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

明代正統14年（公元1449年）7月，瓦剌部進兵明境，明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不顧群臣勸阻倉促率兵20餘萬人親征，因準備不足潰敗損失數萬，兵部尚書鄺野、戶部尚書王佐等66名大臣戰死。

記載土木之變其真其詳者莫如李賢之《天順日錄》：“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台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李賢，字原德，宣德八年進士，授驗封主事，正統中遷考功郎中，改文選。正統14年“扈從北征，師覆脫還。”英宗複位，命賢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自此，李賢“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對明代中期政治的改良頗為有力。李賢不僅親歷土木其事，而且還以一位以國事為重的官員的面貌活躍於政治舞台上。他在英宗親征之前曾與同僚一起勸說吏部尚書王直率群臣上章留駕；在行軍途中，又與一些御史謀划擊殺王振，制止親征，使英宗安全返回北京。在李賢對土木之變的觀察中，這種熱忱的歷事者的背景所具有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50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土木鎮里還能見到幾處當年明軍賴以抵禦的城牆遺跡，幾米高的土牆在田野上和民房間斷斷續續地延伸，有的被村民當成了院牆。這些歷史遺跡還保存至今。

能“訴說”那段歷史的還有顯忠祠，它是“土木堡之變”后明朝為祭祀死難將士而建造的，歷經幾度毀壞和重修，至今還保存著三間大殿和一些碑刻，從正中一間大殿鎖著的門往裡窺望，可見一塊寫著顯忠祠簡介的牌子和一塊寫著死難大臣官銜和名字的牌子與輸水管道、農具等雜物堆放在一起。

土木之變，亦稱土木堡之變，是指發生於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北征瓦剌的慘敗事變。

明英宗平日里對宦官王振言聽計從，王振不顧王直等朝臣反對，鼓動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由於準備倉促，途中軍糧不繼，軍心不穩，導致大敗。

大軍撤退，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被瓦剌軍隊追上，明軍被團團圍住，兩軍會戰，明軍全軍覆沒，王振被部下樊忠殺死，明英宗被瓦剌軍俘虜，英國公張輔、時任戶部尚書王佐（山東慶雲縣人）、時任兵部尚書鄺埜（湖南省宜章縣人）、時任刑部尚書丁鉉（江西人）、時任工部尚書王永和（崑山人）與時任都察院右都御使鄧棨俱於土木堡喪生。

明初對蒙古瓦剌實施"羈縻之策"，在宣化、大同等地開放馬市，互通貿易。正統十四年（1449）也先派2000人來進馬，詐稱3000，以冒領糧食，太監王振把瓦剌貢馬價格削減，激怒瓦剌，成為戰爭的導火索。七月瓦剌分四路進攻明朝，也先主力進攻大同，明軍失利，傳至京師，朝野震驚。

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蠱惑挾持下，御駕親征，率20餘萬大軍貿然進入大同，大同鎮守太監郭敬向王振交待敵情，王振恐懼，決定班師。大同都僉事郭登進言："取道紫荊關回京可保無事。"王振想藉機使英宗幸其家，以便炫耀鄉里，舍紫荊關向蔚縣出發。途中王振又恐大軍毀他的莊稼，行40里又折東改道宣化，從而延誤了時間。十日到宣化后，瓦剌追兵趕到，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戰死，所部潰散。成國公朱勇率5萬騎增援，在鷂兒嶺遇敵伏兵，全軍盡沒。八月十四日英宗到達土木堡（今河北省懷來縣東），瓦剌兵將堡團團圍住，水道也被也先軍佔據，明軍人馬饑渴，都指揮終夜拒敵，敵人愈增。十五日也先佯遣使求和，王振見瓦剌兵退，下令將兵營移至近水之處，軍隊剛移動，也先集中勁騎四面衝來，明兵爭逃，行陣潰亂，王振等皆死於亂軍之中，官兵死傷10萬餘人。土木堡之變是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現今的土木堡位於中國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境內，在明代曾發生土木堡之變，現今已變成了一個普通不過的小村莊，但這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應刻在每一個人的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