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革非
曾任大同學聯會主席
趙革非，回族，原名馬仲，字紹宣，號幼雄，化名趙振江、馬革非、馬克、馬革等，筆名匯川、冷風、鐵漢。1906年生於山西大同。早年投身五四愛國運動，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大同學聯會主席、山西省立第三師範學生自治會會長、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主席。
趙革非，回族，原名馬仲，字紹宣，號幼雄，化名趙振江、趙榮非、趙舉非、馬革非、馬克、馬俊、馬革等，1926年後奉地下黨指示先後奔赴薩縣、北平、太原、張垣、臨河、五原、包頭、豐鎮等地做兵運和學運工作。其間，他把握一切有利時機，積極宣傳革命主張，喚醒愛國將士和熱血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曾多次參與組織革命暴動。1936年，趙革非赴太原參加犧牲救國同盟會成立大會，期間根據犧盟總會布置，深入忻州等地的縣、鄉、工廠、學校，並在冀（河北）台（五台）砂（砂河）公路沿線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趙革非回憶“五卅慘案”大同援滬行動
抗戰爆發后，他奉命參與組建山西新軍工衛旅，並出任該旅供給部主任。隨軍征戰於文水、交城、五寨、汾水山區。為保障部隊供給，他與戰友們千方百計籌集糧款等軍需物資，組織、發動、武裝群眾打擊日寇，建立地方革命政權。1939年12月“晉西事變”發生，趙革非隨軍轉至興縣，與續范亭、羅貴波、牛蔭冠、賀龍、趙林、湯平等同志一道籌建晉西北行政公署（晉綏邊區行署），並擔任行署總會計師。其間，他參與起草和制訂行署有關金融政策，開源節流，精打細算，將有限的財力用在刀刃上，為繁榮邊區經濟，鞏固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支援中央陝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0年5月，晉綏邊區總銀行“西北農民銀行”成立，趙革非以其豐富的財會知識，認真負責的精神和忘我的革命幹勁，協助行長劉少白先生消滅雜幣、肅清偽鈔，鞏固和穩定根據地金融秩序，提高西北農幣的使用率，使農幣的信用和地位日益提高。盤活了根據地市場，滿足了軍事鬥爭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軍民的供給。此外，他還為邊區財政和民教工作制訂相應法規，完善管理體制，積累和總結了大量的寶貴經驗。
趙革非同志生前部分作品
1946年8月趙革非促成海福龍將軍（中）起義
海福龍將軍（中）起義后率部奔赴解放區
1944年根據革命鬥爭的需要，趙革非奉調邊區公安總局搞秘密工作，旋調中央分局城市工作部。1945年夏，抗日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為了奪取抗日戰場的絕對主動權，捍衛抗戰勝利果實，鞏固和擴大解放區，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決定，委派大同籍的邊區高級幹部趙革非，以化名馬革非、趙克非、馬克非、馬克、馬俊，配用“晉綏軍區回民司令部”印章番號，帶領部分同志深入雁門地區、綏蒙地區，代表分局城工部和邊區公安總局指導雁門、綏蒙及大同地區的城市工作，兼做國民黨高官和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策反工作，配合我晉綏部隊收復綏遠、解放大同。同年10月，趙革非親往左雲城向分局有關領導和軍區首長賀龍、張宗遜（上將，曾任總後勤部部長）等詳細彙報了大同的情況，並對大同的對敵鬥爭形勢做了細緻的分析和評估。10月中旬，在左雲召開的收復歸綏、解放大同動員大會上，他在發言中進一步向與會指戰員介紹了大同方面的具體情況。此後他按照上級部署與綏蒙區黨委、城工部、公安局及五地委、城工部的有關同志裴周玉（解放軍裝甲兵政委）、高克林（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李登嬴（中共甘肅省委書記、甘肅省人大主任、省長）、白奇、王雁鳴、康莊等密切配合，開展對敵鬥爭。並先後派出我地下工作幹部馬啟禹、賀三連（山西朔州人，1947年犧牲）、賀連龍（山西朔州人）、許劍寶（長期潛伏大同青龍閣前街5號張根成院，解放后曾任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公安處長，離休前為內蒙古自治區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敵人內部，分化敵軍、偵察敵情，為晉綏、晉察冀野戰部隊聯合發起晉北戰役，攻克大同創造條件、掃除障礙。其間，趙革非在綏蒙及大同周邊區域活動的近700個日日夜夜裡，懷著對家鄉的摯愛，充分利用人熟、地熟、關係多的優勢，輾轉奔波於白馬城、龍探頭、高山、鵝毛口、常流水、黑流水、盤道、上下窩寨、馬家會、豐鎮、左雲、右玉、懷仁、寧武、朔縣、井坪、窩窩會等方圓數百里地區，及時收集敵特部署和相關情報呈報分局機關。無論走到哪裡都和那裡的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這給他的工作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和便利。據趙革非當年住過的大同安家小村房東老鄉銀梁子後來回憶：“老馬和我們相處得就像一家人，他最喜歡吃我們做的莜面窩窩。”第九、十屆中央候補委員、解放軍裝甲兵部隊原政委裴周玉同志在1984年2月27日的來信中說“馬革非是咱們綏蒙革命大家庭中熟悉的一員……”當年，趙革非雖在大同外圍活動，離城內自己的家近在咫尺，為了自己從事的神聖事業，為了嚴守黨的機密，他一次也沒能夠回家看看分別十餘載，日夜思念的親人。據當時主持晉綏雁北地委城工部工作的劉耀宗同志（化名白奇，曾任國家經委冶金總局局長）在1985年9月13日寫給趙革非胞妹馬玉梅的信中指出：“革非同志是四六年我軍第一次圍攻大同時，由晉綏分局派往大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由分局直接領導，我在大同時，負責把他安全送往大同城去，他向分局有什麼報告，我們負責給轉回去。工作的內容，由分局直接掌握，我們當時無權過問。”在艱難的鬥爭環境中，趙革非頑強地奮戰在解放大同的對敵鬥爭前沿。1946年8月，他成功策動了海福龍將軍率部起義。