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慶棠

俞慶棠，女，字鳳岐，祖籍江蘇太倉，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初四日出生於上海，民國11年(1922年)4月，與唐文治長子唐慶治結婚，后定居無錫。

宣統三年(1911年)在上海務本女學讀書，參加婦女協贊會，從事婦女工作。在上海聖瑪利亞女校求學時，為學生會主席。五四運動中，帶領同學遊行演講，演劇募捐，並創辦平民夜校，認為“喚起民眾，實為當務之急”。后被選為上海學聯代表，出席全國學生聯席會議。

民國8 年秋留學美國，進台來佛亞女子大學、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研讀。

民國11年於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歸國后，在私立無錫中學等校任教。後任上海大夏大學教授。民國16年任第四中山大學(后改為中央大學)教授兼擴充教育處處長，提出大力推行民眾教育的主張。

民國17 年3月，在蘇州創辦中央大學區民眾教育學校，兼任校長。下半年，該校遷至無錫，改名為江蘇省立民眾教育學院，並增設勞農學院。后兩院合併，改名為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俞慶棠改任教授兼研究實驗部主任。她堅持學做結合、走向社會、結合工農的辦學方針，在無錫城郊黃巷、麗新路、江陰巷、高長岸、南門、漢昌路、惠北、北夏等地區創設民眾教育館和實驗區，並校訂《民眾讀本》，主編《教育與民眾》月刊以及《申報》“農村生活叢談”專欄。

民國21年12月，她發起成立中國社會教育社，被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創設河南洛陽、廣東花縣兩個實驗區。翌年赴丹麥等歐洲7國考察成人補習教育。回國后，以更大的熱情致力於民眾教育，被譽為“民眾教育的保姆”。民國24年起，主編《民眾抗日救國讀本》，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她偕同教育學院師生遷校桂林。后隻身到漢口，參加難童保育與婦女救濟工作。民國27年8月，先後在四川松潘、樂山創辦紡織、蠶絲實驗區。重慶《新華日報》對此曾作報道。

民國28 年3 月，她由重慶回到上海，先後在東吳大學、滬江大學和震旦女大等校任教。同時為女青年會編寫民眾課本，由世界書局出版，稿費全部捐作社會救濟。抗戰勝利后，擔任上海市教育局社會教育處處長，積極推動社會力量，先後興辦108所市立民眾學校，並親自擔任上海實驗民眾學校校長。民國36 年擔任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委員會委員。翌年又任聯合國遠東基本教育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同年10月赴美國考察教育。

1949 年5月她應邀回國，作為教育界的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並參加開國大典。會後，周恩來總理接見了她，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她為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由於辛勞過度，不幸於1949年12月4日晚患腦溢血逝世，終年52歲。著有《民眾教育》一書。譯著有杜威《思維與教學》(與人合譯)等。

在現代教育史中，與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同為著名教育家杜威弟子的另一位人民教育家俞慶棠，在舊中國教育界叱吒風雲三十年，是中國民眾教育創導者、社會教育先驅。

“五·四”運動中崛起的新女性

1919年，“五·四”怒潮卷到上海，當時在聖瑪利亞求學並擔任學生會主席的俞慶棠立刻響應，和各校代表一起集中在海格路(今華山路)復旦公學，組織“上海學生聯合會”，發表宣言，決議罷課，組織遊行，上街演講。“六·三”以後，這位瘦小的“閨閣千金”，更衝破學校禁令，帶領女同學，清早背著竹筒走上街頭，邊宣傳邊募捐，鼓動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奔走呼號，忍受勞苦，常在眾人之先”。這以後，她又積極參與籌備全國學聯，並被選為上海學聯代表，出席全國學生聯合會。在籌備會議和成立后的評議會上，俞慶棠總是“侃侃發言，每能切中肯綮，扼要不煩，態度沉毅而懇摯，為各校學生代表所折服”。俞慶棠是“五·四”哺育的新女性。

也許是出身教育世家，她對教育獨具慧眼。“五·四”前，二十齣頭的她已在校刊《鳳藻》上發表文章，提出“立國於物競劇烈之時代”，必須“普及教育”。“五·四”以後，她更認識到“單靠學生的力量是不夠的”，要以“教育喚醒民眾”。她決心到“新大陸”去學教育。

