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爵本位到官本位

本書的重心是討論秦漢時的官僚等級制度。作者把官階研究的對象，定義為“官職的分等分類”和“官員的分等分類”兩點；基於“品位一職位”視角，提出了“品位結構”概念，用以觀察各種位階的組合、搭配和鏈接樣式；對品秩的構成要素、品位結構變遷的主要線索、官階研究的各個層面，進行了建構性的闡述。在此基礎上，本書對早期帝國品位結構的變遷，提出了一個“爵本位”——“爵一秩體制”——“官本位”的變遷模式，並從分等分類角度對之進行了系統論證。書中還利用新出史料，對秦漢官階史的若干要點進行了考證，使一些前所不詳的曖昧史實，如“宦皇帝者”問題、“比秩”問題等，得以浮出水面，並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釋。

閻步克，1954年生，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專業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譯著《官僚制》、《帝國的政治體系》，及論文集3種、論文90餘篇。目前從事中國古代官階制度研究。

序言

上編

第一章 品位結構的研究框架

一 品位結構：分等與分類

二 品秩五要素與品位性官職

三 品位結構變遷的四線索

四 品位結構的三層面

第二章 疊壓與並立：從“爵—食體制”到“爵—秩體制”

一 周朝“爵本位”體制和“等級君主制”

二 戰國秦漢間祿秩序列的伸展

三 功績制和身份制之間：二十等爵

四 秦漢“爵—秩體制”及其“二元性”

第三章 分等分類三題之一：“比秩”與“宦皇帝者”

一“比秩”與“宦皇帝者”問題的提出

二“宦於王”溯源：周朝的士庶子體制

三 漢代的“宦皇帝者”與“比秩”的擴張

四“宦皇帝”制度的流衍及異族政權的類似制度

第四章 分等分類三題之二：秦漢冠服體制的特點

一“冠服體制”概念與冠服的分等分類

二 周代冠服體制：自然分類與級別分等

三 秦漢冠服體制：自然分類與職事分類

四 漢唐間冠服體制的變化趨勢：場合分等和級別分等

五 從“由服及人”到“由人及服”

六 附論《舊唐志》所見隋朝冠服“四等之制”

第五章 分等分類三題之三：品位結構中的士階層

一 選官與資格視角中的士人

二 階層的標誌：士子免役

三 服飾等級中的士子禮遇

第六章 從爵—秩體制到官品體制：官本位與一元化

一“一元化”與“官本位”的推進

二 從“爵—秩體制”到“官品體制”

三 一元化多序列的複式品位結構

第七章 若干禮制與王朝品位結構的一元化

一 公卿大夫士爵與品位結構一元化

二 周禮九命與品位結構一元化

三 朝位與品位結構一元化

四 一元化和連續性

下編

第一章 戰國秦漢間祿秩序列的變遷

一 戰國秦漢的祿秩序列變遷

二 今見《秩律》的中二千石秩級闕如問題

三“中二千石”秩級的形成

四“真二千石”問題

五 丞相與御史大夫的秩級

六 略談將軍的秩級與位次

第二章 祿秩的伸展與“吏”群體之上升

一 祿秩的伸展與“吏”群體之上升

二 早期採用祿秩的官、吏、令試析

三“以吏職為公卿大夫士”與“以秩級為公卿大夫士”

第三章 西漢郡國官的秩級相對下降

一 王國官的秩級下降

二 王國丞相的秩級下降

三 王國內官的秩級下降

四列郡秩級的相對下降附論郡縣秩級簡繁

五 郡縣諸官屬和諸縣的秩級下降

第四章 《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

一“宦皇帝者”所涉官職

二 論“宦皇帝者”之無秩級

三 《二年律令》中的“吏”與“宦”：兩大職類

四 《津關令》所見中大夫及相關問題

第五章 若干“比秩”官職考述

一期門郎、羽林郎

二 文學之官：博士與掌故

三 御史之比秩

四 中央官署掾屬的“比秩”問題

五 國官之“比秩”

第六章“比秩”的性格、功能與意義

一“比秩”諸官的性格——非吏職

二“比秩”諸官的性格——“自辟除”

