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之戰

鄂州之戰

徠鄂州之戰是1258年一1259年(蒙古蒙哥汗八年至九年,南宋寶祐六年至開慶元年),在蒙哥攻宋之戰中,忽必烈率蒙古東路軍攻鄂州(今武漢武昌)的作戰。

另一次鄂州之戰是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元軍突破鄂州(今武漢武昌)地區江防,

簡介


南宋的鄂州位於湖北省會武漢的武昌,地處長江中游,扼漢水入口。它在行政區劃上屬荊湖北路領轄,與襄陽、江陵構成了京湖戰區,隔江與淮南西路為鄰,東南壽昌軍(今湖北鄂州)與江南西路興國軍(今湖北陽新)接壤,形勢十分險要。“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荊湖”,而且“荊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早在南宋初年,名將岳飛岳家軍就駐兵此處。可見它的重要軍事地理意義。
鄂州之戰指的是發生於南宋寶祐六年至開慶元年,蒙古蒙哥汗八年至九年(公元1258年~1259年)的蒙哥侵宋之戰中,東路軍統帥忽必烈率領蒙古侵宋軍東路軍進攻鄂州,最後被宋右丞相賈似道擊退的作戰。

背景


南宋寶祐六年,蒙哥汗八年(1258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決定發動全面侵宋戰爭,徹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親征攻四川,宗王塔察兒率東路軍攻荊山(今安徽懷遠西南),以分宋兵力。十一月,由於塔察兒攻宋不利,蒙哥改命其弟、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統領東路軍。蒙哥妄想在踏平川蜀后,與忽必烈的東路軍攻下鄂州會師,直趨南宋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同年十一月,忽必烈自開平(今內蒙古正蘭旗東北閃電河北岸)啟程。
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七月,忽必烈軍至汝南(今屬河南),得知蒙哥死於釣魚城,誤為謠言,遂採取招降與進攻兩手,繼續前進。八月十五日,忽必烈率主力渡過淮河。二十日,破大勝關(今河南羅山南),宋戍兵皆遁。萬戶張柔率軍攻最險要的虎頭關(今湖北麻城東北),先與宋軍戰於沙窩(今河南商城西南),其子張弘彥將宋軍擊敗,繼而破守關宋兵。二十一日,忽必烈至黃陂(今湖北黃陂北),三十日,率軍抵長江北岸。時任南宋沿江制置副使的袁玠是權臣丁大全的黨羽,為政橫徵暴斂,當地百姓無不痛恨。及蒙古軍至,漁人盡獻漁舟濟師,並充作嚮導。九月初一,從攻四川的宗王末哥遣使告蒙哥死訊,請其北歸爭汗位。忽必烈為立戰功,仍率師渡江。

戰役開始


九月初三,忽必烈登上陽邏堡北,俯瞰大江,見江北有武湖,湖東江岸筑陽邏堡,南岸即滸黃川,宋軍以大舟扼江渡,擁兵10萬,戰船2000,陣於江中,水陸陣容嚴整。蒙古軍當即遣軍奪大舟2艘,連夜準備舟楫,欲奪據點陽邏堡,強渡大江。
初四晨,風雨昏暗,諸將以為不可渡江。忽必烈不從,令揚旗伐鼓,分兵三道並進。勇將董文炳率敢死士數十百人沖其前,乘艨艟擊鼓急進,直達南岸,諸軍亦竟相爭渡,宋軍迎戰,三戰皆敗。習水戰的部將張榮實率軍乘輕舟鏖戰於北岸,獲宋大船20艘,俘200人,斬宋將呂文信。水軍萬戶解誠部將朱國寶,率精兵與宋軍戰於中流,凡17戰,奪宋船千餘艘,殺溺宋兵甚眾。宋軍三道皆敗,陽邏堡防線也累遭失敗,蒙古軍遂迅速渡江。董文炳派董文用以輕舟渡江,向忽必烈報捷。忽必烈聞報大喜,傳令全軍進圍鄂州城,同時以一部兵由鄭鼎率領襲江西;另遣兵於湖南接應繞道大理而攻擊宋朝腹地的兀良合台軍。

