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毛澤東論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著作。由1957年2月2 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講話修改和補充而成，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全文闡述了12個問題，貫穿全文的基本思想是：把正確區分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文章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但同階級對抗社會的矛盾根本不同，它是一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不具有對抗性，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毛澤東全面地分析了各種類型的人民內部矛盾，系統地論述了正確處理各種矛盾的方針政策。指出，要用民主的方法，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作為從政治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解決經濟領域中的矛盾，應依據發展生產，統籌安排，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的原則；科學文化上的問題，應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民族關係中的矛盾，應採取加強民族團結，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經濟文化的方針；在與民主黨派關係上，應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等。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論述，特別是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觀點，以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方針和方法，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史增添了新的內容，對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

這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後來毛澤東根據原始記錄加以整理，並作了若干重要的補充和修改，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講話在中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的情況下，明確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並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中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確方針的繼續和發展。講話公開發表前，反右派鬥爭已經開始，由於當時對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在講話稿的整理過程中加進了強調階級鬥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同原講話精神不協調的論述。

我們的國家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舊中國的面貌。祖國的更加美好的將來，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人民 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中國的六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著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我們的社會裡已經沒有任何的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

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中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在我們國家裡，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是因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不同。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麼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地說起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後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當然，敵我問題也是一種是非問題。比如我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些內外反動派，究竟誰是誰非，也是是非問題，但是這是和人民內部問題性質不同的另一類是非問題。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麼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並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屬於專政的範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專政就擔負著對外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的任務。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誰來行使專政呢？當然是工人階級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專政的制度不適用於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這和壓迫人民的敵人的專政是有原則區別的。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著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

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說，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是非的辨別問題，可以用強制的方法去解決。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發布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為著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而發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們採用了這個方法解決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條主義者和廣大黨員群眾之間的矛盾，教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左”傾教條主義者從前採用的黨內鬥爭方法叫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是一個錯誤的方法。我們在批評“左”傾教條主義的時候，就沒有採取這個老方法，而採取了一個新方法，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風的時候採用的。經過幾年之後，到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果然達到了全黨團結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在這裡，首先需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因為如果在主觀上沒有團結的願望，一斗勢必把事情斗亂，不可收拾，那還不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還有什麼黨的團結？從這個經驗里，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或者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我們把這個方法推廣到了黨外。在各抗日根據地里，我們處理領導和群眾的關係，處理軍民關係、官兵關係、幾部分軍隊之間的關係、幾部分幹部之間的關係，都採用了這個方法，並且得到了偉大的成功。這個問題，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可以追溯到更遠。自從一九二七年我們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開始，關於處理黨群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以及其他人民內部關係，就是採用這個方法的。不過到了抗日時期，我們就把這個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覺的基礎之上了。全國解放以後，我們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也採取了“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機關、團體，總之，六億人口，都採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

許多人覺得，提出採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個新的問題。事實並不是這樣。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群眾，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必須採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允許採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制手段。中國共產黨忠實地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原則。我們歷來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採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這個意思，在我們黨的過去的許多文件里和黨的許多負責人的言論里，曾經說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曾經說過：“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里，又說過：“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並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這種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該方法。”過去我們已經多次講過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並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很多幹部和人民都在實際上懂得這個問題。為什麼又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新問題呢？這是因為過去國內外的敵我鬥爭很尖銳，人民內部矛盾還不像現在這樣被人們注意的緣故。