海部起義，對大同守敵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政治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我軍撤圍大同后，中共晉綏分局決定趙革非留任剛剛組建的分局國軍工作部部長，在晉綏分局直接領導下，負責做國民黨高級俘虜的思想感化和教育工作。他一絲不苟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說服、規勸、引導被俘國民黨高官進行瓦解和策反大同國民黨守軍的工作。這一時期，他為1949年和平解放大同做了不少鋪墊工作。1947年9月的一天，奔波忙碌了多時的趙革非，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返回興縣中央晉綏分局機關參加整風。於是，他便風風火火地踏上了回歸分局機關的路程。同年冬，在“搬石頭”運動中，因所謂“政治嫌疑”，含冤犧牲在他曾經工作和戰鬥過的土地上，年僅41歲。
當年在“搬石頭”運動中，某些別有用心者曾三番五次地向工作隊誣告說：“你們看他的名字叫‘趙革非’，究竟是想革誰？誰是非？”圖謀陷害革命同志的卑鄙勾當昭然若揭。
歷史風雲消散，情懷長存人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春風溫暖千家萬戶，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1988年，在老首長們的親切過問下，各方通力協作，沉冤40餘載的趙革非冤案終得昭雪。得知革非同志昭雪平反的消息，老戰友們都很欣慰。他們奔走相告，紛紛表示對死去戰友深深的悼念和惋惜。山西礦業學院老院長馬行健在信中說：
老同志回憶趙革非革命經歷的部分信件
緬懷為民族解放英勇獻身的趙革非
這個小小少年就是趙革非的父親，當時剛滿十一歲。後來，家中給他取名馬生富(又名馬潤田)。潤田迄小多受磨難，很是懂事。一雙小手十分勤快，眼中有活幹啥象啥，因而很討家人的歡喜和鍾愛。十五歲時被養父送至一家鐵匠爐幫火學藝，后經友人指點改學收古董玉器生意。因其自身所處之時代、地位及環境，造就了他堅韌不拔、耿直和善、知恩圖報的秉性。也養成了勤勞善良、急公好義、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美德。加之他不恥下問，不久便成為遠近聞名的古董新秀。他經常往來各碼頭商埠，見多識廣、眼界開闊，常常把在外面接觸到的新事物、新思想，帶回到家中講給孩子聽，有些深邃的道理還寓於簡單的故事情節之中。馬老從自己苦澀的經歷中摸索出：人的一生不識字不行，無論走到那裡都要受人欺負；那怕是安分守己地做個生意人，不識字也是寸步難行。實踐告訴了他“知識”二字的分量。於是，老人節衣縮食、省吃簡用，想方設法供後代進學堂念書，以求知書達理。又因他久沿街巷敲鑼擺鼓，有機會結識到一些仁人志士和江湖好漢。如李國華、馬得功、馬有才、李官亭等，並與其互結至交兄弟。在他們遇有急難之時，無不是鼎力相助。因之，“馬幫幫”的雅號，也就是這樣被三鄉五里的鄉親們給逐漸傳開來。這也是對他慷慨仗義、樂於助人精神的認可。當年，馬老的很多義舉在街巷中傳為美談。其中在民國初年間，從宣化來大同和宋世傑等人一起參加辛亥革命的反清義士李氏父女（回族）遭到晉北鎮守使的毒手，他們被害後身首異處慘不忍睹。礙於當時反動氣焰十分囂張，統治當局窮凶極惡，許多人怕事不敢近前。而馬老置自己性命於不顧，冒死前去為回族遇難弟兄收屍，並東拼西湊、跑里跑外，籌得錢項物品，為烈士們料理了後事。此舉後來被人們廣為傳頌，幾乎家喻戶曉人所共知。他的言傳身教，都為其後代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革非的母親馬馬氏，是大同城郊馬家會村農家女兒。賢惠勤勞，操持家務井然有序，縫補漿洗無所不精。因之許多人家都願雇她干幫縫、幫洗，信得過，靠得住。這樣還能賺些小錢來幫著維持家計。
二老共育二子一女，革非居長，馬元次之，女兒最小，取名馬玉梅，字冰清。
1916年省立三師附小設立后，革非由私立學堂轉入附小讀書。在校內他牢記父母教誨，從不打架不貪玩耍，一心一意刻苦用功，努力學習。當時家計貧寒，缺吃少穿，時常平白無故就遭到一些紈絝子弟的嘲笑和欺擾，年少的他嘗了不少人間辛酸苦辣。生活境況的磨練和老輩們嚴於律己、樂於助人的行為，都對其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因而在少年時候，革非就似乎比一般同齡的孩子們成熟早，懂事多，從小就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那幼小的心靈深處，埋下了誓要改變舊中國人吃人世道的種子。這興許就是耳濡目染和“艱難的環境可造就堅強的性格”之故。再者，當時校里受聘教職員中多系學術界，教育界的知名學者，如：黃麗泉（山陰人，南京金陵大學畢業，曾任山西省立一師校長、安徽大學教授），吳鳴軻（北京高等師範畢業），梁寅科（三晉名士郭象升之高足），郭敬開（字子誠，大同城北郊人，法國留學生）等，堪稱名師匯聚，校風正規又頗重教學質量。學生求知慾濃烈，多有佼佼者湧現，如：杜淑（字懿齋，後來成為著名數學家），龐善守（字仲德，大同人，后入北大畢業，曾任大同師範校長），劉傑（字子英，後任山西進山中學校長）。在這所學校里，趙革非得良師授業，銳志向學，進步飛快，成績年年第一。此外他在學習之餘，還常常主動參與校內外的各種有益活動，尤其特別關注國家前途和命運，這無疑為他將來選擇的道路奠定了基礎。
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中，被詩人們讚譽為“雁門關外景色新，雲中自古多英豪”的大同。各族各界同胞在學聯會進步學生們的帶領下，積極行動起來踴躍投入到這場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中。
當時，雖有個頭5尺，但年齡尚不足15歲的趙革非，在家裡親人的支持下，一馬當先，仗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稚勁和膽略，勇敢地和友校代表一手高擎“歸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中國的土地不容斷送”的標語牌，一手散發傳單、漫畫，繞著全城鎮遊行示威。以實際行動有力地支援了北平學生運動，給了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勢力以沉重的打擊和震懾，鼓舞教育了人民。
