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審

秋審 qiūshěn

代複審死刑案件的一種制度。因於秋季舉行，故稱。清 制，各省於每年四月，對判處死刑尚未執行的案犯，再行審議，分為“情實”、“緩決”、“可矜”、“可疑”、“留養承祀”五類，報送刑部。秋八月，刑部會同大理寺等，對上述原判死刑的四類案件集中審核，提出意見，最後奏請皇帝裁決。《清史稿·穆宗紀二》：“諭停本年秋審，朝審勾決。”

例：余經秋審。——清· 方苞《獄中雜記》

經秋審入矜疑。

秋審最主要的目的是加強了中央集權，將人犯的生殺大權集中到中央政府乃至皇帝本人。其次，秋審也是一種皇權的表現形式，通過最高級別的會審和皇帝親自勾決等儀式，體現了皇權的至上性，大大加強了皇權的威嚴。再次，秋審體現了對死刑的重視，因為人死不可復生，判決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朝廷和皇帝的威信。

關於秋審的作用，應當辯證的分析。首先，由於死刑判決的嚴肅性和死刑的不可逆性，皇帝必定會很重視，甚至必要時親自審理個別案件，以防出現冤案；其次，由於皇帝的重視，地方上的死刑判決也會相對慎重一些，畢竟如果出現冤案而被皇帝或中央政府發現，可能會導致主審官員受到處分；再次，由中央政府乃至皇帝的親自把關，可以統一全國死刑的適用標準，從量刑上做到相對的公平。

但是也不能對秋審做過高的評價。首先，從量刑上來說，死刑的適用標準往往取決於當時的社會形勢，如果是治安混亂時期，亂世往往用重典，可能造成一些罪不至死的人被判了死刑；如果太平時期，有時為了體現皇帝的仁慈，判決可能會法外從輕，使得作惡多端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其次，從複核的程序上來說，秋審基本上都是依據各地上報的書面材料進行複核，案犯很難對書面材料的內容提出質證，而書面材料本身可能就是虛假的。

即便是京師地區的秋審，雖然會提審犯人，但是各種關節錯綜複雜，案件的判決會受很多因素干擾，很多時候皇帝是被蒙蔽的。而且按照慣例，一般在數日內就要複核完所有的案件，其複核的質量可想而知。此外，由於各種腐敗原因，秋審的黑幕是很多的，從各種筆記如清代文人方苞的《獄中雜記》，和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案中就可見一斑了。總得來說，秋審基本上只是一種皇權至上的形式而已，受冤枉的人能夠通過秋審洗冤的幾率是很小的。

秋審和朝審號稱一代“秋讞大典”，專門以死刑監候（斬監候、絞監候）案件為審錄對象，是清朝死刑覆核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年大量的死刑監候犯人經過秋審和朝審，獲得進一步的處理結果。所有的結果，“各別於情，以通其類”。據《光緒會典》載，“凡秋審之別有四，曰情實，曰緩決，曰可矜，曰留養承祀”，此乃當時之通說。

乾隆中葉，阮葵生所撰《秋讞志稿》堪為清代第一部詳細介紹清代秋審和朝審制度沿革的書籍。由於阮氏身為刑部郎中，精於刑名之學，該書自成書後，不脛而走，在當時影響很大。該書記載秋審和朝審的結果較為詳細：“秋審之類凡五，一情實，二緩決，三可矜，四留養，五承祀，各別其情以於類。按國初分情真應決為一項，緩決為一項，可矜可疑為一項，矜者減等，疑者覆問。

雍正三年間，改情實、緩決、可矜三項”。可見，清朝秋審和朝審結果的分類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經過幾次變化。以此材料為根據，大致可分三個階段：其一，從順治十年恢復朝審至雍正三年以前，分情真應決、緩決、可矜可疑三類；其二，雍正三年後，分情實、緩決、可矜三類；其三，乾隆年間，復改作情實、緩決、可矜、留養、承祀五類。