許多人對於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應該承認，這兩類矛盾有時是容易混淆的。我們在過去工作中也曾經混淆過。在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錯誤地把好人當壞人，這種情形，從前有過，還有。我們的錯誤沒有擴大化，是由於我們在政策中規定了必須分清敵我，錯了就要平反。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對於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說來，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因而是相對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這個規律，列寧講得很清楚。這個規律，在中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來了。但是，對於許多人說來，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中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中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幹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並且懂得採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中國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比較舊時代生產關係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舊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生產力的發展一直是非常緩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國除東北外，鋼的生產一直只有幾萬噸；加上東北，全國的最高年產量也不過是九十多萬噸。在一九四九年，全國鋼產量只有十幾萬噸。但是全國解放不過七年，鋼的生產便已達到四百幾十萬噸。舊中國幾乎沒有機器製造業，更沒有汽車製造業和飛機製造業，而這些都建立起來了。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後，中國要向哪裡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中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在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還拿取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就所有制這點上說，這類企業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有一部分也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完全社會主義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個別問題上，還需要繼續解決。在各經濟部門中的生產和交換的相互關係，還在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尋比較適當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裡面，在這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間，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決得完全合理。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築對於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後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中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面歡迎新制度，一面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於這個新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問題是敵我矛盾的鬥爭問題。在人民內部，有些人對於肅反問題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兩種人的意見，和我們的意見不相同。有右傾思想的人不分敵我，認敵為我。廣大群眾認為是敵人的人，他們卻認為是朋友。有“左”傾思想的人則把敵我矛盾擴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內部的矛盾也看作敵我矛盾，把某些本來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都不能正確地處理肅反問題，也不能正確地估計我們的肅反工作。

當然，我們國家的鞏固，首先不是由於肅反。我們國家的鞏固，首先是由於我們有經過幾十年革命鬥爭鍛煉的共產黨和解放軍，有經過幾十年革命鬥爭鍛煉的勞動人民。我們的黨和軍隊是在群眾中生了根的，是在長期革命火焰中鍛鍊出來的是有戰鬥力的。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是經過革命根據地逐步發展起來的，不是突然建立起來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同我們共過患難。有些知識分子經歷過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鬥爭的鍛煉，許多人經歷過解放以後的以分清敵我界限為目標的思想改造。此外，我們國家的鞏固，還由於我們的經濟措施根本上是正確的；人民生活是穩定的，並且逐步有所改善；我們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階級的政策，也是正確的，等等。但是，我們在肅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無疑是我們國家鞏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於這一切，我們的大學生雖然還有許多人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數例外，都是愛國的，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在匈牙利事件時期沒有發生波動。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這樣。更不要說工農基本群眾了。

解放以後，我們肅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嚴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處了死刑。這是完全必要的，這是廣大群眾的要求，這是為了解放長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種惡霸分子壓迫的廣大群眾，也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們如果不這樣做，人民群眾就會抬不起頭來。從一九五六年以來，情況就根本改變了。就全國說來，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經肅清。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有些人不了解我們今天的政策適合於今天的情況，過去的政策適合於過去的情況，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過去的案，想否定過去肅反工作的巨大成績，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人民群眾所不允許的。

在肅反工作中，凡是已經發現了的錯誤，我們都已經採取了或者正在採取糾正的步驟。沒有發現的，一經發現，我們就準備糾正。原來在什麼範圍內弄錯的，也應該在什麼範圍內宣布平反。我提議或者對於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在檢查工作的時候，我們對廣大幹部和積極分子不要潑冷水，而要幫助他們。向廣大幹部和積極分子潑冷水是不對的。但是發現了錯誤，一定要改正。無論公安部門、檢察部門、司法部門、監獄、勞動改造的管理機關，都應該採取這個態度。我們希望人大常務委員、政協委員、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參加這樣的檢查。這對於健全我們的法制，對於正確處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會有幫助的。

關於反革命分子的情況，可以用這樣兩句話來說明：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還有反革命。有人說，已經沒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了。這是不合事實的。事實是還有（當然不是說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單位都有），還必須繼續和他們作鬥爭。必須懂得，沒有肅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會死心的，他們必定要乘機搗亂。美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集團經常還在派遣特務到我們這裡來進行破壞活動。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肅清了，還可能出現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喪失警惕性，那就會上大當，吃大虧。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但是就全國來說，反革命分子確實不多了。如果說全國還有很多反革命分子，這個意見也是錯誤的。如果接受這種估計，結果也會搞亂。