在那段洶湧澎湃、轟轟烈烈的日子裡，他還常把弟妹們支出去，到大街小巷中張貼自己所寫所畫的標語口號和牆報漫畫，鞭笞黑暗腐敗勢力。其中有一幅貼於蘭池街晉北鎮守使別墅衚衕口的漫畫，格外引人注意。許多好心的人們為他擔心捏了把汗，並極力勸他別這樣做當心惹禍，可他只作耳旁風，非要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口中拔牙。他說只有如此才能觸及這些中飽私囊，收刮民膏的貪官。幸好當時只被其家僕看到，因見是個孩子，也就沒有深究，只是隨口呵斥了他幾句，要他以後少來此起鬨。至今，一些知情的耋耄耆老，在憶及這樁往事時仍豎拇指。漫畫中畫著一個肥頭大耳的胖子，頭戴四棱尖角帽，帽尖上穿了一枚古銅幣，手指帽上銅錢曰：“哈哈，真是好寶貝啊！”狠狠地譏諷了那些頭戴四棱帽，只往錢眼鑽的貪官污吏。
從運動初期到稍後的幾年裡，似乎一種無窮的動力在驅使著革非不懈奔波，為喚起同胞們覺醒而吶喊。因而，被譽為大同“五四運動中衝鋒陷陣的馬仲”（大同市地方志主編姚斌《大同府署六百年變遷》文）
五．四運動是最好的老師，在波瀾壯闊的運動中，趙革非表現出高度執著、廢寢忘食、席不暇暖的工作熱情和優秀的領導才能，敢於同惡勢力作殊死鬥爭的氣魄，因而受到大家擁戴。氣勢磅礴的五。四愛國運動，是趙革非投身革命的良好開端。就其自身而言，既砥礪意志，又催人奮進，從思想深處得到一次全新的升華。烈火煉真金，革命育英雄。趙革非在手稿中寫到“能受磨難乃鐵漢”他用言語和行動譜寫了一曲節奏鏗鏘、旋律高昂的戰歌！可謂是“聲有盡而意無窮”。同時，也以自己的行動，激發了街坊四鄰，親戚朋友及社會各界同胞們的愛國熱情。使一批批的兄弟姐妹們衝破封建牢籠，投入到火熱的革命洪流中去。
革非通過不懈地博覽群書、精心專研認識到：中國人要想挺起腰杆子堂堂正正做人，當務之急乃是同胞們快快覺醒，速速學習和掌握科學文化知識，接受良好的教育，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養，文明素質。毫不留情地衝破千年奴性堡壘，徹底砸碎舊的封建勢力對人們的禁錮，儘早從桎梏中解放出來，把禍國殃民的歪理邪說和妖風瘴氣斬草除根，才是強國富民的良藥與根本。於是，他毅然決計身體力行，首先從自家中摒棄各種說教，革除舊的陋習。勸說和動員母親與妹妹和姑表姊妹們撤去裹足，希望以此能喚醒民眾，變革社會。他說：行為要跟上時代的腳步，這才能夠真真做到為振興祖國江山而出力。以後他改名“振江”“革非”當是取其中之意。由於受他的啟發和影響，弟妹們從小就立下了擺脫祖國貧困落後面貌的宏願。二弟馬元國民師範畢業后象他一樣投身革命事業；妹妹冰清也同楊芝蘭、米芳、祁佩貞（金若）蘭玉蓮、牛石梅、田寶琳、鮑月英等蘭譜眾姐妹成為古老雲中婦女界較早步入省立第五女子師範的學生，後來，作為雲中優秀的女教師之一，為大同的興學富民和經濟建設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由於趙革非的熱情宣傳和奔走呼號以及女師同學的榜樣力量，在以後的年代里，女孩子們求學慾望和人數逐年上升，連偏遠縣鄉的女子都不懼路途遙遙趕來考取大同女師。這是對大同地區男尊女卑思想及所謂“三從四德”的積弊開刀抗爭的實例，將不失為振聾發聵的壯舉。
民國十年秋（1921年）儘管家計貧寒，沒有力量供他上學。但趙革非不負眾望，以各科成績特優，受到時任三師校長尹欲仁先生的賞識，破格免費保送入山西省立第三師範十二班深造。校長尹欲仁先生（字我齋）應縣東上寨村人，早年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師範科。在三師18年頗有建樹，且為人正直，學識淵博，思想開明，治校有方，是山西頗具影響的學者，被譽為“雙舉人”。加之三師自1913年辦學以來，曾先後湧現出：王仲一、曹汝謙等許許多多熱血男兒和革命志士，成為大同愛國思潮的發源地，人才輩出的桃李園。師校內激進氣氛十分濃厚，為國學習熱情高漲。趙革非能在此環境中就學無疑是如魚得水。
進入師範后，趙革非滿懷感激之情，更加廢寢忘食刻苦攻讀，並且拚命收集閱覽進步圖書。那時，他住於校內，一入夜晚他就與志趣相投的同學鄧紹（字慕湯）、秦豐川、劉鉞（字子威）、郝寶初（字性天）、郝寶珍（字笑天）、段悒軒、楊錫九、傅守義、白體乾、任汝勤（字精業，又名段企德）、鄭足（又名鄭然）等一起泡在圖書室里，充實思想，擴大視野，豐富學識。同時，趙革非還深鑽外語，苦練書法。並多次在《大公報》、《時代日報》、《生活周刊》等報刊，以“匯川”、“鐵漢”、“冷風”的筆名投寄稿件。1924年5月，趙革非在主持學生會期間，積極協助三師老校友杜懿齋先生及第六班已畢業的部分同學於建校八周年之際，共同完成三師附小算術業書《算術難題分類講義》（上中下冊）的製版、校對、編印等一系列工作。因而，學校對他頗為器重，曾獎勵他《龍藏寺碑》、《黃敬興太史讀書樂》、《王右軍草決歌》、《雪鴻軒尺牘》、《唐詩》等名家書帖以鼓勵之。這一時期他尤側重於思想的陶冶，幾乎是從不輟筆寫日記，探求民族的未來。當時校里發給每個同學每月兩元津貼費，以改善生活所用，而他卻把這部分錢連同助學金攢起來購了《讀書》、《生活》、《魯迅文集》、《唯物史觀淺說》。並聯合同學利用學校里的油印設備翻印《前鋒》等當時頗為緊俏的雜誌和書刊。他說，“多多地讀些書籍以充實我的實學”。
生活的磨難與波折，促使趙革非從小就認識到自身努力的重要。由於他聰穎好學孜孜不倦，入校不久便和鄧紹（廣靈人，三十年代初曾任國立張家口女師校長、安徽省教育廳督學）、劉鉞（右玉殺虎口人）三位同學一起被校方樹為高才生，趙革非被列榜首受到特別獎勵。他除了讀書用功，還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還兼任三師司號員，在校內外是很有影響的活躍人物。著名經濟學家，山西省政協常委、文史委員，原民盟山西省副主委、山西大學經濟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劉鉞先生，1988年2月6日82歲高齡時，在寫給趙革非胞妹馬玉梅的信里深情地憶述道：“關於你兄馬仲（當時號幼雄）在三師同班讀書時的情況我當然了解，他一度和鄧紹（字：慕湯）兄同住一室，而且他們很要好，鄧系廣靈縣貧農子弟，刻苦讀書，你兄系高才生，這種結合也很自然；在當時，我和慕湯都是抱書本的學生，社會活動很少，而馬仲則不然，他十分活躍，由於沒有共同參加社會活動，他活動的內容我談不上來；但有一事很清楚，就是未畢業的前一年夏天（大約民國十三年）忽然你兄偕同你父親從綏遠路經右玉縣殺虎口來訪我。據說，你兄由於在大同社會活動不能存在出走到綏遠，此次路過殺虎口打算回大同。其後十二班畢業時他也未參加，說明當時的活動是有來頭的。”
民國十年冬（1921年）也就是趙革非剛進入師校的頭一學期里，那時居住於棋盤街西耶蘇堂對門的四義轎房宋掌柜院子西廂房，因他鬧學潮的緣故受到房主和守舊派們的斥責，又加上交房租困難，宋家竟然上屋頂將煙囪扳倒。此事對趙革非觸動太大，深感貧窮遭遇之不幸。於是他在日記里奮筆寫下了“我乃真正無產階級也！”發出了勞苦大眾起來同舊勢力戰鬥的怒吼！
