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爾·德穆蘭

德穆蘭出生在皮卡第大區埃納省的吉斯。他的父親是當地的司法長官，通過朋友的幫助，為他的兒子爭取到巴黎路易勒格朗中學‎的獎學金。他在14歲進入這所學校，羅伯斯庇爾當時也就讀於這所學校。德穆蘭是一名優秀的學生，在這裡他迷戀上了西塞羅、塔西佗和李維的古典作品。他的父親安排他從事法律工作，在1785年他獲准成為最高法院的律師。但是他做得並不好，因為他態度激烈，並且有嚴重的口吃。這使他轉向寫作。他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使他開始了政治生涯。

徠1789年3月，德穆蘭來到拉昂，出任三級會議代表選舉專員。作為1789年5月5日三級會議的目擊者，德穆蘭寫了一首短詩《三級會議頌》（Ode aux Etats Generaux），然後米拉鮑伯爵請他為自己的報紙寫作，但這份報紙只生存了一天，1789年5月6日就被皇家法令所取締。

由於在法律界缺少成功，德穆蘭在巴黎的生活相當窘迫。但是，他顯示了對三級會議所預示的政治變化的熱情。根據他寫給父親的信件，他興奮地觀看凡爾賽宮代表們的行列，又對隨後的關閉Salle des Menus（代表們自稱為國民議會）的事件感到憤慨 - 這一事件引發了“網球廳宣誓”。

雅克·內克爾突然被國王路易十六免職，給德穆蘭帶來了聲望。1789年7月12日，他跳到巴黎皇家宮殿花園一間咖啡館外的桌子上，向人群宣布這位改革者被解職的消息。由於興奮，這時他顯然沒有口吃，向激動地人群致辭，呼籲他們“拿起武器準備戰鬥，戴上帽徽以便可以相互辨認”，又說“這次免職是對愛國者進行聖巴托洛繆大屠殺的警鐘！”，聲稱對改革派的屠殺已經在準備中。

他穿著綠色的衣服，因為這代表恢復自由，人群跟隨著他，因為他已經成為他們的領袖。最後，他從上衣內取出兩把手槍，宣布他不會活著落入監視他的活動的警察手中。

從德穆蘭開始，騷動開始遍及整個巴黎。7月13日，暴民們強行奪取了武器，組成了巴黎民兵。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獄發生了。

次日，德穆蘭開始他的寫作生涯最廣為人知的階段。在1789年5月和6月，他寫了《自由法國》（ La France Libre），被出版商拒絕出版。但是，奪取巴士底獄是時代改變的標誌，在7月18日，德穆蘭的著作出版了，極大地推動了公眾輿論。這本書明確地要求成立共和國，在第6版中寫道：“... 民眾的和民主的政府是唯一適合法國的，和所有配得上男人稱號的人的政府”。《自由法國》還詳細診察了國王、貴族、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的權利和人民的權利，它立刻就廣受歡迎，德穆蘭無疑是米拉鮑伯爵的合作夥伴。它立刻受到保王黨小冊子的詆毀。

他不僅要求民主，而且支持共和政體，是最早提倡共和政體的革命者組成的科德利埃俱樂部的成員。

他出版《巴黎燈塔演講辭》（Discours de la lanterne aux Parisiens），興奮地呼籲下等階層，書名引自約翰福音, Qui male agit odit lucem（“凡作惡的便恨光”John 3:20）。絞刑架幽默的例子提到暴徒使用格列夫路和 Vannerieof 路口的鐵制燈架作為吊死涉嫌間諜和姦商的臨時絞刑架。著名的革命歌曲"Ca ira"（“一切都會好”）有一行是“Les aristocrates a la lanterne. On les pendra”（“將貴族帶到燈塔，吊死他們”）。由於小冊子，德穆蘭被稱為“燈塔總檢察官”。在這本小冊子中，他認為革命的暴力是正當的）。

1789年11月，他開始記者生涯，創辦了第一份周報《法蘭西和布拉班特革命報》（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1791年7月停刊。這份報紙從第一起到最後一期都非常暢銷。德穆蘭變得非常出名，也不再貧窮。《革命史》（Histoire des Révolutions）是流行於革命的巴黎的思想方法，但是因其極其激烈的口吻受到批評。

在《法蘭西和布拉班特革命報》中，學者們開始注意到德穆蘭是一個“反覆無常的”作者。隨著革命的進程，法國政府遭受嚴重的金錢短缺，國家進入通貨膨脹，德穆蘭沒有指出這些，而是“為形勢描繪完全錯誤的圖畫”。德穆蘭與米拉鮑和 Malouet等重要人物的友誼，都因他的行為而受到損害。兩人都憎惡他出版的誹謗文字，聲稱德穆蘭應當受到指控，Malouet“甚至要求證明卡米爾瘋了”。羅伯斯庇爾前來援救德穆蘭，為他的童年好友辯護，阻止他的被捕。

