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寧

1916年出生在上海。生母叫王桂荃，梁啟超第二個夫人，其身世悲慘。王桂荃從4歲到10歲被人拐賣4次，最後一次被賣到清末名臣大學士李端棻家裡。后被其堂妹李蕙仙看中，帶回梁家當使喚丫頭。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亡命日本，後來妻兒也來到日本，王桂荃雖然出身貧寒，沒有機會讀書識字，但她勤奮好學，很快學會一口地道的東京話。她成了李蕙仙的得力助手，並負責家務方面的對外聯繫。

1924年李蕙仙臨終前把幾個孩子託付給王桂荃。梁家兒女稱李蕙仙為“媽”，稱王桂荃為“娘”。

梁思寧13歲時，梁啟超在北京病逝，她從天津趕往北京奔喪。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日軍佔領平津。梁思寧正在南開大學讀書，沒想到學校被炸，她失學在家。當時，日軍和“二鬼子”在天津胡作非為，年輕的女孩子被他們看見就難逃厄運。梁思寧不敢隨便出門，只好天天呆在義大利租界的家裡，盼著有一天能衝破這牢籠。

離她家不遠處，有一座孤零零的鐵皮倉庫。有時坐在家裡就能聽到裡面發出陣陣慘叫聲，讓人毛骨悚然，這更加深了梁思寧對那座倉庫的好奇。

一個夏天的晚上，梁思寧與母親散步，突然有人拉她的大褂，嗓音沙啞地說：“太太，小姐，行個好吧！”她低頭一看，是一個殘疾人，母親問他：“你是什麼人？怎麼落到這樣的地步？”原來，他是大學生，學校被炸，本想找份工作，無意中走近了那個鐵皮倉庫，出來幾個日本人把他強行拉進去，讓他跪在一個燒紅的油桶上，膝蓋很快被烤焦，等他醒來時，他的腿已經成了直角三角形，再也不能站起來了。原來這座倉庫是實驗新刑具的殺人場。她與母親聽后，淚流滿面，給了青年一些錢，就匆匆回家了。回家后，她給梁思懿寫信：“我再也受不了亡國奴的生活了，快幫我‘逃’出去吧。”

梁思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學醫學預科班。她擔任過“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大隊長，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是燕京大學遊行示威的學生領袖，與她的同學王若蘭等被稱為“燕京三傑”。1937年，梁思懿參加了平津流亡學生集訓班，並南下抗日請援，后被組織派駐上海，從事女工工作。1940年3月，梁思懿回信說：“好機會來了，王若蘭現在天津，你一定要親自去面談。”

王若蘭已經改名叫康英，當時回到天津生孩子。對“革命”、“根據地”、“亡國奴”等字眼一知半解的梁思寧，滿懷追求理想、追求新生活的信念，見到分別多年的王若蘭，向她訴說了心中蘊藏已久的憤懣，並表達了要跟她走的決心。康英驚奇地看著梁思寧：“革命可不是做遊戲，最起碼的條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長途行軍，還經常沒飯吃，在戰鬥中有犧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嗎？”梁思寧說：“能，再苦能比當亡國奴苦嗎？”

因為怕母親擔心，思寧謊稱是去上海讀書。為了減少麻煩，4月6日動身那天，王夫人特邀好友丁懋英大夫親自駕駛她那輛插有美國國旗的轎車為她送行。行至塘沽碼頭，日本兵上前盤問，王夫人下車用純正的東京話對答。日本鬼子以為遇到老鄉了，還連聲說：“老太太，你的東京話講得真好。你是東京人吧？”說完揮手放行。梁思寧和康英乘上一條天津直達上海的班輪，經過一天一夜，於4月7日抵達上海外灘碼頭。

