用這個制度控制了內閣。如果把兩者進行比較，感觸就會更深一些。

在改革文官任用制度方面，他放寬了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時制定的敕任官必須通過高等文官考試的規定，擴大了首相自由任用官員的範圍。為了排除來自山縣有朋派官僚控制的樞密院的壓力，山本權兵衛把可由自己自由任用的官員範圍擴大到陸、海軍省以外各省的次官以及警視總監、法制局長、內務省警保局長等。改革給政友會帶來相當大的好處。有人認為改革使官僚政黨化，政黨增加了對政府人事安排的干預權力。也有人認為，在民主政治中，被委託擔當政權的政黨、人物使用自己的助手落實政策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必須指出，對於山本權兵衛的改革不能一概而論是對是錯。

對大藏省和農商省整編

山本權兵衛內閣對大藏省和農商省進行了整編，削減了一萬多名官吏和僱員，僅大正2年就削減了6600萬日元的行政經費。山本還對山縣有朋的大本營——樞密院進行改革，將樞密顧問官的定員從38人減至24名，弱化了樞密院的力量。

有人認為，山本權兵衛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得到過昭和天皇的高度評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分析日本戰爭失敗原因時，天皇舉出四個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沒有具有常識的領導層，戰略和政略不足，缺乏對部下的統帥力，釀成以下克上之風，導致最終失敗”。與當時領導層相比，天皇認為有能力的人物有山縣有朋、大山岩、山本權兵衛。雖然還不清楚山本權兵衛哪段執政時期得到昭和天皇好評，但可以認為第一次組閣時期是非常重要的。

事件背景

從日俄戰爭結束以後的1905年開始的幾乎四十年間，始終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在日本海軍中徘徊，最後這個幽靈還真成了精怪，那就是八八艦隊的幽靈。一般都認為，這個八八艦隊的構想是山本權兵衛提出來的。是為了和陸軍對抗，為海軍要錢而搞出來的。第一次山本權兵衛內閣正值日本經濟不景氣，全國的中小資本家認為政府既然能夠進行行政、財政改革，那麼一定有收入來源，因此展開要求廢除營業稅和通行稅的運動。“西門子事件”成為推動這場運動發展，迫使政府不得不減稅的象徵性事件。

事件起因

1913年11月的一天，德國西門子公司東京支店長維克多·赫爾曼在德國大使館員亞歷山大·希爾的陪同下到海軍省來打招呼，說是西門子公司有人偷了公司的文件逃到英國去了，在向西門子公司勒索50萬馬克。日本人聽得有點糊塗：德國的公司失了賊，管日本什麼事？你要是想請日本偵探出手幫忙抓賊，那也是找內部省，不該找海軍啊。德國人見日本人聽不明白，就直接說了：“可能事件捂不住，這件事一公開只怕有幾個日本海軍的高級軍官的名字在歐洲要見報，所以來打招呼，你們還是早作準備的為好。”原來，被偷出去的文件中有一份西門子公司同意給海軍省負責武器採購的原艦政本部第一部部長岩崎達人少將25%的回扣的電報。海軍一聽就知道大事不好了，當時正是八八艦隊計劃的緊張時刻，原以為山本權兵衛大將當了首相，海軍要起錢來可以方便些，誰知道跑出來這麼一檔事，趕緊就成立了以出羽重遠大將為委員長的查問委員會來追查這件事。查下來的結果是確實有人在德國拿了錢，而德國人做的只是為日本人在英國定購的巡洋戰列艦金剛號配內裝的活，干正活的英國人也給了日本人錢，而且給得更多，光艦政本部原本部長松本和中將一人就從英國人那兒拿了40萬日元（不要忘記那是有個千把日元就能在東京蓋座房子起來的年代，新日鐵的前身八幡制鐵一開始只用了57萬日元就建了起來，這45萬的數字之大可想而知）。這個松本和中將在事發當時是吳鎮守府司令長官，已經是下一任海相的人選，熟悉日本政治的人應該知道日本的金權政治是有傳統的，據說松本弄這筆錢就是為了當海相而在準備政治活動資金，所以這筆錢還存在銀行里沒動。1914年1月23日這份文件在日本一經見報，頓時就是一場地震。國會裡亂成了一鍋粥，傳媒在拚命炒作，用後來的甲級戰犯嫌疑犯，歷史學家德富蘇峰的話來形容就是：“想起海軍就想起山本權兵衛，想起山本就想起回扣。”憤怒的群眾湧向國會和海軍省，四千名警察都沒有辦法維持秩序，結果陸軍出動了第三聯隊的一個大隊幫助維持秩序才算把局勢平靜下來。結果是剛剛坐上首相寶座的山本權兵衛帶著他那個內閣在四月份集體辭職。海軍剛剛有的一點名堂又沒有了。