在遭受種種波折后，久藏於趙革非心裡誓要砸碎舊世界的意志和決心愈發強烈。也就是在此之後的1924年暑假期間，他在綏遠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一名愛國學生成長為一名共產黨員。從此他的生命就同民族的解放大業緊緊地系在一起。“國興我榮，國衰我恥。”他把自己完全熔進了氣勢磅礴的革命烈火之中。
趙革非的學生時代，正值偉大的變革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列強除軍閥”已成為民眾之共同呼聲。歷史要前進，民族要振興，革命的洪流勢如破竹，銳不可擋。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內外棉七廠工人為抗議日資本家無理開除中國工人而舉行罷工，這本屬正當權益。可是，日資本家竟然兇殘地槍殺了工人、共產黨員顧正洪。這一暴行激起廣大工人學生群情憤慨，30號，上海工人和各校學生2000多人在租界舉行援助紗廠工人的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隨後，群眾萬餘人集合在英租界捕房門前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收回租界。不料租界的英國巡捕們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向密集群眾野蠻掃射，當場打死包括上海大學學生，共產黨員何秉彝在內的13名工人和學生，打傷數十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消息很快席捲傳遍到祖國各地，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在全國範圍內很快形成了繼五．四之後又一次規模盛大的反帝愛國浪潮，從此拉開了全國大革命風暴的序幕。
6月初，全國各大中城市相繼成立了愛國統一戰線組織──滬案後援聯合會，對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給予了有力的支援。
在塞外高原大同古城，素有愛國光榮傳統的各族各界同胞驚悉噩耗，同仇敵愾。迅速行動起來，憤怒聲討帝國主義這一卑鄙行徑。在大同鐵路工會倡議下，省立第三師範地下團員高應蘭、寇守庸、宋樂善、楊永頤、楊文暢等積極配合支持下，由當時擔任大同縣學生會主席、省立第三師範學生自治會會長的秘密黨員趙革非牽頭，組織工、農、商、學、兵各界人士代表30餘人，在省立三師禮堂召開大同各界聲援五．卅運動籌委會。會上，代表們聽了上海學聯委員介紹慘案經過，看到所帶來的血衣、照片和上海工會宣言、通電后，個個義憤填膺，怒髮衝冠，摩拳擦掌。當場決定成立“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選舉省立三師學生自治會會長馬仲（趙革非）為總會主席，負責綜理各項會務工作。”（《大同工運簡史》52頁）
會議同時選出聲援活動領導機構，其組織成員如下：
總會主席：馬仲（省立第三師範學生自治會會長）
總會副主席：王振翼（中共張家口地委組織部長）
王夢樵（省立第三中學學生會主席）
張樹珊（京綏鐵路車務同人會大同分會長）
王振節（女，省立第五女子師範學生會主席、王振翼胞妹）
下設六個辦事機構（五人為一組）：
運動組組長楊永頤（楊貞吉）
宣傳演講組組長高應蘭（高應嵐）
對外聯絡組組長馬仲（兼）
募捐活動組組長鄭足
後勤服務組組長尹裕仁（三師校長，兼）
學生糾察隊隊長楊德魁（楊秀峰、楊松青）”
（以上據《楊松青傳》中國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39頁）
會議還一致通過了於近日在大有倉廣場召開民眾大會以及會後遊行示威，組織募捐義演活動以救濟死難同胞家屬等項決議。
綏遠省豐鎮旅平同學會
綏遠省豐鎮旅平同學會
綏遠省豐鎮旅平同學會
三天後，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在城內大有倉廣場，召開了聲援五．卅運動民眾大會。學生、市民及城關工農商各界3000多人參加了大會。會場四周布滿橫幅標語，上面寫著“向帝國主義討還血債”、“廢除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等醒目的大字。與會者手摯小旗，口號聲此起彼伏。大會由馬仲（趙革非）主持，首先上海學聯代表在會上憤怒控訴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紗廠虐待工人，污辱女工，槍殺顧正洪的罪行。頓時，會場群情激奮傳單飛舞，“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抵制洋貨”的怒吼響徹雲霄。大會通電全國，並於會後舉行了盛大的示威遊行。省立三師、三中、五女師等校學生，在四牌樓一帶進行了街頭演講。示威學生盛怒之下一舉搗毀了以經銷洋貨、紙煙而發跡聞名的大北街“盛記”商行。此後，三師又組織了劇團、宣傳隊，到城郊馬軍營、陳庄、五里店、安家小村、七里村、智家堡等村莊義演，宣講只有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才能拯救中國的革命道理。號召各階層開展募捐款物活動，大同各界滬案後援會將全市各界人民踴躍捐獻的6000多塊銀元，由總會主席馬仲（趙革非）和學生代表寄送到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副委員長劉華，總務主任劉少奇）和上海學聯。大同史學工作者劉合先生在題為《教益、啟示、反思》（載於大同地方志1987年第1期22頁）一文中高度評價了大同師範學生在此次活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還說:“這次運動之後，馬仲（趙革非，學生自治會會長）、楊秀峰、鄭足、傅守義等同學，先後離校，響應地下黨的號召參加了北伐戰爭，有的還參加了南昌起義，走上了革命征途，社會上的每一次重大政治活動，大同師範的學生都積極參與。他們與祖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革命激情，無疑會對今天青年學生有著巨大的教育作用……”趙革非組織和領導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的史跡被載入《大同一中校史》、《大同教育志》、《中國共產黨大同歷史》、《大同工人運動簡史》、《大同市地方志》、《山西穆斯林》、《中共大同歷史大事記述》、《中共大同簡史》等多部史冊。