德穆蘭受到革命理論家們的影響 - 1791年4月米拉鮑伯爵去世以前，他開始與喬治·雅克·丹敦合作（在其餘生）。1791年7月，他出現在巴黎的地方政府巴黎公社前，領導要求罷免國王的集體請願。當時，在君主立憲制下，這樣的請求是叛國罪。這增強了城市的動蕩不安，他和丹敦的逮捕令簽發了。丹敦暫時離開巴黎，而德穆蘭選擇留下，甚至偶爾出現在雅各賓俱樂部。在逮捕他的企圖失敗后，德穆蘭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揭露布里索》，其中包括了激烈的攻擊。它源自兩者之間的衝突，然後是1793年的《革命秘史片段》（Fragment de l'histoire secrète de la Révolution，通常稱為Histoire des Brissotins），在其中吉倫特派，特別是布里索，受到了民粹主義者的攻擊。

德穆蘭出版這本小冊子，以應對布里索解散巴黎公社和雅各賓黨的要求。這本小冊子激烈地攻擊吉倫特派和布里索是革命的敵人，導致許多人被捕，上斷頭台，並且污損了布里索的職業生涯。德穆蘭後來懊悔寫了這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說明了那些在革命中不斷轉變意見和友誼的人，因為布里索在德穆蘭受到威脅時，曾多次為他的報紙辯護，幾乎“像父親指導他的兒子”。布里索曾經告誡德穆蘭說：“你是年輕的卡米爾·德穆蘭，坦率在你的唇中 ... 但是你經常因太過坦率而被愚弄”

德穆蘭積極參與了8月10日對杜伊勒里宮的攻擊。此後，當制憲會議崩潰，各派別和團體在全國爭奪權力之事，他成為新任司法部長丹敦的秘書。9月8日，他被選為新國民議會的巴黎代表，在那裡他仍然主要是在後台，主要仍是作為一名記者。他是屬於山嶽黨，贊成共和制和處死國王。德穆蘭變得接近羅伯斯庇爾， Fragment de l'histoire secrète de la Révolution很可能受到了後者的啟發。這本小冊子的成功大大影響了恐怖統治的建立，以及判處吉倫特派領袖上斷頭台。丹東和作者本人據證實都大為震驚。

1793年12月，第一期《老科德利埃報》（Vieux Cordelier）出版了。最初它是直接針對Hébertists及其非基督教化的宗旨，得到羅伯斯庇爾的贊成。利用民憤反對Hébertists，使之走向死亡。但是第三期支持丹敦的寬恕委員會的設想，使羅伯斯庇爾得到 les indulgents的稱號。這導致羅伯斯庇爾轉向反對德穆蘭。於是羅伯斯庇爾和路易·德聖茹斯特轉向既要注意 enragés(Jacques Roux's faction)又要注意 indulgents。

1794年1月7日，羅伯斯庇爾（曾經在國民議會為丹敦和德穆蘭辯護）在雅各賓俱樂部的一次演說中，強烈要求燒毀某幾期的《老科德利埃報》（當時他還沒有譴責德穆蘭或丹敦個人）。德穆蘭引用盧梭（被廣泛接受為所有革命者的理性權威）的話回答說：“燃燒不是答案”。這個含蓄的羞辱導致了痛苦的衝突。到3月底，Hébertists 已經上了斷頭台，而丹敦、德穆蘭和其他溫和派領袖都遭到逮捕。

3月31日，逮捕令簽發並得到執行。4月3日、4日和5日，審判在革命法庭舉行。開始時詢問他的年齡，德穆蘭回答說：

“我33歲，無套褲漢耶穌的年齡，每一個愛國者必不可少的年齡”（其實他是34歲）。大會禁止被告進行自我辯護。加上間諜的虛假報告（指控德穆蘭的妻子與同謀策劃讓德穆蘭越獄和策劃“破壞共和國”），檢察官威脅陪審團后，將其判處死刑，判決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他們計劃在同一天處死。

有15個人一起上了斷頭台，德穆蘭是第三個，丹敦是最後一個。

1790年12月29日，德穆蘭與Lucile Duplessis結婚，在場者有布里索和羅伯斯庇爾。他們唯一的子女 Horace Camille, 出生於1792年7月6日。Horace 由法國政府發給養老金，1825年在海地去世。

Lucile 的被捕只比她的丈夫晚了幾天，根據不實的指控被判死刑。在她上斷頭台的1794年4月13日，她表現出了冷靜和勇氣。

德穆蘭是Hilary Mantel的 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的中心人物

德穆蘭是 Tanith Lee的《諸神渴了》的中心人物

德穆蘭對法國大革命和恐怖統治的持久影響力，是他譴責了布里索和吉倫特派，他的《老科德利埃報》呼籲革命和科德利埃俱樂部初期實行的原則。他作為一名重要的記者，說明了報紙在革命時期的影響力，以及多麼容易引發人們的激情，特別是巴黎的暴民。他還指出，越來越激進的形勢就會演變成為恐怖，因為一批又一批的人會被視為對革命目標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