中國有五億多農業人口，農民的情況如何，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係極大。我認為，情況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這就解決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同個體農業經濟之間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擔心會不會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農民生產很起勁，雖然去的水旱風災比過去幾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國的糧食仍然增產。有一些人卻在說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沒有優越性，吹來了一股小颱風。合作化究竟有沒有優越性呢？今天會場上發的文件裡面，有一個關於河北省遵化縣王國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這個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個山地，歷來很窮，年年靠人民政府運糧去救濟。一九五三年開始辦社的時候，人們把它叫做“窮棒子社”。經過了四年艱苦奮鬥，一年一年好起來，絕大多數的社員成了餘糧戶。王國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別的合作社，在正常情況下也應該能做到，或者時間長一點也應該能做到。由此可見，那些說合作化不好了的議論是沒有根據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艱苦奮鬥中建立起來。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是要經過艱難曲折的。在社會主義事業中，要想不經過艱難曲折，不付出極大努力，總是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這種想法，只是幻想。

合作社正在經歷一個逐步鞏固的過程。它還存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矛盾。例如，在國家同合作社之間，在合作社內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間，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決。

許多人說農民苦，這種意見對不對呢？就一方面說來是對的。這就是說，由於中國被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壓迫剝削了一百多年，變成一個很窮的國家，不但農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還低。要有幾十年時間，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將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來。這樣說“苦”就恰當了。就另一方面說來是不對的。這就是說，農民生活沒有改善，單單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實，工人農民的生活，除極少數人以外，都已經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來，農民免除了地主的剝削，生產逐年發展。以糧食為例，一九四九年全國產糧只有二千一百幾十億斤，到一九五六年產糧達到三千六百幾十億斤，增加了將近一千五百億斤。國家徵收的農業稅並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億斤。每年以正常價格從農民那裡購糧也只有五百多億斤。兩項共八百幾十億斤。這些糧食銷售在農村和農村附近的集鎮的，佔了一半以上。由此看來，不能說農民生活沒有改善。我們準備在幾年內，把征糧和購糧的數量大體上穩定在八百幾十億斤的水平上，使農業得到發展，使合作社得到鞏固，使還存在的農村中一小部分缺糧戶不再缺糧，除了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的某些農戶以外，統統變為餘糧戶或者自給戶，使農村中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至於簡單地拿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較，說一個低了，一個高了，這是不適當的。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農民高得多，而農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說工人特別得到國家的優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資以及有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是高了一些，農民看了不滿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況作一些適當的調整，是必要的。

中國社會制度的改革，除了農業合作化和手工業合作化以外，私營工商業改變為公私合營企業，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這件事所以做得這樣迅速和順利，是跟我們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密切相關的。這個階級矛盾是否完全解決了呢？還沒有。還要經過相當的時間才能夠完全解決。但是有些人說：資本家已經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著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說，資本家比工人還要高明一點。也有人說，如果要改造，為什麼工人階級不改造？這些議論對不對呢？當然不對。

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當然，剝削者的改造和勞動者的改造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造，不能混為一談。工人階級要在階級鬥爭中和向自然界的鬥爭中改造整個社會，同時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學習，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永遠也不能停止。拿我們這些人來說，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進步，也就是說，每年都在改造。我這個人從前就有過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後來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還是在長期階級鬥爭中改造過來的。而且今後還要繼續學習，才能再有一些進步，否則就要落後了。難道資本家就那麼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嗎？

應該說，這種意見不僅不符合工商業者的實際情況，也不符合工商業者大多數人的願望。在過去幾年中，大多數工商業者都是願意學習的，並且有了顯著的進步。工商業者的徹底改造必須是在工作中間，他們應當在企業內同職工一起勞動，把企業作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經過學習改變自己的某些舊觀點，也是重要的。工商業者的學習，應當以自願為基礎。許多工商業者在講習班裡學習了幾十天，回到工廠，同工人群眾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語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條件。他們從親身的經驗懂得，繼續學習，繼續改造自已，對於他們是有益的。剛才所說的那種認為不需要學習，不需要改造的意見，並不能代表工商業者中大多數人的意見，只是少數人的意見。