梁思寧到上海后，梁思懿與康英研究了奔赴新四軍的路線，決定從上海乘船經寧波，輾轉到金華，再到皖南。臨走時，思懿囑咐思寧：“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滿希望的，也是所有愛國者都嚮往的去處。你很幸運，參加革命有康英這樣的引路人，要珍惜這次良機，要堅持到底，莫後退。切記，進則生，退則死。”三人揮淚而別。梁思寧在康英的帶領下，一路險象環生。因為在途中丟失了證件，她們在金華被國民黨軟禁了7天。康英帶領梁思寧沉著應付，她們巧妙地與金華的三派特工人員進行周旋，最終脫險。脫險后，被送到兩軍防地的界限，又經過兵站轉送，終於到達安徽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在這裡，梁思寧與康英分手，康英返回皖北根據地，思寧來到江蘇溧陽水西村新四軍一二三支隊司令部。

陳毅：

我有兩個特殊的兵

上世紀50年代初期，在一次會議上，陳毅遇到了梁思成，陳毅說，當時在我部隊里有兩個特殊的兵，一個是梁啟超的女兒，就是你妹妹；另一個是章太炎的兒子。

在戰地服務團，梁思寧從事宣傳工作。她對這裡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鮮。“哪有這樣的部隊啊？開會、吃飯大家都很平等，生活上沒有官兵之分，和國民黨的部隊一點都不一樣；還整天唱唱跳跳，充滿活力和激情。”說著，老人情不自禁地輕聲唱了《新四軍軍歌》：“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旗幟……”她的眼裡閃爍著激動的光，彷彿又回到了那血與火的年代。戰地服務團的生活是緊張而充實的，隊伍每到一地，她們便迅速深入到老百姓之中，了解當地風土民情及對敵鬥爭的狀況，然後根據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立即編成宣傳抗日、宣傳反剝削、反壓迫的文藝節目，在老百姓中演出。由於材料真實、生動，所以演出很受歡迎。

在戰爭年代，革命就意味著流血犧牲。1940年5月，戰地服務團在一天夜裡過敵占區公路時與一日軍巡邏隊交火，梁思寧的戰友李敏身中數彈犧牲。親眼目睹朝夕相處的戰友倒在自己的身邊，無疑是驚心動魄的，她明白了臨行前姐姐告訴她的“進則生，退則亡”的全部意義。

1940年7月，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帶梁思寧等3位女戰士，去國民黨蘇魯皖游擊指揮部總指揮李明揚家裡做客。席間，李明揚與太太問梁思寧：“你父親是近代史上的名人，你是位大家閨秀，怎麼捨得離開舒適的家，出來討苦吃？”梁思寧說：“現在這個家庭比原來那個家還要好，同志們精神抖擻，團結戰鬥，要說苦，再沒有比當亡國奴更苦的了。”梁思寧這位新戰士成功地做了一次統戰工作。

當時，陳毅經常到服務團來，梁思寧回憶，陳老總沒有架子，像家長一樣問長問短，同志之間一點距離也沒有，大家見面親得不得了。

1941年，梁思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新四軍七戰七捷后，梁思寧隨部隊來到了山東解放區。由當時的山東省政府人事處處長安鼎銘做紅娘，1946年5月1日，梁思寧與山東省農業指導所主任章柯結婚，從此攜手半個多世紀。章柯，一二九運動時曾是開封的學聯糾察隊長，也是一位從青年學生成長起來的革命幹部。

1948年，在“三查三整”運動中，有人由於受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認為梁啟超是地主、資本家的政治代表，梁思寧被開除了黨籍。只因為她是梁啟超的女兒，使她35年來一直生活在沉重的陰影之中。濟南解放后，她被分配到山東省農業廳，卻沒有安排具體工作。對於梁思寧來說，工作再苦再累都不怕，就怕別人的冷落和誤解。她沒有因坐冷板凳而消極等待，她每天早上第一個來到單位，打掃衛生、分發報紙、整理文件。有時碰上發福利，80多人的瓜果她一個人承擔，平均分配，然後用自行車馱著，挨家挨戶給同事送去。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35年，儘管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梁思寧依然堅持著。在這些歲月里，如果沒有章柯的支持，梁思寧不知道自己將會怎樣度過。在這樣的情況下，梁思寧自然也有情緒高低起伏的時候，章柯總是給她分析形勢，幫她確立生活的勇氣，他們堅信錯誤總有被糾正的一天。

