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崗文化

1977年發現的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崗文化和1921年發現的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發現。半個世紀以來新的考古材料證明，這兩種文化在中國河南省有著廣泛的分佈，並以此為中心向四周發展。

裴李崗文化是以1977年起發掘的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為代表而得名。實際上，早在1958年，在配合漯河市火電廠的發掘中就發現了裴李崗文化遺存，但一度把該文化歸入仰韶文化的範疇而未能辨認。1959年曾在洛陽偃師澗溝發現石磨盤一套，1965年，在新鄭縣裴李崗發現了石磨盤、石磨棒。1977年，開封地區文管會和新鄭縣文管會又在裴李崗村發現了舌狀形石鏟和泥質紅陶雙耳壺，初步認識到這是有別於仰韶文化的史前遺物。同年，上述兩單位隨即開始對裴李崗遺址的第一次小型發掘。此後，又進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發掘。裴李崗遺址及其一批同類遺址，具有特徵明顯的器物群，加上碳十四測定的年代，為距今7000餘年，認識到它是早於仰韶文化的新的文化類型，大約70年代末期，提出裴李崗文化命名。這是中國確切認識新石器時代中期考古學文化的肇始。

1977年首次發現於河南新鄭縣裴李崗，故名。主要分佈在河南中部，豫北、豫南也有發現。生產工具以磨製石器為主，製作精緻，其中帶鋸齒刃石鐮、長條形扁平的雙弧刃石鏟和鞋底形四足石磨盤(附磨棒)最為典型，也有打制的刮削器等。陶器以細泥紅陶和夾砂粗紅陶為主，均為手制，燒成溫度較低；多素麵，有少量磨光或飾以篦點紋；典型的器形是三足缽和半月形雙耳壺。當時已形成定居的聚落。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飼養豬、狗等家畜，並以採集漁獵為輔。碳14法測定其年代為公元前5600年～公元前4900年，可能是仰韶文化的先驅。

從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來看，當地人已經懂得畜牧和耕種。他們會在田裡種植小米，又會在家裡養豬。而當地文明是現時中國已知的最早期陶器文明。

陶器以泥質紅陶數量最多，占陶器總數的68%以上，夾砂紅陶次之，佔總數的28%以上，泥質灰陶最少。陶器均為手制，大多為泥條盤築。有紋飾的器物較少。石器以磨製為主，有石鏟、石斧、石鐮、石磨盤等。

房屋均為半地穴式建築，以圓形為主，亦有較少的方形房屋，有階梯式門道。是新石器時期中國黃河流域一帶的一個中原文化，由於最早在河南新鄭的裴李崗村發掘並認定而得名。該文化的分佈範圍，以新鄭為中心，東至河南東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別山，北至太行山。根據考古學家對於在1977年首次挖掘的文明的鑒證，當地文化平均開始於公元前5千年，最早的甚至遠至公元前8千年。

迄今，發現裴李崗文化遺址已達100餘處，分佈在河南境內的40多個縣、市，少者一處，多者八九處。其 中，黃河南岸的豫中地區較為集中，豫西山地的淺山丘陵地帶和豫南的大部分地區也有分佈。北到黃河以北的安陽地區，南到與湖北相鄰的信陽地區，西到洛河、淅川上游的盧氏，東到惠濟河流域和潁河流域的杞縣、項城地區。裴李崗文化遺址的面積不大，小的為數千平方米，大的可為10000或數萬平方米，一處單純的裴李崗文化堆積層的平均厚度多在1米左右。如果一處遺址既包含有裴李崗文化，也有仰韶文化和龍山時期文化，其面積一般在數萬到十餘萬平方米，文化堆積也相對厚一些。