1919年8月，俞慶棠典賣了準備結婚用的金飾，在兄長的資助下赴美留學。她先後進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社會學和教學學，受業於杜威博士和克伯屈博士。她勤奮學習，用兩年時間修完大學課程，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士學位。她身在異域，心繫祖國；她擔任大學中國學生會會長，常和中國留學生議論國事，發表《毋忘山東問題》這樣的政論。

俞慶棠雖是杜威的弟子，但並不受杜威的束縛。杜威的學說“教育即生活”曾被西方奉為教育經典，而俞慶棠在以後的教育實踐中卻發展了杜威的理論，說：“學校生活不過是生活的一個階段”、“現行學校教育，絕不能代表終身的過程。教育的最大功能，只有將整個生活，繼續的予以指導”。提出了“生活即教育”這一新命題。

傑出的社會教育家

1922年4月，俞慶棠和未婚夫唐慶詒(中國教育家、國學大師唐文治的長子) —起回國，在無錫結婚。婚後，俞慶棠任江蘇省第二師範教師和上海大夏大學教授。她執教之初，就發現舊中國教育的弊端：“中國的教育，只顧到一部分學齡兒童，踏進學校大門的，在城市都是中產以上的子弟，在鄉村大都是地主的子弟。至於勞苦大眾和他們的子女，絕大多數被拒於學校大門之外。”於是，這位洋溢著“五·四”精神的人立志要為民眾辦教育。

1927年6月，俞慶棠被聘任第四中山大學(后改中央大學)教授兼擴充教育處處長，受命規劃江蘇省社會教育事業。她提出大力推行民眾教育的主張，說“民眾教育是失學的兒童、青年、成人的基礎教育，也是已受基礎教育的繼續教育和進修”，是全民“前進和向上”的教育。俞慶棠表示這是受了孫中山“必須喚起民眾”的啟示，“遵循總理遺囑”。

1928年3月，為了培養民眾教育師資，她在蘇州創立了中央大學區民眾教育學校，親自擬訂學校章程併兼任校長。為了供師生實習研究，她在無錫先後創設民眾教育實驗區、工人教育實驗區、民眾圖書館、農民教育館、民眾教育學院等實驗單位。在俞慶棠積極規劃、統籌組織下，江蘇的民眾教育一時間聲勢很大，成效卓著。至1929年，全省竟辦了1341所民眾學校，310所民眾教育館，82所農民教育館。1932年，她聯合全國社會教育人員，成立中國社會教育社，有一千餘社員，分佈於全國21個省、市與歐、美、日本等國，她被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在俞慶棠的倡導下，民眾教育由江蘇省向全國推行，她被譽為“民眾教育的保姆”。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為反對國民黨政府“不抵抗主義”，各地學生紛紛組團赴南京請願。事後，當局勒令請願學生悔過，俞慶棠挺身而出，當著“上峰”的面慷慨陳詞：“要求抗日有什麼錯? 難道要學生甘心做亡國奴? 請願學生沒有什麼可悔過的，倒是首先要求別人悔過的人應該悔過!”領隊郭影秋被捕后，俞慶棠又挺身出面營救，終於使這位革命青年獲釋。

1935年，北京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12月26日夜，赴南京請願的上海學生在無錫車站被國民黨憲兵扣押。俞慶棠立刻領了一批教育學院的學生帶著食物上車站慰問，第二天上午她集合同學大聲疾呼：“不能不聞不問了，作為學生應該團結起來，去拯救受難同學！”她一把火，使學生熱血沸騰，學生們不顧校方阻撓，從各邊門整隊出發，沖向被扣押的上海學生住地中南大戲院。社會實踐，使她對中國社會的認識較之在象牙塔里做學問的知識分子具有無可比擬的深度，她曾沉痛地說：“民眾教育工作者一點一滴的努力，成效是有的，可是抵擋不住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勢力的壓迫，一點一滴的成就，帝國主義的勢力—衝進來，全都完了。我這麼多年來工作，感到這是個社會制度問題啊!”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俞慶棠衝破重重障礙。在無錫參加共產黨領導的追悼會籌備工作，她撰寫的輓聯：“不做空頭文學家，死者是用鐵筆鐵肩，挑過解放民族的擔子；要作真心革命者，活人應拿出赤心赤血，趕走壓迫中華的敵人”掛在了魯迅遺像的兩旁。