結合《光緒會典》和《秋讞志稿》兩書的記載，則清代秋審和朝審結果的分類至少有了三種說法，即三類說（情真應決、緩決、可矜可疑，或情實、緩決、可矜）、四類說（情實、緩決、可矜、留養承祀）和五類說（情實、緩決、可矜、留養、承祀）。而在這三種說法之下，還有更為細緻的處理方式。清末律學名彥吉同鈞指出：“情實之中又分數種辦法，有情實即勾決者，如命盜案中情傷俱重之類是也；情實聲請免勾者，如命盜案中情有可原之類是也；又有名為情實，非從嚴聲敘，向來不予勾決者，如官犯及服制各犯是也。

至於緩決之中，又有一次即准減等者，有三次后逢恩始減等者。而查辦減等，又有減軍、減流之分”。然則，清代秋審和朝審結果在司法實踐中的分類，比現今通行的說法要複雜得多。其實，在每年的秋審和朝審過程中，以及在此過程之前後，皆有若干情況沒有在《大清會典》中被完整記載，而有些特殊的情況甚至就沒有支字談到。本文的寫作，即在於對清代秋審和朝審的司法結果作進一步的考察，尤其揭示這一司法實踐鮮為人知的某些方面。首先，還是將主要的幾種情況分別敘述。

秋審開始執行於順治十五年，即1658年，首先要求各省的督撫將自己省內所有被判處斬和斬監候（相當於現代的死緩）案件和布政使、按察史會通複審，分別提出四種處理意見：

(1)情實。罪情屬實，罪名恰當，奏請執行死刑。

(2)緩決。案情雖然屬實，但危害性不大者，可減為流三千里，或減發煙瘴極邊充軍，或再押監候辦。

(3)可矜。案情屬實，但有可矜或可疑之處，可免死刑，一般減為徒、流。

（4）可疑。指案情尚未完全明了的，則駁回原省再審。

(5)留養承祀。案情屬實、罪名恰當，但有親老單丁情形，合乎申請留養者，按留養案奏請皇帝裁決。

然後將有關案件的情況匯總報送刑部，而囚犯則集中到省城關押。在每年的八月，中央各部院長官會審后，提出處理意見，報皇帝審批。如果確認了情實，到秋後就要處決。緩決如果連續了三次，就可以免死罪，減輕發落。如果是可矜，也可以免死減等發落。可疑的則退回各省重新審理。在雍正時期，還增加了一種叫做“留養承祀”的減輕發落的方式：如果死囚犯是獨生子，如果處死其父母和祖父母就無人供養、送終，經過皇帝批准，改判重杖一頓再枷號示眾三個月，免掉了死罪。但是這種“留養承祀”在實際情況中較為罕見。

原為“情真”，即情真罪當之意。乃在雍正朝為避皇帝的名諱，將“情真”改為“情實”。一字雖改，而意思不變。《秋讞輯要》擇要列舉了在秋、朝審中應該擬以情實的二十八種情況，如下：謀殺，故殺，侵盜錢糧，枉法贓，開棺見屍，羞憤自盡，賄買頂凶，匿名揭帖，光棍為從（有分別），強盜為首，強姦已成，奪犯傷差（有分別），聚眾械鬥，私鹽竊盜，拒捕殺人，偽造印信（有分別），詐假官，誣良為盜、逼斃人命（有分別），捕役私拷嚇詐、非刑致斃人命，監候不應矜減人犯越獄，因奸盜威逼人致死，竊盜衙署贓至滿貫，仆竊主財滿貫（有分別），偷盜蒙古馬牛十匹以上，私鑄錢十千以上，左道惑人，滿洲殺死滿洲，及各項由立決改為監候人犯。而如吉同鈞所言，在每年秋審和朝審之後，情實又分予勾、未予勾兩種。

予勾者，當年即要執行死刑。而未予勾之死刑犯命運則有所不同，至少要等到次年秋審或朝審才能有結果。而有些時候，“不予勾”也有慣常的規律。根據大清律例規定，“官犯俟十次免勾之後，服制、常犯俟兩次免勾之後，大學士會同刑部堂官將人犯招冊復加詳勘，其有實在情節可寬者，摘敘案情，確加看語，請旨改入緩決”。據乾隆皇帝自己講，“夫金刃殺人，所以令入情實者，原以此等人犯彼此逞忿，輒用金刃殺人，不可不嚴行懲儆。至其中情罪稍有可原者，勾到時原可不致予勾，此等人犯經十次秋審，便可入於緩決。各該犯久坐囹圄，可抑其強悍之氣，使眾人亦知所儆惕”。對於“強姦未成、本婦因調戲而羞憤自盡”之案，“既經一次免勾之後，下年即可改為緩決”。雖擬情實而不與勾，湊足“免勾”年數即可改緩，實際已與緩決無異，連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死刑監候犯人在秋審或朝審中如果得到緩決的處理，該算是一件幸運的事。多數死刑監候犯人在經歷幾次緩決后即可請旨減等發落，少數者可能要捱上十幾、甚至二十幾年才能得到減等，而更少者雖經若干次減等，而在某一年也可能由緩決改為情實予勾，命喪黃泉。