從地質構造上看，河南省廣大地區是以華北陸台為基礎的。由於地質運動史上的無數次升隆，造成了很多山間盆地和谷地，如在豫西有伊洛盆地、汝穎谷地、溱淆谷地等等；太行山以東有林縣盆地；嵩山以東，是黃河沖積平原。俯瞰整個中州大地，到處似乎是平疇沃野，但從小區域上觀察，則分佈著密密麻麻的土崗溝壑。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崗文化諸氏族部落，就大多生活在靠近各個河流的崗丘上。這一帶第四紀黃土廣泛覆蓋，尤其是豫東平原，黃河沖積的次生黃土非常有利於古代農業的發展。據氣象學方面的研究，在距今2500—8000 年的全新世中期，中原和華北地區的年平均氣溫比現 在高得多，粟作農業的起源很可能就在這裡發生。

裴李崗文化的典型遺址除裴李崗外，還有新鄭的沙窩李和唐戶村，新密莪溝，長葛崗河，臨汝中山寨，許昌丁集，郟縣水泉，鞏縣鐵生溝等等，不下 40 余處。碳 14 斷代為公元前 6200 年至前 5500 年前後，經歷了 700 年的發展而進入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仰韶文化。

裴李崗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考古學文學，也是中華民族文明發源地之一。20世紀50年代后，在新鄭縣新村鄉的裴李崗村一帶，陸續出土一些石斧、石鏟和石磨盤等。1977年至1982年春，考古工作者先後對新鄭縣的裴李崗、唐戶和沙窩李遺址進行發掘，其中對裴李崗和沙窩李進行了五次較大規模發掘，發掘面積3550多平方米，清理墓葬146座、灰坑44個、陶窯1座，獲磨製石器212件、陶器299件。其他還有房基、窖穴、骨器和動植物殘存等。考古學家將此種文化命名為裴李崗文化，其年代約在8000年前左右。從裴李崗遺址出土的文物內涵分析，考古學家認為中國的農業革命最早在這裡發生，裴李崗居民已進入鋤耕農業階段，處於以原始農業、手工業為主，以家庭飼養和漁獵業為輔的母系氏族社會。它與同時期的河北武安縣的磁山文化和陝西華陰縣的老官台文化相比，處於領先地位。繼新鄭縣的裴李崗諸遺址發掘后，考古學者又在河南省境內發現100多處此類文化遺址。2001年，新鄭市的裴李崗遺址被公布為20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之一、河南省十大考古大發現之一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世紀50年代，新鄭縣城北8公里處裴李崗村一帶農民在田野耕種時，不斷挖出一些石斧、石鏟、石磨盤等，不知為何物，常用作壘雞舍豬圈，或坐石，或隨處丟棄。60年代初，農民平整土地又出土大量石磨盤、石磨棒等，開始引起河南省考古界的注意，僅意識為原始社會時期遺物，但不知其具體考古學文化年代。1972年2月29日，《河南日報》發表一篇文章，介紹河南出土文物，其中有1965年在新鄭縣裴李崗村出土的石磨盤、石磨棒等，並附有照片，籠統地稱之為新石器時代遺物。同年，裴李崗村修建提灌站，在施工中，挖掘出一些石器和許多陶器，引起考古界的更大關注。

1977年4月，第一次在裴李崗遺址發掘的8座墓葬和出土的石器、陶器等器物與 仰韶文化時期的葬式、葬俗和出土的石器、陶器等進行對比，發現其特徵不同，考古工作者初步認為裴李崗遺物為新的古文化遺存。1978年，開封地區文管會、新鄭縣文管會撰文《河南新鄭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在當年《考古》第二期上發表，提出將裴李崗遺存命名為裴李崗文化，但是這一提法，被《考古》編輯部給刪除了。這在當時被許多考古界人認為是正確的，因為裴李崗遺址僅經過試掘，考古資料還不很充分。在裴李崗遺址發掘之前。1976年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已發掘，其資料與裴李崗遺址資料相比，既有共同性，也有區別，一些學者建議兩地結合起來命名。

