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瓶

韓瓶，即南宋名將韓世忠部隊所使用的行軍壺，是一種難得的宋代瓷器。河南的扶溝、項城、鹿邑、淮陽、商水等縣市均有民間遺存標準器物。小口，雙唇，弧肩，直腹，下部斜收，小平底，飾旋紋，雙系。有雙系的瓶罐高34厘米，口徑5.5厘米，底徑5.5厘米；瓶體粗瓷厚胎，看上去比較豪放、沉穩。瓶外略施一層薄薄的橄欖色青釉。器型具有宋代修長之感。長瓶狀器物有帶雙系者，叫“瓶罐”，無系者叫“瓶”，按瓷器分類，瓶，比罐高一個檔次，其經濟價值也有懸殊。北方民間在明、清時期，人們普遍用它儲裝臘月花瓣上的雪水，封口后埋入土中，等來年取用。臘月里採集的雪水長久不會壞，如沏茶、治熱毒病非常適用，尤其對小孩更為靈驗。人們又稱它為“雪瓶”。

韓瓶在上海地區宋代墓葬及宋代堆積層中普遍有發現，長江中下游、黃河中游一帶時有出土。上海出土韓瓶最多的地區為青浦區的青龍鎮一高台地內，出土了大量這種四系、雙系瓶，人 稱此地為“酒瓶山”、“韓瓶山”，當地傳說是韓世忠以酒肉犒勞三軍時丟棄的軍用水壺，估計與韓世忠曾駐師青龍鎮有關，後來也傳入民間廣泛使用，民間用其汲水、裝水、盛酒。史載韓瓶在南宋時期是“儲酒、水”的容器，主產地浙江及宜興地區。由於當時南宋小朝廷偏安臨安，金兵屢屢進犯，戰爭連綿不斷，宜興處於保衛杭州的重要防線，宋、金決戰接二連三。岳飛與金兀朮多次決戰的“百合場”，岳飛追擊金兀朮，士兵用土填河築起的“岳堤”，岳飛、韓世忠屯兵時燒制軍用紫砂水壺的“韓瓶”古窯遺址等，金戈鐵馬，依稀可見。在西渚鎮分佈著多處古窯址，小的直徑約30米，大的近百米。這些古窯址里遺存有大量的陶瓷碎片，有少量的四系壇、小缸、執壺、瓶等完整製品，其中最多的是四系、雙系或無系瓶罐。從陶片堆積狀況看，其延燒時間較長，產量巨大，是宋代宜興日用陶瓷的重要產地之一。古窯群當時燒制大量“韓瓶”，均作為戰備品直接提供給岳飛抗金之用。

關於韓瓶與韓世忠的關係，在鎮江丹徒岳超墓葬被發掘之前，僅見於民間傳說，即認為它是抗金名將韓世忠的軍隊行軍打仗時攜帶的軍用水壺，這種說法代代相傳，且流傳甚廣。據《江陰縣誌》及《常昭合志》記載：建炎三年（1129年），金巫術南侵，劉光世、韓世忠駐軍今江陰至常熟福山一線。至今，在張家港市慶安、馬嘶橋、韓墩以及鳳凰鎮的部分地段，即當年的沿江一帶的古河道及古井中，時有韓瓶出土，其分佈與韓世忠駐軍線路基本一致。上海市西郊嘉定區的封浜鎮，史載南宋時韓世忠曾駐軍於此，1977年也出土過一批韓瓶，從而映證了史上的記載。事實上，大凡韓世忠曾駐軍之處，包括現江蘇、上海、浙江的一些地方，或多或少都有韓瓶這種特殊的器物出土，這不能說完全是一種巧合，但是，如果有人對此表示懷疑，認為上述所述尚不足以為據的話，那麼，以下事實則具有無可置辯的說服力：2002年12月11日，江蘇鎮江市丹徒鎮一建設工地發現一宋代石室墓，墓中出土了韓瓶一隻、還有打仗用的石彈數枚及其他一些器物。墓誌表明，此墓墓主為死後被追封為“清遠軍節度使”的南宋抗金將領岳超。墓誌還記載了岳超曾跟隨韓世忠抗擊金兵、后因病去世，葬於潤州丹徒的事迹。該墓中出土的器物，應是當年岳超打仗時隨身攜帶的一些物品，它用無聲的語言清楚無誤地向世人解說了韓瓶與韓世忠的關係。

