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河之爭

仁宗慶曆八年（1048），黃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陽東北）決口，泛濫大名府、恩、冀等州，至乾寧軍（今河北青縣）東北入海，是為北流（原入海處在今山東利津附近）。嘉祐元年（1056），塞商胡決口，修六塔河，引河回故道。功畢，當夜再決。宋史載：河“不能容，是夕複決，溺兵夫，漂芻蒿，不可勝計。水死者數千萬人”。五年，又在大名（今河北大名東）第六埽決為二股河，經舊馬頰河故道，至信陽（今屬山東）東北入海，是為東流（下遊河道在故道北面）。宋人為解決這個問題，嘉祐初對修六塔河即已引發爭議，當時宰相富弼贊同塞商胡北流，導河回故道，大學士歐陽修多次上疏請罷回河之議，指出：“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欲以五十步（二百五十尺）之狹容大河之水”，將是十分危險的。以後又有兩次大的爭議︰（一）神宗熙寧初，一派主張維持北流，沿岸築堤以防河水漫流，下游近海部分河床深闊，並可作為防禦契丹的天然防線；另一派主張塞北流，開二股河以導東流。神宗同意后一派意見，於熙寧二年（1069）封閉北流。同年黃河又在閉口以南向東潰決。至元豐四年（1081），澶州決口，恢復北流，東流淤塞。（二）哲宗時，回河東流之議又起。論者認為北邊以塘濼阻契丹馬足，若聽任黃河流過，便成平地，無險可倚；又河口若北移，南岸將屬遼界，自河而南，地勢平坦，直抵京師，更為危險。反對者則認為塘濼並無軍事價值，地形北高，河道不會北移。爭論數年，至紹聖元年（1094），封閉北流。但元符二年（1099），河決內黃口，依舊北流，東流斷決，回河之爭亦息。

回河之爭的內容看起來很複雜，但其實質就是：讓黃河主流走唐代延續下來的“京東故道”（即東流，宋景祐元年以後稱為“橫隴故道”；宋嘉祐五年以後決為“二股河”），還是走宋慶曆八年（公元 1048 年）以後形成的“商胡大道”（即北流）？這本來是一個很清楚的工程技術問題，只要治河者獨立認真地勘測對比一下新舊河道的河流大勢，問題並不難解決。但是由於當時的治河與北宋社會的政治、經濟、民族矛盾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再加上朝廷內部黨爭的成見，竟使得治河問題變得異常複雜，在整個北宋王朝（主要是仁宗、神宗、哲宗 三朝）一百多年的歷史上，三次用人力強行逼河回歸東流，三次在實踐中遭到慘敗。

公元1048年發生的黃河商胡改道，是黃河歷史上的第三次大改道。在此後的三、四十年間，北宋王朝出於統治需要，曾三次堵口回河東流歸故，但均以失敗而告終。以至於到了北宋末年有人在總結這一時期的治河時發出了“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事者，莫如本朝。而徇眾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於近世”的感嘆。

分析三次回河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原因，也有社會原因。從自然和技術角度看，首先是對改道后新河道的地理、自然狀況認識不清，導致決策一錯再錯。這從歐陽修、司馬光、蘇轍、范百祿等眾多反對回河東流而給皇上的意見條陳中均可看出。在第三次回河時，以蘇轍等人為代表的反對派就舉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的觀點。曾任刑部、吏部侍郎的范百祿在奉命勘察河道后也撰文說：“既開撅井筒（北宋時測量地形水平高下的方法），折量地形水面高下，……皆謂故道難復”。可惜，他們的正確意見難以得到採納。

其次，對河道變遷的規律缺乏正確的認識。商胡改道前的黃河下遊河道大致和隋唐五代時相同，已有近千年的歷史，可以說已到了晚期。河床淤積嚴重，決溢災患不斷。這從北宋以前對河患的歷史記載中就可看出。改道后的黃河，因勢就低，儘管有入海途程較遠，又“橫遏西山之水”等不利因素的存在，但作為新的河道，仍極具生命力。如果能在新河道沿岸加強堤防，象歐陽修所說的那樣，“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而不是強行回河東流，黃河的災害可能要稍輕些，更不至於勞民傷財，三次失敗，加重河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