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兒童救亡劇團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與廈門一海之隔的金門被日寇霸佔，中共廈門工委立即倡導成立並領導了多個抗日救亡團體。“廈兒團”就是其中最亮麗的一個，她隸屬廈門青年戰時服務團的第九工作隊。因為，成立初期最小的團員才7歲，最大的為17歲，由30多位小朋友組成。所以，對外稱廈門兒童救亡劇團，簡稱“廈兒團”。

另外一個特點是，成員幾乎都是由一個家庭和另外一個家庭的兄弟姐妹組成的。最大的貢獻是，不僅在國內聲援抗戰前線的愛國將士；當廈門淪陷后，從1938年起還千里迢迢徒步沿途義演奔向國境線，到海外（香港、柬埔寨、越南等）義演、募捐，為中國的抗日將士募捐到5大卡車的藥品、衣物和10多萬的外幣。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鄧穎超同志的接見和“這是一群國寶”的褒獎。

“廈兒團”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為數不多的抗日兒童救亡團體之一，值得國人的懷戀和敬仰！

廈門兒童救亡劇團（簡稱“廈兒團”），是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為適應抗日救亡的新形勢，在中共廈門工委的領導下，以“鴿翼劇社”的部分小演員和中華小學的“綠苗文藝社”為基礎，又吸收了部分愛國兒童，於1937年9月3日正式成立的。全團老師有4人，團員有34人，最小的七歲，最大的十七歲，一般多在十二、三歲之間。“廈兒團”團長兼導演洪凌同志是中共廈門工委特意派去的共產黨員。“廈兒團”團部設在廈門市安定路的保生堂。

“廈兒團”一成立，就顯示了他們特有的活力，首次在鼓浪嶼的鷺江戲院演出《在炮火中》時，就得到了觀眾的好評。接著，又在廈門的南星戲院公演了《古廟鐘聲》和《小英雄》、《小癟三》、《打回老家去》、《少年先鋒隊歌》、《打長江》等戲劇和歌曲。不久，又走上街頭，開展了為前方抗日將士募集寒衣和發動群眾為抗日獻金等活動，以及配合廈門其它抗日救亡團體，深入到廈門郊區的禾山、胡里山等地向駐軍和參加挖戰壕的市民進行了慰問演出，很快就成了廈門抗日救亡運動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廈兒團”的演出及活動，極大地激發了廣大同胞的愛國熱情，提高了廈門駐軍的鬥志。然而，也引起了國民黨親日派的恐懼和仇視。他們指使其喉舌《廈門大報》，以《列寧的子孫》為題發表文章，對“廈兒團”進行惡毒的攻擊和謾罵，甚至派少數流氓學生進行破壞和搗亂，妄圖扼殺這支新生的抗日宣傳隊。在反動勢力鼓噪一時的關頭，我黨及時地通過《星光日報》的副刊，組織團員寫文章，給予了有力的反擊，剎住了國民黨親日派的反動逆流。

1938年5月，日寇從禾山登陸，向廈門展開進攻，“廈兒團”和各抗日救亡團體一道，一邊募捐慰勞前方將士，一邊監視漢奸，防止他們給日軍放信號，小小年紀的他們做了許許多多的工作。但由於戰爭不斷失利，“廈兒團”不得不撤出市區，深入到新姲、港尾、同安、石碼、漳浦、平和等地，繼續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

廈門失守后，為了爭取海外華僑支援祖國的抗戰事業，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派“廈兒團”到南洋各地開展募捐活動。5月下旬，“廈兒團”在洪凌書記、陳輕絮隊長等同志的率領下，從漳州徒步奔赴廣州。他們一路上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儘管生活十分艱苦，每到一處，稍加安頓之後，總是不顧疲勞地投入緊張的宣傳活動。有的寫標語，有的到街頭講演，有的到學校去教唱抗日歌曲。給許多平靜的山村，帶來了抗日的活力。群眾都稱他們是“炮火中的小英雄”。

“廈兒團”於6月中到達汕頭時，正式建立了黨支部，整頓了組織，設立了宣傳出版、總務生活、戲劇歌詠、體育衛生等部門，並決定恢復出版團內小報——《小鋼炮》。

“廈兒團”8月初到達廣州。此時，廣州的抗日救亡運動正如火如荼，“廈兒團”一住下，立即投入了街頭宣傳，團員們當天演出的《流亡三部曲》、《游擊隊之歌》等抗日歌曲，晚上電台就向全市人民做了廣播。

“廈兒團”8月底，在出國前夕，鄧穎超同志在廣州方便醫院接見了全體團員和老師。鄧穎超同志說:“你們小小年紀，就那麼熱心愛國，真是我們的國寶。”她還勉勵大家要好好學習、工作，並親切囑咐大家到海外要保重身體，臨別時還和大家合影留念。

9月下旬，“廈兒團”到達香港，港九同胞得知后立即轟動起來。為了支持“廈兒團”為抗日救亡義演，每張票價高達十元至幾百港元，大家仍競相購買，場場滿座。儘管港英當局百般限制，演出結束時，台下觀眾總是不時的暴發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從中國滾出去!”等革命口號。“廈兒團”在港活動近兩個月，募款達15,000餘港元。