鄭州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師陳旭在《鄭州大學學報》1978年第四期發表題為《仰韶文化淵源探索》文章，認為裴李崗與磁山遺存的文化面貌和特徵有共性，也有差異性，而且共同性是主要的；共同性說明它們是同一種文化，差異性說明它們是不同時期的文化遺存；從整個文化面貌上看，磁山比裴李崗發展進步；從碳14測定的年代看，磁山遺址的年代晚於裴李崗遺址的年代，因此認為 裴李崗與磁山是同一種文化中的兩個不同類型，建議暫時統稱為裴李崗文化，分別為裴李崗類型和磁山類型。陳旭提出這一觀點之後，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嚴文明則在1979年《考古》第一期上發表《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新發現》文章，也認為“裴李崗的器物特徵與磁山大同小異”，“應劃為一個考古文化，建議稱為磁山文化”。

1980年，河南博物館館長許順湛在《河南文博通訊》第一期上發表《試論裴李崗文化》，也認為裴李崗和磁山遺存面貌相似，同屬一種文化，應並稱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是裴李崗文化的繼承者。80年代之後，隨著對裴李崗和磁山遺存的不斷發掘，考古界對磁山和裴李崗的遺存研究更加深入，比較普遍的認識是，它們是屬於兩種不同的文化，應分別稱謂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並且裴李崗文化與磁山文化同屬於新石器早期文化，而裴李崗文化要比磁山文化更早些。

大約一萬年前，中華民族在整體上還處於蠻荒歷史階段的時期，在亞洲大陸東方的嵩山東部，以河南新鄭為中心的地區，已進入以原始農業、畜禽飼養業和手工業生產為主，以漁獵業為輔的原始氏族社會。其主要標誌是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崗文化。裴李崗文化是因它最早在河南新鄭的裴李崗村發掘並認定而得名。其分佈範圍，以新鄭為中心，北至太行山，南至大別山，東至豫東，西至豫西。許多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認為，在裴李崗文化時期，這裡居住著一個少典氏族。他們在丘陵和台地上，用耒耜、石斧、石鏟進行耕作，種植粟類作物，用石鐮進行收割，用石磨盤、石磨棒加工粟糧。還種植棗樹、核桃樹等。在木柵欄里和洞穴中飼養豬、狗、牛、羊、鹿、雞、等。用魚鏢、骨簇從事漁獵生產。他們建有許多陶窯，燒制缽、缸、杯、壺、罐、瓮、盆、甑、碗、勺、鼎等。他們燒制的陶豬頭、陶羊頭和陶人頭等藝術品形象逼真。他們已不再是像許多古書以及近現代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過著游牧生活。他們在丘崗臨河處，住著單間、雙開間、三開間或四開間的茅屋。男人們耕田、打獵、捕魚；女人們加工糧食、飼養畜禽，還帶著孩子在家裡用鼎之類的陶器在灶上做飯、用陶紡輪和骨針等製作薴麻一類的衣服。除了生產之外，他們還有簡單的文化生活，在龜甲、骨器和石器上契刻符號式的原始文字，用以記事，將燒制的陶器工藝品擺放在案頭觀賞。休息時，男人拿起石片、陶片和著七孔骨笛伴奏，那音律相當準確；女人們打扮得花枝招展，髮髻梳得高高的，頭上插著骨笄，身上偑著骨飾和松綠石等，歡樂地跳舞，慶賀豐收或什麼喜事。他們建有公共氏族墓地，小孩子死了就裝在瓮里安葬，成年人死了不分男女，一律頭南腳北安葬，還根據他們生前的功勞(一說貧富)和性別陪葬生產工具或生活用具等。這就是中原最古老的文明。

裴李崗文化，無論是生產力還是文化藝術，在中國遠古這塊大地上，與同時期河北的磁山文化、甘肅的大地灣文化相比，無不處於領先地位。考古學家趙世綱在他的《關於裴李崗文化若干問題的探討》中說：“西亞的新月形地帶和中國的嵩山東麓，好像東西並列的兩座燈塔，遠在八千年前，同時期出現在亞洲的兩翼，標誌著東半球進入了‘農業革命’新時代的黎明時期。”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在他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中國是“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考古資料表明，中原的裴李崗文化約在一萬年左右，是新石器早期最先進的一種文化。蘇先生提出的“上萬年的文明起步”應該是指裴李崗一類的文化了。