三“比秩”諸官的性格——軍吏之自成系統

四“比秩”的擴張及其與正秩的配合

上編

第一章 品位結構的研究框架

本書的闡述，以秦漢帝國的官僚品位結構及其變遷為對象，那麼什麼是“品位結構”，就應先予以闡明。雖有句話說是。細節決定成，敗”，但那隻在特定意義上才有效吧，《孟子，告子上》則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細節考察是在整體考慮中獲得意義的，而整體考慮要以一些基本概念為前提，它們應能互相支撐、形成系統。本章的目的，就是對“品位結構。研究的那些前提性概念進行闡述，以期為本書其餘各章的討論，提供一個較具系統性的框架，讓隨後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的性質、特點與變遷的闡述，得以在其中展開，也許有人認為，構建理論不是歷史學的任務。但這問題其實不大。只須這麼想：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而不是為了符合“歷史學”，就成了，不必畫地為牢，也許又有人認為，使用模式是簡單化，是主觀剪裁歷史。其實那是個思想方法的誤區。理解歷史與社會不止一種手段，正如彼得伯克所說：“模式的功能就是簡單化，從而使真實的世界更易於理解。”使用模式肯定會發生簡化，會忽略一些東西，但它也能提供其他手段（如敘述）所看不到的新東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種結構功能研究，而結構性分析需要藉助模式。模式以簡化的方式使史實易於理解，但那並不等於說由此而來的論述和證明也是簡單粗糙的。相反，可以通過努力，而使之充實、豐滿和精緻起來，而那就是我們的嘗試方向。

一 品位結構：分等與分類

中國官階制經歷了三千年的連續發展。早在周朝，官員組織就頗具規模了，相應也出現了最初的官員等級制，如公、卿、大夫、士那樣的等級。此後帝制的兩千年中，王朝使用過的位階序列，形形色色而蔚為大觀。像周代爵命，秦漢祿秩，二十等爵和封爵，魏晉以下的九品官品，九品官人法的中正品，將軍號，散官，唐朝文武階官，勛官，宋朝的寄祿官，科舉功名或學歷，以及各種分等授予的加官、銜號，等等。“官階研究”的提法只是為了便利，是簡化了的。祿秩、官品等可稱“官階”，而把“爵”或“勛官”之類說成是“官階”，其實不盡妥當。“官僚等級管理制度研究。的表述，可以涵蓋更多等級序列，甚至把各種具有品位意義的安排都容納其中，例如朝班、輿服及各種禮制等級。不過“官僚等級管理制度研究”的表述也略失“技術化。了，給人一種只在管理技術層面上討論問題的感覺，其實傳統位階品級向人們展示了更廣闊的政治、社會甚至文化意義。

前所列舉的各種等級序列，以往的學者已提供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是分別考察的，例如封爵研究、官品研究、階官研究，等等。這裡想嘗試的則是一個綜合性觀照，不但分別考察各種等級序列，尤其要考察它們之間的關係，即，立足於不同位階的特定功能，進而觀察它們是如何互相組合搭配在一起的，組成了一個什麼東西。那個東西，就是所謂“品位結構”。掃描歷朝位階，能看到各種序列的各種組合樣式，例如周有爵命，秦漢有祿秩、二十等爵與封爵，魏晉南北朝有官品、中正品、散官、軍號，唐代則是品、階、勛、爵相互配合。這就提示人們，歷朝的“品位結構”是不斷變遷的。毋庸贅言，揭示這種結構及其變遷，對認識中國官僚政治與制度，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要把官階結構表述為“品位結構”呢？還得回到官階研究的對象上來。面對各種位階品級之時，我們想弄清什麼？在這時候，我把官階研究對象概括為兩點：官職的分等和分類，官員的分等和分類。下面加以闡釋。

也許有人認為，官階主要是用於“分等。的。但那看法並不全面。“分等”是官階的主要功能，但官階也用於“分類”。“分等。和“分類。問題的產生，來自官僚組織的結構特徵。官僚制是一種。科層制”，其結構特點就是分科分層。“分層”就是“分等”，“分科。就是分類。各種職位，是被配置於不同的“科。、“層”之上的。“事”必須由“人。來承擔。行政事務之所以用“職位。做最小單位，是因為“職位。對應著一個人，是分配給一位官員的一份權力、責任和資源。所以等級管理的對象，除了“事”之外還有“人”。“人。的等級管理，顯然構成了官僚組織的又一個子系統，如其考核、任命、薪俸、待遇、獎懲、培訓等等。簡言之，官僚組織除了職位結構之外，還有一個人員結構，二者都要分等分類。

