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詞派

詞起於唐，盛於宋，而衰於元明；到了清代，詞的創作和研究又重新活躍起來，詞家輩出，詞作繁富，詞壇上出現了不同的流派，詞論上主張各異，創作上風貌紛呈，加上大量地整理編印詞集、詞選、詞話，一時景象繁榮，蔚成大觀，被人們稱為詞的中興時期。在清初諸詞派中，浙西詞派是當時和後來影響都很大的一個重要詞派。

浙西詞派是因其開創者朱彝尊及其主要成員大都是浙西人而得名。朱彝尊，字錫鬯（chàng暢），號竹坨（chá茶），又號金風亭長；秀水（今浙江嘉興）人。精通經學考據，工詩能文，詩與王士禎為南北兩大宗，尤擅長詞；其《曝書亭集》中，收有詞集《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茶煙閣體物集》、《蕃錦集》等四種，計七卷，凡五百餘首；加上拾遺和補輯的詞，共有六百多首；有清諸詞家中，除陽羨派詞人陳維崧外，詞作之富很少有人與之匹敵。朱彝尊的同里詞人還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龔翔麟等，他們同氣相求，互相唱和，與朱彝尊合稱為浙西六家；龔翔麟曾將各家詞作合刻為《浙西六家詞》。

浙西詞派以浙西詞人為主，同時也包括創作傾向與之相同的他籍詞人，如同時稍晚的桐鄉（今安徽桐城北）人汪森、華亭（今上海松江縣）人錢芳標、仁和（今杭州）人丁澎等，雖不是浙西人，但在論詞觀點和創作特色上和浙西詞人同承一脈。因而也極力推波助瀾。正如朱彝尊在《魚計庄詞序》中所指出的那樣：“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為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耳。”

明末清初，民族、階級矛盾異常尖銳。江南是抗清反清的重要基地。雲間詞派(今上海松江)率先出現在明末詞壇上。陳子龍、夏完淳等愛國詞風影響了嘉興詞人。1645年，清兵攻入嘉興，大肆屠殺。嘉興人民遭受一場浩劫。文人們也難逃厄運，遭受種種波折。家國之恨凝結於胸。清初嚴酷的文網不允許人們發表一點不滿。於是，詞這一特殊的詩歌形式便成為他們抒發心中不滿的工具。正如朱彝尊所言："蓋時至而風會使然。"(《水村琴趣序》)

詞盛於兩宋，衰於元明。元明以後以曲聞名。詞人大多以作曲方式作詞，詞作還是不少的，但使詞曲合流，失去詞之特色。朱彝尊批評元明詞壇一是充塞內容無聊或綺靡污穢之作："宣、政而後，士大夫爭為狀壽之詞，聯篇累腰，殊無意味"，"陳言污語，俗氣熏入骨髓"。二是違背詞之特色："強作解事，均與樂章未諧"，"間有硬語"，"排之以硬語，每與調乖；竄之以新腔，難與譜合"(以上見《詞綜·發凡》及《水村琴趣序》)。浙西詞派創始者提倡恢複詞的特色，得到眾人響應。

嘉興本是文化之邦，有悠久的吳楚民歌的歷史。吳山越水的旖旋風光和甜美柔軟的吳音鄉語，與詞體十分相宜。宋以後，詞就在嘉興土地上良好地生長著。清初，一批在詞壇上有影響的文人大力提倡，互相倡和，切磋觀摩研討，形成一種良好的氛圍，使詞得以迅速發展。

浙西詞派是清代重要詞派。其創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都是浙江人，故稱之。該詞派其他主要作家還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登岸、龔翔麟。

他們崇尚姜夔、張炎，標榜醇雅、清空，以婉約為正宗，貶低豪放詞派，認為詞“宜用於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因此在創作中忽視詞的內容，注重詞的格律精巧，辭句工麗，及孤僻典故，藝術上追求“幽新”風格。由此形象有些破碎，內含晦澀。但也有一些清清新之作。

浙西詞派的最早倡導者為曹溶和朱彝尊。朱彝尊曾回憶和曹溶一起探討詞的經過："余壯日從先生南遊嶺表，西北至雲中，酒闌燈施，往往以小令、慢詞更迭唱和。有井水處，輒為銀箏、檀板所歌。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雅，斥淫畦，極其能事，則亦足以宣昭六義，鼓吹母音。往者明三百招，詞學失傳，先生搜輯遺集，余曾表而出之。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舂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於此。"(《靜惕堂詞序》)

朱彝尊還和同鄉詞人汪森、二李、柯祟朴、曹爾堪等人以及當時全國聞名的陳維攝、納蘭性德、龔翔膀等大量詞人切磋探討。38歲時(1672)與汪森、周篔、柯祟朴等開始編《詞綜》，瀏覽宋元詞集幾百家，花了6年時間，於康熙十七年(1678)編成。按醇雅標準選了從唐至元的詞人600餘家有2200餘首詞。在這一過程中，曾得到全國各地詞人的大力協助。它的影響遠遠超出浙西，直至全國。