裴李崗文化與華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他類型一樣存有細石殘餘，表明它與以河南靈井和陝西沙苑為代表的中石器遺存有著淵源關係。從建築遺存、埋葬習俗、農業生產，特別是陶器形制、紋飾等方面考察，它與後來的仰韶文化關係更為密切，一般認為，仰韶文化中后岡類型是對裴李崗文化及磁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裴李崗文化與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諸文化一起是仰韶文化的前身，故被統稱為“前仰韶”時期新時期文化。

裴李崗文化是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期中期文化，它的發現給中國的遠古文明塗抹上一層神奇莫測的獨特風采，使我們的考古工作者及探索者們為之著迷。顯然，在人類文明初露曙光之際，裴李崗人已經具有非凡的能力，他們利用自己笨拙的雙手和從猿向人類過渡時期極為有限的智慧，戰勝惡劣的自然環境，建立起古老的氏族村落，並將他們所創造出的輝煌燦爛的古老文明，作為一份珍貴的厚禮饋贈給萬世子孫。

裴李崗文化是中原先民獨自創造的偉大文明，它在中國古文明的發展進程中，無論是在科學、農業或者是文化、藝術等諸多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以說，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裴李崗人所創造的文明在人類發展史上是極為重要的，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裴李崗文化，具有某種獨特的精神面貌，與其後期的仰韶文化面貌迥然不同，大異其趣。它的發現究竟在向人們昭示著怎樣的歷史呢？

這片古老的土地，的確有著非凡的面貌和經歷，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大概7000年前，這裡的土壤就相當肥沃，遍地草木，水源豐富，因此先民們才選擇在這裡居住下來，過著輕鬆愜意的生活。站在崗脊，自東向西極目遠眺，遺址由高向低跌落而下，經過一片慢坡和水勢洶湧的雙河相接。雙河與溱河在裴李崗北部相匯后，向南流經遺址的西部，然後緊靠遺址南部折流向東，在這裡形成了一個河灣，遺址就環抱在河灣東北岸的台地上。遺址曲曲折折高出周圍地面4米至5米，高出河床約25米。據考古學家們分析，當初的地貌應該與現 在有所不同，水源可能更接近遺址邊緣，便於原始人們的飲水和農用。遺址由西北向東南呈狹長狀，而東西則較窄，總面積達兩萬平方米。

這裡是人類早期文明的幽秘禁地，濃綠色的麥苗，隨風起伏，偶爾破雲而出的陽光灑照在麥田裡，閃爍著一片綠色的光芒，映襯著我們腳下褐色的土壤，使人強烈地感受到一種莊嚴神秘的氛圍。雖然這裡經過數千年的風雨蕩滌，早期文明的遺跡已經淹沒地下，但是任何力量也無法改變永恆的歷史，改變裴李崗人的存在。它也不會永遠消失於茫茫的歷史黑洞中，它會不失時機地向人類昭示自己的存在。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裴李崗村民在平整土地時就經常發現一些形狀奇特的石磨盤、石磨棒、石鏟、石斧、陶壺等物，於是就把這些遠古的遺物搬回家中充當捶布石、洗衣板或者是用來墊豬圈、壘院牆……

石磨盤最初的發現，一種情況是被滂沱大雨沖刷出來的，另一種是農民犁地時從地下翻出來的，再就是農民平整土地，取土時挖出來的。而誰也沒有想過它究竟是何物，為什麼地里會生出這些奇怪的東西來，更沒有人想到過，這是一個消失的偉大文明遺留下來的文化精髓。它在永不停止地吟唱著它那個時代的精神，而它所蘊涵的深邃思想卻是現代人所無法理解的，它註定要等到有人能掌握破解密碼的鑰匙后，才能重現它真實的面目。

