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之戰

南宋的鄂州位於湖北省會武漢的武昌，地處長江中游，扼漢水入口。它在行政區劃上屬荊湖北路領轄，與襄陽、江陵構成了京湖戰區，隔江與淮南西路為鄰，東南壽昌軍（今湖北鄂州）與江南西路興國軍（今湖北陽新）接壤，形勢十分險要。“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荊湖”，而且“荊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早在南宋初年，名將岳飛與岳家軍就駐兵此處。可見它的重要軍事地理意義。

鄂州之戰指的是發生於南宋寶祐六年至開慶元年，蒙古蒙哥汗八年至九年（公元1258年～1259年）的蒙哥侵宋之戰中，東路軍統帥忽必烈率領蒙古侵宋軍東路軍進攻鄂州，最後被宋右丞相賈似道擊退的作戰。

南宋寶祐六年，蒙哥汗八年（1258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決定發動全面侵宋戰爭，徹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親征攻四川，宗王塔察兒率東路軍攻荊山（今安徽懷遠西南），以分宋兵力。十一月，由於塔察兒攻宋不利，蒙哥改命其弟、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統領東路軍。蒙哥妄想在踏平川蜀后，與忽必烈的東路軍攻下鄂州會師，直趨南宋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同年十一月，忽必烈自開平（今內蒙古正蘭旗東北閃電河北岸）啟程。

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七月，忽必烈軍至汝南（今屬河南），得知蒙哥死於釣魚城，誤為謠言，遂採取招降與進攻兩手，繼續前進。八月十五日，忽必烈率主力渡過淮河。二十日，破大勝關（今河南羅山南），宋戍兵皆遁。萬戶張柔率軍攻最險要的虎頭關（今湖北麻城東北），先與宋軍戰於沙窩（今河南商城西南），其子張弘彥將宋軍擊敗，繼而破守關宋兵。二十一日，忽必烈至黃陂（今湖北黃陂北），三十日，率軍抵長江北岸。時任南宋沿江制置副使的袁玠是權臣丁大全的黨羽，為政橫徵暴斂，當地百姓無不痛恨。及蒙古軍至，漁人盡獻漁舟濟師，並充作嚮導。九月初一，從攻四川的宗王末哥遣使告蒙哥死訊，請其北歸爭汗位。忽必烈為立戰功，仍率師渡江。

九月初三，忽必烈登上陽邏堡北，俯瞰大江，見江北有武湖，湖東江岸筑陽邏堡，南岸即滸黃川，宋軍以大舟扼江渡，擁兵10萬，戰船2000，陣於江中，水陸陣容嚴整。蒙古軍當即遣軍奪大舟2艘，連夜準備舟楫，欲奪據點陽邏堡，強渡大江。

初四晨，風雨昏暗，諸將以為不可渡江。忽必烈不從，令揚旗伐鼓，分兵三道並進。勇將董文炳率敢死士數十百人沖其前，乘艨艟擊鼓急進，直達南岸，諸軍亦竟相爭渡，宋軍迎戰，三戰皆敗。習水戰的部將張榮實率軍乘輕舟鏖戰於北岸，獲宋大船20艘，俘200人，斬宋將呂文信。水軍萬戶解誠部將朱國寶，率精兵與宋軍戰於中流，凡17戰，奪宋船千餘艘，殺溺宋兵甚眾。宋軍三道皆敗，陽邏堡防線也累遭失敗，蒙古軍遂迅速渡江。董文炳派董文用以輕舟渡江，向忽必烈報捷。忽必烈聞報大喜，傳令全軍進圍鄂州城，同時以一部兵由鄭鼎率領襲江西；另遣兵於湖南接應繞道大理而攻擊宋朝腹地的兀良合台軍。

忽必烈渡江后，駐營於滸黃州，下令”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初六，派人前往招諭鄂城。使者行至東門，宋軍箭如雨下。忽必烈知道宋軍有所準備，於是在初九率軍將鄂州團團圍住。因為蒙哥進攻四川的緣故，樞密使賈似道、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等人率領的大軍都在支援長江上游，鄂州只有都統權州事張勝主事，兵力十分空虛，守備頓時危急起來。