康熙十一年(1672)，朱彝尊與陳維崧的詞合刻成《朱陳村詞》，"流傳至禁中，蒙賜問，人以為榮"(《清史·文苑傳》)。康熙十八年(1679)，錢塘龔翔麟將朱彝尊的《江湖載酒集》、李良年的《秋錦山房詞》、李符的《末邊詞》、沈埠日的《茶星閣詞》、沈岸登的《黑蝶齋詞》以及自己的《紅藕庄詞》合刻於金陵，名《浙西六家詞》。陳維崧為之作序。浙西詞派由此而名。信奉浙西詞派主張的詞人不計其數。清代康、雍、乾時，浙西詞派風靡一時(前期以嘉興詞人居多，後期以杭州詞人居多)。前期除六家外，尚有彭孫通、汪森、柯祟朴、曹爾堪、周篔、王雄、沈進等大量的本市詞人以及外地詞人。

後期浙西詞派重要詞人有厲鶚(1692-1752，錢塘人)、王昶(雍、乾時青浦人)、吳錫麒(1746-1818，錢塘人)、郭麐(清前期吳江人)、許昂霄(康、雍時海寧人)、吳衡照(乾、道時海寧人)、項鴻柞(嘉、道時錢塘人)以及黃型清、馮登府、杜文瀾、張鳴珂等大量詞人。浙西詞派的開創者朱彝尊去世不久，乾隆年間錢塘（今杭州）人厲鶚，崛起於詞壇，承襲了浙西詞派的主張，並有所修正和發展，尊周邦彥、姜白石，擅南宋諸家之勝，成為清中葉浙西詞派的中堅人物，使得浙派之勢益盛。厲鶚之後，雖仍有詞人承其餘緒，然而日漸衰頹，勢如強弩之末。到了嘉慶年間，武進（今江蘇常州）人張惠言創常州詞派，以《風》、《騷》之旨相號召，主張詞以比興為重，強調要有寄託，重視作品內容，成一時風尚，遂奪浙派之席。乾隆后，常州詞派興起，浙西詞派遂成衰勢，但其影響一直至後世。如古人所言："被浙西之詞，不過一人唱之，三四人和之，以浸淫遍及大江南北。"

朱彝尊開浙西詞派之宗風，在詞論方面，也數他最有建樹。他論詞的基本觀點首先是標榜南宋，推崇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張炎（字叔夏，號玉田）。在《詞綜·發凡》中，他說：“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為傑出。”並在自己詞作《解佩令·自題詞集》中直接聲明：“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此外還在《靜志居詩話》中說：“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舂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於此。”基於這一基本觀點，所以他對“學姜氏而得其神明者”（《黑蝶齋詞序》）的沈岸登的詞，最為推許。

浙西詞派之所以標舉姜、張，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姜、張詞風醇雅，風格清空。因此，尚醇雅、主清空，乃是浙西詞派理論的核心。朱彝尊在《樂府雅詞跋》中明確主張：“詞以雅為尚。”認為“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雅，斥淫哇，極其能事，則亦足以宣昭六義，鼓吹母音”（《靜志居詩話》）；“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陳緯雲紅鹽詞序》）。至於清空，其源原出於張炎的《詞源》，張炎論作詞原則，提倡“雅正”，強調協律、清空。清空者，清麗空靈之謂也。

為了在理論上配合宣傳張揚，朱彝尊還以自己的論詞觀點為標準，選編了唐、五代、宋、金、元五百餘家詞為《詞綜》（朱原編為二十六卷，後來汪森又增補了十卷，共收六百餘家，二千二百多首詞），藉以推衍其理論主張。《詞綜》是一部重要詞選，流傳廣泛，影響深遠；此書一出，浙派宗風愈熾。浙西詞派的詞學主張在百餘年中也有所發展變化。前期，朱彝尊、汪森等人在一些序跋中有過理論闡述。後期，主要的詞論著作有海寧許昂霄的《詞綜偶評》(以評點《詞綜》所選詞為主，闡述主張)、吳江郭麐的《靈芬館詞話》、海寧吳衡照的《蓮子居詞話》等，理論闡述較多。綜括起來，浙西詞論有以下幾點：

第一，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詞風，批評元、明詞風。針對明代詞的弊病，適合清初時代需要。他們提倡以南宋姜張詞風為圭皋，學習他們的清空、醇雅，以適宜表達家國之恨的幽情暗緒。朱彝尊認為"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汪森認為南宋姜夔詞"句琢字煉，歸於醇雅"(《詞綜序》)。

第二，為詞尊體，提高詞的地位。詞歷來為詩餘。浙西派詞人將它當作寄託家國之恨的工具。朱彝尊認為："詞雖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為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於聲。其辭益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於時者所宜寄情焉耳"。(《紅鹽詞序》)