中國人民內部的矛盾，在知識分子中間也表現出來了。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幾百萬知識分子，轉到為新社會服務，這裡就存在著他們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和我們如何幫助他們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問題。這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

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過去七年中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們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學習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者。這部分人雖然還是少數，但是正在逐漸增多。當然，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人仍然懷疑或者不同意社會主義，這部分人只佔少數。

廣大的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自滿。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中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後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由於中國的社會制度已經起了變化，資產階級思想的經濟基礎已經基本上消滅了，這就使大量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不但有了改變的必要，而且有了改變的可能。但是世界觀的徹底改變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應當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實上必定會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願意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願意接受共產主義，對於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們服從國家的要求，從事正常的勞動，我們就應當給他們以適當工作的機會。

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麼政治，什麼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義行時了一陣，就不那麼行時了。針對著這種情況，需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青年學生，都應該努力學習。除了學習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過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這個缺點，今後必須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產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要提倡勤儉建國。要使全體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國家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並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種狀態，全靠青年和全體人民在幾十年時間內，團結奮鬥，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闢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有些青年人以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就應當什麼都好了，就可以不費氣力享受現成的幸福生活了，這是一種不實際的想法。

中國少數民族有三千多萬人，雖然只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區廣大，約佔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一定要搞好。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義的少數民族中間，則應當同時克服地方民族主義。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於各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應當克服的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民族關係比較從前大有改進，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在一部分地區，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還嚴重地存在，必須給以足夠的注意。經過各族人民幾年來的努力，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絕大部分都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西藏由於條件還不成熟，還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但是何時實行，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作出決定，不能性急。已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進行改革。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是否進行改革，要到那時看情況才能決定。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這裡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於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中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為什麼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中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於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並且儘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中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中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在蓬勃地發展著，成績很大，但是，在社會大變動的過渡時期，困難問題還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難，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應當解決，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後，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我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體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他們是能夠想出很多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團體和各地群眾這樣做。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口號是怎樣提出來的呢？它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國家需要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來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只能在鬥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白尼關於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東西，都曾經經歷艱苦的鬥爭。中國歷史上也有許多這樣的事例。同舊社會比較起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新生事物的成長條件，和過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壓抑新生力量，壓抑合理的意見，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於有意壓抑，只是由於鑒別不清，也會妨礙新生事物的成長。因此，對於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我們認為，採取這種態度可以幫助科學和藝術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

中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中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中國長期存在。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思想鬥爭同其他的鬥爭不同，它不能採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緻的講理的方法。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具有優勝的條件。政權的基本力量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勞動人民手裡。共產黨有強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們的工作中儘管有缺點，有錯誤，但是每一個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們對人民是忠誠的，我們有決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國建設好，我們已經得到巨大的成就，並且將繼續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資產階級分子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是愛國的，他們願意為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祖國服務，並且懂得如果離開社會主義事業，離開共產黨所領導的勞動人民，他們就會無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對於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應該採取什麼方針呢？對於明顯的反革命分子，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分子，事情好辦，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就行了。對於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這些思想，不允許這些思想有任何發表的機會，行不行呢？當然不行。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而正確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因此，只有採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確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裡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面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就字面看，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它們，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所謂香花和毒草，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觀點看來，究竟什麼是我們今天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呢？在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應當怎樣來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呢？我們以為，根據中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據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中國各黨派歷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

這種標準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提出這些標準，是為了幫助人民發展對於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為了妨礙這種討論。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但是大多數人有了明確的標準，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準去鑒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確，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這是一些政治標準。為了鑒別科學論點的正確或者錯誤，藝術作品的藝術水準如何，當然還需要一些各自的標準。但是這六條政治標準對於任何科學藝術的活動也都是適用的。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難道有什麼有益的科學藝術活動會違反這幾條政治標準的嗎？以上所說的觀點，都是從中國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的情況各不相同。因此，我們並不認為，它們必須或者應當採取中國的做法。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也是中國具體的歷史條件的產物。這個口號並不是突然提出來的，它已經經過了好幾年的醞釀。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社會主義制度已基本建立，這些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為什麼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同工人階級政黨長期共存呢？這是因為凡屬一切確實致力於團結人民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到人民信任的黨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它們採取長期共存的方針。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就已經這樣說過：“只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並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效力的機會的。”這裡所說的，也就是各黨派可以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礎。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黨一方面的願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黨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黨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當然，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所作的批評，也只有在合乎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六條政治標準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互相監督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希望各民主黨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爭取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