十一日，忽必烈登城東北壓雲亭，立高樓觀察城中軍情，見城中出兵，即遣兵迎戰，俘宋軍2人。后遣將攜宋降人至城下勸降，張勝殺死降人並遣兵出擊，又被擊敗。張勝遂以緩兵之計，佯稱歸附，誘勸蒙古軍東撤。蒙古軍中計後撤，張勝趁機將城周圍民居焚毀，使鄂州城防成為一體。這時宋將高達、邛應從江陵率軍入援。蒙古軍百戶長鞏彥暉迎戰，高達埋下伏兵后假意撤退，一舉擒殺鞏彥暉。鄂州之戰處於相持狀態。

宋理宗一面組織義勇，一面命各制司進兵赴援。二十八日，宋廷詔賈似道節制江西、兩廣人馬，立即援助中流，以增強抵抗蒙軍進攻的能力。

十月，賈似道自漢陽（今湖北漢陽）進入危急的鄂州城內督師，親自指揮鄂州保衛戰。宋理宗也派使者拜賈似道為右丞相。

蒙古軍包圍鄂州后，在城外造起了一座五丈高的瞭望台。忽必烈每日在上面指揮攻城。由於久攻鄂州不克，又聽說宋援軍到來，忽必烈下令抓緊攻城。蒙古軍遂組織敢死隊，由勇將張禧、張弘綱父子率領，自城東南角入戰，高達率諸將力戰，張禧身負重傷而退。忽必烈見狀，對張柔說：“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獵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張柔乃命部將何伯祥造鵝車，掘洞入城，又選勇士登城，經激烈戰鬥后破城東南隅。高達率軍奮力抗擊，並組織人力修城牆，隨破隨修，使蒙古軍不得入。

為防止蒙古軍再穴城而入，賈似道命宋軍沿城牆內壁建造木柵，形成夾城。僅一夜時間，環城木柵全部竣工。忽必烈聽說后，不得不承認賈似道的軍事才幹，感慨地說：“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有些將領就歸罪於士人，說都是士人力勸忽必烈不可殺人，造成鄂城不肯投降之故。忽必烈當即駁斥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在賈似道的指揮下，南宋各路援軍紛紛奔救鄂州。尤其是呂文德部自重慶沿江而下，在岳州（今湖南嶽陽）擊敗張柔部的攔截后，於十一月初一日遣抵鄂城，使“（城）守愈堅”。

雖然鄂州暫時可保，但是宋朝的軍事形勢仍不容樂觀。繞道雲南的蒙古軍兀良合台嘗試攻擊柳州（今廣西柳州）與靜江府（今廣西桂林）失敗，星夜從小路北上，殺到了宋荊湖南路首府潭州（今湖南長沙）城下。江西一帶也受到蒙古騎兵的騷擾。南方腹地四面開花，這一情況引起了宋廷的極大震驚。監察御史饒應子認為：“今精兵健將咸在閫外，湖南、江西地闊兵稀，雖老臣宿將可以鎮壓，然無兵何以連捍敵之來？當自內托出，不當自外趕入。”於是宋理宗在十一月初一日下詔，命賈似道突圍移司至黃州（今湖北黃岡），在那組織起一道新的防線，以便更好地指揮宋軍全局戰鬥。然而從鄂州突困到黃州，是一條十分危險的道路。呂文德遣部將孫虎臣將精兵七百護送，途中遭遇蒙古軍，幸虧都是老弱殘兵及所掠金帛子女，孫虎臣率軍將其打敗后，賈似道才得以順利地入黃州。賈似道移司成功，鼓舞了兩淮、江西一帶的士氣，“下流之兵始振”。

時間進入冬季。蒙古軍屢屢向鄂州發起強攻，但是疫病、缺糧使圍城部隊減員十之四五；宋軍死傷已經達到一萬三千餘人，鄂州之戰初期的守將張勝也英勇地犧牲在了城頭上。令忽必烈更加擔心的是，妻子察罕寄來書信說忽必烈的汗位將被奪取。

