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夫

吳萬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小說、詩歌、散文榮獲各類文學獎項若干次。部分作品被《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作家文摘》、《中外期刊文萃》、《青年文摘》、《讀者》等轉載，並收入多種選集和中小學語文教學參考資料。數篇作品被翻譯成加拿大、土耳其等國語言。已出版小說集《朝聖路上》、《挑著的家》等。現供職於河南日報報業集團。

從上世紀80年代末在《百花園》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弟弟》起，這位緣於弟弟在外做建築民工而開始關注打工一族的青年作家吳萬夫，已創作了30多部中短篇小說及100多篇小小說，他的筆下時時流淌著對外出務工農民的那種人文關懷與同情、理解，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小說引起社會對民工更廣泛的關注，也希望以文學改變自己的命運。至此，他說，自己其實就是這打工者中的一員，也是一個流浪漂泊者，只不過是一個文化打工者而已。

吳萬夫早年出生在河南光山縣一個並不富裕的村子，討飯出身的父親與雙目失明的母親以他們的普愛之心和博大情懷，辛勤地哺育著8個子女。吳萬夫四五歲起就開始為自己的家庭從心理上分擔著苦難與艱辛，正所謂“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那時候，一家人還是為了吃飯而奔波。小小年紀的吳萬夫就想著長大以後還是當醫生吧，這樣不僅可以養家糊口，而且可以救治更多像他們這樣貧窮的人家。於是，奔著這個目標，即使家裡無錢供給不得不於高中就停學的他，還是自己咬著牙自考進光山衛校，於是，業餘時間便想著寫東西換點稿費來交學費和維持生活。這時他的弟弟已遠走鄭州打工，父親因弟弟的外出而大為光火，幾天後，聽到弟弟從高高的腳手架上摔下時，父親口吐鮮血……吳萬夫知悉這一切，淚如雨下。自小對苦難的敏感，使得他因此而創作了那篇小說《弟弟》，很快小說就在《百花園》發表。他心裡對《百花園》的感激是無法言表的，能做到的就是從那時起，即就是生活再困難，他也一本不少地購買著每期《百花園》雜誌。不久，《阿香》又在《百花園》發表。吳萬夫說，這才是他的小說處女作。因為這篇小說寫得早，而且在寫《弟弟》之前，在信陽的“映山紅”筆會上他遇到了《百花園》的編輯，小說受到肯定。這篇小說不久便被改編為電視劇。吳萬夫的文學之夢由此越做越大……

回憶著當年的生活，至今吳萬夫的眼裡依然會瞬間便蒙上一層水霧。上衛校時，他沒錢買菜吃，一兩個月才回一次家，往返車費是不可能有的，只好借同學的自行車來回騎一百多里路，或者完全自己步行。畢業后，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在小鎮上辦個診所，從家裡走時只帶了幾斤大米和一條板凳。租的兩間小屋，一間開診所，救世濟人，另一間就是他的文學與生活之所，用於溫暖自己和別人的心靈。這以後，他的作品在《青年作家》《飛天》《山東文學》等數十家專業刊物發表，並被《中華文學選刊》《小說月報》《讀者》《小小說選刊》等多家知名刊物選載，還被譯到國外，並在全國各種文學獎項中獲得了一等獎、金獎之類的好名次，隨後又出版了小說集《朝聖路上》《挑著的家》。

吳萬夫的小說一直在關注自己眼裡的鄉親，因為親人中有六七個人都在外務工，所以他的筆端更多的是寫一群生活在城市中的農民，寫他們的生存狀態、心理與生理的困惑和無奈。他希望自己的小說能引起更多的社會學者、政府官員的注意，由此能給予民工更多的同情，並為改變他們的生存狀況而做些什麼。當我們身邊的高樓大廈林立起來的時候，當我們的街道越來越寬的時候，當我們的城市變得越來越美麗的時候，我們可曾想過，這一切都是那些酷暑寒冬衣衫襤褸的民工的血汗換來的，他們白天辛苦勞作，夜間露宿街頭或是正在修建的潮濕而四面透風的工地。他們在想念自己遠在鄉村的家鄉和親人……