1982年終於平反了。離休后，一直住在濟南某干休所內。

2006年病故。

對於每一位稍知近現代史的人來說，梁啟超都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這位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是活躍於中國政壇、學界三十餘年的一代風雲人物，與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然而，有誰能想到，他的女兒—一位從名門閨秀走上革命道路的老戰士，就淡泊平靜地生活在我們身邊。雖然她歷經滄桑，卻對自己選擇的道路無怨無悔。

梁思寧一家

6月的一天，在省城益壽路一家干休所的居民樓里，記者找到了梁啟超的小女兒梁思寧的家。

敲門而進，見裡屋門口站著一位穿著樸素的老人。她把我讓進屋裡，儘管腿腳不是很靈便，但她精神很好，尤其是那雙眼睛，堅定而深邃，不像是年近九旬的人，這就是梁思寧女士了。我打量了一下屋裡，這是一套普通的三居室住宅，傢具、陳設都很簡陋，沒人能想象得出主人的父親就是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啟蒙思想家梁啟超，更沒人能想象得到面前這位普通的老人就是當年具有傳奇色彩的名門閨秀。

儘管老人的丈夫章柯先生說，隨著年齡的增長，加上身體不是很好，她的記憶力和聽力大不如以前了。然而，談起當年的往事，梁思寧仍然記得相當準確，彷彿歷歷在目。

建國初期，陳毅元帥曾對建築學家梁思成說：“當年我手下有兩個特殊的兵，一個是梁啟超的女兒，一個是章太炎的兒子。”梁啟超的女兒即是本文主人公——梁思寧。

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學問家梁啟超的女兒就生活在濟南市，甚至就在我們身邊，我幾乎有些不相信。這年頭大小媒體無孔不入，丁點兒事兒就會炒得浮土漫天，哪裡還容得隱士藏身？然而，就在記者節這天，在山東大學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章安秋老師的引導下，我見到了這位名人之後——梁思寧女士，她就住在學校南鄰益壽路上的干休所內，章老師是她的二女兒。

推開房門，一位老人立在面前。身材不高，有些瘦弱，典型的南方人體型；花白頭髮，灰色衣褲，極普通的老年知識婦女裝束；雙頰微陷，眼窩很深，一雙眼睛顯得特別大。她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雙眼睛，深沉、犀利，內涵很多，彷彿探入你的心中。

梁思寧女士生於1916年，比起同齡人，步履還比較輕捷，但聽力、記憶力都有些衰退。她是梁啟超最小的女兒，父親去世時，她才只有13歲。

談到對父親的印象，她用手做了個握筆的姿勢，描述說“每次去書房，一推門，就會看到父親站在大大的寫字桌前，拿著一枝筆，一邊寫字，一邊‘咳、咳’地咳嗽。他總是在書桌前寫東西，寫得很快，好像不費力一樣。”“他喜歡每一個孩子，但是他總是很忙，很少帶孩子玩。有時高興，就會把我們這些小孩子叫到他身邊，領著我們玩。他對最小的兒子思禮特別寵愛，我是最小的女兒，他也很嬌慣我，有時會抱抱我。”“父親曾經請他的一個學生專門教我們，我們就停學一年在家，跟老師學了一年古文。”“父親臨終時，把所有能叫到的孩子都叫到了他身邊，可是他已經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他躺在病床上，像睡著了一樣……”老人一口標準的北京話，聲音朗潤，字正腔圓。