石磨盤的發現逐漸引起文物界的關注，是原始社會晚期的遺物，為碾穀物的生產工具，但是沒有說明具體時代。石磨盤的形狀像一塊長石板，而兩頭呈圓弧形，像鞋底狀。石磨盤是用整塊的砂岩石磨製而成的，正面稍凹，可能是長期使用造成的。大多石磨盤的底部有四個圓柱狀的磨盤腿，高3至6厘米。石磨盤一般長70厘米左右，最長者可達1米，寬度一般為20厘米至30厘米。與其配套使用的是石磨棒，它的長度一般約30厘米至40厘米，直徑6厘米左右。真是難以想像，7000年之前，在如此遙遠的時代，人類就能夠用整塊的石板琢磨出可供穀物脫殼的加工工具，而更加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種凝聚著原始人類高度智慧的生產工具，為什麼在它以後的文化層中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呢？這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呢？

不久，《河南日報》報道了這樣一則新聞：新鄭裴李崗村在平整土地時，一次發現石磨盤十多套，這些石磨盤經琢磨而成，平面看是前寬后窄的橢圓形，略呈鞋底狀，盤底附有柱狀的足。那麼這些精緻的石磨盤是什麼時期的遺物？屬於哪一種考古文化？為什麼集中出現在裴李崗村？這些問題引起了考古學界的廣泛注意和重視。考古工作者開始把目光投向這個不起眼的小村落，並開始孜孜不倦地探索和研究這些石磨盤、石磨棒身上蘊藏著的文化含量。

1975年秋天，雲灣大隊西河李生產隊社員李改明，在裴李崗犁地時發現石磨盤、石磨棒各一件。石磨盤側立在墓主人的骨架旁，石磨棒置放在石磨盤的兩個腿上。不久裴李崗生產南隊社員李壬寅在崗上取土時發現兩件石磨盤，均平放在墓室中，沒有發現石磨棒。接著西河李社員李增泰在崗脊上犁地時發現石磨盤一件，側立在墓室一旁，石磨棒擱置一邊，緊挨石磨盤還放著一個陶罐，罐內盛滿“鵝卵石”。據調查從1959年到1977年石磨盤解密之時，前後共發現40餘件。

石磨盤是用整塊的砂岩石磨製而成的，正面稍凹，可能是長期使用造成的。大多石磨盤的底部有四個圓柱狀的磨盤腿，高3至6厘米。

石磨盤一般長70厘米左右，最長者可達1米，寬度一般為20厘米至30厘米。與其配套使用的是石磨棒，它的長度一般約30厘米至40厘米，直徑6厘米左右。真是難以想像，7000年之前，在如此遙遠的時代，人類就能夠用整塊的石板琢磨出可供穀物脫殼的加工工具，而更加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種凝聚著原始人類高度智慧的生產工具，為什麼在它以後的文化層中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呢？這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呢？不久，《河南日報》報道了這樣一則新聞：新鄭裴李崗村在平整土地時，一次發現石磨盤十多套，這些石磨盤經琢磨而成，平面看是前寬后窄的橢圓形，略呈鞋底狀，盤底附有柱狀的足。那麼這些精緻的石磨盤是什麼時期的遺物？屬於哪一種考古文化？為什麼集中出現於裴李崗村？這些問題引起了考古學界的廣泛注意和重視。

考古工作者開始把目光投向這個不起眼的小村落，並開始孜孜不倦地探索和研究這些石磨盤、石磨棒身上蘊藏著的文化含量。1975年秋天，雲灣大隊西河李生產隊社員李改明，在裴李崗犁地時發現石磨盤、石磨棒各一件。石磨盤側立在墓主人的骨架旁，石磨棒置放在石磨盤的兩個腿上。不久裴李崗生產南隊社員李壬寅在崗上取土時發現兩件石磨盤，均平放在墓室中，沒有發現石磨棒。接著西河李社員李增泰在崗脊上犁地時發現石磨盤一件，側立在墓室一旁，石磨棒擱置一邊，緊挨石磨盤還放著一個陶罐，罐內盛滿“鵝卵石”。

據調查從1959年到1977年石磨盤解密之時，前後共發現40餘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