觸犯了軍事和政治權貴利益

這件事情非常複雜，海軍從萬年老二慢慢地爬到能和陸軍老大哥幾乎平起平坐，陸軍除了還有一個名義上是“天皇的幕僚長”的參謀總長之外，再沒什麼比海軍牛的地方了。海軍的名聲加上漂亮的軍服，是青年人的嚮往，再加上男人那種天生的對機械的憧憬，使得土頭土腦的陸軍開始害怕招不到人了。也確實是從日俄戰爭結束開始，一高（東京大學），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兵學校這三個學校中，海兵成了最難考的學校，陸軍心理不平衡是肯定的。但是陸軍對海軍的不滿還不僅僅在於此，山本權兵衛上台以後採取的幾項觸犯了軍事和政治權貴利益的改革措施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山本權兵衛在剛上台的就職演說中就提出了“國防不是被軍人壟斷的東西”的觀點，從而取消了內閣中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必須“現役武官制”的規定。這個“現役武官制”是陸軍控制政府的最有力武器，根據這個規定，出任陸海軍大臣的必須是現役的陸海軍中將或大將，這樣只要陸軍對政府不滿，只需要陸軍大臣辭職而且又拒派接任大臣的話，政府因為重要大臣位置出現空缺而只能總辭職。新任首相，哪怕是已經獲得天皇指名，只要陸軍不出陸相，那人就無法組閣，因此只有陸軍中意或者一切按陸軍意向行事的人才能當上首相或者當穩首相。

從理論上來說海軍也能做到這點，但海軍沒有付諸過行動，而且對陸軍的這種飛揚跋扈也有不滿。更重要的是熟知陸海軍關係的山本權兵衛也害怕陸軍對他也來這麼一下，所以先下手為強，斷了陸軍的想念——你陸相敢辭職，我就能隨便抓個人來當這個陸軍大臣。

趕山本下台

在陸軍最長老的山縣有朋看來這是不可饒恕，一定要給與懲罰的背叛行為。恰好在山縣有朋苦思冥想怎麼才能把這個不只是在日本海軍，在全日本都很有人望的山本權兵衛趕下台時，天上掉下來了一個西門子事件，給了山縣有朋一個絕好的機會。沒有人能拿出證據說明陸軍策劃了這場陰謀，山縣有朋本人也沒有出面，但是所有在國會裡對政府發難的議員們都和陸軍走得相當近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歷史學家們往往還會提到另一個巧合：時任朝鮮總督的明石元二郎中將正好在此時奉招回國述職，對於能攪亂俄羅斯帝國的特工天才明石中將來說，造成群眾由於“義憤”而上街抗議似乎是太簡單了。

甲級戰犯，後來的內閣總理，當時是總檢察長的平沼騏一郎在回憶錄中說：“議會內閣里島田三郎在彈劾山本，地方上也在反對山本權兵衛，想方設法要趕他下台，從表面上看不見山縣，其實山縣的眼中釘就是山本”。

西門子事件把剛剛在日本國內政治舞台上崛起的日本海軍又打了下去，喪盡臉面和信用的海軍再也無法提出擴軍的計劃了，如果就這麼下去，日本倒也不一定能走進太平洋戰爭，一部分日本人就是這麼看的。