談到父親對子女的教育，老人說，大孩子受父親的影響比較深，二哥(思成)、三哥(思永)、四哥(思忠)等都曾在治學、做人方面得到父親的直接教誨，而我們這些小孩子跟父親在一起的時間畢竟很短。“倒是我母親，負責帶孩子，父親去世后，她就支撐著整個家。”

梁啟超一生有過兩位夫人。大太太李蕙仙，二太太王桂荃。思順、思成、思庄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李夫人出身名門貴族，善詩書詞章。王夫人出身貧苦，少時沒有機會讀書識字。但她聰明伶俐，勤奮好學。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後來，妻兒也來到日本。王夫人在這裡很快學會一口流利的東京話，並開闊了眼界，接受了現代西方新思潮。後來又學會了讀書看報，寫些簡單的信。她既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支撐著整個大家庭的生活，又非常理解、支持梁啟超的事業。1924年李蕙仙去世后，把幾個孩子託付給王桂荃。王桂荃待他們視同己出，精心撫育他們長大成人。孩子們都非常孝順她，認為她是“梁家極重要的人物”。

在老人緩緩敘述那些陳年往事時，我仔細端詳她，面部輪廓線條分明，深邃的眼睛，既有母親端莊大方的遺風，又凝聚著父親洞察一切的神韻。

梁啟超的幾個子女大都留學海外，在科技界、學術界頗有建樹。惟有梁思寧走上了一條與兄長們完全不同的道路，成為這箇舊式大家庭里的“老革命”。不知底細的人也許會以為這是一個“家庭叛逆者”的故事，其實，作出這一選擇不僅對於當時的梁思寧是惟一的，而且對於任何一個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都是也只能是惟一的——因為那是一個國難當頭的特殊時期。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梁思寧正在天津南開大學讀書。日軍佔領平津以後，華北雖大，也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梁思寧失學了。社會動亂，找不到工作，也不敢出門訪友，出門就會見到日本兵欺負、凌辱中國人的情景。當時，他們家位於意租界里，不遠處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築物，誰也不知道是派什麼用場的。順風時坐在家裡就常常聽見那所房子里傳出的陣陣慘叫聲，令人毛骨悚然。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親走在一條小巷裡，突然覺得有人拉住我的大褂，嗓音沙啞地說：‘太太、小姐行個好吧!’我低頭一看，是個又黃又瘦的殘疾人。他說：‘我本是大學生，學校被炸，出來想找個職業，無意中走近那所房子，突然出來幾個五大三粗的日本人，把我拉了進去。屋裡擺著各種刑具，各種刑具上都有人在受刑，發出慘叫和呻吟。兩個歹徒命令我跪在一個燒紅的油桶上，馬上刺啦啦地冒出火燎皮毛的嗆人濃煙，疼痛揪心！眼看我的膝蓋要被烤焦了，狠心的劊子手把我扔出門來。我醒過來想伸伸腿，天呀！我的腿已成了直角三角形，永遠也站不起來了！那所房子是個實驗新刑具的殺人場呀!’我和母親聽了義憤填膺，淚流滿面，十分同情他，給了他一些錢，就趕緊回家了。”

這次經歷深深地刺激了梁思寧，她明白了什麼是“亡國奴”的生活。國家的命運，個人的前途令她萬分苦惱，時時想擺脫這令人窒息的環境。弟弟年齡還小，幾個大哥大姐遠在國外，她經常寫信給在上海的五姐思懿訴說苦衷，尋找出路。

“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滿希望的……”

梁思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學醫學預備班，準備學習三年後進入協和醫學院學醫。但在民族危亡關頭，思懿從1935年下半年就開始投身於學生運動。她思想活躍，積極進步，當過燕大“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大隊長，參加過“一二·九”運動，與王若蘭等被稱為“燕京三傑”，是燕大學生遊行示威的領袖。1937年思懿參加了平津流亡學生集訓班，南下進行抗日請願。後來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從事女工工作。

