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鎮

天興元年(398)，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當時，在蒙古草原上，有強大的游牧民族──柔然。北魏大軍南下作戰時，柔然的騎兵經常侵入北魏境內，平城的安全受到威脅。六鎮的具體設置時間記載不詳。廣陽王元深曾說：“昔皇始（道武帝年號，396～398）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北魏邊鎮大約在道武帝時代已初具規模，當時統稱為“北鎮”，有的鎮還沒有固定的治所。太平真君七年(446)六月魏太武帝拓跋燾調發涼、司、幽、定、冀五州十萬人在東起上谷（今北京延慶），西到今山西河曲一帶大規模修築邊防工程。太和十八年(494)七月，孝文帝巡視懷朔、武川、撫冥、柔玄四鎮，下詔六鎮及御夷城人，年滿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斛。“六鎮”之稱，始見於記載。

”有觀點認為，這就把六鎮的設置追溯到了魏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期間，他曾於天興元年（398年）建都平城，設置這種說法受到了學者段連勤等的質疑，但可以說，北魏邊鎮大約在道武帝時代已初具規模。這些邊鎮，一度統稱為“北鎮”，有的鎮還沒有固定的治所，此後，北方邊鎮進一步完善，如太平真君七年（446）六月魏太武帝拓跋燾調發涼、司、幽、定、冀五州十萬人在東起上谷（今北京延慶），西到今山西河曲一帶大規模修築邊防工程

“六鎮”之稱，有確切年代可考的文獻出處，一般認為是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濬太安五年（459）十二月的詔書，詔書中說：“而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災旱，年穀不收。”也有學者認為六鎮之名在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延和年間（432-434）即已出現，依據是《魏書·來大千傳》中的記載：“延和初，車駕北伐，大千為前鋒，大破虜軍。世祖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大千巡撫六鎮，以防寇虜。”

1、沃野鎮，始置於漢沃野縣故城，今內蒙古臨河縣西南。太和十年，遷至漢朔方故城，今內蒙古杭錦旗北。正始元年(504)，又遷於今內蒙古五原縣東北，烏加河北。

2、懷朔鎮，在今內蒙古固陽西南。正光四年(523)，改置為朔州。

3、武川鎮，在今內蒙古武川縣西。舊名黑城，后改為武川。武泰元年(528)，改鎮為郡，更名神武郡，屬朔州。

4、撫冥鎮，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

5、柔玄鎮，今內蒙古興和縣西北。

6、懷荒鎮，今河北張北。此外，在六鎮東面，尚有御夷鎮。原為御夷城，在今河北沽源東北。後置鎮，在今河北赤城西北。武泰元年，改鎮為州。

由平城向北出塞之路，東邊一道自晉陽經平城、懷荒鎮至瀚海；西邊一道自平城經沃野鎮、高闕戍、燕山至瀚海。中間則有武川鎮，在陰山道上。昔人稱自陰山而北皆大磧。磧東西數千里，南北亦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得陰山，乘高而望，蹤跡皆見，故為要地。陰山道自朔州（治雲中，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向北至白道城，經白道至武川鎮，是從平城出塞的主要通道。北魏時人認為，朔州是白道的衝要，此處不全，則並、肆危殆。武川成為朔州北面的屏障。沃野鎮處於河套平原，北魏在河套地區置河西苑，是政府重要的牧場之一。該鎮有河西承華宮，自道武帝起，北魏皇帝多次巡幸河西，此地農牧業的發展對北魏經濟力量有重要影響。

由於上述原因，北魏前期中期，對六鎮極為重視。北魏邊鎮置鎮都大將及僚屬，鎮下置戍，鎮兵巡行防戍。六鎮將領全由鮮卑貴族、涼州武人擔任，戍防軍人主要是鮮卑人，也有來自中原的“強宗子弟”。僅沃野一鎮，就有鎮將、僚吏八百餘人。蒙古草原上的另一游牧民族高車受柔然壓迫，先後有數十萬人、牛羊百萬內附，也被安置在六鎮地區，分屯邊境。但太和十八年孝文帝遷都洛陽后，著重經營中原，六鎮將士地位日益低下。鮮卑貴族子弟進仕艱難。且派往北鎮防戍的人，多為流犯或死囚，稱為“府戶”、“兵戶”，與六鎮將士統稱為“鎮戶”。加以朝廷派往北鎮的鎮將貪污者多，邊防士卒與高車降眾都受到殘酷的剝削壓迫，生活日益貧困。太和二十二年，懷朔以東諸鎮高車人舉行大規模暴動。孝文帝被迫暫停與南齊作戰，北上鎮壓。暴動雖然被平息，六鎮卻已被嚴重毀壞。正始年間，對六鎮及御夷鎮進行了遷移重建，別置諸戍，明設亭侯，以備不虞。但矛盾並未由此緩和，正光四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率眾起義於高闕戍，揭開了六鎮起義的序幕。諸鎮華夷之民，紛起響應。連克武川、懷朔二鎮。北魏政權聯合柔然鎮壓起義民眾，六鎮起義失敗。六鎮兵民二十萬人被遣散到河北定、冀、瀛三州，至此，六鎮遂告廢棄。