戰役經過


忽必烈渡江后,駐營於滸黃州,下令”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初六,派人前往招諭鄂城。使者行至東門,宋軍箭如雨下。忽必烈知道宋軍有所準備,於是在初九率軍將鄂州團團圍住。因為蒙哥進攻四川的緣故,樞密使賈似道、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等人率領的大軍都在支援長江上游,鄂州只有都統權州事張勝主事,兵力十分空虛,守備頓時危急起來。
十一日,忽必烈登城東北壓雲亭,立高樓觀察城中軍情,見城中出兵,即遣兵迎戰,俘宋軍2人。后遣將攜宋降人至城下勸降,張勝殺死降人並遣兵出擊,又被擊敗。張勝遂以緩兵之計,佯稱歸附,誘勸蒙古軍東撤。蒙古軍中計後撤,張勝趁機將城周圍民居焚毀,使鄂州城防成為一體。這時宋將高達、邛應從江陵率軍入援。蒙古軍百戶長鞏彥暉迎戰,高達埋下伏兵后假意撤退,一舉擒殺鞏彥暉。鄂州之戰處於相持狀態。
宋理宗一面組織義勇,一面命各制司進兵赴援。二十八日,宋廷詔賈似道節制江西、兩廣人馬,立即援助中流,以增強抵抗蒙軍進攻的能力。
十月,賈似道自漢陽(今湖北漢陽)進入危急的鄂州城內督師,親自指揮鄂州保衛戰。宋理宗也派使者拜賈似道為右丞相。
蒙古軍包圍鄂州后,在城外造起了一座五丈高的瞭望台。忽必烈每日在上面指揮攻城。由於久攻鄂州不克,又聽說宋援軍到來,忽必烈下令抓緊攻城。蒙古軍遂組織敢死隊,由勇將張禧、張弘綱父子率領,自城東南角入戰,高達率諸將力戰,張禧身負重傷而退。忽必烈見狀,對張柔說:“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獵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張柔乃命部將何伯祥造鵝車,掘洞入城,又選勇士登城,經激烈戰鬥后破城東南隅。高達率軍奮力抗擊,並組織人力修城牆,隨破隨修,使蒙古軍不得入。
為防止蒙古軍再穴城而入,賈似道命宋軍沿城牆內壁建造木柵,形成夾城。僅一夜時間,環城木柵全部竣工。忽必烈聽說后,不得不承認賈似道的軍事才幹,感慨地說:“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有些將領就歸罪於士人,說都是士人力勸忽必烈不可殺人,造成鄂城不肯投降之故。忽必烈當即駁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在賈似道的指揮下,南宋各路援軍紛紛奔救鄂州。尤其是呂文德部自重慶沿江而下,在岳州(今湖南嶽陽)擊敗張柔部的攔截后,於十一月初一日遣抵鄂城,使“(城)守愈堅”。
雖然鄂州暫時可保,但是宋朝的軍事形勢仍不容樂觀。繞道雲南的蒙古軍兀良合台嘗試攻擊柳州(今廣西柳州)與靜江府(今廣西桂林)失敗,星夜從小路北上,殺到了宋荊湖南路首府潭州(今湖南長沙)城下。江西一帶也受到蒙古騎兵的騷擾。南方腹地四面開花,這一情況引起了宋廷的極大震驚。監察御史饒應子認為:“今精兵健將咸在閫外,湖南、江西地闊兵稀,雖老臣宿將可以鎮壓,然無兵何以連捍敵之來?當自內托出,不當自外趕入。”於是宋理宗在十一月初一日下詔,命賈似道突圍移司至黃州(今湖北黃岡),在那組織起一道新的防線,以便更好地指揮宋軍全局戰鬥。然而從鄂州突困到黃州,是一條十分危險的道路。呂文德遣部將孫虎臣將精兵七百護送,途中遭遇蒙古軍,幸虧都是老弱殘兵及所掠金帛子女,孫虎臣率軍將其打敗后,賈似道才得以順利地入黃州。賈似道移司成功,鼓舞了兩淮、江西一帶的士氣,“下流之兵始振”。
時間進入冬季。蒙古軍屢屢向鄂州發起強攻,但是疫病、缺糧使圍城部隊減員十之四五;宋軍死傷已經達到一萬三千餘人,鄂州之戰初期的守將張勝也英勇地犧牲在了城頭上。令忽必烈更加擔心的是,妻子察罕寄來書信說忽必烈的汗位將被奪取。
這時賈似道向蒙古派出了使者,忽必烈拒絕了賈似道乞和之請。后忽必烈迫於形勢,答應了賈似道的賣國請求。那麼歷史上究竟有無所謂“鄂州和議”之事,容下文討論。