嘉慶年間王有孚的《秋審指掌》記載了若干當時秋審和朝審擬緩的情況，如下：毆因奪贓，死系罪人；扎由頂撞，死系悍妻；毆由義憤，死系圖奸罪人；釁起索欠，扎由情急；死者強乞逞凶，扎由先被按毆；傷由誤中，死出不虞；棒由奪獲，死系理曲；毆由還抵，死非徒手；釁起護父，傷系他物；毆因辱詈，傷非致命，死越旬余；趨勸被毆扎情急；理直被罵，一傷適斃；釁起疑奸，殺由潑罵；傷非金刃，死系姦淫；死者逞凶肇釁，傷由自碰刀尖；死雖緦麻服兄，但被毆回擲，傷止一處，情非逞凶；鼠竊贓未至五百兩；強姦刃傷本婦傷輕平復，婦未姦汙，情稍可原；竊賊拒由圖脫，刀劃一傷，尚無護贓格鬥；受傷格毆，械繫奪獲；先被刀扎，情急抵砍；理直扭論，死由失跌；情切救父，攔抵一傷適斃；擲由被追，死由傷潰；死系不順之妻，殺由先被詈毆。然而，緩決減等的處理方式是逐漸成熟的。

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查辦秋朝審緩決三次以上人犯條款”出現，使緩決減等有了比較定準的依據。沈家本遺著《敘雪堂故事》中記載頗為詳細。如規定緩決三次以上准減流者有：“鬥毆，共毆，擅殺罪人，毆妻致死，姦夫擬抵，奴婢毆死良人，毆死本宗、外姻卑幼，毆死兄弟妻，姦婦不知情，毆死妻前夫子女，受賄頂凶，背夫逃走，良人毆死他人奴婢，毆死夫妾，羞憤自盡，毆死功服僱工，威力主使制縛致死，比照大逆緣坐之伯叔減流、其祖父釋放”等18項，其後又有三次以上減流近邊者5項，邊遠者4項，極邊四千里者6項，伊犁、烏魯木齊等處2項，黑龍江等處11項，合前項共計46項條款。除此以外，該條款又規定緩決三次以上不準減者32項，如圖財強嫁、因奸謀殺本夫、謀叛未成、減等人犯復犯死罪，奸職官妻、枉法贓、監候待質、威逼期親尊長致死等等，皆情罪重大者。這78項條款，在每年的秋審和朝審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對於秋審和朝審入於緩決者，《大清律例》規定：“舊事緩決人犯，摘敘簡明略節，依此匯為一本具題，俱不必敘入問供，以省繁冗。至九卿會審時，……其舊事已入緩決者，不必重複備冊，分送會審，止於會審時逐一唱名。進呈秋審本內，亦開列起數、名數具題”。此為乾隆三十四年（1768）所定例文，而由於乾隆四十七年“緩決三次人犯減等條款”出現，後來“前擬情實、后改緩決，前擬緩決、后改可矜”者漸漸減少，及至清末，歷官西曹的薛允升記述道：“從前間或有之，近則絕無此事矣”。緩決人犯的處理，日趨程式化了。

即有情可原之意，在清代司法文書中常常矜減並稱，言外之意，可矜者即可減等發落。《秋審指掌》同樣列舉了幾種“可矜”的條件，如“死系圖奸罪人，拘捕有據”、“一傷適斃，死系不孝之妻”、“釁起戲謔，傷由適中，並無爭鬥情形”。死刑監候犯如果能被歸為可矜一類，則通往陰曹地府的大門就向他們暫時關閉了，在這些人面前的將是一條活路。而真正把他們從牢獄中拯救出來的並不完全靠皇帝的仁慈，更主要在於案情要“有一線可原”。清朝皇帝在秋審和朝審過程中不斷強調“凡有一線可原，即予減等發落”，說來簡單，其實不免要在每一件死刑監候（包括立決）案件上頗費斟酌。然而，究竟什麼是“一線可原”？可以說，當時任何人，包括皇帝在內，根本就沒有固定的標準，更沒有像“緩決三次人犯減等條款”的類似規定出現。