第三，藝術上提倡詞要有自己的特色，符合詞體。浙西派詞論主張詞別是一家，無論前、後期的浙西派詞論家都標舉神韻、清空、淡遠、清麗的標準。他們選編《詞綜》也好，自己的創作也好，大多體現出這種特色。就是將感情化作清麗淡遠的意象，用清新別緻的語言含蓄蘊藉地表達出來。用朱彝尊的話來說是"空中傳恨"。厲鶚則將此種詞比作淡雅悠遠的南宗畫。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chá），晚號小長蘆釣魚師，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康熙十八年應博學鴻詞試，出仕清廷。博通經史，工詩詞古文，尤長於詞，有《江湖載酒集》等詞集4種（註：朱彝尊詩詞文輯入其《曝書亭集》。他又有《明詩綜》，《清史稿》卷四九一本傳稱“或因人錄詩，或因詩存人，銓次為最當。”），是浙西詞派開創者，與李良年、李符、沈皡日、沈岸登、龔翔麟號為“浙西六家”，和陳維崧並稱“朱陳”，執掌詞壇牛耳，開創清詞新格局。他推尊詞體，崇尚醇雅，宗法南宋，以姜、張為圭臬，自述“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題詞集》），還與汪森輯錄《詞綜》，推衍詞學宗趣和主張。他在清朝步入盛世時，提出詞的功能“宜於宴嬉逸樂，以歌詠太平”（《紫雲詞序》），投合文人學子由悲涼意緒轉入安於逸樂的心態，也適應統治者歌頌昇平的需要，故天下向風，席捲南北。

朱彝尊詞集里“宴嬉逸樂”的歡愉之辭，有《靜志居琴趣》寫男女愛情，《茶煙閣體物集》和《蕃錦集》的詠物集句。其中情詞為世稱頌，獨具風韻，如《高陽台》“橋影流虹”，《無悶·雨夜》“密雨垂絲”，《城頭月》“別離偏比相逢易”，《鵲橋仙·十一月八日》等，感情真摯，圓轉流美。《桂殿秋》描寫心心相印的男女愛情，含蓄不露，情致深婉，是情詞的佳作：

思往事，渡江干。青娥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

因他身逢易代，故國滄桑，也提出詞中十之一“言愁苦者”，要“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織進時代的悲哀與亡國的感慨，將磊落不平之氣和弔古傷今之情，化為歌兒檀板。所以《江湖載酒集》中的詞作，時見憤激，哀婉沉鬱，如《長亭怨慢·雁》、《風蝶令·石城懷古》、《百字令·度居庸關》、《金明池·燕台懷古和申隨叔翰林》等。《賣花聲·雨花台》撫今追昔，感慨物是人非，寫得視野開闊，精警有力，最能體現他的才情和風格：

衰柳白門灣，潮打城還。小長干接大長干，歌板酒旗零落盡，剩有漁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壇。更無人處一憑欄。燕子斜陽來又去，如此江山。

句琢字煉，清醇高雅。浙西派在其影響下，標舉清空醇雅風格，蘊藉空靈，無輕薄浮穢之弊，也不落濃艷媚俗。即使艷情詠物，也力除陳詞濫調，獨具機抒，音律和諧。但他重在字句聲律上用功夫，限制了創造的天地，也給浙西派帶來堆填弄巧的風氣。

浙西詞派的詞論主張，在當時有一定現實意義。它是企圖匡正明代詞壇俚俗粗陋之流弊，以醇雅清空來洗除纖靡淫哇之頹風。出發點有積極性，也收到了一定的客觀效果；不但在當時有號召力，而且對於整個清代詞壇影響甚大。但他們標榜醇雅清空，僅在詞的格律、技巧上下功夫，而沒有把目光投向活生生的豐富複雜的社會生活，對作品的內容方面重視不夠，題材不廣，開掘不深，寄興不高，走的仍是一條格律詞派的老路——這是一條愈走愈窄的通幽曲徑，沒有寬廣光明的前途。這正是浙西詞派的局限所在，也是他們最終沒有能夠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浙西派詞論的缺陷在於過分強調了"空中"寄情。其創始者有國破家亡的親身經歷，於詞中隱隱寄託這種情感；其後繼者們缺乏這種情感，就只能在"句琢字煉"上下功夫了。朱彝尊有時為了強調詞之體色，又認為"詞則宜於宴嬉逸樂，以歌吟太平"。這也給後世以不好的影響。

但總的說來，浙西詞派的出現是適應了清初反映現實的需要，隨著清初社會矛盾的尖銳，逐漸發展壯大，又隨著清王朝的鞏固繁榮而衰落。至乾隆年間，浙西詞派中出現了"三蔽"(淫詞、游詞、鄙詞)，於是常州詞派出而代之。隨著近代社會的變化，浙西詞派後起者如杜文瀾、張鳴珂等人詞風也有了轉變。而且，常州詞派也吸收了浙西詞派尊詞體、重寄託等理論及創作經驗。