上述考古發現使得民間流傳甚廣的韓瓶與韓世忠的故事得到了映證，說明了民間傳說具有一定的可信性。最起碼，韓世忠及其部下確曾把韓瓶作為一種行軍、作戰裝備運用於當時的部隊之中，這一點當屬不容置疑。

以上論述明晰了韓瓶與韓世忠的關係，那麼，在韓瓶之前，是否有類似形制和功用的器物存在？換句話說，韓瓶是否從其他類似器物發展演變而來？為了回答這一問題，還是讓我們把時間推回到上一個世紀的民國初期。1915年夏，河北井陘縣一所小學在整治操場掘開一個土埠時，發現一古屋遺址，在一堆破碎的瓷片之下見有十餘個瓷瓶，瓶高為35—45厘米，形狀細長，瓷釉燒得很粗拙，看上去竟像是紹興酒罈，瓶肩上划刻著銘文“天威軍官瓶”五字。查閱宋代相關地理資料，可知當時北宋河北郡的地理格局是府四、州九、軍六等，當時河北郡西部有天威軍等六軍，而天威軍屬井陘縣轄。當時屬“軍”的地名，可能與軍隊在那兒駐紮較多有關。因而當時學者據此推斷“天威軍官瓶”應是供駐紮天威軍的軍官們使用的專用的器物。宋代小口長瓶一般是供盛酒使用，被稱為“經瓶”，因此，學者們認為，“天威軍官瓶”應是天威軍的軍官們用來盛酒的一種酒器，類似的瓶子在故宮博物院也有收藏。

其實，將“天威軍官瓶”與韓瓶對比，不難發現二者之間的聯繫，首先，從器型上看，二者高寬幾乎相同，都是35—45厘米左右，腹徑10—15厘米之間，瓶體粗糙修長，通體弦紋（亦稱為瓦壟紋），施釉，有的無釉，且都是用于軍隊之中，稍有不同之處是“天威軍官瓶”口小，而韓瓶口略大、有系，一個使用於北宋，一個使用於南宋，僅此而已。

於是筆者又聯想到宋朝的另一種盛酒用具——經瓶，經瓶的造型特點是小口、束頸、豐肩、腹修長下收，與天威軍官瓶造型相比，二者幾乎是一個模子里塑造出來的東西，只是一個用於宮廷，做工精緻，一個用于軍隊，屬就地取材而成，做工粗糙。提到經瓶，還有一段往事，頗具玩味：北宋初期，當時的皇帝設立了一種講經制度，定期請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等熟悉四書五經的官員任講官，設講筵。每年二月至端午節，八月到冬至為講經期，適單日為皇帝講經。這種講經制度一直延續到明清，並派生出了講筵用酒，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酒文化。講經結束后，皇帝總要設宴，款待執行講官及參與這一活動的眾官員，以示君臣互學、團結友善，宴席上裝酒的瓶子，就是這種“經瓶”。上海博物館所藏兩件金代磁州窯白地黑花經瓶，一瓶腹部書寫“清潔美酒”，另一瓶腹部書寫“醉鄉酒海”，均表明了經瓶的貯酒功用。

至此，我們將這三種不同的器物者放在一起，從外形上進行一番比較，結合它們產生的年代，不難看出它們之間的關係，並從中推出韓瓶的一段發展演變歷程。我們不妨大膽設想：韓瓶其實是由北宋軍隊里使用的“天威軍官瓶”發展演變而來，而“天威軍官瓶”又和當時的經瓶存在著不可分割的淵源關係。北宋末，金兵南下，抗金軍隊紛紛南撤，將他們以前在部隊中常用的“天威軍官瓶”攜帶到了南方，但由於戰事頻繁，經常長途奔波，“天威軍官瓶”極易破損，於是，韓世忠下令根據原來“天威軍官瓶”的形制，就地取材重新燒制，並結合南方天氣炎熱、士兵用水量大及作戰行軍便於攜帶的需要對器型進行了適當的改動，將口沿擴大，加裝四系，除了保留“天威軍官瓶”原有的盛酒功能外，同時用於汲水及盛放其他東西，這便是韓瓶的由來。其根源，可以往上一直追溯到北宋宮廷里用的經瓶。

韓世忠在任“浙西制置使”期間，奮力抗金，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故事在民間流傳甚廣，隨著這些故事的廣泛傳播，韓瓶的知名度也得以擴大。按照民間通行的說法，韓瓶只是韓世忠抗金部隊的軍用水壺，且為韓世忠軍隊專用，一些文物考古工作者對此也持肯定態度。