幾年後，這位在光山縣孫鐵鋪鎮口碑極好的年輕醫生，放棄了從醫而徹底從了文。像當年的魯迅一樣，他認為醫學只能救一人，而文學將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他南下廣州，輾轉鄭州，再回信陽，再進鄭州，多年來，他以一個民工的身份，做過報社記者、雜誌社編輯、刊物發行、圖書編輯……作為一個文化打工者，他接近那些各種行業的外出務工者，酒店、工地、碼頭、車站……於是，《打工的駱娘》《未曾謀面的老闆》《瘋狂者》等一批狀寫打工者的小說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去年在大型文學雙月刊《清明》上發表的四萬多字的中篇小說《金小刀的一九九九》，更是以“南漂”廣州的金小刀的打工經歷，展現了當代“普通人的生活狀態和情感訴求，傳達出不可掩飾的盲目、嘈雜和心煩意亂。每個人都試圖改變自己的生活，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眼前的一切”而被推薦為刊物的封面篇目，並在卷首語中由主編配發評語。

多年來，吳萬夫的小說正是因為這樣對社會世態、人性深處的揭示，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和關愛，也引起了不少麻煩。他的小說《惡意電話》在《文學港》和《作家天地》發表不久，一位政府官員一口咬定是寫他本人，“對號入座”非要給他點顏色看看不可，最後是熟人勸說，才算放吳萬夫一馬；《霍亂》發表后，當地的防疫醫生則到律師事務所諮詢，是律師的一番話才改變了他們要把吳萬夫推上被告席的初衷；《××頻道》更是捅了“馬蜂窩”，電視台的幾位記者請來的律師，找到市委宣傳部和發表他的作品的那家晚報，興師問罪……

吳萬夫說，當年在家從醫問診，方圓多遠的人都喜歡找他看病，他知道，產生這種“效應”的原因，第一是憑藉他的醫療技術和職業道德，第二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沾了他的文學光。所以，用文學關注現實，對得起生養了他的故鄉和父老鄉親，使得他時時不忘“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責任。如今在鄭州一家出版社打工的他表示，他給自己的定位仍是一個都市的漂泊打工者，接下來肯定還是要寫有關民工的小說，因為他太熟悉這種生活，而且這方面也大有可寫。

前些年，萬夫告訴我他的小小說要結集出版的時候，我一點也沒有感到太多的意外，反而覺得這是順理成章的事，畢竟他侍弄小小說有些年頭了。奇怪的是，現在再和萬夫聊些往事，小小說竟成了我們惟一共同的立場。

因為是同鄉，我還在讀高中的時候，就聽說在那個叫孫鐵鋪的小鎮上，有個叫吳萬夫的醫生，是我們縣城不可多得的多產作家，有的作品還被拍成了電視短劇。後來和萬夫熟識了，知道萬夫是一個專寫小小說的作家，還知道他有一個賢惠善良的妻子和兩個聰明可愛的孩子。當然，這些我知道與不知道，與萬夫的創作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正如對任何人我不敢妄稱知己一樣，對萬夫我也不敢口出此言。無論從審美角度，還是從人文角度，即使我讀完他的全部文稿，或者說我每天坐在他的診所里，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再或者在子夜時分，躡手躡腳地來到他的窗前，側耳竊聽他的夢中私語，我也不敢說我對萬夫已經擁有發言權了。

萬夫出生於農村，兄妹七八個，母親十餘歲就雙目失明，父親長年累月的患病，用萬夫自己的話說，“我的童年是在憂鬱和淚水中度過，是苦難的家，是苦難的生活，使我過早的成熟……”，然而就是這樣的環境，讓萬夫的小小說無論從取材還是立意，都形成了他樸素、真實的藝術風格，並且已經進入一種相當從容的地步。這在他的《獵鳳》、《做人》、《在後方》等篇什中可窺一斑。

萬夫的創作和生活環境我是熟知的。兩間低矮的小屋，一間用於開門診，另外一間放著一張很大的木床，還有一張桌子兩張椅子，桌子上面整齊地堆滿了書，椅子只能先放在桌子下，才能讓出過道。可以想象，這“微妙”的境況住著一個四口之家，是怎樣的沉悶與擁擠，縱然小小說給他帶來了榮耀，然而想想這艱澀，就需作家本人多大的勇氣和信心。