今人的理解也只能從一個個案例中去體會。下舉一例，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的一天，乾隆皇帝接到刑部具題四川省秋審案件的題本。待他“逐案詳加披閱”，發現其中“絞婦杜氏因奸好之僧元凈揢死伊夫梁大潮”一案有“一線可原”。案情大致是這樣的：“元凈因奸敗露，將梁大潮揢傷斃命。杜氏見梁大潮揢斃，即行哭喊，被元凈用言嚇禁，回家隱忍並不告知屍父”。乾隆皇帝認為：“此案杜氏因奸起釁，致伊夫被元凈揢死，又懼恐嚇，隱忍不言，覈其情節，本無可寬。但杜氏見伊夫被元凈揢斃，即行哭喊，有不忍致死伊夫之心，尚有一線可原”。根據《大清律例》“殺死姦夫律”律文規定：“若姦夫自殺其夫者，姦婦雖不知情，絞（監候）”。

而乾隆四十二年新纂例文同時規定：“凡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而當時喊救與事後即行首告，將姦夫指拿到官，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者，仍照本律定擬。該督撫於疏內聲明，法司核擬時夾簽請旨”。薛允升案語道：“伊夫之被殺，實由伊與人通姦所致，雖不知情，律亦擬絞，嚴之至也。例改從寬典，雖系衡情辦理，惟一經夾簽，即可免死減等，則所得流罪應照律收贖”。此處雖律與律不甚相符，但又根據“斷罪依新頒律”中乾隆五年（1739）新增“小注”：“若例應輕者，照新例遵行”，因此，杜氏應從寬典，減等收贖，這是可以肯定的了。此案中杜氏以一柔弱婦女，看見親夫被姦夫無情揢死，“即行哭喊”，是懼怕？是悔過？還是其他什麼？但不管是什麼，總因這一聲哭喊，喊出了一線生機，喊出了一條生路。

“犯罪存留養親乃國家法外之仁，其在年逾七十老人，桑榆暮景，朝不慮夕，而篤疾、廢疾者，舉動為難，卧床待斃，倘侍養無人，就衰垂死，舉目凄涼，煢獨情形，誠堪憫惜，緣設留養一門。所以矜恤罪人之親，以廣孝治也”。在《大清律例·名例律》中，因襲唐律和明律，將“留養承祀”列為專條，並做了比較全面的規定。康熙四十五年《大清律例朱注廣匯全書》記載是這樣的：“（此條乃法中之恩）凡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中，再）家無以次成丁（即與孤子無異）者有司推問明白，開具所犯罪名並應侍緣由奏聞，取自上裁”。並加朱註：“此條優及其親”，意即對“親親”關係的維護。引文明白指出了死刑犯存留養親的條件：（1）非常赦所不原；（2）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3）家無次丁，只有這樣三個條件同時具備，有司方能在推問明白后，開具所犯罪名並應侍緣由，奏聞請旨，最後由皇帝來決定。《大清律例》規定：“凡人命案件於相驗時，即將兇犯之親有無老疾，該犯是否獨子，訊證明確，一併詳報”。