真正給了北魏王朝以致命一擊的是北方“六鎮兵變”。先前為防柔然，太武帝拓跋燾在北方邊境設了六座軍鎮，後來陸續增加，但仍沿用六鎮之稱。北方六鎮是北魏國防的一道生命線，在北魏國家的軍事、政治生活中享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邊鎮軍官成為國家的顯貴，享有較高的特權。

然而，隨著孝文帝大力推行漢化政策以及遷都洛陽，北方六鎮的作用日漸式微，軍鎮將領也逐步失去往日優厚的待遇，以前的天之驕子在短時間內變為時代的棄兒，面臨著滅頂之災。可以說，北魏遷都洛陽使得六鎮的政治、軍事意義降低到最低限度，全力拓南，北方便無力顧及。從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遷都洛陽到孝文帝去世（公元499年）的幾年間，由於南征和建設新都，北魏國家的財力己基本上被耗盡。在這種情況下，北魏政權已無力支付北部邊鎮巨大的經費開支，而北方六鎮受限於自然地理條件又做不到經濟上自給自足。因此，經過孝文帝遷洛後幾年的消耗，北方六鎮的經濟已經完全空虛，自宣武帝元恪登基（公元500年）后，北部邊鎮便頻頻告急。

與經濟狀況日益惡化一樣，北方六鎮的政治地位也一日不如一日。那些隨孝文帝南下的同宗同班同僚們依舊享受著榮華富貴的生活，留居北部邊鎮者則不僅得不到任何好處，反倒被時代所輕，“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直侯白；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天壤之別，無怪乎會引發北方六鎮同洛陽中央政府的緊張關係。

由於北部邊鎮地位日落西山，北方六鎮軍隊成員的組成也今非昔比。軍鎮設立時，豪強子弟爭相從戎入邊，而如今則是流刑罪犯的發配地；當時軍官的出身為皇親國戚、高門世家，而如今則所用非人。廣陽王深就此上書肅宗分析說：“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奸吏，犯罪配邊，為之指縱，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魏書·京兆王傳》也載：“政事怠倦，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北方六鎮政治性的喪失，軍事性的降低，經濟上的破產，組織結構上的混亂，各種矛盾在魏末時交織在一塊，爆發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大，可以說是只待東風。

正徠光五年（公元524年）三月，“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聚眾反，殺鎮將，號真王元年。”四月，“高平酋長鬍琛反，自稱高平王，攻鎮以應拔陵。”蓄勢已久。六鎮變亂終於爆發，敲響了北魏王朝的喪鐘。公元523年，沃野鎮（今內蒙古五原北）的匈奴人破六韓拔陵首義起兵。其他各鎮兵士紛紛響應。

這次兵變通常被解釋為底層窮苦士兵的起義，其實是對六鎮軍士來源的誤解。須知北魏六鎮及禁軍的將卒“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者”，是徵召於強宗子弟、高門良家，出身鮮卑具有貴族性的職業化軍人。北魏以尚武之民族靠軍事起家，軍事貴族不僅享有各種特權，而且本身就是一種榮耀。但自孝文帝改革尤其是遷都洛陽之後，“以夏變夷”，崇文抑武，使得原本同屬統治階層之人，留居平城的遷到洛陽，接受漢化，繼續顯貴；而留守邊鎮的，並未實行漢化，地位已是大不如前。至孝明帝時更徹底喪失了貴族身份，仕途無望。此前，洛陽發生的一起羽林軍暴亂事件，即因對成為改革的犧牲品不滿而群體發難，實際已經是六鎮兵變的前奏。六鎮兵變從本質上來說其實是對北魏改革中人為造成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巨大差距這一不公正現象進行的一次強有力的抗議和反擊，而並非是什麼受壓迫的底層士兵的起義，或是簡單的對漢化政策的反動。

面對愈演愈烈的兵變，北魏只好反過來勾結原先設立六鎮所要防禦的柔然人共同鎮壓六鎮兵士的叛亂。破六韓拔陵戰死後，北魏把起義失敗的六鎮兵士20多萬人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等地安置。但在葛榮率領下，各路起義兵士複合一處，號稱百萬，聲勢更大，洛陽為之震動。這時候，被北魏政府安置在秀容（在今山西省）的殘餘羯族部落的酋長爾朱榮，帶領本族8000強悍騎兵，趁葛榮輕敵，設伏山谷，伺機突襲，葛榮兵敗被殺。由於篇幅限制，此處不準備詳述六鎮變亂的過程。大致上說，在公元530年4月万俟丑奴兵敗被擒后，六鎮變亂暫時告一段落，但北魏政局並沒有因此而穩定下來，反而在爾朱氏軍閥集團干政之下，走向滅亡之途。

正當六鎮變亂聲勢浩大之時，北魏朝廷內靈太后與孝明帝之間的母子衝突也日趨激烈，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孝明帝密詔秀容（今山西朔縣北）契胡軍閥爾朱榮入京勤王，爾朱榮未至洛陽而孝明帝已被靈太后毒殺，結果爾朱榮攻入洛陽擁立孝庄帝（元子攸），誘殺靈太后及朝士百官兩千多人，史稱“河陰之禍”，此後朝政為爾朱氏所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