1940年3月底，思寧收到思懿從上海的來信。信中寫道，王若蘭回天津生小孩，不日將返回南方，“好機會來了。你一定要親自去面談，可能達到你渴望已久的願望。”王若蘭已參加革命多年(后改名康英)，她給思寧講了許多革命道理，並介紹了共產黨的概況，告訴她新四軍就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真正抗日的軍隊。思寧老人深情地回憶：“康英大姐的談話激起了我的愛國思想，日本鬼子的一記耳光(會見康大姐的路途中，過卡子口時被日本兵所打)，更促使我下決心離開天津淪陷區這個人間地獄。我問康大姐：我能參加新四軍嗎？她驚奇地看著我說：革命可不是做遊戲，最起碼的條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長途行軍，在戰爭中有犧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嗎？我說：能！再苦能比當亡國奴苦嗎?”

回到家中，思寧對母親謊稱是去上海上大學，免得老人擔心。1940年4月6日，母親把她們送到了塘沽碼頭的船上。

思懿在上海外灘碼頭接船，把她們安頓下，又與康英仔細研究了尋找新四軍的路線。決定從上海經寧波、鄞縣、嵊縣、金華，再到皖南，沿途都是蔣占區。比較其他路線來，這條線路線短，情況單一，但也可能有風險。

4月12日，思懿與康英和思寧依依惜別。思懿語重心長地囑咐：“六六(思寧小名)，今日一別，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再重逢！我們姐妹倆從幼稚園到初中都形影相隨，多年來你總是依靠我。從今日起，你就要自己去闖了。”“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滿希望的，也是所有愛國者都嚮往的去處。要珍惜這次良機，要堅持到底，莫後退。切記！進則生，退則死。退，你有這條路么！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將來我也要離開上海，你還願意回天津么？”三人揮淚而別。

思寧在康大姐的帶領下，一路艱險，在金華還被國民黨軟禁了七天。她們機智地脫險后，被送到兩軍防地的界線，又經過四個兵站轉送，終於到達了安徽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在這裡，兩人分手，康英返回皖北根據地，思寧來到江蘇溧陽水西村新四軍一二三支隊司令部，被分配到戰地服務團工作，在陳毅、粟裕的部隊里。

生活在梁思寧面前掀開了全新的一頁，她不斷在心裡告誡自己：一切要從頭學起，自己已是革命軍人，不是老百姓了。新四軍的確是一所大學校，她在這裡不僅懂得了許多前所未知的革命道理，而且見識了許多有膽有識、大智大勇的英雄，經受了生與死的考驗。

1940年5月的一天夜裡，部隊過一條敵占區公路封鎖線時，和日軍一支巡邏隊相遇，受到敵人襲擊。當戰地服務團戰士向前沖時，思寧親眼見到許多同志在自己身邊中彈倒下。剛剛參軍20多天的她，經歷這樣的場面卻是驚心動魄，但她身後沒有任何退路，只有義無反顧地往前沖！這個來自大城市的青年學生，在血與火的戰場上，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了什麼是生死搏鬥，也真正理解了康英大姐和思懿姐所說的進則生、退則死的涵義。

在新四軍，思寧主要從事宣傳工作。隊伍每到一地，他們便迅速深入到老百姓之中，了解當地風土民情及對敵鬥爭的狀況，然後根據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立即編成小話劇、活報劇等宣傳抗日，宣傳反剝削、反壓迫，宣傳婦女解放的文藝節目，在老百姓之中演出。由於材料真實、生動，又取自老百姓身邊，所以，他們的演出總是深受歡迎。

說起這段生活，老人顯得特別興奮，幽深的眼睛中閃爍著青春的光彩。記者問她：“從北方大城市，來到人地生疏、潮濕多雨的南方農村，過著這種動蕩不安的生活，您適應嗎？感覺苦不苦?”沒想到老人立即爽快地回答：“苦什麼！再沒那麼快活的!”“同志們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不用看日本人的臉色，不用膽戰心驚地過日子，心情特別好。每逢打了勝仗，老百姓便敲鑼打鼓送來慰問品，再沒那麼快活的!”老人重複著說。也許真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歲月會過濾記憶，痛苦、陰霾隨水而逝，留下的總是歡樂和陽光。

