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化

余大化(1899—1927)，又名猶龍，字鑒民，安徽省潛山縣官莊鎮人，出身於破落地主家庭。童年時讀私塾。1919年到安慶，先入安徽省立第一甲種農業學校，後轉安徽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安慶是當時安徽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新思潮正在廣泛傳播。余大化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進步書刊，從中獲得很大啟迪。

“五·四”運動消息傳到安慶，廣大青年學生首先起而響應。5月9日，各校學生2000多人集會遊行。5月18日，安慶學生聯合會成立，選出余大化等15人為委員。后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安徽省學生聯合會。在安慶學生舉行集會遊行和後來抵制、焚毀日貨等一系列活動中，余大化積極參與組織領導。他經常到街頭進行宣傳活動，講得聲淚俱下，聽眾深受感動。

1920年秋，軍閥政府委任官僚丁進明為安徽公立法專校長。丁進明初次到校，即乘坐四人抬的大轎，前呼後擁，官氣十足。余大化與童漢章、周俊(周新民)、宋偉年等組織全校同學，在校門口阻止丁進明進校，並嚴詞質問：“你是來辦教育的，還是來做官的？要辦教育，就應該謙遜禮讓，為人師表；要來做官，此路不通！”丁進明頓時大怒，憑仗警察衝進校門。學生立即舉行罷課抗議，教員也以罷教作為聲援。師生一致要求改派安徽教育界素孚眾望的光明甫先生任法專校長。鬥爭延續了40多天，最後，軍閥政府被迫接受了師生的要求。

余大化在安慶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引起他的堂叔余誼密強烈不滿。余誼密在任安徽省長公署政務廳長時，曾把他叫到家中嚴加斥責。他理直氣壯地援引“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慷慨陳辭，說明中華民族子孫，不能坐視國家危亡，表明“頭可斷，血可流，壯志不可丟”的決心。余誼密大怒，以家族長輩身份加以壓制。余大化則以余誼密“身居高位，不思為國為民，反而助紂為虐，百年之後，何以對余氏祖先”相詰責。說罷，揚長而去。

1921年4月，余大化與王步文、周新民等一批優秀青年在安慶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入團后，他與王步文等又在安慶第一師範學生宿舍創辦秘密圖書室，多方搜購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進步書刊，分送給青年團員及進步青年閱讀。同年，余大化參與領導了著名的“六·二”學潮和反對省三屆議會會員選舉以及驅逐省長李兆珍等一系列鬥爭。

1923年，又參加了反對曹錕賄選總統的鬥爭，曹下令通緝王步文、余大化等36人。余大化與一些被通緝的青年，被迫離開安慶前往上海，在上海組織“安徽流亡學生反對賄選團”，創辦《黎明周刊》，繼續進行反對賄選總統和驅逐馬聯甲、呂調元的鬥爭。1924年10月，馮玉祥回師北京，推倒曹錕，段祺瑞任臨時執政，將馬聯甲、呂調元撤職，改任王揖唐為安徽省長，取消了曹錕的通緝令。於是，余大化等陸續返回安慶。在蔡小舟等人的積極活動下，安徽軍閥當局同意因反對賄選被通緝而失學的學生以官費出國深造。1925年，余大化同王步文等一道東渡日本。

到日本后，他參加了國民黨設在東京的組織，一面讀書，一面與王步文等同志一起積極開展政治鬥爭。他堅決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揭露西巢鴨派(他們住在東京西巢鴨，故稱西巢鴨派)反對三大政策的兩面手法，在留日學生中起了良好的作用。1926年，國內革命鬥爭蓬勃發展，余大化急於投身革命洪流，遂由日本回國。

這年秋，余大化被派回故鄉潛山，組建國民黨潛山縣臨時執行委員會，擔任常務委員。他廣泛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組織運輸隊和救護隊，為北伐軍運送彈藥，傳遞情報，救護傷員。在余大化領導下，潛山人民首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充當帝國主義侵華工具的潛山天主教堂，驅逐了披著宗教外衣、宣揚奴化思想的“神甫”。接著，又將妄圖組織反動商團，打擊革命力量的劣紳許小齋遊街示眾。

1927年3月，余大化和王效亭、余良鰲等，代表國民黨潛山縣黨部到安慶出席國民黨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因蔣介石在安慶製造“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大會改在武漢舉行，余大化也隨之到武漢。他在武漢向黨的組織提出了入黨的要求，后經批准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6月，黨組織派余大化回潛山開展革命工作。他首先積極著手建黨，先後發展柳文傑、范笑山等人為中共黨員。后根據中共懷寧縣臨委指示，成立了中共潛山特支，由他任特支書記。在特支的領導下，先後成立了潛山縣總工會、潛山縣農民協會和婦女、兒童等群眾組織。與此同時，他選派一些共產黨員，到農村擔任小學校長或教員，從事農民運動。

當時，潛山遭受特大水災，人民流離失所。余大化以國民黨縣黨部名義(這時他仍是國民黨潛山縣黨部常務委員)，組織群眾開展經濟互助，籌集資金和器材修復堤壩。12月4日，他在梅城天主教堂召開工會、農會會員代表大會，研究修堤事，打算以此項工作為基礎，推動革命活動。這天深夜，奸商何太祥在河灣盜竊修堤木材，當地群眾將何扭送潛山商會處理。次日，商會對何罰款大洋200元。縣農會秘書范笑山函請縣商會將此款作為修堤經費。但商會會長吳嵩山等人置之不理。余大化支持范笑山召開會員大會，備文向縣府起訴。縣長儲乙然不予審理。於是，范笑山帶領農會會員到縣府質問。儲乙然竟以“大鬧縣長室”為罪名，將范笑山逮捕下獄。為營救范笑山，以余大化為首的中共潛山特支，一面請示上級黨組織，準備發動武裝起義；一面在國民黨縣黨部擴大會議上採取合法鬥爭的手段，提出釋放范笑山的問題。但以儲乙然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堅決反對。會後，儲乙然假邀余大化到縣府“議事”。當余大化到達縣府時，儲乙然指使其衛士鳴槍，反誣余大化持槍劫獄，當即加以扣押。

為營救余大化和范笑山同志，同月7日，在中共黨員柳文傑等同志組織下，數百名請願群眾包圍了縣府，爆發了潛山革命鬥爭史上著名的梅城暴動。由於叛徒告密，暴動失敗，劫獄未成。12月8日凌晨，儲乙然下令封閉四面城門。將余大化、范笑山兩同志分別殺害於梅城東西轅門，製造了“一二·八”慘案。余大化同志威武不屈，臨刑前奮筆疾書：“撒手空歸，這回不算”，高呼“共產黨萬歲！”從容就義。

中共潛山特支第一任書記余大化家境優渥，父親經營油坊生意，堂叔在擔任國民政府要職，但他深受進步思想影響，自讀書時便投身反帝反封建鬥爭，辦革命刊物、組織學生運動，當堂叔勸他“小心腦袋”，他當即回應，“我為中華民族的子孫，豈能坐視家國危亡袖手旁觀”，“為國為家，縱然血灑街頭，我也在所不惜”，革命的道路充滿血雨腥風，但這些青年革命者，以“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堅定信念，披荊斬棘、無所畏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