由於馬仲（趙革非）活動相當積極，令統治者極度不安，恨的要死。他們迫不及待地指使軍警抓捕帶頭鬧事的馬仲（趙革非），並採取栽贓陷害等卑鄙手段，誣陷馬仲（趙革非），還迫使校當局開大會、貼布告，宣布馬仲（趙革非）的罪狀，唆使曾作過洋貨買賣的奸商及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士，把寫有“打倒馬仲”的二尺長的紅綠紙條標語，張貼顯眼繁華之處，以詆毀馬仲（趙革非）的名聲，達到其鎮壓學生運動之目的。在此情況下，校方迫於無奈竟也不分青紅，遂以無故曠課、滋生事端為由，開除了馬仲（趙革非）的學籍。這次運動的積極組織者與領導人馬仲（趙革非），在1930年6月1日（農曆五月初五端陽節）的日記中深有感觸地回顧了當時的情景：“由昨天的預告才知道今天是廢歷的五月初五端陽節，因而想起了涼糕的涼，粽子的甜，以至於麻團愈嚼愈有味了。說起來真的寒酸，其實不知怎地這幾樣節品在我是好久沒有口福享受的了。民國十四年的今天，正是哀聲遍野呼叫連天的五．卅慘案。我中華民眾們轟轟烈烈舉行著愛國運動呢！那時我剛二十歲，在三師校里四年級讀書。當時在這個怒潮中，故鄉的農、工、商、學、兵組織了一個‘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我以小有聰明及好動故，被選為總會主席。除綜理一切會內事務外，還要接見各地來同的宣傳委員和代表，早六點鐘起，夜十二點鐘為止，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顧不了其餘的事，最可笑的連自己吃飯都弄的忘掉了。所以這一年的端午是馬馬虎虎的過去了，心中就沒有覺曉有這麼一個節令。”可見，當時的愛國熱情多麼高漲啊！（趙革非《劣痕》卷十三79頁）持續了五個多月的愛國學生運動，給了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以重創，大同地區相當長時間內再無人敢經銷英、美、日洋貨和紙煙。更為關鍵地是，通過這次空前的群眾性愛國熱潮，極大地激發了國人自尊、自強、自愛的意識，加強了民族團結，促進了黨組織的發展和壯大，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五．卅運動中，大同的工人、學生聯合作戰，所表現出的大無畏精神，是一曲弘揚中華，展示國威，共同御外的壯麗凱歌。她的功績永垂青史，她的光輝照耀千秋萬代。趙革非被迫輟學后，1925年底被地下黨派到了綏遠，經友人舉薦在少數民族聚居的薩拉齊縣城北15里之水澗溝門村后灣學校任校長，他以教員身份繼續從事秘密活動。這裡是一所公辦寄宿式學校，依山帶水，果樹成蔭，環境幽雅。整日里與一群天真活潑的小朋友打交道，把知識、思想傳授給他們。更令他開心的是在此又結識了綏遠早期革命人士，共產黨員任瑞庵、許卓吾二人，仨人常在一起密商救國大計。他說這是一段快樂而美好的日子。約一年的教學中，他常常不知疲倦，登山涉水走訪學生家庭問寒問暖。通過了解村民的疾苦，及時向他們傳播進步思想，動員其將適齡子女送入學校求學。儘管當時多數家庭條件很苦，幾乎掏不出學費。但趙革非為了不耽擱這些孩子的前途，統統地收下了他們。並且從自己的微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月月接濟他們，希望這些學童好好學習以報效國家。由於不失時機地啟發和影響，許多學生從小便樹立起救國救民大志，相繼走上了革命征途，使紅色的火種撒在綏蒙大地。1926年秋，國民軍遭奉、直聯軍攻擊，全線向陝甘一帶撤退。9月初，晉軍又乘機進佔綏遠。看著軍閥混戰，生靈塗炭，百姓遭殃，綏遠大地滿目瘡胰的凄涼場面，他感慨萬千鑽心地難過。遂將情景載於筆端:“……夏季過去，緊接著便是金風瑟瑟的秋天了。這時西北軍戰敗，全軍向陝甘一帶撤退。以至於綏遠的鄉鎮縣村，遍地皆兵、遍地皆匪。在我知道的僅溝門一村每日就要供應軍隊白面五千斤，不說草料油柴等項，因此學校也不能繼續往下辦了。”（趙革非《劣痕》卷十三82頁）此後，趙革非便設法進入綏遠軍隊。軍旅革命生涯1927年，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給了受帝國主義直接操縱的北洋軍閥致命打擊，大大削弱了他們的囂張氣焰。為此，帝國主義列強看到中國革命勢力日趨強大，洛陽、九江等城相繼落入國民革命軍之手，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罷工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大小軍閥感到萬分驚恐。為保持在華勢力，他們急調車頭，改變策略，開始積極拉攏蔣介石等國內新軍閥，他們認定蔣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的保護力量。”（胡繩《中國共產黨的70年》）這樣，隨著國外敵人的拉攏，國內軍閥的投靠，使蔣介石先生這位本來在骨子裡就一貫反共的政客，更覺的自己了不起，利慾野心很快膨漲。遂在2月21日於南昌總部發表演說公開反共，背叛革命。並自稱“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所以共產黨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責任及其權力。”（胡繩《中國共產黨的70年》）於是，在這種極端反動的思想支配下，悍然發動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頓時，白色恐怖籠罩中國。蘇聯駐華大使館也橫遭張作霖洗劫。武漢國民政府的汪精衛也公開同共產黨決裂，打出反革命旗號來破壞國共合作。這一時期，正是革命發展的低潮時期。有人觀望，有人徘徊，還有些意志薄弱者屈膝投靠了國民黨蔣介石和閻錫山。但是，趙革非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他始終不渝地追求選擇黨領導的革命道路。無論工作在什麼地方和什麼環境。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是堅韌不拔、奮力拚搏，積極地探討和積累革命經驗。以他的才幹和能力來實現一個革命者的理想。“讀書不忘救國，是救國的志願牢牢地存在心裡，埋頭苦讀養成真正有益於國家的學識，以備遇機實行真正的報國工作。”（趙革非《劣痕》卷十三39頁）反動派的魔爪伸向每個角落，革命形勢異常嚴竣。