留養又可分兩種：（1）隨案聲請，“定案時，系戲殺及誤殺、秋審緩決一次例准減等之案，並擅殺、斗殺情輕及救親情切、傷止一二處各犯，核其情節，秋審時應入可矜者，如有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及孀婦獨子、伊母守節二十年者，或到案時，非例應留養之人，迨成招時，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兄弟、子侄死亡者，該督撫查明各結聲明具題，法司隨案核覆，聲請留養”；（2）秋審和朝審時核辦，“秋審並非應入可矜，並誤殺緩決一次，例不準減等者，該督撫於定案時，止將應侍緣由聲明，不必分別‘應准’、‘不應准’字樣，統俟秋審時取結報部，刑部會同九卿核定，入於另冊進呈，恭候欽定。……朝審案件一體遵行”。據薛允升的考證，康熙年間，秋審原為實、緩、矜疑而設，與留養並無干涉，經雍、乾兩朝留養始入秋審和朝審。“以秋審應入可矜及例應一次減等者，俱准隨案聲請留養。余俱於秋審時取結，分別辦理”。可見，留養作為秋審和朝審對於死刑監候犯的一種處理結果，其出現晚於其他三種。另外，從“秋審應入可矜及例應一次減等者，俱准隨案聲請留養”這一點來看，迨其出現之時，清代的秋、朝審制度已經趨於成熟和完善，不然就不會預先分辨出“秋審應入可矜及例應一次減等者”。

此處仍要強調的是，清律對存留養親條款的適用一般都要斟酌具體情況，也具有相當衡平、對等之觀念，並非不分事實，一概留養。如“殺人之犯，有秋審應入緩決，應准存留養親者，查明被殺之人有無父母，是否獨子，於本內聲明。如被殺之人亦系獨子，但其親尚在，無人奉侍，不論老疾與否，殺人之犯，皆不準留養”。而“凡曾經觸犯父母犯案，並素習匪類，為父母所擯逐，及在他省獲罪，審系遊盪他鄉，遠離父母者，俱屬忘親不孝之人”，實所不赦，如果留養就與“教孝敦倫”之宗旨大相違背，因此也“概不準留養”。清律並且把“留養承祀”之適用範圍推及滿洲旗人，做到一視同仁，規定“凡旗人凡斬、絞、外遣等罪，例合留養承祀者，照民人一體留養承祀”。而對於蒙古，《蒙古律例》內雖無留養之條，大清皇帝也“無分中外，一體施恩”，常予留養。但是，“犯罪存留養親”的律文中並未言及“承祀”，例亦無犯死罪准其承祀之明文，薛允升也認為“留養已屬寬典，若推及承祀，則未免太寬矣”。實際上，在每年秋審和朝審過程中，死刑監候之案因承祀而得減免的案件並不多見。

整個清代對於死刑監候犯的處理，除了法典中有明確記載的以上四至五種情況之外，在秋審和朝審程序進行之前後，還有其他幾種比較特殊的情況，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試擷其大要，歸納如下。

其一，永遠監禁。在秋審和朝審中以此處理者，或因瘋殺人，或情切天倫，或為避人復仇，法律上曲予保全。清末刑部秋審處的一份檔案就記載了兩件這樣的案例。

一，斬犯藍映奎與胞兄藍映相素睦無嫌，該犯素患瘋病，時發時愈。該犯之父藍正芳與鄰約張天明等因其並未滋事，未經報官鎖錮。嗣該犯用力劈篾，瘋病複發，執刀亂舞，藍映相瞥見聲喊，趕攏拉奪，該犯用刀亂戳，傷藍映相右肋、右後肋倒地，旋即殞命。該犯到案，驗系瘋迷，覆審供吐明晰，將該犯依“因瘋毆死胞兄”律擬斬立決，具題奉旨，改斬監候，情實二次改緩，永遠監禁。恭逢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五日恩詔，因瘋毆死胞兄，似應不準援免，仍永遠監禁。

一，絞犯童氏與童養媳塗易姑先無嫌，該氏與王汲三通姦，氏之夫塗正興與子並不知情，嗣王汲三往與該氏續舊，被塗易姑撞見斥罵，並謂該氏不顧顏面。該氏用拳毆傷其額顱，塗易姑倔強，該氏用掌毆傷其左腮頰。塗易姑稱公公回家，定欲告知。該氏恐姦情敗露，起意商同王汲三將塗易姑致死滅口，王允從。該氏當將塗易姑掀按在地，姑掙扎喊叫，王用膝蓋跪住其左、右膝，兩手按其左、右手，該氏左手按其上下唇吻，右手用刀割其咽喉，當即殞命，依“因奸將媳致死滅口”律絞侯緩決，永遠監禁，恭逢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五日恩詔，因奸將媳滅口情節較重，似應不準援免，仍永遠監禁。