這時賈似道向蒙古派出了使者，忽必烈拒絕了賈似道乞和之請。后忽必烈迫於形勢，答應了賈似道的賣國請求。那麼歷史上究竟有無所謂“鄂州和議”之事，容下文討論。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決定撤軍，從牛頭山出發后，一面聲言趨臨安，留大將拔突兒等帥諸軍繼續圍鄂。一面於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的閏十一月初一，還駐青山磯。第二天，忽必烈在長江岸邊，派張文謙告諭諸將，6天後撤離鄂州；自己率軍北返，開始了爭奪蒙古汗位的鬥爭。

徠南宋方面，鄂州之戰的結束使南宋擺脫了一場近似亡國的危機。作為總指揮的賈似道班師回朝，隻字不提議和的事情，上表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宋理宗親自在臨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彥博故事，郊勞於城外”，“擇日對御賜宴”，讚揚賈似道“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下詔加其少傅、衛國公銜，可謂隆恩浩蕩。賈似道自此走上了南宋末位權臣的道路。參與鄂州之戰的諸位大將也都各有封賞，呂文德兼領夔州路策應使，賜錢百萬；守鄂州的高達升為湖北安撫副使、知江陵府，賜錢五十萬；守潭州的向士壁遷兵部侍郎；劉整升任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

歷史認識

關於賈似道是否曾提出過這麼喪權辱國的議和條件，自宋代以後的歷史文獻都言之鑿鑿，稱賈似道先是準備對蒙古割地賠款，但突然趕上忽必烈撤軍，因此他趁機對宋理宗謊稱大捷，不承認曾經答應過向蒙古承諾過割地賠款之事。後來為了掩飾這段罪行，賈似道還故意扣留蒙古使者郝經，不讓他與宋理宗相見。如《中國史綱要》中就稱：“南宋的權臣賈似道統率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卻暗中向蒙古軍求和，願意向蒙古稱臣納幣，雙方划江為界。”

對這種說法，學者屈超立提出質疑，指出：“鄂州之役時，宋蒙之間曾就議和進行使節接觸，這是沒有疑問的。但蒙古方稱賈似道提出以稱臣和‘割江焉界，且歲奉銀、絹二十萬’的條件退軍，卻是頗值得懷疑的。”並進一步否定有所謂的“鄂州之和”存在，他認這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為攻宋翻舊賬，尋找口實、製造輿論；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元的離間之計，混淆事實，以此製造宋廷內部的混亂；三是蒙古軍全力攻打鄂州卻無功而返，畢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如果將退兵之原因說成是南宋妥協投降，就可以為失利的蒙古軍開脫。

可以試想，假設賈似道真的給蒙古開出了這麼優惠的條件，那麼蒙古在撤軍之後理應遣使過來要求兌現，或者在以後侵宋時也可大肆渲染，但是翻遍史書都不見這種記載。如果說因賈似道隱瞞住了真相，那麼南宋不見記錄情有可原，蒙古方面也無記載就不合情理了。再有，當時賈似道僅僅是宋軍的前敵主帥，還不是後來一手遮天的權臣，割地、賠款、稱臣等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須請示宋理宗。秦檜在權勢熏天時，主持紹興和議依然要靠宋高宗做主；更何況這時的賈似道呢？而且，忽必烈作為一個頗有政治手腕的人，難道會去和無權做主的敵方大臣達成和議嗎？

在此提出一種觀點：真實的歷史情況應是有“鄂州議和”，但無“鄂州和議”。賈似道鑒於雙方力量達到平衡，就遣使勸蒙古退兵。宋朝歷來有議和傳統，賈似道象徵性地提出歲幣只是權宜之計，但所謂的划江、稱臣並不存在，這既是賈似道不敢去做的，也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可能有人疑問：為何賈似道不乘勝追擊呢？這種想法頗有紙上談兵、強古人所難的味道。鄂州之戰只是守城戰，而宋軍在戰役前後一直苦苦支撐，絲毫未曾佔據過上風，防禦尚且困難，追擊野戰恐怕更無勝算。