結果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決定撤軍,從牛頭山出發后,一面聲言趨臨安,留大將拔突兒等帥諸軍繼續圍鄂。一面於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的閏十一月初一,還駐青山磯。第二天,忽必烈在長江岸邊,派張文謙告諭諸將,6天後撤離鄂州;自己率軍北返,開始了爭奪蒙古汗位的鬥爭。
徠南宋方面,鄂州之戰的結束使南宋擺脫了一場近似亡國的危機。作為總指揮的賈似道班師回朝,隻字不提議和的事情,上表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宋理宗親自在臨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彥博故事,郊勞於城外”,“擇日對御賜宴”,讚揚賈似道“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下詔加其少傅、衛國公銜,可謂隆恩浩蕩。賈似道自此走上了南宋末位權臣的道路。參與鄂州之戰的諸位大將也都各有封賞,呂文德兼領夔州路策應使,賜錢百萬;守鄂州的高達升為湖北安撫副使、知江陵府,賜錢五十萬;守潭州的向士壁遷兵部侍郎;劉整升任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
歷史認識
關於賈似道是否曾提出過這麼喪權辱國的議和條件,自宋代以後的歷史文獻都言之鑿鑿,稱賈似道先是準備對蒙古割地賠款,但突然趕上忽必烈撤軍,因此他趁機對宋理宗謊稱大捷,不承認曾經答應過向蒙古承諾過割地賠款之事。後來為了掩飾這段罪行,賈似道還故意扣留蒙古使者郝經,不讓他與宋理宗相見。如《中國史綱要》中就稱:“南宋的權臣賈似道統率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卻暗中向蒙古軍求和,願意向蒙古稱臣納幣,雙方划江為界。”
對這種說法,學者屈超立提出質疑,指出:“鄂州之役時,宋蒙之間曾就議和進行使節接觸,這是沒有疑問的。但蒙古方稱賈似道提出以稱臣和‘割江焉界,且歲奉銀、絹二十萬’的條件退軍,卻是頗值得懷疑的。”並進一步否定有所謂的“鄂州之和”存在,他認這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為攻宋翻舊賬,尋找口實、製造輿論;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元的離間之計,混淆事實,以此製造宋廷內部的混亂;三是蒙古軍全力攻打鄂州卻無功而返,畢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如果將退兵之原因說成是南宋妥協投降,就可以為失利的蒙古軍開脫。
可以試想,假設賈似道真的給蒙古開出了這麼優惠的條件,那麼蒙古在撤軍之後理應遣使過來要求兌現,或者在以後侵宋時也可大肆渲染,但是翻遍史書都不見這種記載。如果說因賈似道隱瞞住了真相,那麼南宋不見記錄情有可原,蒙古方面也無記載就不合情理了。再有,當時賈似道僅僅是宋軍的前敵主帥,還不是後來一手遮天的權臣,割地、賠款、稱臣等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須請示宋理宗。秦檜在權勢熏天時,主持紹興和議依然要靠宋高宗做主;更何況這時的賈似道呢?而且,忽必烈作為一個頗有政治手腕的人,難道會去和無權做主的敵方大臣達成和議嗎?
在此提出一種觀點:真實的歷史情況應是有“鄂州議和”,但無“鄂州和議”。賈似道鑒於雙方力量達到平衡,就遣使勸蒙古退兵。宋朝歷來有議和傳統,賈似道象徵性地提出歲幣只是權宜之計,但所謂的划江、稱臣並不存在,這既是賈似道不敢去做的,也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可能有人疑問:為何賈似道不乘勝追擊呢?這種想法頗有紙上談兵、強古人所難的味道。鄂州之戰只是守城戰,而宋軍在戰役前後一直苦苦支撐,絲毫未曾佔據過上風,防禦尚且困難,追擊野戰恐怕更無勝算。