上述檔案是有關死刑監候犯人“永遠監禁”的一份清單，除四川省外，還有雲南等省，可惜殘缺不全，僅存二十來起，基本上都屬於以上因瘋、因奸致死兩種情況。另據《清高宗實錄》載，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刑部議駁陝西省趙宗孔毆死趙粃麥改擬斬候一本。此案趙宗孔因父被趙粃麥扎死，趙粃麥擬絞監候，后遇赦減流，十年無過，釋回原籍。觸起前忿，趙宗孔將趙粃麥致死，為父報仇。而乾隆帝很是反對這種“復仇”行為，他說：“趙粃麥前已問擬絞候，國法既伸，只因遇赦減流，十年無過，釋回原籍，並非幸逃法網，是揆之公義，已不當再挾私讎。……若盡如趙宗孔之逞私圖報，則趙粃麥之子，又將為父復仇，此風一開，誰非人子，皆得挾其私憤，藉口報復，勢必至仇殺相尋，伊於何底”？結果，“將趙宗孔入於緩決，永遠牢固監禁”，並著“嗣後各省遇有此等案件，俱照此辦理”。

實際操作卻未必盡然。有極少的犯人老死囹圄，有的將瘐斃其中，而有的則在被監禁若干年後，有機會減刑釋放。更有甚者，在判決之初實際上已經給犯人留了活路。如乾隆皇帝在處理“留養”之案件時，一般並不急於開釋，相反秋審或朝審中或情實或緩決，並不勾決，均“俟其拘系經年，馴其桀驁之氣”，再“量為末減”。清末法部的一份奏摺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六日，法部奉旨查辦秋審永遠監禁各犯，浙江省上報開列的清單中，“有汪有葆一名，係為父復仇，監禁已經九年”，法部認為“似應准予釋放”。而直隸省上報的清單中，有“栗氏、周氏、趙氏三犯”，但“均系情節較重，監禁未及二十年”，所以“似應不準援減”，皆“奉旨依議”。以上四川省的兩個案例及這份奏摺告訴我們，秋審永遠監禁的犯人還是有機會死裡逃生的，並且從法部所言的“九年”、“二十年”字樣推理得知，清朝對這些犯人的處理也逐漸形成了某些司法慣例。

此乃屬於從重處決。根據《大清律例》“犯罪事發在逃例”規定：“凡該斬絞之犯事發到官，負罪潛逃被獲者，如原犯情罪重大，至秋審時無可寬緩者，改為立決”。據乾隆朝律學家吳壇的考證，此中“無可寬緩”字樣為乾隆朝加入，在雍正朝《大清律集解》中沒有，乃是遵雍正遺訓的結果。雍正皇帝曾註明“不許擅用”，但流弊甚深，乾隆朝修律時特加註意。乾隆四十年（1775）更為立法，命刑部酌定科條，將何者應由監候改為立決悉心核擬，成條款二：“斬監候改立決條款”、“絞監候改立決條款”，並於乾隆四十三年館修入律。其中“斬監候改立決條款”，如“謀殺人造意者”、“故殺人者”、“犯罪拒捕殺人者”、“興販私鹽拒捕殺人者”、“毆宗室覺羅死者”、“因奸盜而威逼人致死者”等，共四十九條；“絞監候改立決條款”，如“誣告人斬罪，所誣之人已決者”、“獄卒凌虐罪囚，克減衣糧，因而致死者”、“鬥毆連斃兩名者”、“因事逼迫期親尊長致死者”等，共十八條。並註明“以上各項人犯情罪較重，如事發在逃二、三年後被獲，即改為立決”。此兩項條款，指明了監候改立決的逃犯在逃時間比較模糊的下限，即“二、三年”，但並沒有同時規定上限，因此這樣的立法的確存在罅漏。