事件評論

歷史不容許假設，歷史只承認已經發生的事實。西門子事件對海軍的影響之大是怎麼估計也不過分的。新上台的海軍大臣八代六郎為了挽救名譽幾近全無的海軍，提出了一個對海軍說來是晴天霹靂的建議：將山本權兵衛和齋藤實編入預備役。這件事甚至引起了海軍老帥井上良馨和東鄉平八郎的憤怒抗議。八代只好叫上次官鈴木貫太郎少將和軍務局長秋山真之少將，對兩老元帥說明了三點理由：1.海軍得向議會要八八艦隊的預算，一談錢就是山本。2.松本和中將確實是山本和齋藤的心腹，在松本問題上，山本不負責任不行。3.當時貴族院里攻擊山本和海軍時，山本沒有反擊，損害了海軍的形象。面對著這三條理由井上良馨和東鄉平八郎也無話可說，於是山本權兵衛就離開了海軍。山本過早被編入預備役，從而喪失了能夠名列元帥府的資格。山本離開海軍的最大後果就是日本海軍再沒有了能夠統管全局的人物。後來的加藤友三郎勉強可以壓得住場面，但他是“殘燭首相”，壽命太短，1923年62歲就死了。此後日本海軍從此分崩離析，誰都可以任意行事，結果就是變回陸軍的附庸。

加藤友三郎去世后，在元老西園寺公和松方正義定奪下，1923年8月28日再次由山本權兵衛組閣。這是由於當時第一大政黨政友會內部存在總裁高橋是清派與反總裁派的矛盾而無法擔綱政權，憲政會也沒有這方面的要求，並且很多人對與西門子事件無關卻被排除出政界一線的山本報抱有同情。

山本在組閣之初曾想組建一個舉國一致內閣，他邀請政友會總裁高橋是清、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以及貴族院研究會的幹部們入閣，均遭拒絕，不得不逐個決定閣僚人選。革新俱樂部總裁犬養毅以實行普選製為條件答應入閣，但確定其他閣員並非易事。發生了關東大地震，山本在持續不斷的餘震中決定自己兼任尚未確定的外務、文部、司法三個大臣的職務。山本內閣宣布成立。這個內閣中有很多實力派人物，被稱為“人材內閣”。由於沒有多數執政黨參與，內閣更加需要首相發揮領導力。

關東大地震非常強烈，死亡人數超過9萬人，受災群眾達340萬人。為應對災情組閣越快越好。組閣后，內閣每天要召開數次會議，至12月止共頒布了包戒嚴令在內的130條以上的法令。政府還設立了以首相為總裁的帝都復興審議會和以後藤內相為總裁的帝都復興院。高橋、加藤兩位黨首也參加了帝都復興審議會，呈現出舉國一致的情景。但對於后藤內相提出的30億日元復興費用預算，審議會認為應優先考慮復舊項目，只認可了不足6億日元預算。地震發生后，廣泛流傳著朝鮮人要藉機暴動的傳聞，結果以數千名朝鮮人被殺害為開端，相繼發生了殺害工人運動領導人的“龜戶事件”和殺害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和伊藤野枝的事件。應該注意到的是，不論哪一件事件都與政府有關。

犬養毅不斷要求儘快實現普選制，政友會對此表示反對。由於山本在震后復興問題上需要政友會的合作，因此表現出迴避的態度。但是政友會認為帝都復興計劃會對地方產生不良影響而表現出厭煩情緒，山本對犬養毅等閣僚的領導力急劇下降。

以帝都復興相關問題為中心的第四十七屆議會在留下一些少得可憐的成果后結束了。兩天之後，即1923年12月25日，第四十八屆通常議會召開。在議會開幕的27日，發生了無政府主義者在虎門開槍狙擊前往議會途經此處的攝政官裕仁皇太子（就是後來的昭和天皇）的虎門事件，山本內閣為此提出辭呈。天皇暫時收下了內閣辭呈。雖然兩天後宮廷下達了不允辭職的“優渥上諭”，但在犬養毅強烈主張下內閣還是總辭職了。對於犬養毅來說這是一個事關國家體制的重大問題，同時他對山本內閣實現普選也不再抱希望。

概括地看兩屆山本內閣，可以說它的誕生是靠自身實力創造的運氣，後來又因偶然的不走運而倒台，真讓人感到宿命的安排。關於第二次山本內閣，在內閣成立之初就有人指出山本已是強弩之末。雖說虎門事件成為導致第二次內閣辭職的直接原因，但年過七旬的山本不能正確掌握和對應民主社會潮流，沒能及時充分應對地震災情，以及沒能善使謀略控制住政黨才是其內閣倒台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