11月中旬，“廈兒團”團員們帶著簡單的行李，登上“大中華”號客輪，經過4天的海上生活，抵達越南的西貢。客輪未靠碼頭，許多迎接“廈兒團”的愛國僑胞早已等候在那裡。一上岸，他們就用小汽車把“廈兒團”團員們送到與西貢毗連的西堤，住進了華僑創辦的暨南中學。此間，在越僑共產黨的領導下，募捐活動開展得十分順利。在“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會越南分會”舉行的十多場籌賑義演中，場場座無虛席。演出之餘，他們還天天深入西堤各華僑學校、工廠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和教唱革命歌曲。不久，僑胞中也組織起“旅越華僑兒童歌詠團”和“鐵的劇社”等宣傳團體，和“廈兒團”並肩戰鬥。他們還配合華僑學生上街賣花，廣大愛國僑胞無不踴躍購買，慷慨捐獻。不少華僑學生都把父母給的零用錢獻出來，做成慰勞袋，裡面裝上毛幣、香皂、牙刷、牙膏等日用品，綉著“向中國抗日將士致敬!”等字樣，請“廈兒團”帶回祖國。一位年輕的華僑婦女會會長，竟把自己準備結婚用的大部分貴重嫁妝、首飾捐獻出來，支援祖國抗戰。

1939年元旦前後，“廈兒團”又前往柬埔寨的金邊，做了十幾天的巡迴演出，同樣受到了當地僑胞的盛情接待，並募得了不少捐款和物質。離開越南西堤前夕，不少華僑家長親自送子女要求參加“廈兒團”，並提出生活費由家長逐月郵寄。但因種種原因，只好婉言謝絕。

因為抗戰前線急需藥品，於1939年6月，“廈兒團”改變巡演募捐計劃，帶著愛國華僑的深情厚意，和他們捐獻的五卡車藥品、慰勞袋、慰問信、慰問金等，揮淚離開越南西堤，乘火車抵峴港，后經順化、南定到達河內。在越南河內市活動幾天後，又經諒山回到了祖國的廣西南寧。下旬來到廣西省（當時省稱）的臨時省會——桂林市。

到達桂林后，“廈兒團”領導人及時向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彙報了在國外募捐活動情況。李克農同志和徐特立同志，還在李家村接見了全體團員。之後，劇團就以桂林為中心，先後到機場、醫院、學校去開展慰問、演出活動。組織“傷兵之友隊”，幫助傷兵寫信，縫洗衣服，教他們唱抗日歌曲，讀書識字，座談時事等，使傷兵們很受感動。許多人都當場表示，傷愈后一定馬上回到前線去打日寇。日軍從廣西欽州登陸直逼柳州時，劇團又組成西路工作隊，深入前沿陣地，和戰士們用日語向日軍喊話，瓦解敵人士氣。崑崙關戰役后，他們又和新安旅行團、抗宣七隊等到武鳴、賓陽等收復區，動員群眾回城重建家園。

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國統區內的白色恐怖日趨嚴重。“廈兒團”根據黨的白區工作精神，為了隱蔽，決定與福建同鄉會會長、第四戰區參謀長吳石將軍，合辦黃花崗紀念學校，大部分團員送進學校讀書。“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勢更加緊張，“廈兒團”的安全已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廈兒團”開始分散，幾位領導人，有的送到了海外，有的進了工廠，大部分團員由大齡團員帶領小團員入了學，或轉到了其它戲劇團體。“廈兒團”活動也就完全停止了，這是1941年的往事了。

“廈兒團”的團員們，在中國革命的烘爐中受到了鍛煉和考驗，迅速地成長為一代新人，解放后不少“廈兒團”團員成為我國電影、戲劇、音樂界的名演員和導演，有的還成為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領導崗位上的骨幹了。

黨支部成員

張兆漢書記、林雲濤副書記（林環島、林東山）洪凌組織委員（洪學禹）、陳輕絮宣傳委員（陳敬思）

領隊老師

林雲濤副書記（林環島、林東山）、洪凌（洪學禹）、陳輕絮（陳敬思）

正式團員

許岱君（許譾）、林平風、沈永時、林瑩聰、林碩（林炎）、顏萌（顏錦英）、宋英華、宋哲傑、宋哲仁、陳秀英（陳之堅）、陳惠英、陳友志、陳天福、陳天送（陳田頌）、陳衷（羅太）、何妨（何送金）、賴雪清（何送銀）、施明顯、施明新、吳南山、梁開明、洪志民（洪志明、洪宗芬）、洪宗溪（洪風）、洪宗潑（洪宗波）、洪宗思、洪紹堡、洪文敏、許英淮（肖林）、馮毓祺、胡碧華、葉耀來（葉芃）、王憨生、周定南、徐宏志。

前期團員

許文辛、胡 冰（胡鏡冰）、黃祖蔭、張善青、陳焯媛、曾谷風、陳玉燕、林儀貞、曹聰明、李美玉、林鏗、鄭竟輝（沒有出國的團員）。

定居廈門的有：洪智民、宋哲仁

定居桂林的有：宋哲傑

定居西安的有：宋英華

定居重慶的有：陳友志

定居台北的有：洪紹堡

定居美國的有：林平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