不太容易把握。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刑部審擬“竇十調奸拒捕逞凶斃命”一案，案由：竇十乘張氏之夫夏三與子夏喜外出，用言調戲。當經夏三邀同妻弟張祿並攜子夏喜赴竇家理論，竇十即持刀開門，將夏喜砍傷斃命，並砍傷夏三、張祿等四人，畏罪逃逸。旋赴熱河地方拿獲，審明定擬。刑部等以“竇十情罪可惡，僅按律擬斬監候，不足蔽辜”，請旨即行正法。乾隆皇帝雖也覺得兇犯僅擬斬監候、留待次年，實有所不當，但並不同意將之即行正法。其言道：“此等淫惡兇犯，情罪固為可惡，但按律擬以斬監候，於法已無可加。若因其情罪較重，只須趕入本年秋審情實，不使久系羈誅，尚非決不待時之犯”。乾隆皇帝覺得“凶頑之徒，糾眾抗官，死刑不法，自應明正典刑，以示懲創”，遂從陳宏謀所請，並傳諭各該督撫：“凡遇此等案件，俱照此辦理”。而乾隆四十二年前述竇十案件發生，乾隆皇帝更下諭旨：“嗣後如遇此等案犯，按律定擬后，即夾片聲明趕入本年情實”。但嘉慶四年（1799），刑部認為，“以應入下年秋審人犯聲明趕入本年，既罪名仍按斬絞本律，而問刑之官遽請趕入秋審辦理，即屬加重之意”，與體制不符。即使“間有情節較重者，亦應斷自宸衷，臨時酌量趕入，非問刑衙門所應聲請”，應請嗣後“均毋庸先行聲明‘趕入秋審’字樣”。實際上，刑部聲請一方面是為了避免皇帝的死刑最高決定權下移，一方面也含有與地方督撫爭權的目的。因為，亦有由刑部聲請者，凡是一方先聲請趕入，另一方則在皇帝面前陷於相對被動的境地。但是，夾簽聲請趕入者到後來一直不見減少，尤其對於官犯，在清朝後期更發展到“概入本年，無所謂例應入、例不應入”的程度，可謂大失制律之本意。後來夾簽聲請趕入的做法漸成慣例，有的刑部秋、朝審官員精於此道，分析更為細緻：“此等撫題內已經聲明之案，不徒以‘本年’二字之有無為別，宜以月份為斷。其有‘本年’二字者，必入本年，斷斷無疑，即無此二字，而奉旨在七月以內者，皆宜提入。若進（黃）冊以後，自當入下年矣”。

如孕婦，如新疆人犯等。孕婦緩刑之例，據清代趙翼的考證，“婦人當刑而有孕者，許產後百日乃決”，本漢魏之制，乃法外之仁，後世屢廢屢行。清康熙元年（1662）題准：“凡姦婦有孕犯死罪者，俟生產後立決”。自此以後，乃至清末法律改革，亦未能變。宣統二年（1910）《大清新刑律》第一編第七章第四十條規定：“凡孕婦受死刑之宣告者，非產後逾一百日、經法部覆奏回報，不得執行”。前後雖執行機關名稱發生變化，但實質未變，如出一轍；其孕婦產後必要執行死刑，又與現今的刑法精神不合。“新疆人犯治罪應較內地為重”，在清代是不易之成規。內地秋審人犯緩決三次者方准減等，情實未勾十次未勾者，方改緩決。而乾隆四十二年（1777）定律：“嗣後新疆秋審人犯緩決者，必俟五次之後；情實者，必俟十二次未勾，方准於新疆地方互相調發為奴”。又嘉慶四年（1799）八月秋審，“和闐回民莫羅愛底勒強姦十歲回女色克呢已成”一案，經辦之官奏“莫羅愛底勒凶淫已極，新疆又非內地可比，請將該犯即行正法，以懲淫風”。按強姦本律，應擬斬監候。又若內地之犯，情況特殊，自應重加懲創。因此，皇帝覺得經辦官所述“尚無錯誤”，“著依擬應斬監候”。但同時命令“即行正法”，名為“監候”，卻立決執行，這樣的事情也真夠特殊的了。

上列四類情況，均不見於《大清律例》、《大清會典》等法律文本。只有深入司法層面，從其他一些司法材料中才能發現。第二類和第三類皆發生在秋審與朝審進行之前，而第一類和第二類就實際發生在每年的秋審和朝審過程中，皆長期存在，且為數不少，這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由此，我們發現不僅今人的研究可能存在認識的局限，就是古時的記載也未必完全可靠。在研究中法史的許多問題時，現存的文獻材料既給我們提供了研究的基礎和便利，有時竟也會引導我們走向研究的歧途，甚至布下認識的陷阱。有時恰恰因為我們對某些材料過於信任，局促了我們研究的視野，一度不能認清研究對象的廬山真面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