萬夫是個有責任的小小說作家。他在關注自己命運的同時，也關注著別人的命運。他說“我用什麼詮釋生命？我又給這個社會留下多少可供思索回味的東西？……”，他說“看著城鄉的明顯差別，有時我想，啥時也能為這些苦難的父老鄉親著書立說，那該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情呵！”事實證明，他也做到了，《朝聖路上》便是明證。

我和萬夫都不勝酒力，萬夫一喝酒臉就紅。對於這種人，有人說其心善，有人說其心惡。善也罷，惡也罷，我們還是不去分辨為好，久而久之，你認識他了，了解他了，便會生出一種結論。

因為小小說的緣故，我認識了萬夫；也是因為小小說，我和萬夫成了朋友。小小說贏得了我們共同的信任。小小說的前景究竟如何？不知道。不過據說，一件事物的魅力，正在於他的未知部分。

朝聖路上，願與萬夫同行。 (孫禾)

三十年前，也就是在我七八歲時，我患了一場奇怪的病：能吃乾的，卻不能吃稀的，只要一喝稀粥就嘔吐。這對於家庭極度貧窮的我們來說，實在不是一件小事情。

那時，因為兄弟姐妹七八個，勞力又不足，每到年末算賬時，我們家裡都是“倒打款”，掙得的工分，分得的糧食，常常是不夠吃不夠喝，青黃不接。因為家庭的貧窮，我們十天半月都吃不到一頓乾飯。每次喝的粥，能當鏡子照人，半天都撈不到一顆米粒。父親作為家庭的主力，所有的苦活累活全由他一人擔當，但他仍與我們“同甘共苦”，很少有“開小灶”的時候，更別說特殊對待——吃乾飯了。然而那時，我卻真真切切地患了一種奇怪的“富貴病”，這令全家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母親每次做飯也特別棘手，每次母親都要將鍋燒得火熱，用筷子蘸一點油星子，沿鍋走一圈，再攤上面糊，單獨為我做一鍋麵餅。有時實在沒有米面了，就讓姐弟們端著升子，到鄰家四處討借。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段時間，我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我們全家人都不知道我究竟患的是什麼病。後來直至上了衛校，我也沒有搞明白童年的那場病因——我姑且稱之為“糧食綜合症”吧。

我一直為童年的那場“特殊化”疾病而感到羞愧難當。

或許是因為生活負擔繁重的緣由，父親彷彿成了一位高明的魔術師，在他的胸膛里，總是有發不完的火。逢年過節，是別人家孩子的天堂，卻成了我們兄弟幾個的“地獄”。每到節日，都成了我們的“慪氣日”。因為沒錢，父親挪向鎮子的步子格外慢，磨磨蹭蹭，回來得也就格外晚。父親每每只捎回幾斤蘿蔔，或一小捆白菜，或兩三斤水豆腐，有時充其量只買回一尾魚——這，就算是我們節日的犒勞品了。飯菜做好了，我們都不忍心“中飽私囊”，都希望把這難得的“珍饈佳肴”讓父親多品嘗一些。

為了這個家，父親猶如一盞燈，總是設法照亮我們每一個人，卻黯淡了自己。我們都擔心某一天，父親會被熬得燈枯油竭，我們就會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因此，每逢節日來臨，家裡改善生活時，我們總是想方設法盡量讓父親多吃一些，希望多給他的“燈盞”里加加油。而父親呢，總是捨不得動筷子，不斷地推讓給我們吃，結果一盆菜，在我們兄弟間完好無損地“旅行”一圈后，又“完璧歸趙”到父親面前。幾個“回合”下來，脾氣乖張的父親便不耐煩了，暴跳如雷：“你們不吃是吧？我倒進豬槽里餵豬！”父親說著，便真的將一盆熱氣騰騰的菜，氣勢洶洶地潑進豬食盆里！

那一頓飯，我們都吃得索然無味，不歡而散。我們害怕每一個節日的到來，卻又在寒風凜冽的日子裡體會別樣的溫情。

父親沒有過一個安頓的日子。為了支撐這個家，父親做過篾匠活兒，養過豆芽兒，鍛過磨，做過挂面……父親頭腦活絡，凡是能掙錢養家糊口的手藝，沒有難住父親的。父親做的篾活兒，結實耐用，滿條街上無人能比；父親養的豆芽兒，白白胖胖，水靈脆嫩；父親鍛的磨，有稜有角，堪稱藝術品，能多出麵粉；父親做的挂面，白細勻稱，經煮耐嚼，筋道可口……