黨的各級組織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保留下來的同志多是隊伍中尚未暴露的地下黨員。（以1931年初春的統計數字顯示，山西黨組織約有黨員200餘名，其中157名在軍隊中，約佔總人數的3/4左右。據《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集》1983年版128頁之【全國白區黨組織一瞥】）這時趙革非正在地域遼闊，山巒起伏，道路崎嶇的綏蒙，秘密隱藏在軍隊中以待時機。1927年5月，在綏遠軍隊中的趙革非，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利用職務之便，機警地設法保護了許多革命同志逃離險境，有的進入蘇聯。5月28日早晨（農曆四月二十八）因私自為過往群眾和革命人士發放護照、路條之事，被上面察覺扣了起來。當下“三道麻繩五花大綁地捆了個結結實實，送在護兵房裡，好像從深山野川里捉回個土匪似的。五月端午的下午，大人們喝了兩盅白乾，一時的高興，於是乎護兵老爺們也乘興在那裡磨刀呢！以為將來不久的一剎那，就要演一出很好的把戲，給他們賞錢。我聽著嚓嚓的聲音，並且來了一個護兵把我的五花大綁更往緊收拾了收拾。問了護兵一句，只得到了一個哼字和兩雙白眼的凶視，默念不久我的頭顱就和脖頸要分家了。但等了很久，直待日落黃昏也沒見什嗎舉動，後來便完事了。”（趙革非《劣痕》卷十三83頁）此後得悉原來是軍中的朋友侯仲選、梁君等出面為之說情，從中斡旋營救，並用銀元賄賂了團部的貪官們，才以“年青無知，作事魯莽，不小心仔細。”搪塞過去，因而才免遭毒手。1928年春，趙革非在北方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騎獨二旅三十團充司務長。在與團長候芝青、旅部副官賀寶山、護兵王士珍等同仁策劃一次兵變中，因經驗尚少、組織不善、籌備欠妥，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組織轉移，把部隊帶到安全地帶。再加上中途走露了風聲，導致業已促成的整團武裝兵變計劃落空。被騎獨二旅旅長郭殿丞看出有嘩變的跡象，於是，郭某勾結步三師，將該團攻擊至代縣五里村后就地包圍繳械。這件事對趙革非來說是一次失敗的教訓，但也是有益的嘗試。更使他從失敗中總結出經驗，提高了認識。1928年5月，是在綏遠城東35里之郜獨利村駐防。那時，趙革非在騎二師四團二連任職。因連長王得林貪污剋扣軍餉，趙革非率本排三十餘人與之弄理獲勝，令部屬人心大快，王某則因劣跡披露遭軍法嚴辦。是年，由於綏遠多處地域災荒，莊稼欠產畝收僅一斗。病役流行，百姓缺吃少穿，買賣幾近倒閉。因而，這一帶驟時興起地皮流氓相互勾結，不法土匪十分猖獗，屢有大股強盜搔擾欺民事件發生。當地的老百姓民不聊生，稱那些無名土匪為“念小經”稱大土匪為“響子”。其中最令老百姓們痛狠的匪首就有：喬二、喬三、范得堂、蘇美龍、花公雞、李疤子、王英等，他們少的幾十人，多者近千，經常是扮著花臉，手提“獨角牛”，騎著快馬晝覆夜出，砸門打窗，強姦婦女，搶劫財物，鬧的人心惶惶，烏煙瘴氣。於是，同年冬季部隊決定剿匪，趙革非受命在後防留守。其間，他看到當地鄉親們饑寒交迫，在死亡線上掙扎，面臨絕望的慘景，憐憫之心油然而起。當時，正好趕上在任連長傅風雲委託為其籌辦婚禮，經徵得傅某等人同意后，以增加婚宴喜慶氣氛為由，藉機給附近的鄉親們散些糧食，暫救災民渡過艱難時期。他想:“古訓有‘見死不救非君子’，賑災救民於水火，本是軍人的本份與義務。俗話說對貧苦的人說一句好話，勝如對富人獻千句諛言。一句好話可以叫開苦貧人的心門，千句諛言不能邀得富貴人的一顧。窮人為富人盡了十分力，富人猶以為少；富人為窮人籌一份心，窮人則以為多。所以說，寧予貧人一口，不增富人一斗，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趙革非《劣痕》卷十三35頁）部隊參加剿匪也是為民辦好事，我在這裡放糧同樣是緩解災民的燃眉之急，應當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在這種心態支配下，向饑民共發放了小米14麻袋，當地居民歡天喜地。誰知事過數日後，竟被同事反映到師部，說他膽大妄為，目無官長，竟敢私自動用軍糧，定要軍法從事。當初與其合議的那幾個人連傅某在內卻一聲不吭，一股腦地把責任移禍於他。翌年春季剿匪結束之後，趙革非隨部隊住在綏西五原縣屬烏蘭敖包村。因去年冬放糧之事被送交師部看押，“十冬臘月極冷的天氣，還身穿著夾衣，凍的嗦嗦打顫。”（趙革非《劣痕》卷十三85頁）直到1929年的農曆五月初五，幾乎是在軟禁中渡過。後來受益群眾聞知，集聚師部門前為之求情並給他送來了香嘭嘭的粽子。可那些蛇蠍心腸的頭頭們，根本不理睬鄉親們的呼聲，硬是把趙革非撤差。結果，因心中煩悶大病一場不能起床。在在當地醫院醫治時，偶遇故舊騎獨二旅三十團護兵王士珍（代縣人）由其帶回所部悉心照料才使病情好轉。到第二年正月初三（1929年2月12日），突發軍中清查共產黨嫌疑人員事件，趙革非和王士珍秘密潛逃。連年戰事，大小軍閥們在利慾地位的驅動下，“為使自己達到囊滿腰肥而彼此爭奪，趕兵相互廝殺。今天你打倒我便是指揮，明天我打倒你便成主席，張牙舞爪，七亂八糟，就如天上的慧星亂碰一樣。”（趙革非《語痕》1冊71頁）最後還是人民遭殃，根本談不上同舟共濟，振興國事。到頭來貪官污吏層出不窮，巧取豪奪彼彼皆是。“法律也只是闊人的護身符，平民的絆腳石。有錢人犯了罪總是‘情有可原’，沒錢人出了錯輒是‘罪無可恕’。誠然是衙門向南開，有理無錢進不來的黑暗混亂局面。”（趙革非《劣痕》卷十三88頁）1930年正月十五日經地下黨的安排，趙革非赴北平活動，被安插在軍隊中當了一名連級軍官。住在北平西苑訓練，屬平綏護路司令秦紹觀部。不久，部隊開到天津東北北塘村海口駐紮。5月，中原大戰打響。6月下旬晉軍奪取濟南后，為增加兵力，秦部奉命調到山東津浦線泰安大汶口一帶作戰，歸二線兵團十五路豐玉璽指揮。趙革非也隨軍前往，因不服當地水土患得疥瘡，動彈不得。由同事山陰岱嶽人康順之為其精心醫治方愈。當時，馮、閻的倒蔣聯軍約70萬，而蔣軍只有60萬，雙方對峙力量略有懸殊，縱觀兵勢聯軍佔上風，可後來由於狡猾的蔣軍採取了集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迅速扭轉了戰局，使情勢急轉直下，逐漸向有利於蔣軍的方面發展，迫使聯軍由主動變被動。8月1日津蒲線蔣軍全線發起總攻，8月15日濟南重歸蔣軍所佔。9月18日張學良率部入關援蔣，晉軍失利退過黃河，撤到張家口一線，繼之轉返太原。晉軍首領閻錫山也因此被迫離晉去了大連，後退居老家五台縣河邊村。此次混戰歷經五個多月，終以聯軍失敗，蔣軍獲勝而宣告結束。10月，根據蔣介石提出的改編方案，晉綏軍歸張學良節制。