一九五六年，在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件。這些人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鬧事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於工人、學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還有少數合作社社員鬧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於群眾缺乏教育。

應該承認：有些群眾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於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於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中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鬥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並且應當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

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是這並不是說，在中國已經沒有了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於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幹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應當在處理鬧事的過程中，進行細緻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要“草率收兵”。對於鬧事的帶頭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開除。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裡，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

在我們社會裡，也有少數不顧公共利益、蠻不講理、行兇犯法的人。他們可能利用和歪曲我們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來煽動群眾，或者故意造謠生事，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對於這種人，我們並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懲治這種人是社會廣大群眾的要求，不予懲治則是違反群眾意願的。

如像我在上面講過的，在我們的社會中，群眾鬧事是壞事，是我們所不贊成的。但是這種事件發生以後，又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幹部和群眾。從這一點上說來，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亂子有二重性。我們可以用這個觀點去看待一切亂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於匈牙利的同志們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間處理得正確，結果匈牙利事件由壞事轉變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比過去鞏固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也都得了教訓。

矛盾著的對立的雙方互相鬥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在這裡，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鬥爭著的雙方都不會轉化。世界上最願意改變自己地位的是無產階級，其次是半無產階級，因為一則全無所有，一則有也不多。美國操縱聯合國的多數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暫時的，這個局面總有一天要起變化。中國的窮國地位和在國際上無權的地位也會起變化，窮國將變為富國，無權將變為有權——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這裡，決定的條件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團結一致的奮鬥。

我想在這裡談一下節約的問題。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但是中國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這是一個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厲行節約，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的一個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運動中，我們反對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而著重在反對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過節約，重點是在非生產性的基本建設中反對了過高的標準，在工業生產中節約原料，成績很大。那時，節約的方針還沒有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認真地推行，也沒有在一般機關、部隊、學校、人民團體中認真地推行。要求在全國各方面提倡節約，反對浪費。我們對建設工作還缺乏經驗。在過去幾年有很大的成績，同時也有浪費。我們必須逐步地建設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的企業以為骨幹，沒有這個骨幹就不能使中國在幾十年內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是多數企業不應當這樣做，應當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業，並且應當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在十一月中共二中全會更著重地提出了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方針以後，幾個月來已經開始發生效果。這一次節約運動必須徹底地持久地進行。反對浪費，同批判其他缺點錯誤一樣，好比洗臉。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臉嗎？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工人、農民、手工業者，總之，我們六億人口都要實行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這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滋長著一種不願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機關，下放幹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幹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中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這裡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中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係。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築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於為人們所理解。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於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經過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些時間，中國的鋼產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萬噸，發展到二千萬噸，或者更多一點。這樣，城鄉人民都會感到高興。

關於經濟問題今天不準備多講。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對於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斗，取得了經驗，然後才有全國的勝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麼高的代價。代價總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時期所付的代價那麼高。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著矛盾的，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為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任務在於儘可能正確地反映它和解決它。

鞏固同蘇聯的團結，鞏固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亞非國家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我們應當鞏固和發展同他們的團結。有了這兩種力量的團結，我們就不孤立了。至於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裡的人民，並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

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在《天體運行論》一書中，證明地球繞自己的軸旋轉，並和其他行星一起，圍繞著太陽運行，推翻了約兩千年來的地球不動學說。

達爾文（一八○九——一八八二），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進化論的學說，說明了生物的起源、變異和發展的規律。

見《老子·五十八章》。該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八節原標題為“八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由於百科設置標題字數只能在20字以內，錄入者對標題做了改動。——錄入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