拋去賈似道執政後期的過錯,他在鄂州之戰中的功勞是不容抹殺的。作為當朝宰相,率軍入援硝煙瀰漫的鄂州城,親臨戰鬥第一線指揮作戰,歷史有幾人能做到?民族英雄文天祥,晚年關押於大都(今北京)時,曾評價賈似道“己未鄂渚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衰也”,客觀地指出了賈似道在鄂州之戰時的勇敢表現。但是,宋廷在鄂州之戰後過分抬高賈似道,令他產生了飄飄然的心態,從此將身上官二代的毛病全部暴露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後世之所以認定賈似道在鄂州有過賣國行為,估計是因為賈似道的名聲太臭。加上賈似道在南宋晚年實施“公田法”、“打演演算法”等改革,觸犯了大批士紳、官僚的既得利益。這些人投降元朝後,寫出的筆記小說中便大用春秋筆法,正人君子高大全,奸佞小人則一無是處,賈似道是典型的奸臣權相,絕不可立功,那就只能賣國了。不過,南宋末年賈似道倒台後,一些有識之士如黃震說:“方賈似道事急之際,嘗約議和。已而往來鄂州與共守戰,嘗獲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議不言而自詭再造之功。”宋元之隙的鄭思肖,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氣節的人士,他也認為賈似道是“殆許歲幣”,而蒙古“以許歲幣為誠語”,“遣郝經入使索其物”。他們都不認為鄂州議和是一種錯誤的乃至投降的行徑,而是賈似道為促成忽必烈退兵、爭取時間的一個權宜之針,同時也批評了他事後向朝廷隱瞞真相和扣留使節的錯換行動,可謂公允。
1274年戰爭始末
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元軍突破鄂州(今武漢武昌)地區江防,擊敗宋軍的渡江進攻戰。
至元十年,元軍攻佔襄陽、樊城(今湖北襄樊)后,元世祖忽必烈命荊湖行省左丞相伯顏率水、步、騎軍20萬,分兵三路攻宋。伯顏居中路,率主力沿漢水南進。次年九月,伯顏軍至郢州(今鍾祥),繞過宋將張世傑部的阻截,南下攻取復州(今仙桃市沔陽)等地。十一月二十三日至蔡甸(今武漢漢陽西),進逼漢陽。時宋命淮西安撫制置使夏貴率戰船萬艘,控扼長江要口;權知漢陽軍王儀守漢陽;權知鄂州張晏然守鄂 州;都統王達守陽邏堡(今武漢東);京湖、四川宣撫使朱祀孫率游擊軍巡江策應。二十五日,伯顏見宋軍戰艦密布,阻遏入江通道,遂採納部將建議,擬過淪河(今府河)由沙蕪口(今武漢漢口東北)入長江。因夏貴已在沙蕪口布兵設防,伯顏便以部分兵力佯攻漢陽,聲言取漢陽渡江,誘夏貴調水軍往援。十二月初四,元軍乘隙佔領漢口,繼派兵一部襲占沙蕪口;並在漢口北鑿開漢水堤壩,引戰艦入淪河,轉沙蕪口入江,將全部兵力屯於江北岸。夏貴見勢急率水軍主力增援陽邏堡,企圖阻止元軍東下。十一日,伯顏督軍進圍陽邏堡,連攻三日未下。十三日晚,命右丞阿裏海牙以一部兵力繼續攻城,牽制宋軍;暗遣平章阿術率騎兵3000,利用雪夜乘船溯江西上40里,至青山磯(今武漢東北長江南岸)對岸停泊,擬從防禦薄弱處乘虛渡江。次日晨,阿術遣前軍強渡至中流,遭宋水軍阻截,死傷300餘;遂親率后軍繼至,擊敗宋都統程鵬飛所率水軍,獲船千餘艘,立即架浮橋,保障大軍渡江。伯顏聞訊,督軍急攻陽邏堡。夏貴聞元軍已渡江,率戰艦300艘東逃,余艦大潰。元軍乘勢拔陽邏堡,王達及守城將士大部戰死。朱孫率部退回江陵(今屬湖北荊沙),鄂州江防至此瓦解。元軍包圍鄂州,焚宋戰艦3000艘,切斷漢陽與鄂州聯繫,兩城遂相繼請降。伯顏留兵4萬駐守鄂州,繼率主力沿江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