12月張學良在天津成立晉綏軍整理委員會，開始著手整編晉綏軍。由於編製大量縮減，秦紹觀部未能列入新編製而被撤銷，該部軍官皆於1931年4月27日前，先後進入山西軍官教導團進行整訓。趙革非被編入十三隊，住教團六舍，改名趙振江。初入教導團，他滿懷信心，實指望能在這裡學些真東西以求出去后報效國家。於是，他每日除了必要的軍事戰術常識課和擇場訓練演習外，其餘時間便抓緊看書寫些筆記、稿子。他說：“世界上什麼都可以給予別人，可以被人奪去包括生命。唯有學問、知識、技術是不能給予剝奪的。”（趙革非《語痕》1冊4頁）怎奈通過近半年的教團生活發現，所在軍教團良莠不齊、烏七八糟，三教九流皆收其中。“當初我入教導團時以為是個教育機關、學校性質，當然可以學得些新知識，增長些新經驗。雖知一腳踏入彷彿掉在苦海地獄中，不但不能得益，盡受些洋罪。教官魚目，隊長昏庸腐朽，令高明者一見定要嘔吐三日的，專橫暴劣大有秦始皇之遺風。”（趙革非《夢囈》之45）“名為會辦、坐辦、督辦，看似衣冠楚楚、耀武揚威，實則無術。課堂之上教官吞吞吐吐，今天講這，明天便是孫猴子筋斗雲，一筋斗十萬八千里出去了。東一鋤，西一耙互不沾邊，荒誕不經沒有一點聯繫。總而言之，教團者，無賴，遊民收容所也。”（趙革非《語痕》1冊99頁）教團雖學風不整，紀律渙散，恰恰反映出統治者內部分裂、矛盾重重、政權不穩的跡象。這不正是革命力量得以發展的良好契機嗎？鬆弛的校規，任憑他們早出晚歸自由自在地外出活動辦事；教團雖亂，但同情革命的同志和愛國進步軍人也很多，相對而言又是極為有利的一面。1931年夏，繼平定兵變組成紅24軍的先例，中央又著手醞釀由山西軍官教導團的同志為內應，擬定在同年9月下旬舉行教導團革命暴動。如大功告成，則組建紅25軍。正當同志們和趙革非積極布置加緊進行準備工作時，突然發生了意外情況，導致兵變計劃隨著省特委負責人丁楚源的被捕而告吹。“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號召之下，紛紛組織抗日團體，以各種形式聲討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暴行。“反蔣抗日”的呼聲傳遍祖國大地，點燃了億萬炎黃子孫心頭的滿腔怒火。在太原，成立了抗日義勇軍訓練所，設在上馬街農校。所長由軍教團督辦、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楊愛源兼任。趙革非等一批成績優秀的軍官被選派到該所臨時擔任軍事及政治教官。主要講授地形、射擊、典範令及馬術等軍事常識和時事政治，鼓勵學員投筆從戎參加反帝救國行動。參訓學員多為太原各大中專院校和中學生約1000餘人，時間為3個月。後來，這些學員中有許多人在1937年蘆溝橋事變前後參加了由我黨在山西組織的犧盟會和新軍“抗日決死隊”及“工衛旅”。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在戰場上流血流汗。趙革非剛烈正直的性格和卓越的才華受到時任軍教團團長秦紹觀，教育長朵珍等人的器重。秦、朵對他的才幹和勇氣倍加賞識，因此在教團學習1年零8個月後的1932年底，提前把他推薦到綏遠陸軍七十師任職，其他大部學員則於1933年秋被遣往綏西五原地區屯墾。1933年1月，趙革非被委任七十師軍官學術研究班庶務副官。4月委中校參謀，6月赴五原、臨河調查軍風紀。同年7、8月間於后套（臨河、五原），百靈廟，包頭五當召等處，奉命陪同接待前來同黃紹竑、趙丕廉等人討論內蒙高度自治問題而先期抵蒙朝覲的西藏喇嘛教首領十三世達賴一行。9月23日因在愛國兵士中鼓動嘩變，編寫並散發《七十師之‘三爺主義’》一文在軍中中下級官兵中傳播，遭到了反動頑固分子王靖國等人的忌恨，被削職驅逐。《七十師之‘三爺主義’》全文如下：“我國自古是‘三爺主義’（舅爺、姑爺、少爺）的國度，這種主義去不掉，任何主義行不了。七十師司令部一個軍需處，完全是五台人，不是師長的鄉親，便是舅爺、姑爺之類，再不然就是少爺的朋友、姑爺的親戚等。有此輩在內，所以該處老是烏煙瘴氣、黑幕重重，影響到全司令部也是一團糟。若在外人視之則該部為晉省軍隊之冠。實則驢糞蛋，表面光罷了！”（趙革非《劣痕》卷十三31頁）趙革非在這樣的環境中，不管怎樣他自己總是堅持“以勤作事、以儉理家、以恥養廉、以溫修性、以和處眾、以信交友、以孝事親、以忠為國、以盲遇色、以實幹替言、以困勵志、以難勉行、以勇向善、以正驅邪、以慎出言、以清滌心、以禮接物”的做人本質。（趙革非《劣痕》卷十三70頁）傳播革命火種從七十師解職返里后，應同學白體乾、任汝勤之邀，多次在大同第四高小和劉雲山私立學校代高二地理、歷史、作文、時事政治、軍體等課程，內容多系各地的地理狀況和歷史變遷以及寫作文的方式、方法等等。他還專從《大公自由論壇》所載“學生的思想問題”一文摘取其中“思想純潔”、“思想左傾”、“思想腐化”等章節分別解釋給學生，教育學生從小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求學觀。這期間，家裡姑祖母為已是三十而立的革非正籌措一樁婚事，女方是當時大同回族中略有名望的“天一堂”馬二先生之女。他得知情況后，遂同父母商議並亮明自己的觀點和態度：“我之初意以為我自己是無產階級，而對方是有產階級，門第不相符合無結婚之可能。再說，我正在經濟恐慌的時代，謀職業已屬極大的問題，眼下正值國難當頭，那有工夫辦這些不關緊要的事呢。”（趙革非《劣痕》卷十三145頁）慨然推脫，表現了一位熱血男兒的遠大志向和抱負。此後的半年裡，他每日都在伏案寫作。記下了近百萬字的讀書筆記，深思熟慮地探討中國革命的未來道路。其間多次搭乘22次列車往北平、張垣等地活動，住在張垣福壽大街同新客棧與那裡的同志們秘密取得聯繫，曾委派王士珍、馬懷藺等舊日同事赴綏遠包頭大化廟粱31號探視孫殿英部動向，意欲聯絡孫軍中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兵士策反孫軍。1934年2月因晉綏軍獨立第三旅豐玉璽聯合馬鴻逵、馬步芳各部會剿孫軍，孫軍戰敗退至寧夏后被各部繳械，計劃隨之取消。艱難的歲月里，他奮力拚搏，努力改變著環境。“幾年來，拚命對敵，爭生爭死慶今朝。半生已，堅志決心，再接再厲看異日。”“只要心還在跳動，就不能終止奮鬥。這個信念在我們心上是生了根的，現在不過是暴風雨，誰都知道暴風雨過後必有朗朗的晴空。我們相信總會有我們的時代到來，正如相信明早一定要出太陽那樣堅確。”（趙革非《夢囈》之47）“吃苦耐勞是行為的標準；節儉是度日的標準；手不停地寫、腦不停地思是讀書之標準。”（趙革非《劣痕》卷十四首頁）這是趙革非生前一貫自律，自強的準則和座右銘。他在自己全部的革命活動中始終不渝地遵循著這樣的信條。用自己滿腔熱血印證了鋼鐵誓言，實現了“為人民、國家、社會，就是犧牲了個人，能予社會有萬分之一的利益也不枉此一生”的豪言壯語。