官員不僅是一個行政工具，也是一個身份主體和利益主體。他的職業動力在於尋求更高地位和更高報酬。為保障其身份與利益，有時候就要在職位的等級與類別之外，另行安排官員的等級與類別，為之制定相應的位階，以體現其資格、地位與薪俸，保障其升降調動，並以此實施激勵獎懲。那種獨立於職位結構的官階，就是“品位”，“品位”是官員的個人級別，是其待遇、資格和地位的等級，而不是職位的等級。現代文官等級制被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職位分類”，一類是“品位分類”。若簡單說來，只給職位分等分類，不為官員個人設置級別的等級制，就是“職位分類”。在這時候，官員居於什麼職位，就是什麼等級，其地位依職而定。若在職位分類之外，另行為官員個人設置級別的，就是“品位分類”。這時官員的實際地位，是由職位等級和個人級別綜合決定的。職位等級與個人級別未必——對應，有較高級別任較低職位的，也有級別較低但職位較高的。“職位。必須被納入不同的等級和職系，“品位”則是“可有可無”的，有時設置，有時候就不設置。很容易看到，兩種分類，就是對職位結構與人員結構二者關係的。

發達的文官組織總會一些基本的共性，中國傳統文官制度並不例外。有學者這麼說：中國傳統官階只管分等，不管分類。其實不是那樣的。古代很多官階安排與“分類”相關。戰國以下，官分文武。漢代文官與武官即有清晰區分，而且體現在官階上了：武官都被列在“比秩”上，使用比二千石、比千石、比六百石等帶“比”字的秩級。戰國秦漢還有一種“宦皇帝者”，就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職類概念，這個職類也用“比秩”。唐代階官，有文散階與武散階之分。宋朝的醫官有專用位階，與今天所謂“職稱”無大區別。到了金朝，天文官、醫官、內侍和樂師，都有了專用“職稱。了，它們各分25階。可見中國傳統官階並非只管分等，不管分類。然則“分等”和“分類。二者，都是傳統官階研究的基本問題。

美國經濟學家曼昆引用過一句俗話：“甚至一隻鸚鵡只要學會說‘供給與需求，就可以成為一個經濟學家”。而官階研究的關鍵詞，恰好也有這麼兩個：品位與職位。它們就是我們建構官階研究框架的出發之點。參考現代文官體制的“職位分類”和“品位分類”概念，我們將使用“職位分等。和“品位分等。二詞，指稱存在或不存在官員個人級別的兩種等級安排。隨後的官階考察，就將圍繞職位與人員的分等和分類而展開。單純的職位結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與一般官制研究相重合，不是官階研究的特殊任務。官階研究中的職位分等分類，是在其與官員品位的關係之中，被觀察、被討論的。這樣，該把什麼事項納入官階研究的論域，就明確多了，諸多重大問題和線索，將由此而生髮出來。

現代文官理論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根據職位結構來考慮人員結構。即，根據行政需要把職位劃分為不同等級和職類，再把適當的人員任命到相應職位上去。不妨說那是一種“填充”的視角：用“人。來填充職位，用中國古語說就是“為官擇人”。在那個視角中，人員結構與職位結構在相當程度上是同構的。尤其是實行“職位分類。的政府，可以根據職位的等級和類別來實施人員管理，包括等級管理。在這時候，職位管理是“主體建築”，人員管理屬“配套設施”。

倘若中國古代也像現代政府那樣，傳統官階研究就簡單多了，因為那樣一來，“人”的等級與類別就將等同於或近似於“職。的等級與類別，弄清某“官。屬於某品、某階、某職類，就成了，但傳統中國的情況大多不是那樣的，中國官階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就是人員結構遠大於職位結構。“官人。和“官職。不是一回事兒。“官人。的數量，或說擁有朝廷位階名號者的數量，遠遠多於行政職位之數，而那些“官人”，都在王朝人事管理的範圍之內，需要用各色位階銜號來標識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