拋去賈似道執政後期的過錯，他在鄂州之戰中的功勞是不容抹殺的。作為當朝宰相，率軍入援硝煙瀰漫的鄂州城，親臨戰鬥第一線指揮作戰，歷史有幾人能做到？民族英雄文天祥，晚年關押於大都（今北京）時，曾評價賈似道“己未鄂渚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衰也”，客觀地指出了賈似道在鄂州之戰時的勇敢表現。但是，宋廷在鄂州之戰後過分抬高賈似道，令他產生了飄飄然的心態，從此將身上官二代的毛病全部暴露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後世之所以認定賈似道在鄂州有過賣國行為，估計是因為賈似道的名聲太臭。加上賈似道在南宋晚年實施“公田法”、“打演演算法”等改革，觸犯了大批士紳、官僚的既得利益。這些人投降元朝後，寫出的筆記小說中便大用春秋筆法，正人君子高大全，奸佞小人則一無是處，賈似道是典型的奸臣權相，絕不可立功，那就只能賣國了。不過，南宋末年賈似道倒台後，一些有識之士如黃震說：“方賈似道事急之際，嘗約議和。已而往來鄂州與共守戰，嘗獲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議不言而自詭再造之功。”宋元之隙的鄭思肖，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氣節的人士，他也認為賈似道是“殆許歲幣”，而蒙古“以許歲幣為誠語”，“遣郝經入使索其物”。他們都不認為鄂州議和是一種錯誤的乃至投降的行徑，而是賈似道為促成忽必烈退兵、爭取時間的一個權宜之針，同時也批評了他事後向朝廷隱瞞真相和扣留使節的錯換行動，可謂公允。

1274年戰爭始末

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元軍突破鄂州(今武漢武昌)地區江防，擊敗宋軍的渡江進攻戰。

至元十年,元軍攻佔襄陽、樊城(今湖北襄樊)后,元世祖忽必烈命荊湖行省左丞相伯顏率水、步、騎軍20萬，分兵三路攻宋。伯顏居中路，率主力沿漢水南進。次年九月,伯顏軍至郢州(今鍾祥),繞過宋將張世傑部的阻截，南下攻取復州(今仙桃市沔陽)等地。十一月二十三日至蔡甸(今武漢漢陽西)，進逼漢陽。時宋命淮西安撫制置使夏貴率戰船萬艘，控扼長江要口；權知漢陽軍王儀守漢陽；權知鄂州張晏然守鄂 州；都統王達守陽邏堡(今武漢東)；京湖、四川宣撫使朱祀孫率游擊軍巡江策應。二十五日，伯顏見宋軍戰艦密布，阻遏入江通道，遂採納部將建議，擬過淪河(今府河)由沙蕪口(今武漢漢口東北)入長江。因夏貴已在沙蕪口布兵設防,伯顏便以部分兵力佯攻漢陽,聲言取漢陽渡江，誘夏貴調水軍往援。十二月初四，元軍乘隙佔領漢口，繼派兵一部襲占沙蕪口；並在漢口北鑿開漢水堤壩，引戰艦入淪河，轉沙蕪口入江，將全部兵力屯於江北岸。夏貴見勢急率水軍主力增援陽邏堡，企圖阻止元軍東下。十一日，伯顏督軍進圍陽邏堡，連攻三日未下。十三日晚，命右丞阿裏海牙以一部兵力繼續攻城，牽制宋軍；暗遣平章阿術率騎兵3000，利用雪夜乘船溯江西上40里，至青山磯(今武漢東北長江南岸)對岸停泊，擬從防禦薄弱處乘虛渡江。次日晨，阿術遣前軍強渡至中流，遭宋水軍阻截，死傷300餘；遂親率后軍繼至，擊敗宋都統程鵬飛所率水軍，獲船千餘艘，立即架浮橋，保障大軍渡江。伯顏聞訊,督軍急攻陽邏堡。夏貴聞元軍已渡江,率戰艦300艘東逃,余艦大潰。元軍乘勢拔陽邏堡，王達及守城將士大部戰死。朱孫率部退回江陵(今屬湖北荊沙)，鄂州江防至此瓦解。元軍包圍鄂州，焚宋戰艦3000艘,切斷漢陽與鄂州聯繫,兩城遂相繼請降。伯顏留兵4萬駐守鄂州，繼率主力沿江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