（趙革非《劣痕》卷十四首頁）1934年3月到1935年他再度往綏遠，在豐鎮縣立第三小學當教員。他與同校教員共產黨員許卓吾，任瑞庵（時許、任二人已先期到此）等人秘密和豐鎮旅平同學會取得聯繫，為他們傳遞資料、互通信息、並領導同學會中的返豐人員和在豐機構鬧學潮。直到第二年秋天，出版油印宣傳品的事被當局獲知受到張榜通緝，由於趙革非的名聲較大，只好速速離綏。是年冬，他幾經輾轉南下重返太原，經師校同窗好友，時在晉綏兵工築路局任職的段挹軒（應縣段寨人，省立三師學生，黃埔軍校交通科畢業）舉薦，出任冀（河北）台（五台）砂（砂河）公路站長，先居住五台縣台懷鎮。后住在太原市姑丈家。翌年9月中旬，趙革非參加了在太原海子邊舉行的犧盟會成立大會，成為一名黨領導下的犧盟戰士。從此，站在犧盟會這面統一戰線的大旗下，大刀闊斧、旗幟鮮明地干起他心中久已嚮往的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建設晉綏邊區1937年9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下，山西新軍山西工人武裝自衛隊建立，（后稱工衛旅）趙革非（當時化名趙振江）擔任工衛旅供給部主任。那時隊部機關常隨一總隊（后稱二十一團）轉戰交城、文水西部山區，以山地為依託建立根據地。並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戰，切敵交通、毀敵據點、橋樑、鐵路、公路、電線，便於我主力在有利的情況下開展運動戰。岢嵐、保德、興縣等地又堪稱華北抗戰之最艱苦的區域。趙革非和戰友們為保障部隊供給，千方百計籌集武器糧款等軍需物資，發動、組織、武裝群眾打擊日寇，同時為建立地方革命政權做了大量工作。他們浴血奮戰，可歌可泣的鬥爭，極大地鼓舞了當地的人民，使這支新組建的革命武裝力量在人民群眾心中深深紮下了根。人民群眾愛戴這支子弟兵隊伍，部隊保護人民群眾，這種血濃於水的親情流淌在這些抗日軍民的心扉，堅不可摧。工衛旅在文水、交城、五寨、臨縣、偏關等地，相繼舉辦了多期幹部文化培訓班和午校，夜校。派出有豐富知識經驗的幹部擔任教員，他們將當地貧苦出身的青年集中培訓，讓他們有機會接受革命知識和學習文化課。然後選派出去擔任我抗日民主政府的縣區領導工作，另一方面充實隊伍中的基層幹部。在趙革非兼任午、夜校教員期間，認識了學員、交文米峪口貧苦農家姑娘任述英同志，相處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後來，他們在革命的征途上喜結良緣，成為革命伴侶。在工衛旅，革非時時想部隊所想，處處急部隊所急、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為抗日革命軍隊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出自己全部的聰明和才智。他把以前所學到的軍事專業知識並汲取借鑒國外的一些成功經驗，土洋結合，理論聯繫實際，綜合整理，潛心研究彙編了一套《步兵德式操典》分發各級指揮員。全旅的幹部戰士們發揚不怕苦，不怕死的大無畏革命精神，頂嚴寒、斗酷暑、嚴格訓練，部隊的素質和規範程度大有改觀。當時部隊不發餉，物款均用在裝備方面。幹部戰士每月只有兩元的津貼，官兵平等、同甘苦、共患難。全旅官兵緊握刀槍，出其不意消滅鬼子兵。準確運用統一戰線這一克敵制勝的法寶，會同友鄰部隊把一個個來犯之敵打的落花流水，粉碎了敵人千人以上的大規模掃蕩和瘋狂圍剿達數百次。由於這支工人武裝平時訓練有素，首長指揮得當，戰士們英勇頑強，官兵一心、團結一致，屢建戰功。所以被賀龍同志讚譽為“工人階級的隊伍”，受到上級領導的多次嘉獎和好評。然而，正當我抗日軍民團結一心在各個戰場上猛擊敵寇，取得一個接一個輝煌戰績的關鍵時刻。閻錫山等軍閥卻倒行逆施，暗地勾結日軍破壞抗日，擅自撕毀同我黨的合作盟約，一心妄圖擠掉新軍這支革命武裝，在1939年12月，製造了以擠掉新軍為目的的晉西事變。在預謀這一事件時，閻錫山的陰謀是：“掃蕩晉西南，掌握晉西北，磨擦晉東南”，以此達到其企圖摧毀我山西革命根據地的狼子野心。這樣，我新軍工衛旅部隊遵上級指示被迫回到根據地整訓。部隊領導首長鑒於趙革非的工作成績和特長，更加註重對他的培養和提拔。1939年冬，趙革非奉命協助新軍總指揮續范亭將軍和犧盟總會的牛蔭冠等同志籌建晉西北行政公署，工作中他多方出謀劃策，為創建晉西北革命根據地發揮了積極作用。那時，他經常工作至深更半夜，有時甚至是通宵達旦，獨坐油燈下詳細造冊，總結過去的，安排今後的。好多回續老范亭、王達成、湯平等首長醒來小解，看到他還在不知疲倦地工作，命他休息，他不肯。急的續老說：幼雄，該睡了，不然可熬壞身子了以後咋干，再說你影響大家。他只是笑著點點頭：知道了。依舊伏案不停，續老只好走過來給他把燈弄滅才算了事。1940年2月行署建立后，續、牛二人分別當選正副主任，革非則首任行署財政處、民教處兩處總會計。興縣地處晉西北黃土高原，由於閻錫山的長期盤剝與連年戰事，生產力嚴重破壞，糧食、物資及各種用品相當奇缺。初建抗日民主政權后，財政經費、部隊給養、群眾生活都異常困難。晉鈔貶值，跌價。經濟領域動蕩不寧，根據地經濟嚴重蕭條，百廢待興。再加上山高坡陡，土地瘠薄，糧食產量很低，窮鄉僻壤，交通不便，給新生組建的邊區財政工作帶來極大壓力和困難。行署財政處作為保障革命根據地抗日軍隊後勤及晉西北300萬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的主要機關，必須擔負起調節市場、平抑物價、穩定金融、疏導流通的重任。為保證根據地的財政經費，部隊給養和人民生活，趙革非不辜負邊區首長安排的重要職責，他面對來至各個方面的困難，努力運用併發揮其自身的財會專長，積極尋找解決途徑，幫助領導制訂對策，使金融動蕩不穩的局面在短期內得以有效遏制，他根據行署確定的財經方針，參與起草和制訂行署的有關金融政策。他嘔心瀝血、日夜操勞，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為褒獎趙革非突出的工作成績，行署機關特別贈予他會計師的職稱，成為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在晉西北革命根據地唯一獲得和擁有這一財會專業高級職稱的財務工作者。原在晉綏行署民教處工作的閻兆林（解放後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秘書長）1985年10月18日在醫院住院期間回憶“記得當時由於他對會計工作極為熟悉，機關贈過他會計師的職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