但“百藝在身”的父親，並沒有因此改變家庭現狀。俗話說，“窮人氣多”。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時常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大動肝火，吆吆嚷嚷，沒完沒了。父親每次都以大同小異的方式作為“故事”的結局：要麼找繩子騎樹上吊，要麼擔起貨郎挑子或補鍋擔子四處游村串鄉。當然，父親每次尋死覓活，都沒有完成“大業”——有我們兄弟寸步不離左右，即使父親找到繩子，我們又豈能眼睜睜地讓他上吊呢？父親每次賭氣出門時，都要甩下一句“永不回來”或“死在外面心靜”的硬氣話，但過不了多久，父親又不請自回出現在家中。

父親每次都會為自己“活著回來”找到不同的理由：或是放心不下雙目失明的母親，或是捨不得尚未立志的兒女。最玄的一次，父親說他在小河邊放下補鍋擔子準備洗臉，這時忽然吹過來一股風，將他的草帽吹落河裡，他知道是老先人顯靈了，要請他回家呢，於是不敢違背先人指點，立即挑起補鍋擔子匆匆趕回！

貧窮讓我們在淚光中學會微笑，在苦痛中感受歡樂。

那時，信息不如現在這麼靈通。我們家裡沒有電視機，也沒有收音機，天氣預報全憑肉眼觀察，或是對節令的經驗判斷。做挂面是一件很辛苦的活兒，起五更，摸半夜，與天氣緊密關聯。遇到天氣晴朗時，一天下來還能有個幾斤面的賺頭；如遇突然變天，盤在筷子上的挂面就會流下來，幾天辛苦賺來的錢，就會一下子全賠了。因此，我的父親，對天氣預報也就格外重視，每天臨睡前，都要親自觀察一下天氣情況。父親主要根據風雲、星月等對天氣進行研判。風輕雲淡、月朗星稀的夜晚，第二天一般會是個好天氣。父親頭天晚上觀罷天氣，第二天還要再“驗明正身”一番。如遇模稜兩可、拿不準時，父親會反覆出門察看，猶猶疑疑盤算著今天是否和面。當然，父親有時也讓我們兄弟幾個“越俎代庖”察看天氣。我們兄弟幾個夜半“起夜”，都充當過父親的“觀察哨”。勞心勞力的父親有時為了省心，就索性躺在床上“遙控指揮”，問天上是否有星星。起夜的人都會如實回答“有”或“沒有”。有星星，父親就起床和面；沒星星，父親就再三權衡是否取消當天的“行程”。我們兄弟都成了“會數星星的孩子”。

但“不聽調遣”的三哥，那天半夜卻和父親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當父親問起夜的三哥天上是不是有星星時，睡眼惺忪的三哥連頭都沒抬，懵懵懂懂隨口答道：“星星在天上！”三哥說著，顧自鑽進被窩睡覺去了。父親起來不待“考證”，兀自和了一大盆面。結果可想而知，那天是個陰雨天，父親和的三四十斤面全部“泡湯”！為此，父親對三哥破口大罵，按照父親的邏輯，那天沒有星星，三哥卻說“星星在天上”，就是“謊報軍情”，就應該承擔直接責任；而三哥的說法是，父親問的是“天上是不是有星星”，而不是問天氣，星星當然在天上，他的回答自然不會有錯。

關於“星星事件”，很長時間都成為我們兄弟之間的笑談。

如今父親過世幾年了，我也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到省城一家文化單位做了一名編輯。我不僅擁有了手機、電視機、電腦等一系列高科技產品，而且成為我們縣裡第一個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人，徹底改變了上幾代人是文盲的歷史。如果不是改革開放，我不可能由一個農民的兒子，一步步走向省城，並在省會城市安家落戶，過著與以往天壤之別的生活。三十年裡，我的人生變化，就是改革開放的真實體現與詮釋，是時代的進步，更是文明的象徵。想起童年往事，不禁感慨萬千。每每憶及，我們兄弟幾人都會笑出淚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