戰火中梁思寧迅速成長為一名真正的革命戰士，1941年，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如果說她的父親梁啟超代表著19世紀末中國最先進的知識分子，那麼，在國家和民族危機面前，她勇敢地奔赴抗日前線，堅定地跟著中國共產黨，同父輩一樣，也是站在了時代的最前列，代表著中國最革命最先進的力量。然而，由於“左”的思潮影響，父親梁啟超沒有帶給她任何榮耀，卻始終是她命運中的陰影。

隨著部隊轉戰，後來梁思寧來到山東解放區。1946年，她與同樣是從青年學生成長為革命幹部的章柯同志相識結合。1948年，丈夫發現了三個叛徒，要向組織彙報，可是他們惡人先告狀，反咬一口，說章梁夫婦是叛徒，因為她是梁啟超的女兒。罪名竟是“梁啟超的女兒!”三個真正的叛徒當然沒有逃脫歷史的懲罰，而梁思寧是叛徒雖查無實據，是梁啟超的女兒卻千真萬確！這個無可更改的事實，成了十惡不赦的罪名。

1948年，梁思寧被開除黨籍，一下子成了人民的敵人。“我冤不冤！我怕自己氣瘋了，就長期勸自己堅強。丈夫也對我說，將來總會有結果的。”最讓她難以承受的是那種被視為異己的排斥，“我做最苦最累的工作也不說什麼，什麼苦我都能受，我想我是黨員，要按黨員要求自己，就算不是黨員了，也要按黨員的要求去做。但每逢開會就讓我躲得遠遠的，不讓我參加，這我受不了。”老人的眼睛濕潤了。

丈夫章柯曾是“一二·九”運動中的開封學生的領袖，是位久經考驗的老黨員、老革命。他深知自己的妻子對黨絕無二心，於是一再替妻子申訴，為此，“文革”中被“造反派”誣為“翻案老手”，同樣受到不公正待遇。說到這裡，老人露出一絲苦澀的笑。

1948年至1983年，梁思寧從32歲到67歲，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最能幹事業的年齡，就這樣蒙上了陰翳。但梁思寧並沒有消沉，她一邊努力做好分給自己的那份工作，一邊儘力照顧好五個子女，不讓丈夫分心。同時，她以極大的意志，抵禦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她也見到過許多受不了冤屈而走上絕路的人，“那不值得。人，不遭一點難，不算過一輩子”。她眼睛注視著我，一字一頓地說：“歷史會告訴你誰是對的，誰是錯的，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就是憑著對黨對人民這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她捱過了一個個不眠之夜，捱過了35個寒暑春秋，在年近古稀之時，終於迎來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說到這裡，堅強的老人聲音哽咽了。

我想知道老人到底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之路，便問她，“如果當年不離開天津，會怎麼樣呢?”老人立即反問我，“不離開？當少奶奶？嫁人當太太？找個漢奸我不幹，找職業根本辦不到，尤其是受不了日本人的氣!”看得出，即使屢遭磨難，歷盡坎坷，老人對自己青年時代的選擇始終無怨無悔!

我是一個家庭里的普通孩子

我一直感到這樣一位名人的後代悄無聲息地生活在我們身邊是個謎，與老人深入交談后便知原委。“他們來採訪我，都問‘梁啟超的女兒’怎麼怎麼，梁啟超的女兒又怎樣？名人的後代不要把祖先的光環加在自己身上，個人的歷史要靠自己寫，不能靠祖先。我說，我是一個普通黨員，一個家庭里的普通孩子!”

老人酷似父親的一雙眼睛炯炯有神，威嚴四射，語言字字珠璣，擲地有聲!

但我還是想說：到底是梁啟超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