一些間接的文獻資料及最近幾年的考古發掘表明，韓瓶實際上是一種酒器，在用於韓世忠的部隊的同時，在民間也在大量的使用。以“才美見喜於”蘇東坡的宋宗室趙令畦，在其所著《侯鯖錄》中有一段話頗具參考價值：“晉安人盛酒以瓦壺，其制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以酒”，這種“其制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的瓦壺，當是韓瓶無疑。在今浙江嘉興，有一名為瓶山的小山，為嘉興一景，至今該山還常有韓瓶出土，這種瓶的由來，據明嘉興萬曆年間進士，集文學、收藏與鑒賞於一家的李日華所著《紫桃軒雜綴》載：“宋時吾郡立酒務於州治后，罌罍之屬，陶以給用，所造破甓，隱起成崗隴，所為瓶山者也。”清嘉慶年間吳騫的《尖陽叢筆》也記載：“瓶山在嘉興縣治西，宋時設酒務於此。貯酒陶瓶，散積日久，穹然如小山，土人因目之為瓶山，竹垞詩所謂‘一簣瓶山古木秋’者也。瓶今尚有掘得者，高尺餘，腹逕三四寸，上下直相等。而口微窄，色淡綠，外塗以釉，間有未遍者，制甚朴古。”這兩份資料雖均未指明當時瓶山中的瓶為韓瓶，但從兩份資料中所描述的瓶的形制、質地、尺寸、色澤以及至今該山還常有韓瓶出土的情況來看，他們當初描述的，當屬韓瓶無疑，且二人的記載均清晰無誤地指明了韓瓶是一種酒器，並在民間被大量使用，以至於“散積日久，穹然如小山”。 2000年浙江寧波月湖考古發掘，清理宋代明州“都酒務”作坊遺址時，即拌有數以萬計的韓瓶出土。實際上，依筆者之見，韓瓶最初在韓世忠的部隊中，它和北宋天威軍使用的“天威軍官瓶”一樣，是作為一種酒器使用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宋史志》中得到一點間接證據，《宋史志．韓世忠條》載：“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嗜酒尚氣”。韓世忠嗜酒，這是眾所周知的，在現今張家港的慶安、鹿苑馬嘶橋、塘橋韓墩等地均流傳著大量的韓世忠用酒來鼓舞士氣或慶賀勝利的的故事，看來民間傳說還是有相當的事實根據的。北宋時軍隊中裝酒，最初用的是天威軍官瓶，南宋后，他們攜帶到南方的天威軍官瓶演變成了韓瓶，韓世忠部隊用它來裝酒也就順理成章了，當然，從韓瓶的形制特點來看，其作為軍用水壺之用也是必然的。

近年來韓瓶也經常在一些墓葬中被發現，2003年11月，南京博物館在高淳發掘一座宋代古墓，墓室內即有鐵牛、陶韓瓶等器物。在張家港市也有類似的情況，2004年3月31日，城北一建築工地報告發現古墓一座，經張家港博物館工作人員現場察看，為一宋代墓葬，墓葬內出土韓瓶一隻，以及宋代斗笠碗及聖宋通寶錢幣等，該韓瓶現被張家港博物館收藏。類似的考古發現在其他地方也時有發生，1971年發現的江蘇金壇薛埠窯址，出土的器物有壇、罐、缽、盆等，尤以韓瓶為多，經學者考證，該窯為宋代燒制民間日常生活陶器的一民窯。這些都可以作為韓瓶同時在民間被普遍使用的輔證。

事實上，韓瓶不但在南宋時軍隊、民間並用，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在此之後的元、明兩朝的民間都仍在繼續使用。2003年7月，天津寶坻在清理一元代墓葬時，即出土青釉韓瓶一件。同年，南京博物院在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大明寶船廠遺址進行發掘時，現場出土100多件文物，其中就有韓瓶，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

由此可見，民間傳說將韓瓶僅僅當作韓世忠部隊軍用水壺的說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我們將韓瓶的發展演變、使用年代、功用及韓瓶與韓世忠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討，理出了一條經瓶——天威軍官瓶——韓瓶的發展演變線索，韓瓶和經瓶、天威軍官瓶一樣，實際上是一種酒器，韓世忠創造性地將其用于軍隊之中，作為一種多用途的部隊行軍裝備。與此同時，在民間也被大量地作為酒器使用，其使用年代始於南宋，並延續至在以後的元、明兩代，這可以從一些元、明墓葬中的出土文物中得到充分的映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