1936年，俞慶棠率先創設電化教育專修科，並指導師生攝製抗日電影《五十六年痛史》，到各地巡迴放映。1938年5月，她應邀參加廬山婦女談話，結識了鄧穎超，她們《開展後方婦女生產工作》的發言，受到鄧穎超的好評。

中國社區教育的先驅民眾教育的楷模

1945年10月，俞慶棠懷著推進民眾教育的滿腔熱情，擔任了上海市教育局社會教育處處長。她創辦了成百所民眾學校。親自動員附近居民到校學習，在上海市立實驗民眾學校(現為上海市靜安區業餘大學)上午開設兒童班、下午設婦女班，晚上設成人班，共有1700餘人。俞慶棠組織師生一邊上課，一邊建設校園。課餘，組織學生參加豐富多彩的文娛活動，唱歌、跳舞、排戲。父子、母子、乃至祖孫同校的情況在這所學校並不稀奇，群眾稱它是“為我們貧苦大眾辦的大民校。”1946年，著名教育家葉聖陶參觀學校后，讚揚說：“如是學校，在我國屬不可多得矣。”

在該校師生中，有的是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他們利用推廣民眾教育的機會，積極進行革命活動，使這所學校成為培養革命幹部和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民主堡壘”。這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驚恐，在國民黨上海市參議會竟然提出撤銷實驗民眾學校的議案。俞慶棠在共產黨地下黨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和學生家長的支持下，團結全校師生進行護校運動，她說：“實驗民校是決不允許撤銷或改組的，我決不辭職。即使撤銷或改組的命令下來，我也不走；除非那些老爺們用警察來把我趕走。”上海市市長吳國楨和教育局長李熙謀邀請俞慶棠吃飯，對她進行威脅利誘，軟硬兼施，她絕不屈服，說：“慶棠以身殉校，在所不惜。”由於全校師生堅決鬥爭，終於保留了這所學校，她被稱為“民教之母”。

1947年，俞慶棠出任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委員會委員，她辦民眾教育的成績蜚聲中外，她開發地區教育資源，“教育社會化、社會教育化”的實踐和理論，證明她是我國社區教育的先驅。

為人民教育事業鞠躬盡瘁

1948年，俞慶棠赴美考察基本教育，並再次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1949年5月，她得中華全國婦聯電：“外婆祝壽，歡迎你回來參加。”俞慶棠異常興奮，因為她明白這是中國共產黨讓自己趕回去出席新政協並參加開國大典。雖然其時她腹瘤手術后體力尚未恢復，但仍然成行。俞慶棠在北京參加政協會議后，周恩來找她談話，希望她留在北京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她爽快地接受了任命，並表示“願意加緊學習，努力為人民服務。”

1949年10月3日，俞慶棠到部任職。她全身心投入工作，認真主持草擬1950年的社會教育規劃，準備開展全國規模的社會教育事業。她不顧自己患有嚴重的高血壓症，經常從早晨工作到夜晚。當年12月4日是星期天，她自感必須就醫，但白天還是去參加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理監事會議，晚上還和錢俊瑞副部長討論社會教育問題。10時半就寢，終因辛勞過度，半夜即患腦溢血逝世，終年僅52歲。

俞慶棠逝世后，周恩來總理親自到教育部向她的遺體告別。董必武、陸定一親自到教育部弔唁。北京、上海、無錫、蘇州乃至紐約都為她舉行了追悼會。在上海靜安區業餘大學成立“俞慶棠校長紀念室”。

1985年，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為無錫“俞慶棠先生紀念室”親筆題詞：“紀念人民教育家俞慶棠先生”。在上海靜安區業餘大學校園內建立了“俞慶棠先生塑像紀念碑”，在原教育大樓的牆上嵌有雷潔瓊副委員長題寫的“社區教育基地上海市實驗民眾學校”的紀念碑匾。雷潔瓊題詞：“學習俞慶棠先生致力民眾教育的獻身精神”，趙朴初題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為人民教育事業鞠

躬盡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